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卮言

第三節 文化視閾中的女性身體--從《一對恩愛夫妻》與《陳小手》展開

　　《一對恩愛夫妻》是賈平凹長篇記敘文《商州初錄》中的一個短篇。故事很簡單，大來和菊娃因為培育木耳致富，是石莊公社的冒尖戶。“我”因為好奇，晚上開完會隨同大來到了他的家。他媳婦菊娃很賢惠能幹，從背後身形看，柳秀娟好。但就著燈光一看，讓“我”大吃一驚，她的臉有很多疤點，嘴角也歪向一邊。牙齒卻雪白整齊，顯然是後天造成的。經探問，大來告訴了實情。他們結婚第三年，公社原書記來到溝裏來考察木耳培育情況，看上了他老婆。後來書記利用職權點名讓大來去三十裏外修水庫，並趁此糟蹋了他老婆。大來回來後到公社告狀，反被書記說是誣陷，又被勒令去水庫工地，他老婆又多次被糟蹋。大來知道後要找書記拚命，被菊娃攔住。一次，大來在衣服上塗了很多漆，要老婆用汽油洗洗，他在後麵丟了根火柴，菊娃的臉被嚴重燒傷。大來懊恨不已，菊娃卻安慰他說這樣好，就這樣。從此，書記再也不來了，他們又過上了平靜恩愛的日子。

　　《陳小手》是汪曾祺的一個短篇小說。陳小手是附近有名的男婦科大夫，凡有難產的情況，陳小手一到，皆能順利。有一天，開來一支部隊，正趕上團長的太太難產，幾個老媽子接生婆都沒有用，隻好去請陳小手。陳小手騎著白馬到了，團長說，大人小孩都要保住，否則崩了你。陳小手忙活了半天，終於平安接下來了。團長擺宴款待，並給了二十個大洋。陳小手也不推辭，道了一聲“得罪”，騎著馬走了。還沒有走幾步，團長掏出槍，一槍打下陳小手，嘴上還說：“我的女人，怎麽能讓他摸來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許碰！你小子太欺負人了！日他奶奶！”團長覺得怪委屈。

　　一

　　這兩篇故事雖然形製短小，但是其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和人性意義卻讓人難以釋懷。在作者平靜的敘述下麵，蘊藏著某種讓人震懾的力量。這種力量似乎不是來自敘述本身，而是來自敘述所傳達的文化信息。當然，不同的敘述所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樣的，但是就這兩個故事來說，無論采取哪一種敘述方式，都不能遺漏其中的文化信息，否則就很難產生這麽大的意義力量。這兩個故事社會背景不同，情節也不一樣。但是，其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是共同的。那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視域中，作為文化主體的男性（丈夫、君王等）會以什麽樣的眼光來打量女性（妻子、臣妾等）的身體？而當女性身體遭遇到其他男性的“猥褻”，這個男人又會采取什麽樣的方式去解決？在中國文化中，這是一個關涉到存在的元問題，它折磨著每一個男人的思維神經。

　　中國古話說：“妻子如衣服。”衣服是身外之物，它隻是附著在男性身體之上的一個衍生物。但這並不表明這個衍生物可以任由他人目擊身觸，甚至猥褻踐踏。相反，這件所謂的“衣服”恰恰是男性身體的延伸，並從根本上關聯著男性存在的尊嚴。如此，在這種男權文化的影響之下，男人的心理會形成一個悖論：一方麵，男權控製著女性身體，這個身體完全是私屬的，任何其他男性都不可覬覦侵犯；另一方麵，女性身體又無法獨自挺立起來，而隻是依附於男性，成為男性身體的延伸，因此，它並不能獲得自由和獨立的文化意義。賈平凹的《一對恩愛夫妻》（為了表述的方便，以下簡稱《夫妻》）和汪曾祺的《陳小手》就是在這種悖論性的文化視域中展開的。或許，從這個視角切入，更能領會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更能展現出作品的藝術魅力和思想深度。這兩個故事在敘述方式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在情感層麵，作者都設定了一個讓讀者關注的焦點，《夫妻》中是那個原公社書記，他是罪魁禍首，讓人們產生憤怒、憎恨的情感；《陳小手》中是陳小手，他是一個受害者，救人性命反被對方殺害，引起人們悲憫和敬重的情感。但是，在思想層麵，作者都用另外一隻眼睛盯著另外一個對象。在《夫妻》中是大來，《陳小手》中是團長。可以說，正是這兩個角色，使得這兩個故事產生了巨大的思想張力和深厚的文化意蘊。

