湯顯祖與明清文學探賾

第一節 獨創 翔實 謹嚴 新穎——評齊裕焜主編《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

　　1930年《中國小說史略》（下稱《史略》）再版時，魯迅在《題記》中說：“大器晚成，瓦釜以久，雖延年命，亦悲荒涼，校訖黯然，誠望傑構於來哲也。”無疑，《史略》為中國小說研究開疆奠基，一舉而定全局，厥功甚偉。但繼此而進行更細致的探討，則有待於後賢。

　　令人欣喜的是，後代學者沒有辜負魯迅先生的期望，不斷進行新的探索，並取得豐碩的成果。1990年由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齊裕焜主編的《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以下稱《演變史》。另二位編寫者是研究生包紹明、陳惠琴），吳小如先生撰序作了充分的肯定。該書洋洋四十四萬言，對魯迅的鴻著，既有繼承，更有突破，完善、修正、充實、發展了魯迅的論述，加之體例獨創、內容翔實、結構謹嚴、觀點新穎，既總結了曆史經驗，又探究了演變規律，可說創建了小說史的新體係。

　　首先，《演變史》的特點之一是從體例上突破了《中國小說史略》的框架，變按曆史順序分階段評析而采取分類編寫的方法。即以誌怪傳奇、白話短篇、曆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人情、諷刺、公案俠義八類小說按時間先後分章敘述，既照顧到時代背景和政治、經濟諸因素對小說的影響，又重視小說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使各種類型的小說在曆史發展中自成起迄，各個時期的社會與小說風貌前後貫穿。各章之間均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全書合則為全部小說的演進史，分則為各類小說的演變史。從而主幹突出，脈絡貫通，從結構框架上勾勒出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基本內涵和外部輪廓。

　　中國古代的小說觀念和西方不同，它經曆了一個由不斷演變而臻於確定的過程，觀念從實踐的現象中形成。因而，中國古代的小說觀念反映出中國古代小說的實踐發展狀況。隨著對小說觀念認識的深化，形成對中國小說審美分析和藝術規律探討的深化。從小說觀念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小說審美素質及潛能被認識和發掘的曆史進程。《演變史》以“演變”為核心，從文言小說到白話小說，從短篇的誌怪傳奇到長篇的講史話本，從表現帝王將相改朝換代的軍事鬥爭到市井小民飲食起居的日常生活，無一不細致地分析了各種小說“演變”的前因後果，不僅讓讀者看清楚時間上的發展順序，而且明瞭各類小說之所以崛起、發展和衰微，自有其特定的社會原因，並且也是小說自身不斷發展演變，小說觀念不斷更新深化的必然結果。

　　如果仍然按曆史順序分朝代研究小說的傳統框架，小說內部的這種演變規律就無法揭示。誠如孫紹振先生在讀《演變史》的《大膽且具有新意的嚐試》一文中所指出的：“由於小說的發展常常是超越作為曆史階段標誌的王朝興衰的，與王朝興衰相伴隨的各個曆史階段往往把小說的發展脈絡隔斷了。小說是一個複雜的概念，有很多的體裁，按曆史年代分階段敘述容易使得不同的體裁之間的不同特點被忽略”。（1991年5月11日香港《新晚報》）拿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來講，它對明代嘉靖、萬曆年間的《金瓶梅》有所繼承又有所否定，而清代乾隆年間問世的《紅樓夢》對才子佳人小說也有所借鑒又有所揚棄，經過這樣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紅樓夢》就吸收了兩者的優點，以更高級的形態出現在古代小說史上。但按以往的小說史寫法，這些內容勢必分歸於明、清兩代，三、四個章節中，則一時很難說清楚《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說和《紅樓夢》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現在因都歸入“人情小說”一章裏敘述，這其中的演變規律就一目了然了。自然，當我們高度評價《紅樓夢》的時候，便不會忽視《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說在人情小說發展史上的曆史作用了。

　　其次，除了體例獨創外，《演變史》在內容上比《史略》更豐富翔實，在對一些重要問題和作家作品的論述上也更精到更準確。

　　我國古代小說從產生到發展，都與廣大人民的生活、思想有著密切的聯係，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代表性的環境描寫，塑造了多種多樣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現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由於悠久的曆史和豐富的生活為它提供充足的營養，因而，各個時期所產生的作品，往往有內容形式不同、時代色調各異的特點。尤其是古代小說發展到了明清二代可謂盛極，數以千計的說部組成了延綿不絕的層峰疊巒。可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它們奇異風光的領略，卻隻限於幾部名著，許許多多引人入勝的峰巒，尚未有人攀登。《演變史》對於爭奇鬥豔、各放異彩的我國古代小說遺產，能順其發展脈絡，探索其成就規律，特別是對《閱微草堂筆記》、《隋唐演義》、《檮杌閑評》、《樵史通俗演義》、《水滸後傳》、《後水滸傳》、《楊家府演義》、《說嶽全傳》、《後西遊記》、《女仙外史》、《綠野仙蹤》、《醒世姻緣傳》、《歧路燈》、《玉嬌梨》、《好逑傳》、《鏡花緣》等仍在群眾中廣泛流傳，而一般文學史、小說史又較少提及的明清小說，也作了較細致的評論，冀能使讀者對中國古代小說的麵貌有一個係統的了解。

