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與明清文學探賾

第八節 湯顯祖的散文理論與創作

　　明末著名學者沈際飛、錢謙益一再提醒世人注意，湯顯祖除戲曲外，同時還是一位頗具成就的散文大家。沈際飛《玉茗堂文集題詞》說：“若士積精焦誌於韻語（指其戲曲創作），而竟不自知其古文之到家。”錢謙益《玉茗堂文集序》說：“世但賞其詞曲而已”，“嗟乎！義仍詩賦與詞曲，世或陽浮慕之，能知其古文者或寡矣”。顯然，湯顯祖戲曲創作的成就，掩蓋了他散文創作的成就。

　　湯顯祖為文堅持走自己的路。他在《與陸景鄴》中曾回憶過自己習文的經曆：“仆少讀西山《正宗》，因好為古文詩，未知其法。弱冠，始讀《文選》，輒以六朝情寄聲色為好，亦無從受其法也。規模步趨，久而思路若有通焉，年已三十四十矣。前以數不第，展轉頓挫，氣力已減，乃求為南署郎，得稍讀二氏之書，從方外遊。因取六大家文更讀之，宋文則漢文也。氣骨代降，而精氣滿勁，行其法而通其機，一也。則益好而規模步趨之，思路益若有通焉，亦已五十矣。學道無成，而學為文；學文無成，而學詩賦；學詩賦無成，而學小詞；學小詞無成，且轉而學道，猶未能忘情於所習也。”可見，六朝文和宋代歐陽修、王安石、曾鞏、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等“六家”的古文對湯顯祖的深刻影響；而他認為“宋文則漢文”，為宋文正名，與“前後七子”等複古派“大曆以後書勿讀”的主張顯然是格格不入的。

　　自然，湯顯祖讀六朝文和宋文，並非真的“規模步趨”，否則，其文也僅僅是增減六朝、宋文字麵處，同樣會掉進擬古主義的窠臼。事實上，湯顯祖才情卓絕，其文於前人多所吸收，不在“字麵”，而在通其“思路”，最終要超越前人。正如沈際飛在《玉茗堂文集題詞》中所說：“何必漢、宋，亦何必不漢、宋。”“臨川無所不足，故一篇之中，寫理入微，援情窮變，涕泗歌舞，有並時而集，異時而擅者焉。真也，有餘也，非漢、宋字句之謂也。”沈際飛嘲笑那些“後生學人，優孟於漢、宋字句，而是漢非宋，或易宋難漢，且不知有宋龍門（濂），亦何知臨川之所以臨川哉！知臨川真與有餘之解，可以言文，可以言臨川之文”。

　　但湯顯祖的文學主張，是偏重於才的，說“靈性”，講“才士”。他在《張元長噓雲軒文字序》中論述才士之文與靈性時曾說：“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靈性。能為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無名能為者，則乃其性少靈者與？……蓋十餘年間，而天下始好為才士之文，然恒為世所疑異。曰：烏用是決裂為，文故有體。嗟！誰謂文無體耶？觀物之動者，自龍至極微，莫不有體，文之大小類是，獨有靈性者自為龍耳。”

　　湯顯祖論文，有時又講“生氣”，講“心靈”。他在《序丘毛伯稿》一文中說：“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下上天地，來去古今，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義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

　　湯顯祖有時又講“自然靈氣”。他在《合奇序》中說：“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複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株竹石，絕異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數筆，形象宛然。正使有意為之，亦複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聖。自非通人，誰與解此！”

