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與明清文學探賾

第四節 侯方域散文論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號雪苑，河南商丘人，在明末與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宜興陳貞慧被美譽為“奮然為天下持大義者，有四公子”之一，又與魏禧、汪琬同稱清初散文三大家，自編有《壯悔堂文集》十卷和《四憶堂詩集》六卷，後人替他輯補詩文遺稿各一卷。侯方域少年即以詩及時文聞名海內，後肆力古文，推為當時第一。他的散文，以人物傳記見長，雖然有人詆為“其佳者尚不脫小說家伎倆”，但這正是他文章的價值所在；他的許多斥責權貴和抒寫懷抱的書信，才氣奔放，直抒胸臆，表達了他的嫉惡如仇和亡國之痛，是他文章中的精華；他針對（天）啟、（崇）禎時文壇的極弊文風提出的論文主張，接跡唐宋派，開清初散文的新風氣。

　　一、“以小說為古文辭”正是侯文的新價值

　　侯方域生活的年代，正值腐朽的明王朝迅速走向衰亡，清軍乘虛入主中原，轟轟烈烈的全國農民大起義和抗清武裝鬥爭風起雲湧的動蕩歲月，這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漢族地主階級與滿族貴族政權的一次生死大較量、大搏鬥。這種鬥爭必然要打破封建統治的秩序，削弱統治階級的力量。反映在文化戰線上，便出現了“思想解放”的苗頭，湧現了像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具有反封建進步傾向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們對明代詩文的各個流派都有不滿，王夫之說：“三百年來，李、何、王、李，二袁、鍾、譚，人立一宗，皆教師槍法，有花樣可仿。故走死天下如騖。”他們也很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顧炎武說：“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在顧、黃、王民族思想和經世致用文學主張的影響下，明末清初的許多古文家，既不滿於前後七子的擬古，也瞧不起公安、竟陵的纖佻，他們探討前人的創作經驗，注意文學的特點規律，創造自己的風格麵貌，文章情真意切，膾炙人口。侯方域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中，人品、身世、文章風格都大不一樣。汪琬所作力求純正，擺著一副道學麵孔，他就對侯方域的文風大為不滿：“至於今日，則遂以小說為古文辭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夫以小說為古文辭，其得謂之雅馴乎？既非雅馴，則其歸也，亦流為俗學而已矣。夜與武曾論朝宗《馬伶傳》、於一《湯琵琶傳》，不勝歎息。”“其實在三家中，侯的散文最富於現實主義，前人多尊汪琬，說其”學術既深，軌轍複正“乃是一種不足為信的正統看法；所謂”以小說為古文辭多唐人小說氣致近俳優，卻正是侯方域的新探索，他用小說傳奇體打破傳統的古文寫法，是散文創作的一個突破。

　　自明後期到清前朝，確有一大批造詣較高的詩文作家，積極參與了傳奇小說的寫作。魯迅先生曾指出：“迨嘉靖間，唐人小說乃複出，書估往往刺取《太平廣記》中文，雜以他書，刻為叢集，真偽錯雜，而頗盛行。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蓋傳奇風韻，明末實彌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一些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如黃宗羲的《柳敬亭傳》、《張南垣傳》，王猷定的《湯琵琶傳》，魏禧的《大鐵錐傳》等，大都有離奇的意境、清雋的語言，並能細致地刻畫人物，我們何嚐不可以把它們作為小說來看待呢？後來成為清代傳奇《桃花扇》藍本的《李姬傳》，更是文筆流暢，結構謹嚴，敘事貼切，堪稱中國傳記文學中的珍品，也是侯方域的代表作之一。這篇文章是作者生活的一個實錄，它著重凸現了李姬的“俠而慧”，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文是通過她的三段話記敘三件事而使她的形象豐滿起來的：

　　“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妄耶！”

　　“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嚐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琵詞也。妾亦不複歌矣！”

　　“田公豈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讚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

