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與明清文學探賾

第六節 “南洪北孔”散論

　　被譽為“南洪北孔”的洪昇和孔尚任，是清代劇壇的一對雙子星座。他們創作的傳奇《長生殿》、《桃花扇》一經問世，就轟動全國，出現了“兩家樂府盛康熙，勾欄爭唱孔洪詞”的盛況。這兩部都經十年慘淡經營，“凡三易稿而成書”的傑構，使當時行將衰亡的昆曲藝術延長了生命，並達到了我國古典戲曲的最高成就。

　　洪昇和孔尚任的籍貫、出身、經曆都不相同，但他們在創作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首先，兩劇都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桃花扇》試一出《先聲》），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

　　“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並不是孔尚任的發明。遠在明朝的嘉、隆年間，梁辰魚的傳奇《浣紗記》就通過範蠡和西施悲歡離合的愛情，串演了吳越春秋的全部曆史。清初吳梅村也有一部傳奇劇《秣陵春》，假托南唐學士徐鉉之子徐適與臨淮將軍黃濟之女黃展娘的愛情故事，來抒發作者對南明亡國的感慨。孔尚任學習前輩及好友戲曲創作的優良傳統，又恰到好處地展現了自己獨特的藝術成就，在有意識地總結國家民族興亡的曆史經驗方麵，在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融為一體方麵，都使《桃花扇》成為古典戲曲的典範作品。

　　《桃花扇》是一部宏偉的曆史悲劇，它通過複社文人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始末，演出了一部南明弘光王朝覆滅的曆史。孔尚任曾直截了當地宣布自己的創作宗旨：“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正因為如此，作品刻畫了昏聵荒淫的福王，專權驕縱的馬士英，還有“才足以濟奸”的陰謀家阮大铖。通過對這些反麵人物的鞭撻，表達了作品“權奸誤國”的意旨。李香君是劇作的主人公，《卻奩》、《拒媒》、《守樓》、《罵筵》等出都是以香君堅貞不屈地向這幫權奸作鬥爭的重頭戲。正是這樣的描寫，把主人公的愛情糾葛與政治鬥爭緊密地聯係起來，以至愛情生活成為政治漩渦中的一漣。劇本對朱由崧、馬士英、阮大铖一夥狼狽為奸、迫害忠良、摧殘歌妓的罪行作了充分揭露，把馬、阮的迫害和侯、李等反迫害之間的鬥爭，作為全劇的重要關目，正是為了表彰民族正氣和鞭撻奸佞邪惡，揭示南明亡國的真正原因。孔尚任自己宣稱：“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則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離不乎珠。”（《桃花扇凡例》）正是這樣，“南明興亡，遂係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

　　《長生殿》所描寫的李隆基和楊玉環的愛情，與範蠡和西施，徐適和黃展娘，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愛情不同，它寫的不是一般的兒女之情，而是封建帝王和宮廷寵妃之間的愛情。《長生殿》以安史之亂為背景，借唐明皇、楊貴妃之間窮奢極欲的愛情生活，來揭示由於他們的結合而直接誘發的政治叛亂，以致李唐王朝由盛轉衰，一蹶不振。所以，天寶遺事，李楊愛情，隻是為洪昇表現政治批判主題服務的。作者在《自序》中申明，“借天寶遺事，綴成此劇”。在《例言》中又說，“多采《天寶遺事》、《楊妃全傳》”。在第一出《傳概》裏他還一再聲稱，僅是“借《太真外傳》譜新詞，情而已”。洪昇的好友吳舒鳧也證實，“近客長安，采摭天寶遺事，編《長生殿》戲本”，“非臆為之也”。這裏再三強調一個“借”、“采”，就是“借兒女之情，寫興亡之感”。采天寶遺事，表達政治寓意。這是洪昇“借”、“采”的真正含義。實際上，李隆基、楊玉環的愛情愈是濃，國家便愈是遭殃，而他們愈是悲劇的結局。“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李、楊終於在安祿山的漁陽戰鼓中驚破了愛情的美夢，倉皇逃往四川。

