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與明清文學探賾

第七節 《聊齋誌異》品析四題

　　蒲鬆齡的《聊齋誌異》諸體兼備，各具特色。其多數篇章，是一個與實際生活相迥異的幻想世界，文中所描繪的虛幻世界，乃是現實世界的藝術投影。本篇選取唐人傳奇式的《鴉頭》、《狐諧》，六朝誌怪式的《雨錢》、《小獵犬》加以品析，以見全書思想、藝術之一斑。

　　《鴉頭》

　　《鴉頭》是《聊齋誌異》的名篇之一。鴉頭，是蒲鬆齡筆下眾多婦女形象中獨具異彩的藝術典型。作者在這位感情深沉、剛強不屈的美麗少女身上，不僅傾注了他的全部同情，而且以他獨特的生花妙筆多方麵地刻畫塑造了她矢誌不二、剛毅決斷的鬥爭性格，以使鴉頭的形象，可稱為《聊齋誌異》全書描寫妓女形象中最生動感人的典型人物之一。

　　《鴉頭》寫的是狐的世界、人和狐的瓜葛，但實為人世間的寫照，是世俗情態的逼真再現。狐女鴉頭為爭取婚姻自由而受盡欺淩、汙辱、虐待的情節，正是現實生活中下層婦女悲慘遭遇的一個縮影。作品描寫了鴉頭的被壓迫和她對鴇母的反抗，從而揭露了作為舊社會畸形產物的妓院和娼妓製度的黑暗與殘忍。使人們看到妓女的悲慘生活和她們對自由的渴望與抗爭，這是小說的民主性精華之所在。

　　鴉頭在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抗爭的過程中，在具體的表現上，也呈現出一種複雜性，作者準確地把握並令人信服地展現了鴉頭性格的複雜性——叛逆性與妥協性，從而把這個人物形象刻畫得真實而有深度，令人久久難忘。

　　鴉頭對於鴇母強加於她的賣身命運做了拚死的反抗，寧受撻楚，決不屈服。鴉頭不齒於作“錢樹子”，她以自己年歲尚小為由，對嫖客一律加以拒絕，給人的印象是“女性激烈”、“女性拗執”，這“激烈”與“拗執”，正反映著她反抗的堅決性。同時，鴉頭又是一個向往真誠愛情和自由生活的女子，當她一旦有了“誠篤可托”的意中人，便大膽追求，甚至主動與之私奔，這在當時是被世人視為大逆不道的，但在作品中卻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如果說，不顧橫暴堅決不娼是鴉頭叛逆性格的一種表現的話，那麽，她決心與王文結成終身伴侶並毅然星夜出走，就更充分地表現了她的叛逆性，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

　　鴉頭對惡勢力的反叛和抗爭是與對愛情的執著追求結合在一起的。當她的阿姊妮子追到漢江口來興師問罪時，她理直氣壯道：“從一者得何罪？”表示堅決不願做妓女，而要和王文長期共同生活下去，她對自己的愛情追求和反叛的正義性，有著明確的認識。

　　鴉頭的叛逆性格，在被狐鴇抓回拘禁之後，則表現為她的不屈不撓，“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饑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曆年歲”，但是無論什麽磨難也不能改變她對愛情的執著和專一。在這裏，她的叛逆性格發展到了高湖，放射出熠熠光彩。

　　正是在這些不斷變化著的情節中，小說具體生動地展現了鴉頭性格中聰慧、果敢、堅韌等各個側麵，使她的叛逆性格凸現出豐富的內容。但生活本身是個處在不停運動狀態中的多麵體，它投射到人物性格上來的色彩，自然也不會是單調的。善於藝術地反映現實人生的蒲鬆齡，他用動人的筆墨，把鴉頭的叛逆性格放在生活的長河中來刻畫，隨著長河的奔騰運動，益見豐滿，益見神韻。

　　在小說中我們看到，在桀驁不馴的鴉頭身上也存在著妥協因素。但這並不奇怪，它同樣是現實生活投射到人物性格上的一種色彩。鴉頭性格深處的這種內在矛盾，是社會關係中新舊矛盾的折光反映。處在複雜的社會關係中的人物，身上交織著各種矛盾的影響，呈現著複雜狀態，是必然的。作品真實地描寫出鴉頭性格中的對立因素，展示出她的複雜性，從而賦予了這個形象深刻的社會內涵。

