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與明清文學探賾

第五節 湯顯祖友人鄭之文的戲曲創作

　　宋元以來，江西就有“戲劇之鄉”的譽稱，在中國戲劇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從劇作家來講，南宋的波陽薑夔，元代的高安周德清，明代的南昌朱權、魏良輔，臨川湯顯祖和南城鄭之文，清代的鉛山蔣士銓，都是聞名全國的戲劇家，他們的著述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戲曲和戲曲理論的經典之作。可惜除了對被譽為“東方莎士比亞”的湯顯祖進行過比較係統的研究，寫過《臨川夢》等“藏園九種曲”的蔣士銓近幾年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外，我們對上述一些作家的研究還剛剛開始，有的至今還沒有進行專題研究。至於鄭之文，似乎還鮮為人知，甚至可以說是被現代人遺忘了的古代戲劇家。

　　鄭之文，《辭源》、《辭海》均無辭條。今人譚正璧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光明書局1934年版）及《中國戲曲曲藝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有簡短的介紹。

　　一

　　鄭之文，湯顯祖的同鄉和文友，也是一位進士出身的戲曲家。湯顯祖十分讚賞鄭之文的《旗亭記》和《芍藥記》兩本傳奇，其《旗亭記題詞》（見《湯顯祖詩文集》卷三十三）這樣說：

　　予讀小史氏宋靖康間董元卿事，伉儷之義甚奇。元卿能不忘其君，隱於仳離。某氏能歸其夫，且自歸也。最所奇者，以豪鷙之兄，而一女子能再用之以濟。卻金示衣，轉變輕微。立俠節於閨閣嫌疑之間，完大義於山河亂絕之際。其事可歌可舞，常以語好事者。而友人鄭君豹先遂以浹日成之。其詞南北交參，才情並越。千秋之下，某氏一戎馬間婦人，時勃勃有生氣。亦詞人之筆機也。嗟乎，董生得反南冠矣。獨恨在宋無所短長於時，有以自見，使某氏之俠烈，不獲登於正史，而旁落於傳奇。雖然，世之男子不能如奇婦人者，亦何止一董元卿也。

　　鄭之文同時代的戲曲理論家呂天成在其《曲品》中將鄭的這兩本傳奇列為“中上品”，且都提到湯顯祖：

　　董元卿偶俠事佳，曲多豪爽。湯海若為之序。（《旗亭》）

　　盧儲文為賞閨閣，可羨可敬。鄭公恨不遇耳。詞多俊語，海若甚賞之。（《芍藥》）

　　湯顯祖評鄭氏戲曲“其詞南北交參，才情並越”，而呂天成又讚其“曲多豪爽”、“詞多俊語”，鄭之文詞曲，真“可稱文人之雄”（祁彪佳《遠山堂曲品》）。

　　鄭之文（約1574-1647），字應尼，一字豹先，號愚公，又號豹卿，明南城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曆郎中，後出為真定（今河北正定）知府。著有《遠山堂集》、《錦硯齋集》、《工部詩》、《愚莊集稿》等。所作劇本，僅《旗亭記》傳世（北京圖書館有明、清刊本），存目者除《芍藥記》（收入《曲錄》一書）之外，尚有與吳兆合寫的《白練裙》。呂天成曾在《曲品》中對鄭之文作了這樣的評價：

　　鄭進士月露才華，風流雅格。少陵蜚英於粉署，摩詰標題於京曹。以其一片烈腸，雅負千秋俠骨。

　　鄭之文之才華、性格，由此可見一斑。從明代典籍史料看，鄭之文為人一向高簡清峻，風流軼群，喜歡廣交社會名流。他與同科進士鍾惺、王思任、曹能始等都為摯友。鄭之文的一生曲折坎坷，概括起來可以分為攻讀應試、入仕免官和居家著述三個階段。特別是他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第一次應試落第後，清楚地看到當時官場的弊政劣跡，因而對晚明的社會黑暗深感不滿，極力反對腐敗的政治，而且還進行了一係列鬥爭。他“閉戶居家三十年，足不履公門，潛心著述”（《南城縣誌》），以戲劇、文學的內涵來揭露當時社會的腐敗和罪惡，這一行動深受社會人士的敬重。鄭之文不僅是一位有卓越成就的劇作家，而且還是“白門新社”中有影響的詩人。他常常於薄遊戲曲場中，熟悉藝伶歌妓的生涯，同情他們的遭遇，因而豐富和充實了作品的現實性、人民性和鬥爭性，這些都在他的戲劇文學作品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明末戲曲批評家祁彪佳列鄭之文《旗亭》、《芍藥》二記入“能品”，其《遠山堂曲品》分別評曰：

