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與明清文學探賾

第二節 《紅樓夢》非政治曆史小說論

　　自《紅樓夢》問世時起，就有關於是否“政治曆史小說”的論爭。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此論從新角度加以認定的更不乏其人。筆者經過對原著的認真梳理、歸納，認為持論者的主要依據，如雲小說描寫四大家族勢焰熏天，政治上殘害人民，經濟上盤剝人民；小說透露了清中葉農民奮起反抗的真實情況，反映了奴婢與主子的階級對立與鬥爭，隱晦曲折地表現了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等；均屬誇大其詞、言過其實之論，並不符合小說的客觀實際。筆者認為，書中描寫的四大家族的罪惡以及農民與地主、奴婢與主子的矛盾不過是小說描寫的曆史背景，而如果抽掉了寶黛愛情這一主線，這部小說也就不成其為《紅樓夢》了；而抽掉那些隱晦曲折的曆史背景的描繪，雖然會減弱《紅樓夢》的深刻性與全麵性；但基本麵貌還會保留。因此，撇開小說的主要情節、人物和場景，抓住次要的章節加以發揮，便判定它是“一部偉大的政治曆史小說”，事實上是脫離了《紅樓夢》藝術形象的主要特征與規律。

　　《紅樓夢》究竟是一部什麽性質的書，自問世以來，幾乎爭論了兩個半世紀。說它是“政治曆史小說”者，自古有之。舊紅學的許多名家根據他們的主觀猜測，曾認定它是一部寫政事的小說，作出了種種令人發笑的判斷。

　　清人徐兆瑋有《遊戲報館雜詠》：“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不談新學談紅學，誰是蝸廬考索多？”其後又有小注曰：“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新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戊戌報章述之，以為笑噱。鄙人著《黃車掌錄》十卷，於紅學頗多創獲，惜未遇深於此道者一證之。”徐氏所著之紅學作品叫作《黃車掌錄》，看來像是一些有關國事或朝中人物的掌故。什麽事情“考索多”呢？揣想可能就是有關政治的一些影射。從舊紅學時期索隱派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雖然開始階段有些趣味的意思，但早期索隱多旨在反官場腐敗，後期則旨在民族主義，都是離不開政治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新的“政治曆史小說”論者，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出發，運用革命的政治分析方法來研究紅學，又似乎形成了當代紅學的新觀點。曾被毛澤東高度評價過，並將它作為唯一能夠讓中國人有點驕傲資本的小說《紅樓夢》，被正式加上了“政治曆史小說”的頭銜。

　　文化大革命中，一篇大批判文章給《紅樓夢》下定義說：“紅樓夢》是一部封建社會總崩潰前夕階級鬥爭的形象曆史，具有鮮明的反儒傾向。它把‘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來描寫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塑造了封建時代不同階級、階層的典型人物，創造了很好的文學語言。它是我國古典文學史上一部思想性最強，藝術性最高的政治曆史小說。《紅樓夢》寫的是政治鬥爭，愛情隻不過是掩蓋。讀《紅樓夢》，可以從這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中認識中國的過去，認識階級和階級鬥爭，認識反動腐朽的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規律。”

　　如果說，上述的“評紅”還帶有隨意的性質，不足以論證“政治曆史小說”的內涵，那麽，北京大學中文係編著的《中國小說史》則以專章的篇幅給予了詳盡的闡釋。書中以命題的方式寫道：“紅樓夢》通過賈、史、王、薛四大家族興衰過程的描寫，形象地反映了這一時期錯綜複雜的階級鬥爭，廣泛地觸及到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法律、道德、文化、教育、宗教、婚姻、婦女等各方麵的問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一部偉大的政治曆史小說。”

　　判斷一部長篇小說的思想性質，有時情況是比較複雜的，不是一小段文字或專章專節就能解釋清楚的。由於長篇小說結構龐大，人物眾多，情節豐富，反映社會麵廣闊，作品的思想往往是多層次的。古今中外的文藝理論告訴我們，研究文學的基本方法應從文學的實際出發，按照文藝形象的客觀規律，從其主導的方麵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任何離開了作品的主要方麵，抓住片言隻語，以及個別的、次要的情節與人物，進行以偏概全的推論，都必然陷進主觀唯心主義或形而上學的迷途中去，不可能得出恰如其分的結論。

　　《紅樓夢》的情況正是如此。在這部中國古典現實主義的光輝名著中，反映的社會生活是極其廣泛的。它以寶、黛、釵的戀愛婚姻悲劇為主線，展開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興衰過程的描寫，揭露了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虛偽和罪惡，並觸及了當時社會生活各方麵的現實與弊端，可以稱得上是一麵時代的鏡子。但是，能不能就此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政治曆史小說”呢？

　　綜合大多數論者在論證“政治曆史小說”時，列舉的論據不外是：一、《紅樓夢》描寫了四大家族勢焰熏天，政治上殘害人民，經濟上盤剝人民；二、作品透露了清代中葉農民奮起反抗的真實情況；三、小說反映了奴婢與主子的階級對立與鬥爭；四、全書隱晦曲折地表現了清代中葉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

