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與明清文學探賾

第三節 論羅汝芳對湯顯祖的影響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羅汝芳與湯顯祖師生交誼甚厚，羅氏的思想觀念對湯顯祖影響甚深。受羅影響，湯顯祖形成了自己獨立的人生觀、政治觀、文學觀，進而直接影響其生活、從政及戲劇創作。正是羅汝芳的“生生之仁”、“赤子之心”等論說內化為湯顯祖的行為指導思想，於是他在為官從政時能施行仁政，實行人性化的政治管理，贏得百姓的愛戴。也是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他能突破前人思維，大膽描寫人生之“情”，創作出以《牡丹亭》為代表的戲劇佳作。

　　一、羅汝芳與湯顯祖的交誼

　　羅汝芳（1515-1588），字惟德，號近溪，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縣）人。他七歲入學，十五歲從新城（今江西黎川縣）張洵水先生學，二十六歲從泰州學派代表人物顏山農學，得其真傳。二十九歲為舉人，十年後舉進士，曆任太湖知縣、寧國知府、刑部山東司事、東昌太守、雲南屯田副使、雲南左參政等職，後被劾歸裏，從此開始長達十餘年的講學生涯。萬曆十六年（1588）九月，羅汝芳在南城從姑山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湯顯祖（1550-1616），撫州臨川人，羅汝芳長其三十五歲。南城與臨川雖然分屬建昌府和撫州府，但兩縣相鄰。湯顯祖在《秀才說》一文中雲：“十三歲時從明德先生遊。”“明德”，是羅汝芳的弟子們對他的私諡。湯顯祖從其學的具體情況不太清晰，有記載湯顯祖這一年亦從東鄉徐良傅學。當時羅汝芳正在刑部郎中任上，省親回家的羅汝芳應湯父尚賢之邀到臨川講學。據說羅汝芳還為湯氏家塾作了一副對聯：“光陰貴似金，莫作尋常燕坐；天地平如水，相看咫尺龍門。”嘉靖四十四年（1565），徐良傅去世。次年，十七歲的湯顯祖又來到從姑山從羅汝芳學習。從姑山在縣城之東，與麻姑山相峙，盱江從其腳下流過。徐霞客《江右遊記》雲：“出建昌東門，過太平橋，南行循溪五六裏，折而西一裏，出從姑之南。”“北向登其岩，曰‘飛鼇峰’，岩前曰‘長春閣’，閣之東有堂曰‘鼇峰’。深處為羅先生講學之所。其後飛突而出，倒書曰‘印空’。下有方池，名曰‘玉冷泉’。”明人左讚《遊從姑二首》詩雲：“勝境重來又十年，山中風景故依然。危崖俯瞰雙江水，古竇微開一線天。夾崖鬆筠森翠晚，滿城樓閣倚晴煙。白鷗波外浮雲淨，目送歸帆到日邊。”盛讚此處是讀書的好地方。左宗郢《修從姑山記》雲：“從姑山者，羅先生講學道場也，先生倡明德之旨，為後學宗，四方學者響應，如聲奔穀，輻輳盱江。有皈依不忍去者，相與入山密證焉。於是四方來謁先生者，無不登從姑，而從姑之勝，遂聞天下。”

　　湯顯祖告別羅汝芳的時候，羅氏作兩首詩送別，一首是《玉冷泉上別湯義仍》：“之子來玉冷，日飲冷中玉。回首別春風，歌贈玉冷曲。”另一首是《湯義仍讀書從姑賦贈》：“君寄洞天裏，飄飄意欲仙。吟成三百首，吸盡玉冷泉。”羅汝芳作詩不多，送給學生的詩作更少。二詩雖詩意平常，但可看出羅汝芳對湯顯祖的器重與厚愛。

