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與明清文學探賾

第三節 艾南英及其散文理論與創作

　　我國古代散文遺產是十分豐富的，然而各種文學史的敘述卻顯得貧乏，明末重要的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艾南英即是一例。不用說《辭源》、《辭海》沒有“艾南英”辭條，就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幾部文學史著作，也僅僅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略微帶了一筆：“當時在文學主張上和複社、幾社對立，反對前後七子，推崇唐宋派的有豫章社，其代表人物艾南英也是從事抗清的。”但艾氏何許人也？在中國文學史、文學理論史（郭紹虞和複旦大學編著的兩種《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主要是論述錢謙益和陳子龍而旁及艾南英的）上占有怎樣的地位，就無從知曉了。

　　一、從文學名士到民族誌士：艾氏一生

　　艾南英（1583-1646），字千子，號天傭，江西撫州東鄉人。其父艾夏臣官至兵部主事。南英從小天資聰悟，又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七歲就寫過一篇《竹林七賢論》，受到人們的稱讚。十一歲時有人曾用四道八股文題目考他，他不起草而揮筆立就。十七歲時參加縣考，邑令李精白錄取他為第三，認為他將以文名天下。此後，南英更是勤奮好學，博覽群書，才名遠播。但從進學以後的二十多年中，他參加過七次鄉試都落榜。由此，艾南英對於科考的種種弊端，特別是八股文的陳腐僵化，始有切身的感受。

　　萬曆四十七年（1619），艾南英在積憤難平之餘，把曆次被考官黜落的應試文編成一本《曆試文》，並滿懷怨悱地寫了一篇《自敘》，傾訴應試的苦楚：

　　予七試七挫，改弦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為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目之為野；改而從震澤、毗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為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為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製藝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鐮、洛、關、閩，百家眾說，陰陽、兵、律，山經、地誌、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為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為逸民以終老。磋乎，備嚐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

　　在科舉製度下，有才能的人往往被擯斥、埋沒，而庸腐無能的人倒可以飛黃騰達。考試衡文本來沒有固定的標準，更何況撞在盲試官手裏。隻為一念之差，明明知道是苦酒，他偏要喝；自己喝夠了，還引導別人喝，這才是真正的可悲之處。艾南英以曲盡形容之筆，揭露了考場的種種黑暗和考官的空疏鄙陋，表達了自己憤憤不平的感情，以暴露封建科舉製度的真麵目。

　　艾南英身處明末，社會政治的腐敗、黑暗，使他憤世嫉俗。他才高一籌，卻得不到登上仕途的機會。直到天啟四年（1624）四十二歲時才得中舉，考取鄉試第四。因主考官檢討丁乾學、副主考給士中郝士膏出題中有攻擊當時專斷朝政的宦官魏忠賢的意思，艾南英在對策中也有譏諷魏的話；魏知道後大怒，丁乾學、郝士膏因此被罷官，艾南英也被停止參加會試資格三科（九年）。

　　崇禎元年（1628），魏忠賢失敗被殺，艾南英才被允許參加會試。但他連考幾次，都未被錄取，不過他的名卻愈來愈大了。艾南英一生備嚐科考之苦，結果還隻是一個舉人，終未能成進士。

　　清順治二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南明弘光王朝覆亡，接著又占領江西。在建昌（今江西南城縣）的明宗室益王朱慈台約集四方義士抗拒，艾南英投筆從戎，與族人艾命新舉家響應，募集劉琦等三十六人歃血盟誓，拉起了一支七八千人的隊伍組織抵抗，但均告失敗。當時，已降清的江西將領金聲桓曾寫信招降他。南英在回信中說：“無文山之家，而浪思起義；有淵明之裏，而不敢歸耕。”表示堅決拒絕。後來南英逃到福建。在福州建立政權的唐王朱聿健召見了他，他見唐王部下諸臣仍然勾心鬥角，士氣不振，深感憂慮，特向唐王上了一份《十可憂疏》。唐王先任命他為兵部主事，後又提升他為廣東道禦史，擢兵部右侍郎。他對唐王的政事頗多建議。