　　《長生殿》雖說寫的是唐明皇和楊貴妃悲歡離合的故事，但實在有很多“關涉本朝字句”，與清王朝是“殊有關係”的。《罵賊》一出，樂工雷海清罵安祿山是：“恨仔恨潑腥膻莽將龍座渰，癩蛤蟆妄想天鵝啖，生克擦直逼的個官家下殿走天南。你道恁胡行堪不堪？縱將他寢皮食肉也恨難劖。”罵投降安祿山的一班逆黨是：“平日家張著口將忠孝談，到臨危翻著臉把富貴貪，早一齊兒搖尾受新銜，把一個君親仇敵當作恩人感。咱隻問你蒙麵可羞慚？”這樣的唱詞，如此大膽露骨，直言不諱，必然要觸犯康熙皇帝及朝廷的心病，怎能使康熙和恭事清廷的明朝老臣們不恨之入骨呢？因此，要借題發揮，給洪昇一點顏色看，是合乎情理的。這恐怕是“演《長》之禍”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十八出《彈詞》中伶工李龜年唱道：“留得白頭遺老在，譜將殘恨說興亡。”又道：

　　“轉調貨郎兒”唱不盡興亡夢幻，彈不盡悲傷感歎，大古裏淒涼滿眼對江山。我隻待拔繁弦傳幽怨，翻別調寫愁煩，慢慢的把天寶當年遺事彈。

　　在這裏，《長生殿》把作家的傾向性“從場麵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來”。洪昇毫不掩飾劇本的政治批判主題，說李隆基“弛了朝綱，占了情場”，“隻可惜當日天子寵愛貴妃，朝歡暮樂，致使漁陽兵起，說來令人痛心也！”這無疑是對“天寶遺事”的小結，是李、楊愛情政治色彩的真實寫照，也是李唐王朝的悲苦挽歌。在滿清異族統治的康熙時代，洪昇隻有“譜將殘恨說興亡”，來表達自己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桃花扇》一樣，《長生殿》也是一部“借兒女之情，寫興亡之感”的藝術傑構。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洪昇因演戲致禍的原因了。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長生殿》在北京洪昇寓所演出，恰好孝懿皇後佟氏於上月病逝，這便“觸犯”了朝廷“國喪不得張樂”的禁令，洪昇遂被革去國子監生員，與會者多人受到牽連。清廷清楚地看到劇中所演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隻是一種偽裝。當然，“非時演唱”也隻是對洪昇和那些尚不馴服的知識分子進行打擊的一種借口而已。

　　二、既思明又輔清的矛盾思想

　　《長生殿》與《桃花扇》雖然都有“借兒女之情”的副主題，也都有“寫興亡之感”的正主題。如上所雲，兩劇都表現了深沉的故國之思和民族意識。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在評價孔尚任的著作中，有人提出，《桃花扇》表現了強烈的追挽明王朝的情感，而孔尚任卻是一個對清王朝統治者充滿感激之情的人，應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聯係到《桃花扇》，這種“歌頌”與“追挽”確實是同時存在的，孔尚任有著既思明又輔清的矛盾思想。

　　對孔尚任來說，《桃花扇》是一部現代史劇。它無法回避易代之際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描寫，它所擇取的題材，不可能不涉及到明清兩代政權的更替。特別是孔尚任在與明末遺民誌士接觸的過程中，不可能不間接地了解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給江南人民帶來的深重的民族苦難。這些在漢民族人民心目中記憶猶新的大浩劫，距《桃花扇》的寫作尚不到三十年。孔尚任在創作這部以清軍南下引起的民族矛盾為背景的劇本時，豈能舍斥曆史的真實和現實？事實上，《桃花扇》在表現激烈的民族矛盾時，反對清朝貴族的立場是鮮明的，民族意識也相當濃厚。且看第三十五出《誓師》所表現的史可法激勵明軍將士死守揚州的動人場麵：