　　當時金陵為南方重鎮，也為進步黨人集中地，政治鬥爭多發生於此，因此秦淮河畔的歌妓也受到影響，被卷入這一鬥爭中去，她們傾向於東林黨而堅決反對閹黨。李姬能表明自己的堅決、勇敢、不妥協、不受利誘的鮮明政治態度，充分說明她對侯方域的愛情與一般的兒女之情大不相同。她的三段話離不開對侯的愛，更離不開鮮明的是非觀點，說的並不是豪言壯語，而是符合她身份的普通道理，在平凡中閃現了不平凡的光芒。通過市民的語言刻畫人物形象並體現性格，是侯方域特殊的生活經曆所造成的。他於崇禎十三年（1639）與李香君相會，時“雄才灝氣，挾萬金接客”，“騁騖於詩酒聲色之場”。由於他善於從生活中體察人物的聲容笑貎並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因而使文章寫得簡潔生動、錯落有致。

　　從《李姬傳》的寫作看，侯方域是受了當時文風影響的，他往往把市民小說中的語言和手法運用到古文裏麵，使文章具有一種別開生麵的新氣象。在這一方麵，他是有意識地向《史記》和唐宋八大家學習如何掌握語言技巧的。韓愈就說過，“憔古於詞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韓愈注意運用語言的創造性，所以成就極高。後於侯方域的方苞，認為“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在語言的運用上給自己劃了許多框框，所以格局狹窄，創造性不強。

　　侯方域的傳記散文不僅以人物語言的個性化取勝，還以人物自身的行動擅長，《馬伶傳》就是這樣的一篇名作。作者寫一個戲劇藝人為追求精湛的演技，演好明朝奸相嚴嵩，竟賣身相府為奴，仿嚴嵩的活替身——當時權相顧秉謙，潛心研磨三年而藝成。當時昆曲流行，金陵又是演出中心，侯那個時期“放意聲伎”，對戲曲藝術是頗為熟習的。他從一個演員鑽研角色的經過得出藝術的高峰在於百折不撓、不斷索求的哲理。馬伶作為一個戲劇演員，他竭力爭取做到演什麽像什麽，於是不惜暫停演出，親身到實際生活中去觀察體驗，來充實、提高自己的表演藝術，結果終於獲得了很高的成就。事情出奇，其精神更感人。侯主要是通過馬伶的行動來表現他艱苦、辛勤鑽研藝術的感人經曆和胸懷大誌的性格。

　　侯的傳記散文多是以有膽識有氣節的下層人物為描摹、讚頌的對象。《任遠邃傳》描寫了平民出身的任遠邃輾轉流離，憤而反清，被捕後仍立而不跪，大義斥賊，不屈而死的故事。當任遠邃被捕，敵人命之跪時，“遠邃睜目曰：‘若獨非故明臣乎？我恨不殺汝，何跪為？’乃斷頭而死”。何等威武英勇、視死如歸！這裏麵既表達了普通民眾反抗民族壓迫的不屈意誌，又有侯方域自己的寄托所在：“四大藩鎮降三，江南將相握兵者亦或竄或降，而江陰尉閻應元獨固守城八十日不屈死。”通過對比描寫，侯痛斥抨擊了明軍官兵的醜態，表現了對腐朽軟弱的南明統治者的鄙視。這是一篇戰地抗清的火線記錄，是血與淚的報告文學！最後作者讚歎道：

　　嗚呼！遠邃功不成，節乃見矣。故明養士三百年，或得其報或否，豈在貴賤者！遠邃死時年二十五。或曰：“以子之年，盍少待！”遠邃曰：“子惟其待，乃不能死也！餘何待？”卒鬥而死。悲夫！