　　順治三年（1646）八月，唐王在汀州被執，南明隆武朝亡，由於時勢危迫，艾南英憂憤成疾，同月病死（也有說是殉節自盡而死）於延平（今福建南平）興福寺，終年六十四歲。因他留有“死後不葬清朝土地”的遺囑，據說他的棺木吊在寺內樹上二百多年，後才遷葬於城北官山上。

　　由於艾南英堅持民族氣節，清統治者為“世道之防”不惜誅及九泉，把南英作為筆伐的靶子。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他的《天傭子集》便被列入禁書。

　　艾南英一生走的是從文學名士到民族誌士的道路，這兩者不能截然分開。從艾南英的政治思想看，他早年“誌在經世，留心故府典章，凡兵農、禮樂、弄政、河梁、屯田諸務，亹亹洞晰於胸而貫注於手口”。後來見經世無門，轉而以言論救世；救世無成，已屆暮年。歸居故鄉後，他便著書自遣，同時關心地方大事，上書郡縣論城守，論馬役。時明朝已將壽終正寢，南英雖然對明末的官場、文場都深感不滿，但出於封建知識分子的本能，他對明王朝產生的是一種既怨恨又維護的情感。在清軍南下，大兵壓境之際，他又要維護民族利益，起兵抗清，這是不足為怪的。

　　二、唐宋派文論的係統總結：艾、陳之爭

　　明代中葉開始，市民階層的逐漸興起，新舊思想的激烈衝突，形成各種文學流派，或主複古，或尚新變，或務折中，反複論爭，相當激烈。

　　由於各文派標榜門戶，互相角逐，誰也壓不了誰，直到明末，仍在聚訟。於是在崇禎年間，艾南英重振唐宋派旗幟，陳子龍複燃前後七子餘燼，艾、陳之間遂爆發了一場文學論爭。

　　崇禎元年（1628），艾南英與陳子龍相會於江蘇太倉的弇園。陳子龍《自撰年譜》載：“艾）與予晤於婁江之弇園，妄謂秦漢文不足學，而曹、劉、李、杜之詩皆無可取，其詈北地、濟南諸公尤甚，眾皆唯唯。予年少在末坐，攝衣與爭，折其角。彝仲（即夏允彝）輩稍稍助之，艾子詘矣，然猶作書往返，辯難不休。”艾南英《天傭子集》中有《與陳人中論文書》、《與周介生論文書》、《答夏彝仲論文書》和《再答夏彝仲論文書》等，即是往返辯難的產物。由此可以窺見當時雙方論爭的內容，主要是各自重申唐宋派與前後七子的文論主張。

　　其實，作為論爭雙方的艾南英與陳子龍，目的都是要矯正明末文壇的弊端，分歧乃在於用什麽樣的理論和方法，走什麽樣的道路。他們論爭的性質，是明中葉以來力主革新的唐宋派與力主複古的秦漢派（前後七子）之間爭論的繼續與深化、概括與總結。陳子龍在文學主張上基本還是學步前後七子；而艾南英則與陳尖銳對立，他主張以實學為衡量古文的標準，大力排詆前後七子，極力推崇唐宋派。