　　《演變史》的學術價值並不僅僅在於其內容的豐富，所論列各類小說涉及麵的廣泛，而在於對每類小說發展中帶規律性問題探討的翔實。齊裕焜主張加強古代小說的分類研究，認為這樣既可以比較同類作品的高下，又可以發現其演變過程，還可以弄清各類作品之間的相互影響。曆史演義和英雄傳奇同屬曆史小說範疇，兩者既有共同點，又有區別，要把兩類小說明確分類是有難度的。但《演變史》努力作了嚐試，從四個方麵分析兩類小說的區別和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把同一題材的小說歸在一章敘述，寫朝代的放在“曆史演義”一章，寫個人或家族的放在“英雄傳奇”一章。這樣，列國誌係統、隋唐係統的曆史小說，明末清初的時事小說便順理成章歸入曆史演義小說；《楊家府演義》、《說嶽全傳》等民族英雄傳記小說，以帝王發跡變泰為題材的小說（如《飛龍全傳》）便歸於英雄傳奇小說。可見，《演變史》對曆史演義和英雄傳奇小說的界說對於推進這兩類小說的比較研究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再次，中國古代小說眾體鹹備，如何分類確實是研究者一直感到棘手的問題。《演變史》把中國古代小說分為文言（誌怪傳奇）、白話（短篇、長篇）兩大類，長篇小說又分曆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人情、諷刺和公案俠義六類。每一類小說都原始地追索其由來和發展，解剖其興旺發達乃至衰微的全過程，可謂結構謹嚴、線索明晰。用清人李漁的話來說，就是“立主腦”、“密針線”（《閑情偶寄》）。

　　《演變史》將宏觀論述與微觀剖析結合起來，對於名家名作和各種流派，則不止有曆史的道德的評判，更有審美的現實的關照。如對於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既是獨立發展而又關係密切的公案與俠義兩種小說，清中葉後又逐漸合流，成為公案俠義小說，爾後，又分為二支，公案小說逐漸衰歇，而俠義小說卻大為興盛，以至發展到本世紀初的武俠小說。鑒於直到20世紀50-60年代，台、港新派武俠小說風靡一時，金庸、梁羽生、古龍三家影響極大，在80年代中國大陸廣為流行，並擁有廣泛讀者群的事實，《演變史》在第八章《公案俠義小說》中對中國小說史上這類小說的發展概況及幾次重大轉折作了深層的剖析，書中指出，新派武俠小說雖與古代武俠小說麵貌大異，但仍留有古代武俠小說的痕跡，並作出結論說，從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史來考察，公案俠義小說就其總體來講，並不代表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前進的潮流，而表現了逆流的趨勢；但不可否認的是，公案俠義小說的創作為現代武俠小說提供了素材，積累了曆史經驗，為現代武俠小說的興盛作出了貢獻。齊作探幽發蘊，議論縱橫，為曆來被斥為落後、反動的公案俠義小說翻了案。這使我們認識到：深入研究和探討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公案俠義小說是文學研究的需要，忽視它的存在，在小說史上一概抹殺或一筆帶過，都是不妥當的。

　　從全書所論述的曆史演義小說、英雄傳奇小說、神魔小說、人情小說、諷刺小說、公案狹義小說等六類長篇小說看，著者顯然認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存在著同類型的縱向延伸擴大和不同類型的交叉融合，如人情小說延伸演變為才子佳人、家庭、猥褻、狹邪小說，加俠義則成兒女英雄小說；公案和俠義結合成公案俠義小說，諷刺和神魔結合成《鏡花緣》等等。演變原因是時代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所導致，因之，某一類型小說成批湧現。此論新穎別致，概括而有啟發。

　　再從篇幅最大的第六章《人情小說》看，《演變史》認為，人情小說的大發展、大繁榮，成為中國古代小說的主流，《金瓶梅》揭開了人情小說的帷幕，而《紅樓夢》標誌著中國古代小說的最高成就。齊作指出，《金瓶梅》在藝術上並非完美無缺，但它是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裏程碑。表現在：題材上從曆史到現實生活，手法上從理想主義到暴露文學，人物描寫上從類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結構上從線性結構到網狀結構。這其中最有建樹的，乃是在已故傅繼馥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明清小說中的從類型化的人物到性格化的人物的新看法，即所謂“類型化的典型人物”。在他看來，到了《金瓶梅》出現時，中國古代小說才從類型化的典型提高到性格化的典型，人物不再是大好大惡的單色調而是“美醜並舉”的“雜色”。當然這個問題的論述還不盡完善，但探索顯然是可貴的。

　　至於《演變史》的許多新穎論點自然也還是有商榷之處的。其他諸如小說體製的變遷、流派的演變和發展規律的探討方麵，還有待進一步深化提高。又如，古代小說這一文學形式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得以蓬勃發展。又隨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因素的被扼殺而使一度空前繁榮的小說創作至此而結束，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麽？書中的論述還不夠詳盡。

　　（原載《明清小說研究》1992年第2期，收入齊裕焜《獨創與通觀——中國古代小說論集》，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