　　萬曆十一年（1583）湯顯祖中進士，次年出任南京太常博士，這是個七品小官，主管祭祀禮樂，少有公務可辦，算得上是個閑職。在這種情形之下，湯顯祖有些“沉淪”。萬曆十四年（1586），羅汝芳由南昌經杭州到南京講學，見了湯顯祖後，也許是對弟子的期望值過高，羅汝芳對他有一些指責。幾年後，湯顯祖在遂昌任上作的《秀才說》對此做了回顧：“十三歲時從明德先生遊。血氣未定，讀非聖之書。所遊四方，輒交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衍，幾失其性。中途複見明德先生，歎而問曰：‘子與天下士日泮渙悲歌，意何為者，究竟於性命何如，何時可了？’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豪傑之士是也，非迂視聖賢之豪。如世所豪，其豪不才；如世所才，其才不秀。”這可能是羅汝芳與湯顯祖的最後一次見麵。湯顯祖顯然也有所悟，想起這些，夜不能寐，後悔得很。

　　兩年後（1588）的九月“初二日午刻，（羅）整衣冠端會而逝”。羅汝芳逝世後，湯顯祖對羅的敬重與懷念之情有加。他或寫詩懷念，或與朋友回憶老師，或親自前往從姑山憑吊。他在《答管東溟》的信中說：“明德先生者，時在吾心眼中矣。”湯顯祖還寫下了《奉懷羅先生從姑》詩：“杖底山河數點煙，真人氣候鬱羅天。蓬壺別貯生春酒，京洛傳看小字箋。鶴唳月明珠樹裏，漁歌風色杏壇前。也知姑射能冰雪，誰道汾陽一窈然。”又有《答張了心往尋達公吊明德師處》：“可到姑山一了心，羅公蹤跡在禪林。門前便有西來意，紫柏香銷涕淚深。”當他聽說王子聲任太湖縣令，即寫了《聞王子聲令太湖，是明德先師舊蒞》相贈：“雲夢諸孫年少郎，羅公愛月舊池塘。不應此縣宜仙令，百藥山前常異香。”三年後（1591）的五月，湯顯祖貶官徐聞。他冒暑出南京回臨川，一路顛跛，病魔纏身，至家休養後又沿河上溯，直抵南城到從姑山時為九月初九日。想到先生已在三年前去世，自己病體未痊，又遭貶蠻煙瘴雨之地，此行多艱，前途未卜，不覺悲從中來，潸然淚下，遂作《入粵過別從姑諸友》詩贈別友人：“祠郎杯酒憶京華，夜半鉤簾看雪花。世上浮沉何足問，座中生死一長嗟。山川好滯周南客，蘭菊偏傷楚客家。欲過麻源問清淺，還從勾漏訪丹砂。”至廣東路上，湯顯祖還繞道遊了羅浮，並作《羅浮夜語憶明德師》：“夜樂風傳響，扶桑日倒流。無人憶清淺，夫子在南州。”

　　萬曆二十七年（1599）初春，湯顯祖、達觀禪師、臨川知縣吳用先三人又往從姑山憑吊追思羅汝芳。返回臨川後，湯有《己亥發春送達公訪白雲石門，過盱吊明德夫子二首》：“殘雪疏山發暝煙，卷帆春度石門前。空宵為夢羅夫子，明月姑峰一線天。”“小住袈裟白雲地，更過石門文字禪。平遠空高一回首，清淺麻姑誰泊船？”萬曆二十五年（1597），羅汝芳詩集出版，湯顯祖作《明德羅先生詩集序》說：“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沒。吾觀今天下之善士，不知吾師，其為古人遠矣。”湯顯祖在《李超無問劍集序》中說：“一日，問餘，何師何友，更閱天下幾何人。餘曰：‘無也。吾師明德夫子而友達觀。其人皆已朽矣。達觀以俠故，不可以竟行於世。天下悠悠，令人轉思明德耳。’遂去之盱，拜明德夫子像。而複過我。”