　　但無論怎麽說，這時明朝的覆滅已迫在眉睫，朝政的極端黑暗紊亂，農民起義的風起雲湧，民族鬥爭的狂風驟雨，使有識之士自然不再自囿於宗奉盛唐或秦漢的蝸牛角裏競優較劣了。艾南英回江西後，雖曾與南昌萬時華，新建陳宏緒、徐世溥，清江楊遷麟及瑞金楊以任等人組成“豫章社”，與張溥、張采、陳子龍、夏允彝等人的複社、幾社抗衡，但畢竟成不了大氣候；複社後來成為政治性的愛國文學團體，東南各省名士大都匯集其麾下。而陳子龍雖人多勢眾，力主複古，早期作品也確多模擬之作；但明亡後，文風為之一變，抒寫愛國襟懷，悲憤蒼涼，批評政治時事，氣魄雄偉，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從創作成就來說，陳子龍高於艾南英。艾南英繼承和發展了唐宋派的主張，對後來的錢謙益、黃宗羲、侯方域、魏禧以至清代散文的主要流派桐城派等，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從理論建樹講，艾南英又高於陳子龍。再從個人的品質和大節看，當隆武帝朱聿健在福建發動抗清戰爭的時候，子龍固然是大義凜然，成為抗清的英烈；南英也從江西前往福州，投奔抗清中心，以“生不作清人，死不作清鬼”的民族氣節作結。他們的人生態度是如此一致，可在文學論爭上卻互不相讓。

　　陳子龍主張取法秦漢反對法宋。艾南英則主張學宋才能取秦漢神氣，學宋為學秦漢的“舟揖”：“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理、方言、理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於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禦之者，舍韓、歐奚由？”“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於秦、漢之舟揖也。”

　　陳子龍認為“宋人好新而法亡”。艾南英則認為“文之法最嚴，孰過於歐、曾、蘇、王者”，並指出宋人之文有的恰恰是由於法過於嚴以至風貌神情不及《史記》、《漢書》，能夠做到法嚴又有風神的是歐陽修：“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厘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為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於有跡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嚐推為宋之第一人。”

　　陳子龍認為宋文“好易而失雅”。艾南英則認為作文以“辭達”、“體要”為主，指出古代經書也並不都是艱深古奧的，他說：“孔子、孟子可謂辭達矣”，“得無以辭達，遂為《論語》病耶？”陳子龍認為文學的發展一代不如一代，推崇前後七子複古之功，貶低唐宋派。艾南英則認為“宋之詩誠不如唐者，若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並推崇唐宋派文人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的功績：“古文至嘉（靖）、隆（慶）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世貞）則歸李（攀龍），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極口醜詆，不少易誌。古文一線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

　　以上艾南英論述均錄其《答陳人中論文書》。從古文理論上看，艾南英於漢代，欽仰司馬遷；於唐宋，推崇八大家，尤推歐陽修；於明代，他最不滿於“後七子”王世貞、李攀龍及其追隨者而服膺歸有光、唐順之諸子。其《答夏彝仲論文書》雲：

　　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嚐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名，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弇州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花，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

　　這段話是明人對前後七子及其追隨者最強烈的聲討和最徹底的清算。連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認為“後生小子”以下一段“其指陳時弊，可謂切矣”。

　　艾南英在逐一批駁了前後七子論文主張的基礎上，係統地總結了唐宋派的文論，明確了學秦漢以唐宋為橋梁的道路，突出了從司馬遷、韓愈、歐陽修到歸有光的古文傳統，肯定了平易通達的散文表現方法。

　　但是，艾南英的文學理論也有偏頗、過激之處。為了挖前後七子的祖墳，他矯枉過正地對兩漢和盛唐的詩文采取了批判的態度。同時，艾南英也批判“公安派”，曾著《文戲》，指責公安派是“以文為戲”，又罵李資是“橫議而非聖”。故《明史·文苑傳》說艾南英“負氣陵物，人多憚其口”。

　　三、曲盡形容、筆觸犀利：艾文特色

　　艾南英青年時代，曾受教於鄉正湯顯祖，頗得湯顯祖器重。湯氏那種“寧為狂狷，勿為鄉願”、“一世不可餘，餘亦不可一世”的人生態度，深深地影響了這位臨川才子。艾南英二十四歲就撫州府試時，與同邑才子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並列榜首，這就是後來在文壇上享大名的“江西四家”（萬曆年間，臨川出了一批聲貫海內的古文名家，湯顯祖、邱兆麟、帥機、祝徽被稱為“前四大家”），他們同出湯顯祖門下，均為明末飽學之士，雖然政治上不得誌，社會地位低微，卻心身相投，“相歡於大同，相喜於小異。”他們以振興、改革八股文為己任，並把他們四人寫的不合時俗的八股文編輯刊刻發行，得到不少人的熱烈支持。

