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卮言

第五節 文化創新：可能性與可行性--評甘安順《中國文化創新論》

　　文化維係著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命脈，而文化的麵貌和精神價值也間接反映了這個國家或民族的整體實力。在全球化的總體情勢之中，文化業已成了世界上各個國家、民族進行爭奪和廝殺的角鬥場。正如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所認為的，當今的文化不是以彬彬有禮、心平氣和的姿態呈現出來，它毋寧說是一個戰場，各種各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在其中交鋒和對抗。可以說，當今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的競爭不再是經濟、政治、軍事的競爭，而主要是文化的競爭。如何在這場文化對抗賽中立於不敗之地，那就必須依靠文化自身的不斷創新發展。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之下探討文化創新問題確實是必要的，其意義重大，值得人們關注和思考。甘安順先生的近著--《中國文化創新論》就是這樣一部富有探索性和現實意義的著作。

　　什麽是文化創新？在中國當代文化的整體現實中，創新如何可能？對於這些問題，要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看來，談論中國的“文化創新”容易陷入下麵幾個誤區：一是無視當今中國的文化實際，淩空蹈虛，從概念到概念，表麵上理論性很強，實際上沒有觸及根本性的問題；二是以主流文化代替文化整體，以意識形態問題遮蔽其他文化形態的問題現狀，比如傳統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等等，忽視這些文化在文化創新進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割斷了它們之間的血脈關聯，使得主流文化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三是過分關注科技層麵（工具理性）的創新發展，而忽視了人文理性價值的重估與刷新，文化的發展失卻了精神原動力。

　　甘安順先生的《中國文化創新論》充分注意到了上述“文化創新”研究方麵所存在的問題。該著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全麵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創新的經驗和教訓，以及對現代文化發展的意義。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本書的寫作宗旨是：“根據中國文化創新的理論資源和史實，總結文化創新與文化傳統、文化流布的曆史經驗和規律，探索當代文化創新的方向和途徑，推進國家文化創新體係的建設。”（第279頁）該著的關注點主要有兩個：一是文化深層的精神價值；二是中國文化的身份問題。（第279頁）而這兩個問題又是緊密關聯，缺一不可的。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主要體現在思想、製度、信仰、藝術等人文理性層，而不是體現在科技、經濟等工具理性層。因此，要想在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發出自己的聲音，留下自己的蹤跡，那就必須明確並堅守自己的文化身份。毫無疑問，文化身份的確立必須從文化最深層的精神發源處獲取力量與方向。中國文化要在全球文化的多元角逐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深度開掘傳統文化的精神資源，總結並提升文化創新的經驗。正是本著這樣的寫作意旨，該著圍繞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個重要維度--思想層、製度層和藝術層，深入到文化的腠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軌跡做了一番細致的描繪，並在這個基礎上，針對當代中國的文化實際，提出了一些頗有價值的文化創見。作者沒有流於一般的理論述說，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文獻的基礎上，得出一些樸實穩健的觀點或結論。更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不是對傳統文化的創新軌跡作散金碎玉式的印象描繪，而是要繪出一幅中國文化創新的“清明上河圖”，該著“從對個體生命塵世漂泊靈魂的安頓和終極關懷，到思維方式的轉換，再到學術爭鳴的撞擊和流派的爭鋒，以及各文化構件的蛻變，形成了倫理道德、統治思想、文學藝術、醫藥保健、教育變革、文化交融等一個完整的體係”。雖然這個體係尚有可商兌處在，但對於全麵展示中國文化創新的經驗來說，還是很有意義的。以下從四個方麵具體談談對這本著作的感受。