　　史：（吩咐介）你們三千人馬，一千迎敵，一千內守，一千外巡。

　　眾：是！

　　史：上陣不利，守城。

　　眾：是！

　　史：守城不利，巷戰。

　　眾：是！

　　史：巷戰不利，短接。

　　眾：是！

　　史：短接不利，自盡。

　　眾：是！

　　史：你們知道，從來降將無伸膝之日，逃兵無回頸之時。（指介）那不良之念，再莫橫胸；無恥之言，再休掛口；才是俺史閣部結識的好漢哩。

　　眾：是！

　　在清王朝剛剛以征服者的姿態統治中原的時刻，舞台上卻公然對抗清的英雄唱起了讚歌！《桃花扇》裏既然有激烈的反清情緒，則對於明王朝的懷念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餘韻》一出老藝人蘇昆生唱的《哀江南》套曲中有一曲“駐馬聽”：

　　野火頻燒，護墓長揪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

　　在這裏，孔尚任毫不掩飾自己對明王朝的感情，當年神聖不可侵犯的皇陵，莊嚴肅穆的聖地，如今剩下蝙蝠在寂寞無聲地飛，山羊在大搖大擺地走，這已經夠觸目驚心的了。而那無知、頑稚的牧童，居然打碎這最神聖、最具有象征意義的龍碑帽，還有什麽比這更摧人肝肺！

　　既然如此，為什麽孔尚任又要在劇本的試一出《先聲》裏借老讚禮之口，列舉十二種“祥端”，並以“日麗唐虞世，花開甲子年”的句子，對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年景大唱讚歌，吹捧康熙朝是什麽“堯舜臨軒，禹皋在位；處處四民安樂，年年五穀豐登”呢？為什麽又在第二十出《閑話》裏，假張薇之口，說清兵入關“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仇”呢？看來，孔尚任在戲劇中喋喋不休，對清王朝統治者歌功頌德，決不是可有可無的“閑筆”。這要聯係孔尚任所生活的年代進行分析。

　　在清初這一特定的範圍內，孔尚任思念明朝，是他民族情緒的一種流露。但是，“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鬥爭問題”，列寧說過：“任何真正嚴肅而重大的政治問題發生時，集團都是按階級而不是按民族劃分的。”孔尚任之所以又要擁護清朝的統治，是因為，在明末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之下，漢族地主階級麵臨滅頂之災，幸而清兵入關，才使地主階級專政能重振旗鼓，清王朝便是孔氏家庭的靠山。康熙二十三年（1684），孔尚任有幸陪侍皇帝遊覽孔林，乘機要求擴充土地，提出“林外版籍民田，欲擴不能，尚望皇上特恩”。康熙帝欣然點頭。可見，沒有滿族地主階級的支持，像孔尚任這類漢族地主就不能光複祖業。孔尚任是嚴格按照階級利益而不是按照民族利益來確定自己立場的。在《桃花扇》裏，他把李自成農民軍稱之為“殺君罔上”的“流賊”，是犯上作亂、殺害生靈的“強盜”，一再稱頌為崇禎複仇的愛新覺羅氏，正是他強烈的階級感情的大披露。孔尚任的政治立場，決定了他對李自成農民軍采取敵視的態度，旗幟鮮明地站在清王朝一邊。但是，孔尚任既對康熙召他出山感恩報德，又對皇上隻不過把他作為一種小擺設擱在一邊而心懷忿懣，甚至還被派係鬥爭牽扯，“權由人操，去就難決”，以致產生一種對清王朝既擁護又怨懟的情感。但是，孔尚任畢竟是地主階級的一員，他決不可能違背清王朝的根本利益。在劇本中，他當然不會揭示明末清初民族壓迫的真實圖景，也尋找不出明王朝滅亡的真正原因，他隻能把南明的覆亡歸結於權奸的誤國。

　　孔尚任創作《桃花扇》的動機之一，正是要通過權奸誤國的揭露，引起人們對現實生活中權奸的警惕和憎恨，以古為鑒，“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說穿了，還是為了鞏固清王朝的統治。《桃花扇小引》指出劇本的主旨是“於以輔世易俗，讚聖道而輔王化”，這裏的所謂“讚”和“輔”，當然是指清王朝而言，亦即指出寫的是明王朝的“興亡之感”，為的是“讚”清王朝的“聖道”和“輔”清王朝的“王化”。