　　董元卿遭胡金之亂，得遇隱娘，既能全元卿於宋，複能全己於元卿，隱娘之俠，高出阿兄上矣。區區衲中之金，何足窺此女一班哉！曲亦爽亮，但鋪敘關目，猶欠婉轉；後得清遠一序，殊為增色。（《旗亭》）

　　盧儲之婦，能賞其文於未第之先，閨閣中如此具眼，不愧“女狀頭”之號矣。登第、成婚、俱是順境，無他曲酸苦之態；詞之秀逸，亦雅足配之。鄭君詞曲，可稱文人之雄；所少者，曲折映帶之妙耳。（《芍藥》）

　　聯係《旗亭記》的藝術實際，以及湯顯祖、呂天成和祁彪佳等人對《旗亭記》、《芍藥記》的評論，鄭之文戲曲創作的特色，不難窺測其大概了。

　　傳奇《旗亭記》，素稱鄭之文的代表作，寫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此劇取材於宋洪邁《夷堅乙誌》卷一《俠夫人》，亦見馮夢龍《情史》卷四《董國度妾》。劇本描寫北宋末年金兵占領萊州（今山東掖縣），宋官董國度不願仕金，隱居民間，和山東俠士之妹隱娘成婚，後隱娘欲與董南歸，用計先使其兄送董回宋，自己也隨後南去與董團聚。全劇歌頌了董國度的愛國之心和隱娘的聰明才智，以及妻兄的豪俠情懷；同時，對奸佞秦檜出賣山河的無恥行徑給予有力的揭露和無情的鞭笞。劇本內容雖然是描寫北宋末的故事，作者卻以深刻的政治寓意融於情理之中，充分體現了鄭之文“托曲寄意”之感。這部長達四十餘出的傳奇，他竟“浹日”寫成。無怪乎同鄉友人湯顯祖讀後深為感動、欽佩，欣然揮毫為之作序。《旗亭記》曲詞通俗本色，便於當場，演出後取得了積極的社會效果。《董元卿旗亭記》，今存萬曆金陵繼誌齋刻本，已收入《古本戲曲叢刊》第二集中。該劇本湯氏《題詞》署萬曆癸卯小春。癸卯為萬曆三十一年（1603），時湯顯祖五十四歲，家居臨川玉茗堂。

　　二

　　但鄭之文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劇作，並非《旗亭記》和《芍藥記》，而是《白練裙》。有人稱《白練裙》為雜劇，其實與《旗亭》、《芍藥》二記一樣，《白練裙》也是部傳奇，呂天成《曲品》和祁彪佳《遠山堂曲品》都收入此劇，就是有力的證據。

　　一般認為，《白練裙》是鄭之文第一次應試未第的第二年（萬曆三十六年，即1608年）涉遊金陵時與吳非熊合著的作品（僅存半部，今無存）。明清的劇評家大都指出此劇是諷刺當朝名士王稚登（百穀）和妓女馬守真（湘蘭）的風流軼事。無疑，劇作者以此劇尖銳地抨擊了當時社會上的邪風惡習，對歌妓馬湘蘭表示了真切的同情，體現了《白練裙》一定程度上的人民性。

　　由於《白練裙》的創作，涉及到吳中名士王稚登、秦淮名妓馬湘蘭，以及戲曲家屠隆，因而還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從中可以了解鄭之文中進士之前的風流生涯，以及這部傳奇的旨意和風格。

　　呂天成《曲品》評《白練裙》曰：

　　鄭為孝廉時，風流瀟灑，於秦淮曲中說刺老妓，戲成《白練裙》。俄為大中丞所訶，遂不行。曲未入格，然詼諧甚足味也。

　　祁彪佳《遠山堂曲品》列《白練裙》入最高的“逸品”，評曰：

　　豹先為孝廉時，遊秦淮曲中，遂構此記。備寫當時諸名妓，而已仍作生，且以刺馬姬湘蘭，並諷及王山人百穀。俄為大司成所訶，僅半本而止。

　　明末清初的著名史學家談遷，對鄭之文創作《白練裙》的介紹較為詳細，其《北遊錄·紀聞上》“鄭之文”條雲：

　　南城鄭之文應尼，公車下第。薄遊金陵。此北裏馬湘蘭負盛名，與王百穀諸公為文字飲，易視應尼。應尼與吳非熊作《白練裙》雜劇，極為譏調，聚子弟演唱，召湘蘭觀之，湘蘭為之微笑。司業定襄傅振商訓士清嚴。一日召應尼跽東廂下。出一編擲地，數之曰：“舉子故當為輕蛺蝶耶？”撲以夏楚，久之，乃遣去。應尼舉進士，傅晉北祭酒，介錢謙益為謝過，傅一笑而已。應尼官南部郎，終真定知府。