　　一 刷新主體思維，葆有文化原創力

　　文化創新說到底是人的觀念和思想的變革與創新，而觀念思想的變革有賴於思維方式的常變常新。中國文化傳統五千年來綿延不絕而且至今充滿生機，說明傳統文化本身存在著自我更新的生命機製。這種機製的完善離不開文化思維的自我更新功能。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就包含著極為豐富的求變求新思想。《易經係辭上》曰：“生生之謂易。”在這裏，“易”的最本質的含義就是變化、創生，可謂生生不息，日新其德。《莊子大宗師》有言：“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莊子從山澤推演到天下，指出創化新變是無可避免的。南齊史學家蕭子顯也提出了“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論點，這句話所包含的，是對一切現成性的突破與顛覆，對一切新變創化的承認與籲求。

　　正是對於傳統新變思想與文化創新之間關係的充分體認，該著重點分析了逆向思維對於文化創新所起到的重大作用。逆向思維是一切新變思想中最具批判性的一種思維。它具有“反傳統、反慣例、反常識、反流俗、反從眾的特性。它在反叛的基礎上，表現為對常規思維的否定和挑戰”（第76頁）。

　　作者選取了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最具批判性的幾位思想家作為個案，論述了逆向思維對文化原創的獨特貢獻以及文化新變發展的獨特意義。比如老子、荀子與主導思想相異的反向思考，王充、李贄對於主流文化的批判，王夫之對於中國兩千年文化的總結和清算，魯迅對於傳統文化弊端尤其是國民劣根性的批判等等，“都顯示了逆向思維具有激濁揚清、創新文化的巨大作用”（第77頁）。作者沒有停留在對於這些批判性思想家的簡單臚列上，而是結合當今中國文化中所存在的問題，論述了逆向思維對於文化創新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傳統思維是一種偏向於情感的意向性思維，這種思維以主體為中心，更多的是表達了主體的需要、態度和價值觀，因此，“它所解決的是價值選擇問題而不是真假問題，是意義問題而不是事實問題”（第78頁）。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之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些造假行為，形成了一種不良的文化氛圍。比如科研造假、作家寫作造假等等。作者呼籲，必須打破傳統的意向性思維，倡導一種求真的外向性思維，形成求真的習慣和風氣，以推動創新型國家的建設。由於以事實為依據，而不是進行空疏的說教，此論讓人讀來頗有同感，其間的論述細節也多顯創見，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與創新思維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讓文化葆有持久的原創力？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經曆了幾次大的文化創新。一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家各派自由爭鳴，申說自己的理論主張；二是漢代，出現了黃老道家與董仲舒的儒學，影響很大；三是魏晉玄學，“老”、“莊”、“易”這三部思想原典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四是宋明理學，傳統儒、道、釋得到進一步的融會與糅合，理性思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這幾次思想文化的高峰來看，文化的創新發展最終取決於這種文化是否具有原創力。所謂文化的原創，它包含著兩種情景：一是某一文化成果出自某個國家和民族，該成果顯示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文精神狀況與文化創造力；二是某一文化形態具有永不枯竭的文化創造的活力源泉。從中國曆史上幾次大的文化創新來看，中國文化完全具備這種原創力。但是，該著的目的不單是為了描述這個文化再創造的過程，而是為當今中國文化再度輝煌搖旗呐喊。在作者看來，中國目前正期待著一次大的文化再創造。那麽，如何進一步推動這個文化再創造的時期到來呢？他認為，可能的方法和途徑是創建一批學派，形成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麵。而最關鍵的就是要在學界、文化界形成具有自覺反思意識的學術領軍群體。這種自覺的反思意識表現在對自己所處的位置非常清楚，並且能夠做出適應社會需要的文化抉擇；同時，它還表現為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覺確認，以及用中國方式回應全球化帶來的種種挑戰。但也應看到，目前創建原創性的學術流派存在一些困難，一是人文理性空間在萎縮；二是同一性話語影響很大；三是語言文字的隔膜。（第22-28頁）這樣的論述，充分體現了作者對當代中國學派創新的極大信念，同時也表明了他對當今中國學術文化的現狀有著清醒的認識。文化的崛起需要一批原創的大師和原創的經典出現，而大師和經典的出現又需要良好的文化土壤和人文地基作保障。當今文化學術界的大師，不是某一領域的專家，也不是博而不淵的文化名人，而是學貫古今中西，能自由吐納一切學術思想並能化解現實困境的文化精英。什麽時候人們不再唯西方馬首是瞻，不再對傳統文化意存隔膜，什麽時候學術大師也許就會悄然出現在我們的身邊。