　　《夫妻》中的大來是一個弱者，老實忠厚，不與人爭，雖然也不乏男人的血性，但終歸沒有表現出來。然而，正是因為這種血性沒有得到及時的宣泄，才將這個老實人靈魂深處的九曲八彎全部暴露出來。幾次懷藏利器尋仇未果，使得他的心中積聚了巨大的情感勢能，如果得不到疏導，後果難以預知。大來在痛苦的思索之中，想到了妻子美麗的臉，或許還想到了“紅顏禍水”之類的古老箴言，並將怨怒的對象成功地轉向了自己的妻子。最後，他通過“自戕”的方式排遣了心中的怨怒和屈辱，燒毀了妻子的臉，而他的妻子竟然也沒有什麽怨言。妻子對丈夫的這種沒有界限的歸附和認同，卻也可以稱得上是一種“恩愛”了。故事中出現的“衣服”其實是一個隱喻，那是大來打量妻子身體的眼光和姿態。換言之，“妻子如衣服”的古老信條潛藏在大來的靈魂深處，當這件衣服髒了或者破了，就應該脫下來洗一洗，補一補。故事至此，已然形成了巨大的反諷。這個故事的情節真實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示了傳統文化中的人性真實。在弱者的精神世界裏，“自戕”成了一種對抗外侮的武器，成了泄導心理勢能的減壓閥。

　　《陳小手》中的團長儼然是一個強權人物，對他人的生殺予奪，全在其一念之間。當然，我們可以結合曆史時代的因素討論這個問題。但是，這種討論是難以深入的，因為，就算是在那個殺伐無度、時乖命蹇的年代，陳小手的死也是不可解釋的，團長為何要殺死自己的恩人？而且還感到十分的委屈？我想，如果深入到其中的文化內涵，並結合男權視閾中的女性身體這一層麵，或許能夠更清楚的理解這個問題。團長為什麽會覺得委屈了呢？因為陳小手這麽一個被人瞧不起的男“老娘”竟然摸了他的太太的身體，盡管這種接觸是迫不得已的。

　　《孟子離婁章句上》有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朱熹注：“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如此看來，陳小手接觸團長太太的身體是一種“權”變之舉，它是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而變化的。如果遵循“男女授受不親”的舊“禮”，陳小手就沒有辦法救治團長太太。但是，在團長的內心深處，這種權變之舉並未轉化成他所認可的“禮”，因而隻屬於“非禮”。陳小手通過“非禮”的方式挽救了團長太太及其子嗣，於團長一家有恩。所以，團長一定要通過人情所認同的方式回報這個“禮”，正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所以，當他通過設宴付酬的方式完成了“還禮”的過程之後，他就可以理所當然地使對方受到“禮”的懲罰。而且在他看來，這種懲罰實在太輕了，因為他做到了“禮”，但對方卻“非禮”了，實在不是君子所為。