　　以上三則記載，一致肯定：鄭之文曾作《白練裙》諷刺馬湘蘭和王百穀，時間在其中進士前遊金陵之日；由於創作了這部傳奇，鄭之文還遭到傅振商的訶責和鞭笞。可是，《白練裙》係鄭之文一人所作，抑與吳非熊合作而成？三則記載說法不一：呂天成未涉及這個問題；祁彪佳說由於“大司成所訶，僅半本而止”；談遷則肯定此劇乃鄭、吳二人合作的產物。而清初徐九之說，與談遷相同。晚清姚燮的《今樂考證·明院本》引徐釚之話雲：

　　吳兆字非熊，休寧人。少警敏，工傳奇、詞曲。萬曆中遊金陵，留連北裏，與新城（按：即南城）鄭應尼作《白練裙》雜劇，譏嘲馬湘蘭，青樓人皆指目，有樊川薄悻之名。

　　關於鄭之文創作《白練裙》的緣起和時間，最權威的記載應是明人沈德符的《顧曲雜言》，其《白練裙》條曰：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為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複冠帶，亦寓此。公慕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嗬殿而至，踞廳事，南麵，呼嫗出拜，令寇姬傍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為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憨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貞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尚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為之紙貴。次年，李九我署南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板，然已傳播遠近無算矣。餘後於都下遇鄭君，譽其填詞之妙，鄭麵發赤，囑餘勿再告人。

　　丁酉，為萬曆二十五年（1597）。是年，由於屠隆的風流韻事，引起了鄭之文的創作衝動，因此，他不僅把屠隆寫入了《白練裙》，還順便串入王百穀與馬湘蘭狎之“醜態”。比之上述三家，如此記載顯然更為詳盡合理。沈德符隻字未題鄭之文與吳非熊合作之事。呂天成是鄭之文同時代人，沈德符又與鄭之文相識，他倆的記載比祁彪佳和談遷更接近事實。沈德符亦未涉及鄭之文因作《白練裙》而受責之事，但從李九我追查刻本，毀滅其版，而鄭之文後來不願別人再提起他曾作《白練裙》一事，蛛絲馬跡，亦可窺見當日確實引起風波的信息。

　　王百穀和馬湘蘭，一個是文苑名流，一個是秦淮名妓，兩人都曾創作過戲曲作品，又都被鄭之文寫入他的傳奇中，亦值得在此一提：

　　王稚登（1535-1612），字伯穀，一字百穀，長洲（今蘇州市）人。幼年即有文名。十歲能詩，後以布衣在吳門享名三十年。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北遊太學。萬曆間詔修國史，大學士張誌皋薦舉王氏等四人，有詔征用，未上而史局罷。王氏工詩文，亦擅詞曲。有《南有堂集》、《吳郡丹青誌》、《吳社編》等著作，又曾與張琦合選散曲集《吳騷集》。所作傳奇，今存《全德記》（敷衍五代竇禹鈞事），存目待考之作則有《彩袍記》。另有《洛陽橋記》，有人認為也是王稚登作。

　　馬守貞（1548-1604），一作真，號湘蘭，小字玄兒，又字月嬌、月娘。同母姊妹四人，其年最小，呼四娘。精於歌舞，工詩能曲；因善畫蘭，故以湘蘭行。其之蘭竹，筆墨瀟灑恬雅，饒有風致。湘蘭雖淪落風塵，卻有俠女之風，常揮金以贈少年，與吳下騷人墨客多有交往。她有詩集《湘蘭子集》二卷，王稚登為之序。所作傳奇，《遠山堂曲品》稱之為《三生》，沈自晉《南詞新譜》“古今入譜詞曲傳劇總目”名曰《三生傳》，《群英類選》凡例收有此劇殘曲，題作《三生傳玉簪記》，惜已失傳。

　　關於馬守貞，以及她與王稚登的一段風流韻事，晚明馮夢龍所輯《情史》卷七《老妓》及所附王稚登的一段自述，頗有參考價值，可以參閱。

　　至於鄭之文敷寫馬守真與王稚登風流韻事的《白練裙》問世後，一時蜚聲文壇，影響深遠。相傳該劇在金陵連續上演百餘場，天天座無虛席，久演不衰。直到崇禎時，大詩人錢謙益還有詩雲“子弟猶歌《白練裙》，行人尚酹湘蘭墓”，可見《白練裙》的社會影響之深。

　　（本文與王永健師合作，刊《湯顯祖——莎士比亞文化高峰論壇暨湯顯祖和晚明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