　　從以上湯、羅的交遊中可以看出，湯顯祖對老師情深意重，羅汝芳在湯顯祖的心目中有相當高的地位，真是“時在吾心眼中矣”。

　　二、羅汝芳對湯顯祖從政的影響

　　湯顯祖與羅汝勞的交誼深厚，求仕經曆亦相似。嘉靖二十二年（1543），羅汝芳中舉，第二年通過會試。然而，他卻決然放棄參加殿試的機會，回到家鄉。他認為“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於是“建從姑山房，日與諸友論駁明道、象山、陽明、心齋義旨，接引來學，足不入城市”。嘉靖三十一年（1552），江西撫台夏夢山登從姑，見羅汝芳“野服蕭然”。“夏曰：‘盛養壯年，安得遽為此也？’命有司備路費促師北上。”羅汝芳才赴京參加考試，果然不負所望舉進士而歸。湯顯祖也有類似的經曆。隆慶四年（1570），湯顯祖參加鄉試獲得第八名，次年參加會試不中，從隆慶五年到萬曆八年共十年間，四次應試，前三次均落第。鄒迪光《臨川湯先生傳》中用了較多的筆墨記敘此事：“公雖一孝廉乎，而名蔽天壤，海內人以得見湯義仍為幸。丁醜會試，江陵公屬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應。庚辰，江陵子懋修與其鄉之人王篆來結納，複啖以巍甲而亦不應。曰：‘吾不敢從處女子失身也。’”今人龔重謨等《湯顯祖傳》中說：“湯顯祖）到了南京以後，許多人對湯顯祖放棄這科考試感到十分惋惜，然而湯顯祖卻認為自己所為實乃明智的舉動。他對大家說：‘我若入闈應試就不智了，因為落第後，知我者對我同情，不知我者，還說我才學不如人哩！’”

　　羅、湯二人對於仕途的淡然之態也相似。萬曆二年（1574），羅汝芳已六十歲，朝廷卻要他遷雲南屯田副使之職，他“具疏乞休”，“同誌強止勿上，乃治裝南行”。於是在季冬時到達任上，並努力治理雲南，功績卓著。萬曆五年（1577），羅汝芳借捧賀入京之機上二疏乞休，在等待結論時，終日與同誌講學，由此也得罪首輔張居正，於是被“責令致仕”。當有弟子勸道：“師以講學罷官，盍少輟以從時好？”羅回答說：“我父師止以此件家當付我，我此後亦惟此件事幹。舍此不講，將無事矣。況今去官正好講學。”他還作了一首《致仕偶興》以表達當時豁達大度的心情：“乾坤到處有行窩，解組飄然發浩歌。傳世幸遺清白吏，居官已入孝廉科。隱心秋水眠鳧鴨，詩興春風長薜蘿。俯仰自知無愧怍，漁樵伴裏聽那何？”

　　湯顯祖對做官也不是很有興趣。萬曆二十五年（1597），他上京向吏部告歸，謝絕了眾人的挽留，毅然返回臨川老家。鄒迪光在《臨川湯先生傳》中說：“又以礦稅事多所盭，計偕之日，便向吏部堂告歸，雖主爵留之，典選留之，禦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長往。神武之冠，竟不可挽矣。已抵家，浙開府以複任招，不赴；浙直指以京學薦，不出。已無意仕路……”後湯顯祖再也沒有踏入仕途，而是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了戲劇創作中。

　　羅汝芳與湯顯祖都以德治邑，並取得政績。羅汝芳曾說：“竊觀五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日密一日，製刑具者，則日嚴一日，任稽察、施拷訊者，則日猛一日。”每每有犯人被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淋漓，他總為之歎息：這些犯人同樣為父母所生，也同樣愛戀於兄弟之間，為什麽當初“善”而今不“善”呢？如果我們能明白孔孟之言，“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卻斯重矣”。當發現他們有轉不“善”之時，若多加“愛養”，揚其“善”的一麵，“則民之頑劣，必思掩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於是他在地方任職或者掌管刑獄時，“所至不事刑撲”，每每講學論理，以“仁愛”之心化解犯人的邪惡之心，教化他們向善，走正道，要求他們改邪歸正，重新做人。