　　艾南英不僅是明末著名的八股文作家（其實，明清兩代的古文名家，如歸有光、唐順之、湯顯祖、方苞、袁枚之儔，無一不是八股高手），也是當時的散文名家。他認為時文（八股文）的敗壞，根源在人們不讀書（這是明代大多數文人的通病，故黃宗羲雲：“三百年文士之精神，全注於場屋之業”），因此主張“通經學古”，又認為“製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為時文”（《偶社序》）。為了革新時文，他號召振興古文，他自己也以作古文、論古文蜚聲。最能代表他文章特色的，還是前引的那篇《自敘》：

　　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輕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士二名，上窮發際，下至膝踵，倮腹赤踝，為漏數刻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憟，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佰為群，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執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烝熏腥雜，汗淫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鈴其牘，疑以為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

　　南英具體生動地敘述了明代秀才歲試的情況和考生所受的折磨，敘事明晰，文筆簡練。既沒有前後七子的那種空疏，也沒有竟陵派的那種怪僻。這種文筆，正是後來桐城派所提倡的。但是艾南英的文風也正如歸有光一樣，常常帶有時文八股氣息。從這段描寫看，艾文的敘述是客觀的，語氣也算平靜，全沒有明清小說那樣的浪漫虛幻和嬉戲怒罵，可是畢竟掩飾不住言外的憫傷與憤慨，那窮形盡相的描寫，把秀才的斯文外衣和科舉考試的神聖麵紗撕得幹幹淨淨。一邊是乞丐、囚徒一樣的相公，一邊是堂皇而坐、怡然自得的老爺，兩相比較，賤者愈見其賤，貴者愈見其貴。貴者忘其當年之殘，全無惻隱之心，賤者垂涎於眼前之貴，全無羞恥之心。原來科舉製度下的士大夫竟是這樣一群麻木不仁之人，我們仿佛又讀到一部《聊齋誌異》和《儒林外史》！

　　《天傭子集》中的傳世名文，除上述洋洋灑灑三千餘字的《與陳人中論文書》等外，還有《再與周介生文書》、《張龍生近刻詩集序》、《金正希稿序》、《重刻羅文肅公集序》和《三答夏彝仲論文書》等，都是直吐情愫，不事依傍，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之作。筆鋒犀利，曲盡神工，體現了艾文雅潔明暢的特色。黃宗羲曾慨於明末文集之陋，獨推許四部文集，其中一部就是《天傭子集》。

　　艾南英的著作，據說生前曾付之一炬（一說毀於戰火）。留傳下來，經後人搜集整理的編為《天傭子集》十卷，收散文一百八十四篇。另有一部地理學著作《禹貢圖注》，被收入《四庫全書》得以保存。

　　四、以古文為時文：“桐城”先聲

　　豫章社成員之一，艾南英的朋友陳宏緒在為《天傭子集》撰寫的序言中，就已直接把艾南英列入了古文家的“文統”：

　　道統與治統並峙於域中，賴文統以黼黻而維持之……夫文以闡明道統而匡治統所不逮，必其慎守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旨而裨益於君、臣、父、子之綱常，然後以文字正統屬之……韓、歐、曾、王而降，元之虞、劉、吳，明之景濂、希直、震川、伯安、荊川、遵岩、鹿門數君子而止……而今得之予友艾千子先生。當神宗垂拱五十年，學士大夫……句剽字掇，竊《史》、《漢》皮毛以自詫，一時靡然從風。千子起而憂之，力挽狂瀾於既倒而歸正途。