　　筆者通過對原著的認真梳理、歸納，認為以上觀點大可商榷。現逐條作點簡單的質疑。

　　第一，《紅樓夢》描寫了四大家族對人民的欺壓與剝削，這是事實。整部小說既真實地表現了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官僚階級奢侈糜爛的生活方式和腐朽沒落的思想意識，以及他們賴以生存的地租和高利貸等封建經濟製度；又清醒地揭示了這個貴族之家難以克服的內外矛盾，以及最後無可奈何地走向破敗衰亡的趨勢，從而預告了中國封建製度即將總崩潰的曆史命運。在小說的具體描寫中，這方麵的實例也是很多的，如黑山村的地租單子、劉姥姥目睹的螃蟹宴、王熙鳳放債受賄、賈璉偷娶尤二姐、賈赦的霸扇、賈蓉的捐官、秦可卿的喪事、賈元春的省親等等，最典型的就是被稱為“全書總綱”的第四回中那個“護官符”：“賈不假，白玉為堂金做馬；阿房宮，三百裏，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然而，這些描寫僅僅是整部《紅樓夢》主要情節故事中的一些背景和側景，是構成小說描寫的典型環境的組成部分，而不是《紅樓夢》的主景與中心。就拿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來說，那張“護官符”雖然揭露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互相勾結、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的猙獰麵目，也抨擊了封建政權機構的黑幕和封建法製的虛偽，但它的實際思想蘊藏僅此而已。全書極其豐富複雜的內容，這個“總綱”是統不起來的。當然，這些描寫和情節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們和全書的愛情婚姻悲劇的主線是水乳交融的，和作者精心描繪的一大群少女的不幸命運也是緊密相連的。這些對封建統治階級和時代生活的真實寫照，增強了《紅樓夢》對封建社會的批判力量，揭示了整個悲劇的社會根源，再現了產生這種悲劇的典型環境，使我們從中能透視到當時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階級的狀況。《紅樓夢》現實主義的深刻性也正因此得到表現。它跟文學史上其他描寫愛情為主的小說與戲劇迥然不同，而獨具更為深廣的社會內容。但是，我們卻不應該過分地誇大這些章節的作用，把它們視為整部小說所描寫的主景，因此而推論《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政治曆史小說”。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刪去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戀愛婚姻悲劇這一主要內容，《紅樓夢》還能成其為《紅樓夢》嗎？而如果刪去上述那些揭露四大家族的章節，雖然勢必減弱《紅樓夢》極其深刻的批判內容，但基本麵貌還會保留，仍不失為一部反封建的愛情小說。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廣大讀者中，絕大多數人總是把《紅樓夢》作為描寫愛情為主的小說來閱讀的，人們最熟悉的仍是寶、黛的愛情故事。所以，撇開《紅樓夢》的主要情節、人物和場景，抓住次要的章節加以發揮，便判定它是一部“偉大的政治曆史小說”，實際上是脫離了《紅樓夢》藝術形象的主要特征與規律，成了評論者誇大其詞的推斷。

　　第二，主張“政治曆史小說”論者，常常從百萬言的《紅樓夢》中尋找出幾筆側麵描寫，來渲染它反映了農民與地主的激烈的鬥爭。如北京大學中文係編著的《中國小說史》在列舉了第一回甄士隱因農民“搶田奪地”而在田莊上難以安身，以及後四十回寫到“越寇猖獗”之後，就認為這些描寫“說明清中葉農民的反抗已經此起彼伏，連綿不斷，並且由自發和分散的經濟鬥爭，逐漸轉變為有組織的武裝起義”。這實在有些言過其實。

　　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正值清王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明末清初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剛剛結束，清統治者入關不久。為了鞏固封建統治，清政府采取了一係列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和促使人民安居樂業的讓步政策，因而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國力有所上升。但盡管是康乾“盛世”，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依然存在。特別是乾隆後期，已經危機四伏，險象環生，孕育著“殆將有變”的衰敗趨勢。但是從階級鬥爭的規律來看，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正是階級鬥爭處於低潮的階段。直到曹雪芹死後十多年，農民起義才相繼興起，規模漸大。

　　因此，曹雪芹在《紅樓夢》裏，不可能實際上也沒有正麵去反映農民的自發鬥爭。以這樣一鱗半爪的文字，大談《紅樓夢》如何描寫農民的反抗鬥爭，證明其為“一部偉大的政治曆史小說”，既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也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評價。

　　第三，《紅樓夢》對清代中葉的奴婢製度作了大量的真實描寫，這是不容置疑的。曹雪芹以深切的同情心，塑造了一係列生活在賈府底層的奴婢形象，她們心靈善良，品性純潔，但毫無人身自由，遭受著任意的蹂躪和侮辱。賈府的主子對她們可以隨便打罵，或者胡亂配人，乃至迫害致死。然而她們中也不乏像晴雯、鴛鴦、司棋那樣的反抗者，表現了她們不屈的鬥爭精神。《紅樓夢》還通過奴婢的不同待遇和命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等級製度的不合理，勾勒出封建主子殘酷壓迫奴婢的猙獰麵目。這些少女的遭遇，是《紅樓夢》描寫的主要內容之一。但是，賈府中主子與奴婢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是不是算得上激烈的階級鬥爭呢？是不是像上述北京大學中文係《中國小說史》所說的那樣：“大多數奴婢並不甘心忍受統治者的踐踏，而是用各種方式進行了英勇的反抗”，“大觀園內外許多被壓迫的婦女，都具有強烈的反抗封建禮教的戰鬥精神”，因此她們的鬥爭，“經常使封建主子感到惶惶不安”呢？