　　湯顯祖在徐聞、遂昌任上也是仁政惠民。他在遂昌就大膽做了兩件事讓當時政壇震驚：一是除夕夜讓獄中的囚犯回家過年，與親人團聚，春節後再回獄中服刑；二是元宵節時，組織囚犯到城北河橋上觀燈，體會節日“繞縣笙歌”的歡樂氣氛。湯顯祖還為此寫了《除夕遣囚》：“除夜星灰氣燭天，酴酥銷恨獄神前。須歸拜朔遲三日，溘見陽春又一年。”又有《平昌河橋縱囚觀燈》：“繞縣笙歌一省囹，寂無燈火照圓扃。中霄撤斷星橋鎖，貫索從教漏幾星。”湯顯祖曾作《平昌送何東白歸江山有序》：“予聽獄或笞囚過當，輒意授曉（按即何曉，江山人）視之。無恙而後即安。民或鬥毆相殺傷赴庭下，輒先付曉謹護之，而徐聽其訟。亭中有係人，常與錢曉貸其藥。以故五年中，縣無鬥傷笞係而死者。”其憐民愛民可見一斑。湯顯祖為官實行人性化的管理，在遂昌五年，沒有拘捕一名婦女，沒有打死一名囚犯。

　　羅汝芳與湯顯祖皆因親民勤政而深得百姓愛戴，盡管他們都對仕進熱情不高，但他們仍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績彰顯，深得百姓愛戴。嘉靖四十年（1561），羅汝芳回鄉探親，當地老百姓以為他一去不複返而戀戀不舍，有的竟從安徽太湖隨他來到了南城。當時太湖有《羅令謠為羅近溪作》：“司空小池，君子蒞思。我公我母，亦惟我師。”羅汝芳任職的東昌府民也作《羅公德政頌》：“昔有蘇瓊，不通飴餉，趙穎獻瓜，留置案上；今我羅公，德音是貺，講學徒政，眾頌無謗。”羅汝芳在寧國府任期三年，治政有方，成效顯著，“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時人稱頌：“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之風”，評價他“是個真正好人”，“是個真正好官”。

　　湯顯祖在他所任之處也是政聲顯耀，他在遂昌縣任職五年，把“仙縣”治理得井井有條。鄒迪光《臨川湯先生傳》中稱湯顯祖“一時醇吏聲為兩浙冠”。當地吏民在相圃書院建生祠紀念他，遂昌的百姓還不遠千裏來到臨川探望湯顯祖。萬曆三十六年（1608），湯顯祖臨近六十歲，遂昌百姓舉薦畫師徐侶雲赴臨川為湯顯祖畫像，畫成後帶回遂昌懸掛於祠中。清順治年間，遂昌知縣繆之弼立遺愛祠以祀他。自隋迄清，在遂昌曆史上有名有姓的三百多個縣令中，湯顯祖的名聲可謂最大，影響可謂最深，湯顯祖的事跡也在遂昌世世代代百姓中傳頌。

　　士人的從政行為受其從政理念的影響，羅汝芳、湯顯祖都是在“生生之仁”思想指導下才有了這些從政行為。羅汝芳一生講“仁”，講“孝弟慈”，並以此指導他從政治邑。在羅氏看來，“仁”為“天地之生德”，他以孔子的“仁者人也”、“仁者愛人”來解釋“仁”。他認為：“仁為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為天地之心，其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也就是說，仁是天地之性，人是天地之心，仁之理具有生生不已的特征，人之心又有感應的能力，仁德與人身融為一片，仁與人渾然一體。生生之仁，生生不盡，無盡無絕，仁而人，人又為天地之心，則人之為大。他說：“萬物皆為天地所生，此為天地之大德，生而又生，生生不息，無盡無絕。此為仁。”又說：“孔子雲：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也。曰：生，生生而無盡。曰：仁而人則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於生，而大德之生生之心，生生之心心於人也。故知人之所以為人，則知人之所以為天，知人之所以為天，則知人之所以為大矣。”“生生”是宇宙存在的原理，世間萬物無不“生生”。所以人與人，物與人，以至於天地萬事萬物，相通相生。