　　以上所論，都兼製義而言，至於古文詩賦，湯顯祖也曾一再言及。他在《孫鵬初遂初堂集序》、《答王澹生》和《複費文孫》等文中對於當代諸家之文，多所評論，也曾激烈地批判“前後七子”的複古之弊。他在《答王澹生》中說：“弟少年無識，嚐與友人論文，以為漢、宋文章，各極其趣者，非可易而學也。學宋文不成，不失類鶩；學漢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於敝鄉帥膳郎舍論李獻吉，於曆城趙儀郎舍論李於鱗，於金壇鄧孺孝館中論元美，各標其文賦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麵處，見此道神情聲色，已盡於昔人，今人更無可雄，妙者稱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論文心之一二。而已有傳於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隨之。湯生標塗吾文，他日有塗湯生文者。’弟聞之，憮然曰：‘王公達人，吾愧之矣。’”王澹生，名士騏，王世貞長子。湯顯祖對他講出這一段故事，再一次表達了他對於當代“學漢文”、“學宋文”的看法。湯顯祖認為宋代文章比秦漢文章更適於作為學習對象，這種觀點與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無二，也正反映了明代文人學習古文的實際情況。他對於李夢陽、李攀龍都有批評，對於王世貞不肯依附，此皆緣於個性，並非宗派之爭。後來他任南京太常寺博士時，王世貞、王世懋兄弟也在南京，王世貞任刑部侍郎，王世懋任太常寺少卿，但湯顯祖就是不肯與之交往。

　　湯顯祖所處的時代，文壇為擬古思潮所左右，“前後七子”的勢力仍然很大，“後七子”正繼“前七子”而為文壇霸主。“後七子”首領李攀龍已死，另一首領王世貞“獨操柄二十年”，鼓吹“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複古主義詩文理論。一時間，“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得其“片言褒賞”，即可“聲價驟起”。湯顯祖卻在《答費學卿》中公開聲稱，“無與北地諸君（李夢陽、何景明）接逐之意，北地諸君，亦何足接逐也”，表現出獨立的人品和文品。錢謙益在《湯遂昌顯祖小傳》中說：“自王、李之興，百有餘歲。義仍當霧雺充塞之時，穿穴其間，力為解駮。歸太仆之後，一人而已。”肯定了湯顯祖在明代反對複古主義文學運動中承前啟後的曆史地位。

　　清人查繼佐《湯顯祖傳》說：“海若為文，大率工於纖麗，無關實務。然其遣思入神，往往破古。”這是對於其文學創作的總評價，湯顯祖的傳奇創作千古流芳，“玉茗堂文”成就雖不如其戲曲，但也可稱別具一格。《湯顯祖集》中的散文分為“玉茗堂文”與“玉茗堂尺牘”兩部分。在“玉茗堂文”中，最具有價值的是其序、記之文和題詞。

　　序文中，《合奇序》、《耳伯麻姑遊詩序》、《王季重小題文字序》等，都堪稱名篇佳作。湯顯祖的序、記之文，多為有感而發，有為而作。如沈際飛在《玉茗堂集敘》中所說：“殆懷誠慕義，強執孤行，而躑躅不進，思窮力蹙，故大放厥詞。歡欣悲歎，法戒作止，莫不假是以托情，緣情而著體。非瞭然於中者勿言，非誠有於已者勿述。”其中寫真我、敘真情的篇目，讓人們讀其文，如見其人。如《遂昌縣滅虎祠記》，從百姓滅虎之事，可見他對民生疾苦的關切之情。《喜奇賦序》、《哀偉朋賦序》、《赴帥生夢作序》、《哭丁元禮十二絕序》，可見他與朋友間的款款深情。至於《續棲賢蓮社求友文》、《訣世語七首序》等，則更可見晚年湯顯祖的真實心情。

　　湯顯祖序、記之文中那些記人敘事的篇目，也多有以己之“真情語”寫他人之“真情事”的傑作，窮態極妍，委曲生動。如《張氏紀略序》，是作者在聞張大複去世後“悱惻慨歎，一月而神弗怡”的心境下，和淚寫成的，動人心魄，催人淚下。《蘄水朱康侯行義記》，對朱康侯俠義行世事跡的生動描寫，如在目前，惟妙惟肖。《宣城令薑公去思記》、《蕪湖張令公給由北上序》、《滕趙仲一生祠記序》、《趙仲一鄉行錄序》等，更是以滿腔熱情，歌頌了那些愛民如子、兩袖清風的清官。這些文字，無不是現實中真人、真事、真語、真情的真實寫照，無不明快暢達、真實感人。