　　顯然這些論述都不符合《紅樓夢》的客觀形象。從作品的實際描寫看，賈府中的奴婢對階級壓迫有所不滿，她們中的少數人開始覺醒、掙紮、反抗，但這種鬥爭往往是自發的、個人的鬥爭，還不是普遍的反抗，更沒有形成一種階級的對抗。即如鴛鴦、金釧兒、紫鵑、晴雯、司棋等倔強婢女的鬥爭方式，也不外乎是上吊、跳井、抹脖子、出家為尼姑等軟弱無力的消極方法。曹雪芹筆下的丫鬟隻是一幅幅紅顏薄命圖，決不是一個個動搖封建統治的造反者。曹雪芹不可能認識到賈府中奴婢的反抗是一種政治鬥爭。作品是嚴格按照生活的本來麵目來反映主子與奴婢的矛盾，既沒有強化鬥爭的性質，也沒有拔高晴雯等人的鬥爭形象，所以十分真實動人。

　　不錯，《紅樓夢》裏常常提到賈府攆丫鬟的事，可是我們看到，當每次攆丫鬟的時候，被攆的丫鬟都是寧願挨打受罰也不願被掃地出門。王夫人要把金釧攆走，金釧忙跪下哭求：“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罵，隻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第三十回）抄檢大觀園時，司棋的箱子連情書都搜出來了，卻“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她向迎春乞求留下，誰知迎春怯懦，作不了主。司棋對迎春說：“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麽連一句話也沒有？”（第七十七回）寶玉和晴雯偶爾一次吵架，寶玉戲稱要將晴雯攆走，晴雯十分傷心，含淚說到：“為什麽我出去？要嫌我，變著法兒打發我出去，也不能夠。”又說：“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隻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第三十一回）心高氣盛的晴雯雖然嘴沒有服軟，但怕被攆走是真。以上這些描寫，哪有一丁點的“英勇反抗”和“戰鬥精神”呢？

　　第四，《紅樓夢》是否隱晦曲折地表現了清代上層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呢？清初皇室、貴族、官僚的各個集團派係之間的鬥爭，確實是十分錯綜複雜的，鬥爭的方式也頗殘酷。所以，曹雪芹的《紅樓夢》雖然觸及到了封建社會的許多上層建築，唯獨回避了當代的政治鬥爭，特別如當時廣為流傳的雍正朝的權力鬥爭。曹雪芹詳寫了賈府大小主子的種種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而唯獨不寫他們參與當朝的政治生活。這是與曹雪芹的身世遭遇和他生活的特定時代有關的，所以他鄭重表明已將“真事隱去”，用的是“假語村言”。他著重強調這部小說寫的是“家庭瑣事，閨閣閑情”，不外是“悼金悲玉”之作。我們認為，作者確實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寫的。

　　有些論者認為作者是以談情說愛一類的“假語村言”作掩護，運用略寫、暗寫、側寫等手法，把政治鬥爭的真事隱晦曲折地表現出來。雖然小說敘寫了秦可卿托夢將來要犯罪抄家，賈政被皇帝召見前的驚恐情緒，宮中太監向賈府索取銀子，以及禦史參本抄了賈家等情節。但是，究竟隱去了哪些“真事”，略寫、暗寫、側寫了哪些政治鬥爭，作者並沒有說明白，也是說不明白的，除非重複舊紅學中政治索隱派的胡言亂語。可見，以《紅樓夢》中隱去的“真事”來論證這部小說是“政治曆史小說”，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

　　《紅樓夢》之所以偉大，未必非要為它加上“政治曆史小說”的桂冠，非要突出它如何寫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強調賈府害死幾十條人命。諸如此類，恰恰並不是《紅樓夢》真正的偉大之處。

　　魯迅先生不是研究《紅樓夢》的專門家，但他對我國古代小說的分類和藝術鑒別等方麵所做出的貢獻超出了他的同時代人。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把《紅樓夢》列為“人情小說”，是符合作品實際的科學論斷，他解釋這類“人情小說”，主要是描寫悲歡離合、人間世態、才子佳人。盡管魯迅也指出《紅樓夢》“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但從作品的題材、主題和人物描寫來看，《紅樓夢》並沒有超出“人情小說”的範圍。

　　總之，《紅樓夢》不是寫政治的，也不是寫曆史的，切莫再把它當“政治曆史小說”來閱讀。

　　（本文為2003年10月“紀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 貴州·銅仁·紅樓夢研討會”論文，刊《紅樓》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