　　“仁”即天地之“生德”，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生生”之理便是“仁”之理，宇宙萬物無不“生生”，所以“聯屬”貫通。即羅汝芳認為“仁聯屬天下萬物”，隻有有“仁”存體，則我與物相通，物與我相通，可以視萬物如同己身，如此則人與物彼此關聯，相互感通。“通天下萬世為一人，是人而仁矣”。當有人問到汝芳十五歲誌於學，學的是什麽？他回答說：“學以成乎其人者也，故聖門宗旨在求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夫人生之初，則孩提是已，孩提所知，則親其親，敬其長焉，是已親敬不失其初，則舉此加彼，自可達之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在羅汝芳看來，“孩提之親，親是孝，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原是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不約而自同者也”。“仁義之實，隻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各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所謂“愛親”，意思是指“孝”，所謂“從兄”，意思是指“弟”，“孝弟”之事是“自知”、“自能”的事，也是“仁義”的實質內容。“仁義”是抽象原理，“孝弟慈”才是真實內容，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感情，是不需“學”與“慮”的，在一定程序上說也是與生俱來的。

　　正是基於這些看法，所以在現實生活中，羅汝芳更加注重“孝弟慈”。在他看來，“孔孟之言，皆必會歸孝弟”。羅汝芳說：“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嚐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者而觀之一國，一國之中未嚐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天下之大亦嚐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縉紳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顯親揚名，光大門戶，而盡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姓雖職業之高低不同，而供養父母，撫育子孫，其求盡此孝弟慈，亦未嚐有不同者也。”從家庭與國家、個人與社會，乃至普天下來看，“孝弟慈”是人人皆有，與生俱來。在他看來，“孝弟慈”是世上的“大道”、“善緣”、“大功德”。當天下“孝弟慈”大行，則天下秩序井然，家家相親相愛，人人相安相樂，百姓怡然自得，和諧平安。還可萬物萬民生生不息，永世繁衍下去。

　　這一“生生之仁”的思想是羅汝芳一生愛民、憐民思想的基礎，也是他不貪權戀官的原因所在。這一思想也深刻影響了湯顯祖。湯顯祖在《太平山房集選序》中說：“蓋予童子時從明德夫子遊，或穆然而谘嗟，或熏然而與言，或歌詩，或鼓琴。予天機泠如也。”湯顯祖所言“天機”即是羅汝芳所主張的“生生之仁”，湯顯祖在上文中還說：“中庸者，天機也，仁也。去仁則其智不清，智不清則天機不神。”萬曆十九年（1591）湯顯祖因上《論輔臣科臣疏》激烈抨擊朝政，被貶為廣東徐聞縣典史。在《與汪雲陽》的信中，湯顯祖說遂昌“其地人輕生，不知禮義”而建“貴生書院”。同時撰《貴生書院說》，其文雲：“天地之性人為貴。人反自賤者，何也？孟子恐人止以形色自視其身，乃言此形色即是天性，所宜寶而奉之。知此則思生生者誰。仁孝之人，事天如親，事親如天。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治天下如郊與禘，孝之達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寶此位？有位者能為天地大生廣生。故觀卦有位者‘觀我生’，則天下之生皆屬於我；無位者止於‘觀其生’，天下之生雖屬於人，亦不忘觀也。故大人之學，起於知生。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也。然則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下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壞之。《書》曰：‘無起穢以自臭。’言自己心行本香，為惡則是自臭也。又曰：‘恐人倚乃身。’言破壞世法之人，能引百姓之身邪倚不正也。凡此皆由不知吾生與天下之生可貴，故仁孝之心盡死，雖有其生，正與亡等。況於其位，有何寶乎！”