　　真乃太史公之筆法！後來極力稱頌侯方域散文的邵長衡，就繼承了他的寫作手法，在《閻典史傳》中，謳歌了閻應元等與清兵在江陰浴血奮戰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我們認為，侯的散文是現實主義的：通過李姬之口痛罵閹黨餘孽；通過馬伶扮演嚴嵩的過程中，以顧秉謙作標本，來向他刻意模仿一事，對魏忠賢黨徒進行譏彈；通過任遠邃的不屈抗清，反映了當時的民族鬥爭……這些，在《壯悔堂文集》裏是處處可見的。

　　人物傳記的寫作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曆史。《史記》中的許多篇章都是記奇人異事的，不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寫得十分精彩。後來，傳記文學的領域擴大了，除史官寫傳記外，一般文士也完全可以對自己感興趣的人物寫傳，可以為達官貴人寫傳，也可以為一般勞動人民寫傳，也出現了描寫民間一些特異人物的傳記和遊戲、寓言文章。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毛穎傳》，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童區寄傳》，馬中錫的《中山狼傳》等，都是久經傳誦的名篇。柳宗元的許多散文，形象逼真，故事性強，簡直可以說是寓言小說。歸有光的散文吸取了小說手法，通過細節和對話來表現人物。侯方域是繼承了《史記》以來的古文傳統的，他的傳記體散文，如上所述，有為妓女立傳的《李姬傳》，有為戲子立傳的《馬伶傳》，有為“布衣”立傳的《任遠邃傳》，甚至還有為毛驢立傳的《蹇千裏傳》。徐作肅評此文說：“極老靠，盡節奏，人人能見不必贅譽，然亦直敘耳，神味都從中出，覺處飛動。可見文不在妝點，一涉妝點便拙，拙便死；提頓分明則神姿四映，無所為神姿也，老靠耳，老靠固節奏所出。”就連他寫的碑傳、墓誌銘，也都含有人物傳記和小說的成分，如《郭老仆墓誌銘》，寫他父親司徒公的一個老仆一生生活的幾個片斷，寫老仆荒怠如畫，再現他的音容笑貌，真為絕妙的小說材料，使人讀後頓覺人物呼之欲出。賈開宗評此文是“通篇淋漓寫生，從來誌銘中第一”。以清新、凝煉的筆墨摹寫生活細節，於紆徐平淡之處顯示出悱惻動人的藝術力量，又分明看到侯方域受到歸有光散文的影響。與此相類似的文章還很多，如寫左良玉的《寧南侯傳》，寫賈開宗的《賈生傳》，寫湯兆京的《湯禦史傳》，以及《徐作霖張渭傳》、《吳伯裔伯胤傳》，也都是侯方域散文中的佳作。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評：“方域步驟史遷，而才足以達之，故行文嬌變不測，如健鶻摩空，如鯨魚赴壑，讀之目弦魂驚，令人歎絕……才情橫溢，震蕩雄奇，直摩史遷之壘，則商丘所獨也。”雖有過譽之辭，但也從一方麵說明了侯文的特色。他的傳記體散文，廣泛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鬥爭，藝術方麵也有獨到的成就，所謂“不講法度”，不是古文“正宗”之說可以休矣。

　　二、斥責權貴和抒寫懷抱之作是侯文的精華所在

　　侯方域散文的美，並不由於它的詞藻比其他作家的更加美妙，而在於它們包含著較為活潑、較有生命力的思想。如果說他描寫現實生活人物傳記的篇章，有一種浪漫主義氣質的話，那麽他的許多斥責權貴的書信，就寓嚴正於坦率，含諷刺於委婉，氣勢更加充沛，文筆更為暢達，充分表現了他鬥爭的勇氣和決心。