　　湯顯祖題詞中比較出色的是一批關於戲劇作品的題詞，如《旗亭記題詞》、《玉合記題詞》、《紫釵記題詞》、《邯鄲夢記題詞》、《南柯夢記題詞》等等，敘緣起，闡義理，揭情思，均直抒胸臆，快人耳目。著名的《牡丹亭記題詞》，闡明了他的創作動機和作品思想，在當時有驚天動地的意義：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複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複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雲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劇作家的重情言情，導致作品人物杜麗娘為情而生，為情而死，這與“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形成了尖銳的衝突，對摧毀傳統禮教對人的愚弄，起到石破天驚的作用。《牡丹亭記題詞》和傳奇《牡丹亭還魂記》都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瑰寶，都閃耀著“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對於人的價值重新認識的思想光輝，和西方莎士比亞的劇作的人文主義思想，東西互為映襯，不約而同，堪稱奇跡。

　　湯顯祖最為後人看重的是鋒芒犀利、擲地有聲、震撼朝野的《論輔臣科臣疏》。《論輔臣科臣疏》先引邸報所載“聖諭”，而後說“南都諸臣，捧讀之餘，不知所以”，於是列舉輔臣科臣罪狀，最後結論說：

　　失此不治，臣謂皇上可惜者有四：爵祿者，皇上之雨露也，今乃為私門蔓桃李耳，其實公家之荊棘也。皇上之爵祿可惜，一也。若群臣風靡，皆知受輔臣恩，不知受皇上恩，豈複有人品在其中乎？皇上之人才可惜，二也。輔臣不破法與人富貴，不見為恩。皇上之法度可惜，三也。陛下經營天下二十年於茲矣。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有欲，以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壞之。皇上大有為之時可惜，四也。臣為四可惜，欽承聖諭，少效愚憂。

　　此疏作於萬曆十九年（1591），湯顯祖在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任上，居然敢於把皇帝經營的二十年一筆抹殺，結果受到貶謫廣東徐聞任典史的嚴厲懲罰。這篇政論文指責時政，曆數弊端，有理有據，可謂痛快淋漓，大膽尖銳，不啻是一聲春雷，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為曆代政論文中不可多得的名篇。清人修《明史》，於湯顯祖不入“文苑”，而於傳中專載此疏要點，可見其為世人所重。

　　湯顯祖之文，除了為世稱道的《論輔臣科臣疏》和《牡丹亭記題詞》等文之外，最富個性特色的文章，就是那些“隨人酬答，獨攄素心”的尺牘了。

　　明人沈際飛於湯顯祖之文獨推其尺牘。其《玉茗堂尺牘題詞》說：“湯臨川才無不可，尺牘數卷尤壓倒流輩。蓋其隨人酬答，獨攄素心，而頌不忘規，辭文旨遠。於國家利病處，纚纚詳言，使人讀未卒篇，輒憬然於忠孝廉節。不則惝怳泬漻，泊然於白衣蒼狗之故，而形神欲換也。又若雋泠欲絕，方駕晉、魏，然無其簡率。而六朝以還，議論滋多，不複明短長之致，則又非臨川氏之所與也。”今人石衣《校注玉茗堂尺牘·小引》也說：“湯臨川以其‘四夢’見大才情，真氣颯然。四百餘年來，令人傾折不已。發為小函，亦籠蓋流輩。或從容千言，筆酣墨飽，時見波浪，或寂寥數字，雋冷欲絕，直駕晉人。乃是其個人交遊、政治生涯、藝術活動的實錄。其文之髓，則由吮啜《文選》而致。”

　　的確，“玉茗堂尺牘”展現了湯顯祖的胸襟和個性，是我們認識湯顯祖的最直接的資料。湯顯祖之子湯開遠《玉茗堂尺牘序》雲，這些尺牘，“或微語而見天心，或極言而盡人事，或仁賢之進退於是乎關，或文章之真偽於是乎辨……至其與朝言朝，與野言野，則又周行之示，而正直之好也”。朱廷誨《玉茗堂尺牘序》亦雲，“每愛人以德，而自寫其真”，故在當時被看成“壓倒流輩”之作。