　　比及《桃花扇》，《長生殿》是一部更為複雜的作品。它的主要意義在於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矛盾，揭露了統治階級集團的昏庸腐敗、爭權奪利、荒淫奢侈，以及由此造成的國傾民苦的社會災難，批判了權奸楊國忠、叛賊安祿山以及屈膝降敵的敗類，歌頌了愛國將領郭子儀和有民族氣節的樂工雷海清、伶人李龜年等。而作者這樣寫的目的正是為了曲折地表達明末清初人民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情緒。另一方麵，洪昇在他的劇作中，又或多或少地從客觀上揭示出安史之亂的真正根源不僅在於明皇的“寄情聲色”，而且在於唐王朝自身的腐敗和矛盾。結合當時明朝滅亡不久的曆史情況來看，顯然是作者在《長生殿自序》中“垂戒來世”這句話含義的體現，亦是為了“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而這一切，和洪昇在政治上失意，對現實不滿有著密切的關係。與孔尚任一樣，洪昇也有著既思明又輔清的矛盾思想。

　　與孔尚任為孔門後裔，出身於一般的書香門第不同，洪昇出身於錢塘望族，為仕家公子。洪家在明朝時深得朝廷恩寵，顯赫一時。洪昇的曾祖洪瞻祖曾以右都禦史巡撫贛南，洪氏幾代人深感皇恩浩蕩，為此感恩報德。但入清後，洪家相繼受到各種迫害，漸趨沒落。洪昇出生的那年便是“母氏懷妊值亂離”，“板扉作床席作門”，“欲衣無裳食無乳”，景況十分淒慘。洪昇的青少年時代是在動蕩中度過的，弟兄們都流寓在外。他的父親洪景融於康熙初年“被誣遺戌”，曾被逮捕並充軍過。洪昇一生坎坷，在京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學生，卻未曾有一官半職，為了生活，他到處奔波旅食，以四海為家，因而使他接觸到比孔尚任更多的社會生活麵。洪昇困頓潦倒的生活遭遇在他詩中常有反映：“儒生不可為，傷哉吾道否”，“江山秋如昨，天涯路轉窮。依人空老大，乞食愧英雄。”（所引洪昇詩均見《稗畦集》，下同）

　　由於生活的磨難，洪昇對他那個時代有了清醒的認識。他創作的視野也逐漸超出個人身世的範圍，而涉及到了國事興亡、社會矛盾、曆史變遷、現實政治等領域，終於“紅塵攏攏頭將白，虛擲浮生四十年”，寫出了一代名劇《長生殿》。

　　上文已經談到，《長生殿》的反清情緒是鮮明的。但洪昇畢竟是一個具有嚴重的封建意識，並衷心維護清王朝統治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從父輩身上所承受的功名利祿思想是相當嚴重的，他從師執們那裏得到的封建倫理道德的嚴格訓練也不能低估。洪昇雖在《長生殿》中傾訴了濃厚的明王朝興亡之痛，卻也寫了很多歌頌清王朝的詩：“聖主崇文日，皇家重道時。……淩雲無彩筆，向日有丹葵。……天顏多喜色，今日萬人知。”他還讚同清王朝鎮壓三藩之亂。其實，既懷念明王朝又傾向清朝是並不矛盾的。從當時的倫理道德來看，洪昇出生在清朝，當然不會在明朝出仕，因此他寫詩歌頌清朝也並不是不可理解的事。甚至如果可能，在清朝出仕，他也是問心無愧的。侯方域主要生活在明代，而得後人的嘲諷：“兩朝應舉侯公子，忍對桃花說李香。”洪昇生下來就是清朝人，誰能去苛求他呢？