　　李香君斷然回絕了閹黨餘孽馬士英同夥田仰對她的無恥收買，使侯方域深為敬慕。他怒斥田仰：“以執事三百餘金之厚資、中丞之貴，曾不能一動之，此胸中必自有說，而何待乎？”措詞婉轉謙恭，不失文人風度，而譏諷之意時寓語中。在此之前，阮大铖也曾企圖拉攏侯方域，以洗刷自己的罪名，遭到侯的嚴詞拒絕。清兵入關後，馬士英擁立福王於南京，阮大铖欲加害方域，方域因受追輯而避走宜興，行前揮筆致書阮大铖，無情地揭露了阮欲製造黨獄，羅織罪名，以“殺盡天下士”的險惡用心和無恥行徑，表達了對這個陰狠毒辣的權奸的深惡痛絕：

　　仆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惜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複得誌，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終不複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仆之詞微而義婉也。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真是洋洋灑灑，氣勢逼人。他義正詞嚴地警告阮大铖將要在曆史上遺臭萬年，更是表現他的少年氣盛和血氣方剛。他的同時代人說他：“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誌，嚐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金山，指抨當世人物”，“痛飲悲歌，以寓其牢騷不平之誌”。但“頗以節慨自勉”的侯公子，終因熱心功名，“素性不耐寂寞”，在南明滅亡以後，為了保存家產，向清廷獻了《上三省督府剿撫議》，並參加了清政府強迫他參加的河南鄉試，後來又因此抑鬱不堪，不久便鬱鬱而逝。盡管違反了自己的心願，但喪失民族氣節，給自己留下汙點，總是洗刷不了的。不過無可否認，在侯方域後期的文章尺牘裏，仍可以看到他對屈節事清的“壯悔”，對反清複明的期望，寄托了他深沉的愛國之思和亡國之痛。不承認這一點，就不能全麵認識處於顛沛流離遭遇中的侯方域及其散文精華所在。

　　侯方域的祖父侯執蒲、父親侯恂、叔父侯恪，都因東林黨關係，反對宦官專政而遭受彈劾，或罷官，或入獄；侯方域也曾主盟複社，在東南文士中頗負盛名，因此遭受阮大铖的迫害，無處容身，到處逃避。南明亡國後，大多數複社文人和愛國誌士，始終不肯出仕清朝，堅持了高貴的民族氣節。他們有的直接參加反清的政治、軍事鬥爭，失敗後以身殉國，如吳次尾、夏完淳；有的拒絕征辟，削發為僧，如方以智、萬壽祺；有的藏身草野、隱居不出，如陳貞慧、冒襄、魏禧等人。侯方域本也是關心國事、注意名節的。他曾勸阻好友吳梅村不要入仕新朝，但梅村為了身家性命，答應了清廷的征薦，當上了國子監祭酒，梅村因有“平生有負侯生諾”的詩句。然而侯同時又有軟弱和動搖的一麵。清兵南下後，南北大地主階級為了保存其本階級的利益，都先後降清。侯方域也返回河南故鄉，他既不願仕清，又沒有膽力反抗，表現了貴族階級知識分子的通病。

　　他這一時期的作品寫得相當沉痛，既抒發了自己的矛盾和憂慮之情，又表現了對異族統治的高度憤懣。在一些與友人的書信裏，他回憶了參加愛國團體複社的活動，抒發了自己的懷抱：“仆與密之交遊之情、患難之緒，每一觸及，輒數日紫紫於懷，及至命筆，則益茫茫，無從可道。”少年的侯方域，風流倜儻，才學出眾，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在他身上，顯示了明末進步知識分子的許多共同特征。在《與吳駿公書》中，他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竊以為達權救民，有誌匡濟之士，或不須盡守硜硜，獨學士之自處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在侯方域抒發胸臆的文章裏，顯而易見地看到歸震川的文風對他的影響。歸文善敘家庭瑣屑之事、淒婉之情，以簡淡取勝；侯文茹剛吐柔、紆徐委備，情感很是動人。震川的一些敘述家族瑣事或親舊生死聚散的短文，至今為人所喜愛，在散文中開辟了一片新的境界。朝宗在明亡後困守鄉裏，加以家族多故，感慨也特別深，所以寫得那麽真切感人。《祭吳次尾文》、《與吳駿公書》、《與方密之書》之抒寫懷抱，都是表現他散文特色的優秀作品。