　　湯顯祖《答餘中宇先生》雲：“某少有伉壯不阿之氣，為秀才業所消，複為屢上春官所消。然終不能消此真氣。”此數語確是湯顯祖品格的真實寫照。“真氣”是湯顯祖性格最為可貴之處，為了保持“真氣”，他一再觸忤時相，彈劾大臣，屢屢吃盡苦頭。萬曆十三年（1585），他的座師司汝霖寫信勸他與執政搞好關係，可調回北京任吏部主事。他寫了《與司吏部》一信婉拒，信中敘述五條不想去北京的原因，如家庭、費用、身體、氣候、水土等，其實都是托詞，真正的原因是他對於官場尤其像北京這種權勢中心的厭惡，他說“長安道上，大有其人，無假於仆，此直可為知者道也”，他的願望是“依秣陵佳氣，與通人秀生，相與徵酒課詩，滿俸而出，豈失坐嘯畫諾耶？”。表現出對於利祿的鄙視和個性自由的追求。

　　湯顯祖的尺牘一般都是篇幅很小的短簡，三言兩語，瀟灑自如，而其中大有意趣。湯顯祖在《與劉君東》一信中提到：“屠長卿曾以數千言投弟，弟以八行報之，渠頗為怪。弟雲，古人書上雲‘長相思’，下雲‘加餐飯’足矣。”“八行”，原泛指尺牘，但在此文中之意，“八行”應是指短簡。他認為短簡足以表達深摯的感情。湯顯祖的《答陸學博》一信，全文隻有四句：“文字諛死佞生，須昏夜為之。方命（按意為”違命“奈何？”沈際飛在《玉茗堂尺牘評語》裏評前二句說：“數字銀鉤鐵畫。”曆來碑誌墓銘之類，不少是奉承死者，以達到討好生者的目的，而富有“真氣”的湯顯祖對此是無法接受的。他說，這些文字，隻能黑夜裏寫，昧著良心去作，而他則是萬萬難以從命的。文章雖然委婉，意思卻是截鐵斬釘。而此尺牘如此之短，其實也表示了無須多言的輕蔑態度。

　　湯顯祖的尺牘，尤其是晚年的尺牘寫得如行雲流水，舒卷自如，而頗有意趣。如他在萬曆三十七年（1609）六十歲家居時寫的《與丁長孺》一劄：

　　弟傳奇多夢語，那堪與兄醒眼人著目。兄今知命，天下事知之而已，命之而已。弟今耳順，天下事耳之而已，順之而已。吾輩得白頭為佳，無須過量。長興饒山水，盤阿寤言，綽有餘思。視今閉門作閣部，不得去，不得死，何如也。

　　全文老筆頹放，詼諧而又無所顧忌，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真是大家手筆。信中對於“夢語”和“醒眼”的對稱，詼諧而不失風度；對於“知命”與“耳順”的近乎文字遊戲的解釋，巧妙又有深意。丁長孺曾任中書舍人，後以言事忤首輔王錫爵而落職，而此時湯顯祖也辭職家居。大概丁長孺仍想再涉仕途，故湯顯祖信末以回歸大自然的舒適生活與那種“不得去，不得死”的官場生活作對比，言外似有規勸丁長孺之意。丁長孺與湯顯祖誌同道合，多共同言語，故書劄之間多情語，沈演《玉茗堂尺牘原序》雲不僅“率意之中，乃見名語”而已。