　　二 文化創新的旨歸在於個體生命精神的自由

　　以往一些談文化創新的文章或著述更多的是從國計民生、民族曆史、社會現實等大的角度來展開，而少有著作將文化創新問題同個體的生命精神關聯起來。一種文化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引起其他文化的關注，不光是看這種文化在整個國家、民族中的表現形態、外在形象和現實功用，還要看這種文化怎樣滲透到每一個文化個體的精神生命中，怎樣影響到他（她）的生存樣態、世界觀和價值觀，怎樣陶鑄其人格、安頓其靈魂，使其得以在自由的精神王國裏遨遊。甘安順先生的《中國文化創新論》專辟一章探討這一問題，從思路的取徑來看，確有創新之處。甘安順先生寫道：“文化的主體是人，文化創新的目的，其出發點和歸宿點應該是人。離開對塵世漂泊靈魂的安頓和終極關懷，離開對現實疲憊身心的衛護和關愛，離開對個體生命精神的激發和張揚，文化創新就失去了目標和動力。”（第29頁）誠哉斯言！那麽，中國傳統文化又是怎樣去關注個體的精神生命的呢？該著認為，作為原始道家的老莊哲學對個體生命問題給予了比較多的關注，並且提出了許多開創性的思想觀點。比如，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原則，以及“節欲”、“守靜”、“謙德”等完善個體生命的方法。莊子發展了老子的“自然無為”思想，追求精神的自由逍遙境界。要達到這種境界，必須超越生死、是非、名利，與道通為一。

　　當然，在中國傳統的人文思想譜係中，不光隻有老莊關注個體生命，在後世的思想派別中，尤其是在文學作品中，個體生命始終是詩人哲學家無法繞開的一個元問題。屈原、陶淵明、李白、蘇軾、曹雪芹等等，他們鑄偉詞、酌新聲，其奏響的仍然是個體生命的最強音。但是，如果細細考辨其思想來源和精神養料，恐怕還得追溯到原始道家的老莊哲學。由此，盡管甘先生隻分析了老莊哲學中的生命精神，但也不難見出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程度。

　　三 文化創新的實踐性品格與當代意義

　　文化是否創新，創新的意義何在，不是由文化的理論形態本身決定的，還必須經由文化的實踐環節的檢驗，被證明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這種創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創新。比如我們目前談得比較多的生態問題，其實在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也有著豐富的生態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念、孔子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思想、老子回歸自然的思想、後世文人的山林意識和田園情趣等等，都可以看做是生態觀念的具體體現。盡管生態問題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重視，但是，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解決還遠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我們的問題是，怎樣將傳統文化中的這項思想資源與當下的現實問題有效地嫁接起來，並在實際的解決過程中真正發揮成效。而這一問題實際上也構成了當代文化創新中的一個瓶頸性難題。因此，在什麽向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突破這一瓶頸，是衡量一項文化創新研究成果價值高下的重要指標。通讀甘先生的《中國文化創新論》後不難發現，中國文化創新的實踐性和當代性始終是該著正麵關注的一個現實問題。甚至可以說，正是對當下中國文化現狀的深重憂慮，正是要化解這些現實問題的執著和勇毅，直接構成了作者寫作此書的初衷和動力。