　　反映在《長生殿》的創作上，由於洪昇本能的統治階級思想所致，局限性、消極麵是存在著的。劇作的後半部，作者“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原諒了李、楊的‘弛了朝綱’，以及他們對於國家、民族慘遭禍害應負之罪，美化了他們那種建立在人民血淚基礎之上，本身又並無真摯感情而言的‘占了情場’”（王永健《洪昇與長生殿》）。全劇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來描寫楊貴妃生前李、楊怎樣信誓旦旦，楊貴妃死後兩人怎樣雙雙成仙，“居仞利天宮，永為夫婦”。作者讓李、楊在虛無縹緲之中悔罪認錯，成仙升天，“終成連理”。就這樣，洪昇便替他們開罪釋愆，從而大大衝淡了全劇的政治批判主題。還是讓我們來看看洪昇在《長生殿》第一出《傳概》中宣布的創作主旨吧：

　　今古情場，問誰個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誠不散，終成連理。萬裏何愁南共北，兩心那論生和死。笑人間兒女悵緣慳，無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總由情至。先聖不曾刪鄭、衛，吾儕取義翻宮、徵。借《太真外傳》譜新詞，情而已。

　　洪昇選擇李、楊的生死之情無疑是為了表達一代興亡的主題，但這“興亡之感”顯然又不是他描寫的“兒女之情”所能包容得了的，致使作品的後半部呈現了混亂的情形。洪昇推導的教義是“果有精誠不散，終成連理”。男女之間關係如此，國家和曆史的興替變換不也可以如此嗎？洪昇是一個屬於封建統治階級營壘的文人，他的立場、觀點都不可能超越他的階級範疇。他寫《長生殿》的主要目的，如同他自己在《長生殿自序》中表白的那樣：“然而樂極哀來，垂戒來世，意即寓焉。且古今來逞侈心而窮人欲，禍敗隨之，未有不悔者也。”還是為了以曆史為訓來勸誡封建統治者，挽救封建社會的危機，盡管不可能達到這種目的，但在政治上起到粉飾封建統治階級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洪昇的同鄉友人汪贈稱洪昇是“唐帝功臣”、“玉環說客”（《長生殿汪序》），不是足以說明他的既思明又輔清的矛盾的內心世界嗎？

　　三、濃厚的悲劇氣氛和“人生空幻感”

　　雖然《長生殿》、《桃花扇》都是“借兒女之情，寫興亡之感”的作品，但洪昇、孔尚任卻有著既思明又輔清的矛盾思想。而且，《長生殿》“借《太真外傳》譜新詞，情而已”的“情”，是封建皇帝的“情”；《桃花扇》“南明興亡，遂係之桃花扇底”的“興亡”，也是封建王朝易代的“興亡”。它們所歌頌的“情”，所感歎的“興亡”，情調都是低沉的。它能使讀者慷慨擊節，歌哭隨之，但不能給人以鼓舞的力量。無怪乎梁啟超說“桃花扇》係一部哭聲淚痕之書”，“餘每一讀之，輒覺酸淚盈盈承睫而欲下”（《論桃花扇》）。

　　的確，縱觀兩劇，籠罩著極其濃厚的悲劇氣氛。洪昇處在封建社會的末世，他運用曆史題材垂誡卻看不到封建社會還有什麽出路，因而流露出一種空幻、寂滅之感，《長生殿》就是洪昇複雜的痛苦心情的寫照。而“沉浸在整個《桃花扇》劇本中的是一種極為濃厚的國家興亡的悲痛感傷……但它又並不停留在家國悲痛中，而是通過一姓的興衰，朝代的改易，透露出整個人生的空幻之感”（李澤厚《美的曆程》）。

　　《長生殿》是一部在評價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作品。劇中所塑造的明皇、楊妃的形象是複雜的：他們既是精誠的愛情理想的化身，又是社會悲劇的製造者和愛情悲劇的承擔者；劇本雖然造就了團圓的結局，卻無法改變主人公深刻的悲劇性格和悲劇命運。洪昇不滿意白樸在《梧桐雨》中寫楊玉環死後，李、楊已是生死契闊，永無見期，或在西宮南內，綿綿長恨，或在一陣陣淅淅雨聲中，哀傷歎喟不已的淒慘結局，所以煞費苦心地在全劇結尾設計了一個情悔的情節和重圓的結局，將李、楊置於月宮重逢，對逾越生死之界的理想愛情進行謳歌與讚頌。但透過字裏行間，我們仍可以察覺到全劇沉浸著的悲涼氣氛。李、楊在虛幻中情悔重圓，實現了他們的“生死至情”，給人的感受是空幻的：他們的“罪惡”愛情不能實現在人間，而隻能成為“天國”的情侶！