　　艾南英與陳子龍的論爭，不僅維護、發展了唐宋派的古文理論，而且為改造日趨腐爛，但卻攸關“治統”的時文，找到了“以古文為時文”的出路。

　　本文第三部分已經說到，艾南英“以古文為時文”的理論主張，是從改變文風，特別是改造時文的需要出發，從總結古文的寫作規律上入手的。在中國古代散文創作和散文理論發展史上，在從明代的唐宋派向清代的桐城派發展演變的過程中，艾南英無疑起了承上啟下的曆史作用。

　　《明史·艾南英傳》稱：“始王、李之學大行，天下讀古文者悉宗之，後鍾、譚出而一變。至是錢謙益負重名於詞林，痛相糾駁。南英和之，排詆王、李，不遺餘力。”可見，明末清初文學泰鬥錢謙益的主張是與艾南英一致的，隻是與艾南英、陳子龍的弇園爭辯，幾揮老拳不同，錢與艾雖觀點相同，但卻一為朝臣，一為布衣，他們既未謀麵，亦無文字交往。他們隻是在排斥王、李，崇尚歐、曾，“準北宋之矩鑊”，主張通今學古方麵觀點一致。但錢氏以論詩為主，兼論古文，很少論及時文；艾氏以論時文為主，兼論古文，卻從不論詩。再者，艾南英並不是錢謙益的簡單應和者。他在古文理論方麵的現實作用和曆史影響，都比錢氏要大得多。

　　艾南英切身體會到八股取士桎梏著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們讀書的目的不是為了求知務實，而是醉心於通過八股製藝取得功名利祿，並且營造了士大夫腐朽的精神麵貌，在文學上也起著支持保守派的複古主張、標榜和鼓吹形式主義的作用。正因為如此，艾南英拯救文風有一套完整的步驟，即時文與古文齊頭並進，論文與選文雙管齊下，論文有破有立，選文有塞有導，從正麵和反麵具體地加以揭示。作為正麵的典範，他編過《曆代詩文選》和《皇明古文定》。作為反麵的鑒誡，他編了《文剿》、《文妖》、《文腐》、《文冤》和《文戲》五種選本：《文剿》收“生吞活剝”之文；《文妖》收“鉤章棘句”之文；《文腐》收“生硬套用”之文；《文冤》收“益美飾非”之文；《文戲》收“遊戲”之文。這些選本雖然沒能傳下來，但已為清代諸家以選輯作品標示一派宗旨，開了先河。

　　艾南英的“以古文為時文”的文學理論，是以“義法”為基礎，取“神氣”為途徑，視“雅潔”為老境的。其主要觀點，也是與清代桐城派古文理論相一致的。

　　艾南英也講“法”：“製舉業者……兼夫道與法。”（《四家合作摘謬序》）其《答陳人中論文書》亦雲：“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厘不失乎法。”艾南英也講“氣”。其《陳興公湖上草序》雲：“古之至文未有不以氣為主者。今吾將以渾樸之氣救天下之為文者。”

　　艾南英還講“雅”與“潔”。其《答夏彝仲論文書》中說：“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理；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金正希稿序》又雲：“文必潔，而後浮氣斂，昏氣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馳驟迭宕，嗚咽悲慨，倏忽變化，皆潔而後至者也。”

　　艾南英還在《與周介生論文書》中提出了諸如“浮華補綴”、“生吞活剝”、“不顧義類”、“益美飾非”、“以文為戲”等為作文避忌（這也是他選《文剿》等五種選本作為反麵教材的門類），反對艱深晦澀、詰屈聱牙、辭藻華麗的文章，強調語言要“簡淡”，推崇思想和形式技巧相統一的文章。這些論述和主張，以及他的創作實踐，都使古文的準則與門戶更為謹嚴，成為挽救末世文運、綿延清代文壇二百餘年的桐城派散文的先聲。

　　（本文為2008年11月武漢大學“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刊陳文新主編《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