　　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懸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至今大有生氣，並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後詩篇，當共評玩之。

　　——《與方密之書》

　　此書作於順治九年（1652），侯卒前兩年。這時他雖已中副榜八名，但卻鬱鬱不樂，病倒在家。鄭憶翁坐臥向南，不忘宋室；陶淵明隱居田園，寄寓抱負。侯方域傾慕他們能堅持民族氣節，這其中何嚐不隱寓著他對新王朝的不滿和對故國舊土的懷戀之情呢？閩蘭粵竹，大明江山全遭清兵鐵蹄踐踏，侯方域有著難以訴說的亡國之痛！他的詩也詠出了這種隱痛。“稽康辭史非關懶，張翰思鄉不為秋”，這是他早期抒發的家鄉之念。而當家土淪亡後，他的思緒就升華了：“擊輯乘風誌，行吟紉芰衣”，他不願和葬送國家、民族的馬、阮之流同流合汙，表示要學習祖逖的恢複中原，完愨的胸懷大誌，屈原的堅貞不屈，可惜隻是書生長歎，不付諸於實際行動，終究無濟於事。但是，這些詩文還是如實地表達了他的誌向和決心、悔恨和反省。他能寫出上述一些詩文是不難理解的，不能因為他參加鄉試就說成是“向清王朝屈膝投降”而否定他的作品。

　　《壯悔堂文集》還收有很多奏議、試策、祭文、雜著等。他“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複斥不錄。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為詩歌、古文。論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之韓、歐，其應製文尤自成一家，從來作者皆不能兼，獨方域兼之”。以他之才，加以他讀書積理養氣之功，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而一沉僭於學問之中，但不幸早夭，事業未就，使這顆彗星般的早熟英才過早隕落，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憾事。

　　三、“講唐宋以來之矩鑊”，開清初散文新風氣

　　在清初古文三大家中，侯方域雖不如魏禧那樣，提出寫好文章，“在於積理和練識”，有較完整明確的理論，但散見於他文集裏的有關文論的一些書信，集中表現了他的文學主張。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與任王穀論文書》，在這篇文章裏，方域對明代文壇“文必秦漢”一派的擬古主義者，提出了尖銳的批抨：

　　……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

　　方域不滿李、何、王、李的贗古，也反對三袁的空疏，鍾、譚的狹窄，他的散文，“講唐宋以來之矩鑊”，“接跡唐、歸”，與魏禧、汪琬、戴名世等一起，使唐宋派的風格盛極一時。

　　侯方域極力主張讀書的重要。他對自己早年文章的功力不足，“體兼華藻，稍涉於浮誇”的弊病也有察覺，在同一篇文章裏，他說自己：

　　仆少年溺於聲伎，未嚐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文之旨。……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

　　雖然方域的文章氣勢飛舞，縱橫恣肆，可惜根底太淺，所以為文徒然馳騁其辭，以空辯相矜尚，不是文之至也。唐文治先生就曾評侯文是“衙將健兒，一軍盡驚”，用魏禧的話來說，便是“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

　　在強調讀書的同時，侯方域還提出了文章的好壞首先決定於思想內容的看法。在《答孫生書》中，他指出：

　　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禦之，斯無浮曼齒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即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

　　這裏所說的“神樸”、“思潔”，指的就是思想的健康；“矜且負”，指的是情緒的自滿。侯認為，文章的可貴之處在於“氣”，這種“氣”是隻有思想健康和敏捷的人才可以駕馭它，這樣才能避免文章空泛和粗俗之弊，而要做到有健康的思想，就一定要多讀書，但如果多讀了一點書又產生了驕傲的情緒，那麽仍然不可能達到“神樸”與“思潔”，作出來的文章也決不會有可貴的“氣”。後來桐城派的中堅人物劉大櫆提出“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認為文章的思想雖然和藝術形式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思想是居於首要的地位。這個看法顯然是和侯方域一脈相通的。