　　比如，在談到文化創新與德治文化的關係的時候，著者就為自己提出了這樣的實際性問題：“當下，我們要創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否充分利用和批判繼承傳統文化中尤其是儒家倫理文化中飽含社會理性的理論資源並予以創新？這是創造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關鍵。”（第83頁）該著重點分析了孔子的仁與中庸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並對儒家德治文化的社會作用以及存在的弊端作了相應的論析。更重要的是，著者將儒家的德治文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關聯起來，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文化新見。比如德治文化的倫理親和力有助於祖國的統一，借鑒德治文化完善法德相濟的治國方略，重視道德建設加強領導幹部的垂範作用等。這樣的觀點都能給人以深刻的啟發。再比如，作者針對當下有些人肆意貶低中醫，並將中醫說成是“偽科學”的文化現象，係統論析了中醫藥文化的精神內涵，認為中醫將“致中和”作為它的最高境界，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生命文化”。（第195頁）作者圍繞中醫元典係統梳理了中醫理論的演變過程，並列舉分析了三個創新階段的主要成果。針對目前中醫所麵臨的困境，作者認為將“中醫體係融合到基因科學中，利用西醫手段，提升中醫醫療水平，將是中醫的創新方向”（第216頁）。這些論述來自對中醫文化的深刻理解，來自對中醫理論自我創新能力的正確估量，也來自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充分自信。

　　像這樣的例子，在該著中還能找到很多，可以說，文化創新的實踐性和當下性貫穿了全書的每一個章節，作者在論述的時候，首先描繪文化創新的大概過程，再擺出當下所麵臨的問題，最後提出創新的思路方向以及解決的辦法。雖說這些思路辦法未必全麵或者全然正確，但都做到了盡可能地對每一個問題都有一個交代。這樣的研究思路能讓我們在充分了解文化創新史實的基礎上，進入到對當下文化問題的深入思考之中。

　　四 文化創新期待著良性的文化互動

　　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形象，它表征著該民族的性格、心理以及整體氣度。因此，怎樣展現我們的文化，展現什麽樣的文化，這一問題直接關涉到我們在世界中的形象和地位。但是，我們所麵臨的問題是，中國的文化被誤讀甚至被妖魔化了，其他的民族對中國文化並不十分了解。季羨林說：“今天，中國人民對西方的了解（知）遠遠超過西方人民對中國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有一些平民老百姓對中國毫無所知；有的人甚至認為今天中國人還在裹小腳，吸鴉片。連一些知識分子也對中國懵懂無知。”這正是王嶽川先生所說的“文化赤字”問題，也是中國文化被誤讀的一個深刻原因。因此，我們不能僅僅是拿來，我們還要輸出，源源不斷的輸出，隻有這樣，才能讓西方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消除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等方麵的誤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他編輯的《中國近事》中說過這麽一段話：“我們不僅要派遣傳教士去中國，而且中國也應該為正確地處理和實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派遣傳教士到西方來。”萊布尼茨熱愛中國文化，是中德文化交流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盡管這位300多年前的中國文化愛好者無法預料日後中國文化的一度衰弱，但他提出的文化互動思想無疑是非常有遠見的。

　　正是出於對這一問題的深切關注，甘先生在《中國文化創新論》的最後一章提出了要“確定外來文化本土化的互動模式”的主張。他認為，文化互動是雙向的，既要堅持文化拿來，更要堅持“文化輸出”，隻有堅持這兩者之間的平衡互動，“中國文化才會找到創新的立足點和著力點”（第269頁）。具體來說，文化互動具有以下幾個方麵的現實意義：一是有利於拓展中國文化空間；二是有利於確立文化辯證態度；三是有利於增強民族憂患意識。（第268-270頁）可以說，文化之間的良性互動是文化創新問題的題中之意，它為文化創新提供了必要的參照物和強大的驅動力。

　　甘安順先生多年來從事文化的研究工作，已經有一百多萬字的相關著述問世。他利用到北大中文係做訪問學者的機會，與王嶽川先生就文化創新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交流，這在《中國文化創新論》中多有體現。可以說，這本書是他多年來對文化創新問題集中思考的結晶。全書視野開闊、材料翔實，論證嚴密，創見迭出。毫無疑問，這部凝聚了作者無數心血和智慧的學術著作，一定會在文化建設的進程中發揮它的影響與效用。

　　（原載《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