　　湯顯祖晚年遠離官場，仍關心時局。他雖研禪學莊，但對於現實還是相當關切的。他曾在《答牛春宇中丞》信中說：“天下忘吾屬易，吾屬忘天下難也。”湯顯祖的尺牘對於當時社會亦有深刻批判，如《答馬心易》：“三惠良書，闕然不報。此時男子多化為婦人，側行俯立，好語巧笑，乃得立於時。不然，則如海母目蝦，隨人浮沉，都無眉目，方稱盛德。想自古如斯，非今獨撫膺矣。”自古以來，在專製社會裏，那些“立於時”或“稱威德”的人，往往是那些奴顏婢膝、唯唯諾諾的奴才；或者是那些毫無獨立見解，隨人浮沉的庸才。“男子多化婦人”，這是一種多麽可悲的現象！湯顯祖的揭露太深刻了，他把官場之人比喻為“婦人”，借指那種向權貴獻媚，以作為進身之階的官吏或士人。在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中“男子多化為婦人”是一種相當可悲而且難以醫治的病態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是封建集權政治所造成的不治之症。

　　湯顯祖的尺牘，清麗雅致，雋永飄逸，文采飛揚，在語言形式上非常講究，作者尤其喜歡簡潔高雅的表達方式，如下數則：

　　門下竟爾高蹈耶？蓴鱸適口，采吳江於季鷹；花鳥關心，寫輞川於摩詰。進退維穀，屈伸有時。倘門下重興四嶽之雲，在不佞庶借三江之水。芳訊時通，惟益深隆養，以重蒼生。

　　弟受性疏梗，戶外都無長者車來。而丈儼然臨之，信宿之間，三顧白屋。日月過而幽草回，風雷至而慵魚動矣。兩受良書，優渥滿紙。承諭榷事已定，有仁人長者覆露在上，縱不盡鷹化為鳩，或可日損以月耶。弟書生，何足仰讚萬一。

　　目中如門下，零露蔓草，未足擬其清揚，秋水霜蒹，差以慰其遊溯。鳴琴山水，太衝深招隱之情；遲暮佳人，惠休擬碧雲之詠。倏焉別去，渺矣伊人。再覯無從，悵佇何及。

　　從以上作品看來，湯顯祖尺牘吸收了六朝駢文小品之精華，而達到頗高的藝術水平。他的高妙之處在於用駢文句式把複雜的人事和感情表達得如此生動流暢，這也是一種非同尋常的文字功夫。沈際飛評其尺牘“雋泠欲絕，方駕晉魏”並非虛語。湯顯祖的尺牘雖以文雅為主，當然有時也寫得相當通俗，如《與宜伶羅章二》：

　　章二等安否，近來生理何如？《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其呂家改的，切不可從。雖是增減一二字以便俗唱，卻與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愛我的戲，便過求他酒食錢物。如今世事總難認真，而況戲乎？若認真，並酒食錢物也不可久。我平時隻為認真，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廟記》可覓好手鐫之。

　　信是寫給當時普通的宜黃腔戲曲藝人，故湯顯祖用日常口語來寫，把自己的主張表述得通俗曉暢，明白無誤。不過這種風格在玉茗堂尺牘之中，所占的比例是較少的。

　　湯顯祖的一些尺牘小品，多閑適之作，顯示了他的小品世界的另一種色彩，如《與嶽石梁》：

　　石梁過我，風雨黯然。酒頻溫而易寒，燭累明而似暗。二十餘年昆弟道義骨肉之愛，半宵傾盡。明日送之郡西章渡，險而汔濟，兩岸相看，三顧而別。知九月當更盡龍沙之概，見石梁如見石帆，終不能了我見石帆之願也。

　　與之相關的《答嶽石帆》、《答王宇泰》、《青蓮閣記》等篇，或敘情誼，或道人情，均富有特色。

　　讀湯顯祖的小品文所能深刻感覺到的，是有一股“靈氣”充溢其間。沈際飛在《玉茗堂文集題詞》中這樣評價湯文：“穠纖修短，都有矩矱。機以神行，法隨力滿。言一事，極一事之意趣神色而止；言一人，極一人之意趣神色而止。”的確，湯顯祖正是以其“至靈”、“飛動”之筆，寫出了作為至“靈”之物的人的真情。試舉《赴帥生夢作序》一例：