　　當妮子前來抓鴉頭的時候，鴉頭並不懼怕，還笑臉相迎，據理力辯，但是鴇母一到，情況便大不相同了，“女迎跪哀啼”，被“揪發提去”。並不是因為狐鴇有什麽特別的法術和本領，完全是鴉頭自身精神因素在起作用的緣故。其實，就是在當初，鴉頭拒絕接客時，她在鴇母麵前的反抗方式也就是苦求而已：“纏頭者屢以重金啖媼，女執不願，致母韃楚；女以齒稚哀免。”不僅如此，在遭到“鞭創裂膚，饑火煎心”之苦之後，在拘禁中她致書王文時，除了要求丈夫“與兒謀”，以求脫身而外，她還是不忘告誡他，母姊畢竟是“骨肉”，要他囑咐兒子“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當她的兒子王孜殺死了狐鴇，而且“剝其皮而藏之”時，鴉頭卻不能容忍，大罵王孜為“忤逆兒”，甚至悲慟欲絕。而且她的這種“怒”與“啼”是發自內心的——唯其如此，才是生活的高度真實。當然，人們是並不會因為鴉頭性格中有這種妥協性的一麵，而消除對老鴇貪狠本性的痛恨，對鴉頭“百折千磨，之死靡他”精神的讚揚的！

　　《鴉頭》的人物描寫，雖假狐寫人，在寫人的社會性中多少蘊含著某些精怪的神靈性，但通篇而論，正如魯迅所說：“聊齋誌異》獨於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作者所寫，確是由當時日常生活中提煉而出，人物豐滿生動，細節真實可信。狐女鴉頭，不僅王文“略無疑貳”，我們讀後也差點兒要“忘為異類”。

　　《狐諧》

　　《狐諧》中的“狐娘子”，伶牙利齒“出語便諧”。孫得言要求見到她的容貌，引她說出第一句諧語：“賢哉孫子！欲為高曾母作行樂圖耶？”隻此一句，人物便從紙上直立起來，呼之欲出。這種詼諧、幽默的細節在小說中比比皆是，常常使讀者忍俊不禁。文中寫到狐娘子想同坐在她左右兩邊的客人開玩笑，便說有位國王問人“狐”字如何寫法，那人便比畫著告訴國王：“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這巧妙的戲謔之言引得哄堂大笑，自然也會引起讀者的歡笑。

　　婦女在封建社會裏地位低下，深受儒家重男輕女思想影響的孫得言輩自以為比婦女高一籌，趁機拿狐娘子開玩笑。狐娘子麵對戲弄，並不示弱。她笑謔成趣，妙語解頤，在笑語中巧妙地予以反擊，隨機應變，智高謀深，使“善俳謔”的孫得言和陳所見、陳所聞兩兄弟，醜態百出，狼狽不堪。拿別人的姓名編故事，開玩笑，本來毫無意義；但狐娘子對孫得言等開的玩笑，卻使人感到快意。狐娘子對受官役迫害、逃亡濟南的萬福，表示深切同情，與他結為夫婦，老實地承認自己是狐女，從來沒有嘲弄過他；而對於那些敢於捉弄她的輕薄文人，卻決不讓他們討得半點便宜。在這詼諧故事的後麵，有一個嚴肅的主題：向來被歧視的婦女並非智能低下，在她們當中，不乏大膽、潑辣、機敏、聰穎的女子；應該受到嘲笑的，倒是那些喜愛嘲弄婦女的封建文人。

　　《狐諧》主要內容是文雅、工巧的聯對、謔語聯綴而成。狐娘子的談笑盡是“狐典”，不僅從狐生出，而且對狐有利，隻適於狐說，不適於人講，分明是作者為他所偏愛的狐主人公特地精心製作的。我們從現存的蒲鬆齡的手稿本可以看出，原來有一狐典不很精采，文字也長，後被全部塗去，換成“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駒，乃臣所聞”這一“想入非非”（但明倫《狐諧》夾批）的笑談。後者是作者定稿時想出來的，陳氏兄弟兩個人名（陳所見、陳所聞）也是臨時安上的。可見蒲鬆齡很喜歡這篇諧趣橫生的傑作，所以他在這些細節的構造上煞費苦心，非要狐娘子出語便諧，“顛倒賓客”不肯罷休。顯然，這位狐娘子是口齒伶俐、性格詼諧的女性的化身，那些精致的狐典則是同類生活情趣的藝術升華了。

　　清人馮鎮巒《讀聊齋雜說》雲：“試觀《聊齋》說鬼狐，即以人事之倫次，百物之性情說之。說的極圓，不出情理之外；說來極巧，恰在人人意願之中。”