　　《桃花扇》主題曲《餘韻·哀江南》無疑是通過蘇昆生重遊南京的所見所感，來抒寫南明的亡國之恨。但僅這樣的認識是很不夠的。當我們反複吟唱後，就會感到，它的蘊藏是那樣深厚，境界是那麽悠遠，遠不是“興亡之恨”四個字所能概括的：

　　山鬆野草帶花挑，猛抬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你記得跨清溪半裏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哰哰。無非是枯井頹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盡意兒采樵。這黑灰是誰家廚灶？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這首足以叫壯士聽而下淚，勇夫聞而銷魂的《哀江南》，也是作者心靈深處所無法克服的矛盾的一種表白。還是梁啟超講得在理：“中國文學大率有厭世思想，《桃花扇》亦其一也。而所言尤親切有味，切實動人，蓋時代精神使然耳。《修劄》演白雲：那熱鬧局便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牽纏的枝葉，倒不如把剩水殘山，孤臣孽子，講他幾句，大家滴些眼淚罷。”（《論桃花扇》）

　　《桃花扇》對侯方域、李香君愛情結局的處理是別出心裁的。第四十出《入道》寫侯方域向李香君表白要“夫妻還鄉”的時候，張道士大聲嗬叱道：

　　（怒介）嗬呸！兩個癡蟲，你看國在那裏？家在那裏？君在那裏？父在那裏？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麽？

　　侯、李終於改變了他們的人生道路，而斷然分別入道了。真正扯碎“桃花扇”，毀滅他們愛情，使他們合而再離，斷送他們“錦片前程”的當然不是白雲庵裏的張道士，而是清統治者鐵蹄踐踏的結果，但何嚐又不是侯方域悲劇道路的結果呢？侯方域出身上流社會，又是上流社會的“浪子”，他反抗本階級，卻找不到本階級的出路，最後隻好絕望。他和李香君所渴望的幸福生活，也自然成為泡影。

　　孔尚任並不以此為滿足，又“獨辟境界”，加上《餘韻》一出，把那野火焦木、荒墳斷碑、敗瓦頹垣、白骨青瓦的慘景置於紙上。處於封建末世的孔尚任本能地看到地主階級的希望正在破滅，“滄海桑田，如同幻夢；朱樓玉宇，瓦礫頹場。前景何在？……一切都是沒有答案的渺茫，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於是最後歸結於隱逸漁樵，寄托於山水花鳥……”（李澤厚《美的曆程》）

　　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裏稱，《桃花扇》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在北京演出時，“歲無虛日”，“座不容膝”，“笙歌靡麗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灺酒闌，唏噓而散”。應該指出的是，“頗有淩雲之氣”的孔尚任雖因戲劇的問世一舉成名，卻沒有從此飛黃騰達，反而被莫名其妙地罷官了。與洪昇可謂是無獨有偶！當時亦有詩雲：“由來賈禍是文章，公子才人總擅場。一片癡情敲兩斷，還從扇底覓餘香。”詩的首、末兩句把“賈禍”與“扇底”巧妙地點出來，是頗令人三思的。

　　四、湯詞沈律“合之雙美”的創作道路

　　《長生殿》寫於1688年，《桃花扇》完成於1699年，上溯1598年問世的《牡丹亭》，17世紀這一百年，正是我國古典戲曲創作中繼元雜劇之後的又一高峰。《長生殿》、《桃花扇》亦成為明清傳奇中的壓卷之作。在藝術上，洪昇、孔尚任是沿著湯顯祖所開辟的道路，走的是“湯詞沈律，合之雙美”的捷徑。