　　侯方域還十分注意文章的寫作技巧，對文章的骨力、氣勢、聲情、布局都很重視。他認為寫好文章有一個技術問題：

　　行文之旨，全在裁製，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閑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駁，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複餘地矣。

　　——《與任王穀論文書》

　　這技巧問題的中心就是指文章的取舍。他認為文章無論長短，都有個講究剪裁的問題。如果本來意思就很零碎散漫的地方，那就更應該有聲有色地侃侃而談，使讀者能夠理會中間的關係，不使人感到厭煩；反之，如果是人人皆知的大道理，那就隻須略為發揮幾句，引起讀者的思索就行了。倘若不如此，隻憑自己寫得痛快，不管讀者願不願看，那就會事倍功半，反而收不到什麽好結果。這也就是蘇東坡所說的“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止”。侯方域是做到了這一點的，他的文章，該抒發的地方就抒發，不惜筆墨，酣暢淋漓。宋犖評他的文章是“雷電雨瀑，颯然交下，可怖可愕；霅然而止，千裏碧空”。

　　在《宋牧仲文序》中，侯方域指出：“古人之不以巧易拙者有三，而文居一焉：拙於立身者，忠信之徒也，巧則儇矣；拙於讀書者，經術純固之儒也，巧則戔戔則詹詹矣；拙於為文者，大家先正之遺也，巧則鄙信，自以為新奇而朽腐矣。”方域智足以知此，而行不足以副之。他的文章的毛病，亦在於正坐能巧不能拙，流暢通達有餘，深厚蘊藉則不足，固不能與並時碩學老儒較短長了。

　　針對前後七子的膚濫，公安、竟陵的空靈，侯方域還主張“才與法合”，認為凡有真才必合於法，必達於理：

　　其離離然有光者，氣之舒也；隱隱然不可得而磨者，質之堅也。所以能扶質而禦氣者，才也；而氣之達於理而無雜糅之病，質之任乎自然而無緣飾之跡者，法也。才與法合，……而為天下轉移風會之文也。

　　——《倪涵穀文序》

　　關於“法”，就作品來說，是組織結構的規律，即作文之法；就讀者來講，是如何認識這種規律，亦即學文之法。唐順之就指出：“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不煩繩削而合”，他主張師法古人，同時強調變化自得，提出出新意於繩墨之餘。方域是繼承並發展了唐順之關於“法”的理論的，在同一篇文章裏，他又說：

　　公教餘為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夫天下之真才，有肯畔於法者，而法之亡，繇於其才之偽也。……離離然有光隱隱然，不可得而磨，發揚於理，變化於自然。

　　他主張師法自然，“才與法合”，因而使文章寫得簡潔明暢，淋漓恣肆。他是唐順之、歸有光唐宋派散文一個有力的繼承者，也為後來桐城派散文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姚鼐的古文遵守“言有物”、“言有序”的“義法”，以辭尚為要，言歸雅潔為主，固然不能一定說是受了侯方域的影響，但他們的論點乃是一脈相承的。

　　清人邵長衡曾對侯方域散文的曆史地位，予以較中肯的評述：“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為秦、漢，稍不厭眾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愈下，明文極敝，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為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侯方域（以及魏禧，汪琬、戴名世等人）在散文創作上效法唐宋派，推尊韓、柳、歐、曾、王、蘇的古文既成傳統，對啟、禎間的頹靡文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把市民小說中的語言和手法運用於古文，使散文創作具有一種清新的麵目；他的不少作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現實生活。他們的創作，初步改變了當日的文風，雖然未能形成一個文學運動，像康（熙）、乾（隆）年間崛起的桐城派那樣主宰一代文壇，但無疑對於清初和後世的文學產生過影響。

　　（原載《撫州師專學報》1983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複印資料《中國古代文學研究》1984年第10期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