　　此文顯示了湯顯祖以人為貴的重要思想。湯顯祖從孟子“形色即是天性”出發，指出“貴生”之貴並非僅有“形色”之所在，而有“生生”之所在，則應惜之，奉之，孝之。“貴生”又為“大人之學”，“生”為“天地之性”，亦為“天地之大德”，正因如此，人之生命的存在就應超越“物限”，在不令“身壞”的前提下，追求“天下之生久”，同時，由知生而自貴，由自貴而貴“天下之生”。湯顯祖在徐聞離職時，寫有《徐聞留別貴生書院》：“天地孰為貴？乾坤隻此生。海波終日鼓，誰悉貴生情。”詩中將“生”之“貴”與天地乾坤緊密相聯，“生”之為“貴”，不僅僅是因為生命為父母所給所養，同時還是“天地之大德”，海浪一波超一波，日子一天又一天，而對悠悠乾坤，誰能知曉“貴生”之大情？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湯顯祖的“貴生”思想乃在於高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肯定每個人都有生存發展的權利，它與羅汝芳“生生之仁”的思想觀念是一脈相承的。也正是這樣，他們便能以民為貴，憐民愛民，廣施仁政，以德治邑，深得百姓愛戴。

　　三、羅汝芳對湯顯祖創作的影晌

　　羅汝芳的思想直接影響著湯顯祖的戲劇創作。羅汝芳強調“生生之仁”，“赤子之心，不學不慮”。強調的是“仁”的自然流露，無需“學”，無需“慮”。此是“仁”的生機，也是從善的情感與意誌，強調的是情感的自然奔流與狂放不羈。

　　羅汝芳說：“天初生我，隻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又說：“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在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為，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人生而靜後，本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為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為人，久為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為物。甚而為欲所迷且沒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為鬼魅妖孽矣。”

　　羅汝芳所指的“赤子之心”並非僅指人初生時的實體，而是指人初生時的心靈狀態，沒有經曆人世間任何事物、事件染汙的原生狀態，是最純潔、最完美、最自然的與生俱來的情感。因而是人的本能，是最真實的。羅氏從理性思辨的角度來闡述，而湯顯祖則通過文學創作的形式表現出來，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試以《牡丹亭》為例作一簡論。

　　湯顯祖雲：“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從劇本情節看，女主人公杜麗娘的“情”並非“不知所起”，她因讀到《詩經·關雎》從而心中激情蕩漾，深生感觸，廢書長歎：“聖人之情，盡見於此矣。今古同懷，豈不然乎？”於是與侍女春香私遊後花園，花園裏“姹紫嫣紅開遍”，“生生燕語明如翦，嚦嚦鶯歌溜的圓”，“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此般“良辰美景”，在年方二八的少女眼裏，自然是生機洋溢。於是由“忽慕春情”而“春情難遣”，再而“一往而深”，情至癡則“因情而死”，後情至極又“死而複生”，終成連理，與心上人柳夢梅過上美滿幸福的愛情生活。劇中所表現的“情”本是人之初的原生狀態的情感，但經世俗的浸染，在現實世界中無法純潔起來，湯顯祖隻好在幽冥之中來演繹這一真“情”。也隻有這人鬼之“情”，脫離了一切的世俗觀念，而變得純粹而透明。這種“情”在封建家長專製壓迫之下，沒有迸發出來，或被扭曲了。湯顯祖大膽地在《牡丹亭》中通過藝術形象生動地表現出來，也就是讓這種“赤子”之情自然地流露出來。這種“情”的流露，正如羅汝芳所言：“不追心之既往，不道心之將來，任他寬洪活潑，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機之自然！”，“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巨浸汪洋，縱橫在我，豈不一大快事也哉！”