　　《雨錢》

　　《聊齋誌異》將一些充滿無稽虛幻仙人道術的宗教故事經過改造後，往往具有象征性和寓言性。名篇《勞山道士》是個突出的例子，本篇《雨錢》也是如此。濱州秀才和《勞山道士》裏的王生一樣，都想投機取巧發橫財，結果王生碰得鼻青眼腫，濱州秀才則遭到狐仙的辛辣嘲笑：“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結局，有力地鞭撻了那些錢迷心竅的讀書人，說明了不下苦心、淺嚐輒止的人必然是要碰壁的。文章雖短，筆鋒卻相當犀利。

　　寓言是思想哲理的藝術化，一切形象的造設都是為了表意喻理。把誌怪小說寓言化，正是注重思想因素的結果和表現。《雨錢》告誡人們，不論是做學問，還是成就一切功業，都要付出艱苦的勞動，不能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否則就難免成為可笑的濱州秀才，這便是作者全力要喻示的人生哲理，也是其藝術價值的思想基石。為此，全篇的整個形象結構都是這一思想的體現者，全然脫去了誌怪小說徒陳靈異的胎痕和自然狀態，達到了充分寓言化。

　　《聊齋》雖然是一部搜奇誌怪的書，但是，它所寫的所有怪異事物和人物，都是來自生活，其現實性是非常明顯的。作者蒲鬆齡將明清時代的社會生活，將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愛憎感情，熔鑄到神話故事中去，大大增強了作品的現實主義因素和時代感。諸如諷刺時弊或醜惡的世俗風尚、道德人情等。所以《聊齋》所寫的並非全是虛無縹緲與人事完全無關或毫不相類的離奇的怪物和情節，隻不過是時真時幻、似幻似真而已。《雨錢》故事的主人公濱州秀才便是個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可以見到的普通人，是明清科舉製度下造成的畸形兒。

　　《雨錢》顯然是“設幻為文”、“寓言為本”之作。它的情節的感性的設想，隻是借以讓人們易於接受其道德真理的手段而已，最後必須正麵揭示和闡述其道德真理。正如萊辛在《論寓言的本質》中所說的那樣：“寓言的最終目的，也就是創作寓言的目的，就是一句道德教訓。”

　　《小獵犬》

　　《聊齋》中的許多篇章都寫了虛幻的事物、虛幻的景象，但作者並不是離開生活隨意設幻，而是從生活出發展開想象。《小獵犬》便是“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的見聞。

　　小說在藝術上作了細致加工和合理鋪陳。開頭加進了“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苦室中蜰蟲、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寢”；中間滿帶感情地描述蚊蠅盡被殺，虱蚤全被搜噬；結尾則加上“然自是壁蟲無噍類矣”的感歎。前前後後聯係起來，不難看出其中的寓意：這是一篇諷刺社會上害人蟲之作。蒲鬆齡在仕宦之途上，一直困頓失意，經曆坎坷，遭盡揶揄，內心有一股壓抑不住的憤怒之情，然而，在文網嚴密、文字獄層出不窮的時代，他不便於選取現實化的題材來直接加以表現，於是便把自己的激憤寄於曲筆，借人鬼狐妖的藝術世界來渲泄胸中的塊壘，來表達他對人民的無限同情和對貪官的切齒憎恨。當時一些論者也窺見了《小獵犬》的寓意：“此當是先生為蚊蠅所擾怒，將按劍時作也。”（何垠注本）果真是蚊蠅，怎須按劍？還不是要刺向社會的蟊蟲！這裏的“蚊蠅”，當然包括了自然界的蚊蠅，但更包括了人類社會的一切害人蟲！因此，有人讚歎說：“此篇奇在化大為小，以小見妙。”（何鎮巒評本）

　　《小獵犬》把大千世界微縮到方寸之間，寫法雖然誇張，但卻“曆曆在目”，充滿生活的實感。文章有分有合，開頭鋪寫畋獵場麵，後麵集中刻畫一隻善良可愛、意態萬方，“有人情味”的小獵犬，正如聶石樵先生所雲，小說特別突出了它“對人的馴順和對害蟲的疾惡如仇的精神”。全文點麵結合，疏密相間，讀來趣味盎然，足見作者技巧之純熟，藝術表現力之高超。

　　（原刊盧潤祥、沈偉麟主編《曆代誌怪大觀》，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