　　從萬曆年間開始，我國的戲曲理論批評空間繁榮，百家爭鳴，朝著逐步形成完整理論體係的新階段發展。《牡丹亭》演出之後，圍繞著湯氏戲曲的文采與格律問題，引起了一場大爭論，這就是有名的“湯沈之爭”。湯沈之爭的積極後果，是產生了“湯詞沈律合之雙美”的曲學主張。先是王驥德在《曲律》中分別指出了湯顯祖和沈璟兩人戲曲的長處和弱點，後有呂天成在《曲品》中提出：“不有光祿，詞硎不斷；不有奉常，詞髓孰抉？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雙美者乎？”今人王永健指出：“南洪北孔就是在湯詞沈律‘合之雙美’的創作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洪昇與長生殿》）

　　洪昇對湯顯祖《牡丹亭》關於杜麗娘“自死而至生”的處理是十分稱道的。他對湯氏戲曲有著深刻的理解，曾指出杜麗娘“肯綮在死生之際”。可以認為，洪昇“萬裏何愁南共北，兩心那論生和死。笑人間兒女悵緣慳，無情耳……總由情至”的“情至”，是湯顯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複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中“情之至”的一個發展。所以，他要把曆來為封建文人所不恥，視為“傾國禍水”的楊貴妃，盡去“汙亂事”，描寫成為有著執著“情至”的“神山仙子”。《長生殿》的後半部明顯受了《牡丹亭》的影響，第四十六出《覓魂》就脫胎於《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棠村相國嚐稱予是劇乃一部鬧熱的《牡丹亭》，世以為知音”，可見，洪昇對於自己能成為湯顯祖的知音和繼承者是頗為得意的。

　　洪昇雖然在創作中有意識地向他的前輩湯顯祖學習，但湯氏《牡丹亭》富於文采而不合昆腔格律，他對於沈璟刪改他的劇本大為惱火，甚至不客氣地聲稱：“彼烏知曲意哉？餘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玉茗堂尺牘》之三《答孫俟居》）而《長生殿》卻是極適宜演出的一部劇作。康熙年間民間便有“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的俗諺。《長生殿》具有適於演唱的一切條件，它不需要任何改編就可搬上舞台。吳舒鳧指出：“愛文者喜其詞，知音者賞其律。是以傳聞益遠，畜家樂者，攢筆競寫，轉相教習。優伶能事，升價什佰。他友遊西川，數見渲此，北邊、南越可知已。”（《長生殿吳序》）《長生殿》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可能有不及《桃花扇》的地方，但它在實際演出上的成功是超過《桃花扇》以至《牡丹亭》的。梁廷柟在《藤花亭曲話》中指出：“長生殿》至今百年來，歌場舞榭，流播如新。每當酒闌燈灺之時，觀者如至玉帝所聽奏《鈞天》法曲，在玉樹金蟬之外……”直至近代，《長生殿》還活躍在各地舞台上，而《桃花扇》早已成為案頭戲曲了。

　　與其他“言情說愛”、“嘲風弄月”的作品不同，“桃花扇》一書，全由國家興亡大處感慨結想而成，非正為兒女細事作也。大凡傳奇皆主意於風月，而起波於軍兵離亂；唯《桃花扇》乃先痛恨於山河遷變，而借波折於侯李”（沈默《桃花扇跋》）。《桃花扇》成功地塑造了李香君的形象，她對侯方域愛情的忠貞，對權奸鬥爭的堅決，反映了明末清初婦女的覺醒，這顯然是明中葉以來資本主義萌芽在文學上的反映，是杜麗娘形象的反理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作者孔尚任重視左派王學，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尚任的思想也是與湯顯祖一脈相承的。

　　如果說，“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是張生和鶯鶯的美好願望；杜麗娘所執著追求的“這般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是明代少女的呼聲；同是封建階級叛逆者，建立在共同的反封建思想基礎上的愛，才是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那麽可以說，《桃花扇》、《長生殿》正是從《西廂記》、《牡丹亭》過渡到《紅樓夢》過程中的裏程碑式的作品。《長生殿》和《桃花扇》在很多方麵是十分類似的，把它們結合起來進行合乎實際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評價，進而作深入的比較研究，對於討論兩部劇作的主題思想、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都是具有關鍵性意義的。

　　（原載《撫州師專學報》1984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複印資料《戲曲研究》1985年第5期全文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