　　湯顯祖在《牡丹亭記題詞》中寫道：“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複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複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這是何等的淒婉動人！湯顯祖認為情是自然生成，不加修飾的，是人生最真摯的、最純潔的、最偉大的感情。《牡丹亭》“初出時，文人學士，案頭無不置一本”，“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杜麗娘》一劇，上薄《風騷》，下奪屈、宋，可與實甫《西廂》交勝。”尤其明清婦女們的心靈更為劇中的“情之至”所震撼。所謂“牡丹亭》唱徹秋閨，惹多少好兒女拚為她傷心致死”。還有不少閨秀懷著熾熱感情，對《牡丹亭》邊讀邊批。“自有臨川此記，閨人評跋，不知凡幾，大都如風花波月，飄泊無存”。臨川《牡丹亭》數得閨閣知音，玉綴珠編，不一而足。其中婁江俞二娘酷愛《牡丹亭》，“密圈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痛感婚姻不自由，年十七，斷腸而死。湯顯祖《哭婁江女子二首》之一即雲：“何自為情死，悲傷必有神。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據文獻記載，杭州女演員商小玲演出時因為過於哀傷而死；揚州女子金鳳鈿臨死時囑咐用《牡丹亭》殉葬；才女馮小青則在讀完《牡丹亭》後題詩：“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閑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

　　男女之間的愛情是人類最純潔、最美麗的感情，正是有了這份感情，才讓人類生生不息地繁衍，正是有了這份感情，才使人成為萬物之靈。湯顯祖筆下的“情”遠比男女之情豐富與複雜。湯顯祖的“情”與羅汝芳的“赤子之心”、“生生之仁”有著內在的必然的聯係，在一定程度上繼承與發展了羅氏學說。

　　羅汝芳曾說：“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複’，無以見天地之易。故曰：‘複其見天地之心。’”羅汝芳認為“複”是“生生之理”，“仁”也是“生生之理”，所以“仁是歸重在《易》”。

　　湯顯祖的《明複說》繼承了羅汝芳的“生生之仁”說，文雲：“天命之成為性……所謂‘複其見天地之心’，‘生生之謂易’也。不生不易。天地神氣，日夜無隙。吾與有生，俱在浩然之內。先天後天，流露已極。……浩然初氣，吻合為難。吾人集義勿害生，是率性而已。……吾儒日用性中而不知者，何也？‘自誠明謂之性’，赤子之知是也。”

　　湯顯祖認為隻有領悟了“生生之仁”才具有“情”。湯顯祖在《耳伯麻姑遊詩序》中說：“世總為情，情生詩歌。”在湯顯祖看來世界就是由情所構成，詩歌也是因情而發，其價值也是因情而定。湯顯祖還認為，因為人生而有情，所以便會自然而然地將其喜怒哀樂之情或發於筆端，或流於嘯歌舞蹈。他在《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一文中說：“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搖。或一往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人情之大竇，為名教之至樂也哉？”鄒元江先生認為：“人情之大竇即至情之所從出、道情之所渠成之處。”而這種“至情”必然純真、活潑、動人、深切，即成“至樂”，通過一定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就可使人沉浸於悅樂之中，自覺地接受，潛移默化，從而達到教化人的目的。湯顯祖也曾提出了“深情”與“道心”兩個概念。他在《睡庵文集序》中說：“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依鄒元江之見，則是：“具道心之人，就是具智骨、有深情之人。‘深情’即‘至情’。‘至情’與‘道心’合一，它本身就是‘道心’。此‘道心’不是先驗道德本體，而是聞生生之大道的人之本心。”

　　羅汝芳的思想對湯顯祖的創作影響是多方麵的。在湯顯祖作品中所體現的對人的關心，對“情”的展示都受到羅汝芳的深刻影響。左東嶺先生認為：“如果認真探尋湯氏言情說的思想淵源，可以發現羅汝芳的心學主張是一個主要源頭，其途徑是羅汝芳強調赤子之心的體仁學說，影響了湯顯祖生生之仁的入世傾向，又影響了他關注生命的自我情結，並最終形成了貫穿其人生觀、政治觀與文學觀的言情說。”

　　（本文與羅伽祿合作，為2007年8月福建武夷山“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暨2007年明代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刊陳慶元主編《2007年明代文學論集》，海峽文藝出版社，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