　　丁亥十二月，予以太常上計過家。先一日，帥惟審夢予來，相喜慰曰：“帥生微瘦乎？”則止。予以冠帶就飲，帥生別取山巾著予，甚適予首。歎曰：“人言我兩人同心，止各一頭，然也。”嗟乎！夢生於情，情生於適。郡中人適予者，帥生無如矣。乃即留酌，果取巾相易，不差分寸，旁客駭歎。記之。

　　如此靈動灑脫的短文僅百字，卻已將摯友間的深情表露無遺。

　　小品文與那些長篇大論、高頭文章的重要區別，就在於有“靈氣”、有“生氣”，“靈活”、“靈便”、“屈伸長短、生滅如意”；或簡明生動地敘事記人，或深入淺出地講一些道理，真有點“隨心所欲”的意味。當時“前後七子”的擬古之作，缺少的就是“靈氣”、“靈性”。當然，“隨心所欲”並不是沒有“矩矱”。上文也提及，湯顯祖在《張元長噓雲軒文字序》中曾說：“嗟！誰謂文無體耶？觀物之動者，自龍至極微，莫不有體。文之大小類是，獨有靈性者自為龍耳。”在湯顯祖看來，有“靈性”者才是“大”文，小品文隻要有“靈氣”，自然能成為文中之“龍”。

　　湯顯祖在《答張夢澤》中談到自己的文章時說：“弟平生學為古人文字，不滿百首，要不足行於世。”自謂“長行文字不足行”，“小文”亦不足行，隻有“韻語”，“自謂積精焦誌”，但行否也“未可知”。

　　湯顯祖的散文內容廣泛，形式多樣。當友人想把他的文章結集刊行時，他在《答張夢澤》中說，自己的文章少“館閣典製著記”，而多為“小文”，“用以自嬉”，每有所作，“輒不自惜，多隨手散去”。

　　的確，在湯顯祖現存文章中，除了那篇曾經引來麻煩的《論輔臣科臣疏》外，沒有“館閣典製”之類的禦用文字，有的是敘事記人、抒情寫性、說藝論文的文藝性散文，有的是如沈際飛《玉茗堂尺牘題詞》所雲親友間“裁書敘心，舂容千言，寂寥數字，揮毫輒就，開函如譚”的尺牘。正是這些所謂的“小文”，卻勝過“館閣典製”多矣。

　　世人對湯顯祖之文，早有評論。錢謙益在《湯遂昌顯祖小傳》中說：“義仍少熟《文選》，中攻聲律。四十以後，詩變而之香山（白居易）、眉山（蘇軾），文變而之南豐（曾鞏）、臨川（王安石）。”又在《玉茗堂文集序》中說：“義仍少刻畫為六朝，長而湛思道術，熟於人世之情偽，與夫文章之流別。凡序記誌傳之文，出於曾、王者為多。”陸雲龍《皇明十六家小品》為湯顯祖小品所作的弁言中讚道：“其思玄，其學富，其才宏，似欲翻高深峻潔之窠臼，另以博大瑰麗名。彭蠡之濤，風雷奮而天在浮；匡廬之瀑，珠璣噴而瑤玫落。句饒蕖豔，字帶蘭芬，不又舍歐陽、曾、王，別樹一幟哉？”

　　綜上所述，湯顯祖雖然以“四夢”名天下，但文章無疑屬於大手筆。其文識高而思奇，情深而趣永，瀟灑中見嶔崎之象，藻麗中顯遒勁之骨，在明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在中晚明散文發展史上，湯顯祖是從徐渭、李贄到以袁宏道為首的公安派，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之間的重要人物。湯顯祖的創作實踐不僅拓展了小品文的藝術空間，而且他那無所拘束地表現自我的創作主張，無疑是個性解放的時代思潮的反映，並對公安派倡導的“不拘格套，獨抒性靈”之說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透露了晚明新文藝和小品文勃興的曦微之光。

　　（本文為2010年8月福建武夷山“中國古代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刊陳慶元主編《中國古代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鳳凰出版社，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