　　由此，《陳小手》中的真正衝突是“權”與“禮”之間的衝突。朱熹說：“權而得中，是乃禮也。”盡管這位理學老人善於打圓場，但也不能從根本上說服男權文化中的芸芸眾生。因為，“男女授受不親”本來就是對女性人身自由的限製，這一倫理法則體現了男權文化對女性身體的占有和控製，尤其是對於具有權勢的男人來說，情況更是如此。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禮”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荀子禮論》雲：“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故製禮義以分之。”亦即是說，“禮”起於對人欲的規約和限製。因此，“禮”是人們有意為之，是一種“偽”，也即人為修飾的結果。不過，一旦這種“偽”表現於行動上，不管這個人內心的真實想法是怎樣的，它就顯示了作“偽”者的一種道德姿態，這種姿態會給對方形成一種壓力。這是許多精於權術的人經常采用的伎倆。《陳小手》中的團長也應該精於此道。盡管他對陳小手的“非禮”憤懣不已，但他還可以擺出一副感恩戴德的姿態來，這種姿態就是“禮”，盡管這是“偽飾”的東西，但一旦他盡到了“禮”，他就不至於在道德上落下風，並且可以心安理得地置陳小手於死地。團長並非不清楚陳小手的處境，讓這個男“老娘”去接生實在是迫不得已。但為什麽團長不把這種“權”變的情況當作常“禮”來接受呢？就像朱老夫子所教誨的那樣？就是因為他始終帶著“私欲”的眼光去打量女性（尤其是其太太）的身體，而且一旦這種“私欲”被他人僭越，那就會被視為破壞了那個“禮”。一般人沒有辦法保全這個“禮”，隻好變通為“權”。但掌握了生殺大權的團長就不同了，他可以死守這個“禮”，保全自己虛假的尊嚴。如果把這個故事歸結為“禮教殺人”，那就會流於庸俗社會學的說教。其實，問題的真正症結是文化視閾中的真實人性。

　　這兩個故事都有著具體的時代背景和曆史條件，《陳小手》是軍閥混戰時期，《夫妻》是文革時期。這兩個時期可謂天道淪喪、人民倒懸，出現如此離奇之事也是事出有因的。但我更願意將這兩個故事看作是一種心理真實而不是現實真實，它展現的不僅是曆史的，更是文化的和心理的真實圖景。《夫妻》的故事很容易讓人想起莊子寓言中的那株歪脖子樹，正是因為這棵樹不中規，不合矩，才免於斧斤之禍而得久長。可見這種“抱殘守缺”的觀念早就淵源有自。但《夫妻》所展現的內容似乎比這還要豐富。當一個弱者沒有辦法對抗外來的強勢力量的時候，他就會“反求諸己”，從自己這邊找原因。譬如別人搶他的寶貝，但他打不過別人，隻好將寶貝毀掉。實際上就是“自戕”，以求得息事寧人，心理平衡。《陳小手》展現的是另一個極端。當一個強者權勢過於強大，他就可以拋開一切道德的阻滯，完全依照“人欲”的邏輯行事，通過“戕人”的方式尋求心理勢能的快速釋放。

　　二

　　更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這兩個故事還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那就是文學應該從什麽角度來關注身體。在當代社會，身體也成了消費的對象。正如波德裏亞所指出的：“在消費的全套裝備中，有一種比其他一切都更美麗、更珍貴、更光彩奪目的物品--它比負載了全部內涵的汽車還要負載了更沉重的內涵。這便是身體。”可以說，“消費身體”成了這個時代最時髦的口號。文身、身體彩繪、器官穿孔等等現象隨處可見。不僅如此，身體的消費還進入到文學創作的領域，“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隱私展覽、體位特寫等等，已經成了一個不可回避也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有些“美女作家”打著解放女性身體意識的幌子，與商業炒作合謀，肆無忌憚地宣泄一己之私欲，將身體抽空成為沒有文化意味和人性內涵的空殼。消費意識對身體（主要是女性身體）的侵入，主要著眼於兩個方麵，一是美麗，二是性欲。在商業資本運作的過程中，這兩個方麵都是“功用性”的。“美麗之於女性，變成了宗教式的絕對命令。”女人“像保養靈魂一樣保養麵部和線條”。同時，性欲也被包裝起來，身體被“色情化”，行使著“交換的社會功能”。波德裏亞區分了作為純粹欲望的身體和作為色情工具的身體，前者蘊含著原始的性欲和生命衝動，是本來意義上的身體。後者則是欲望缺場的結果，身體成了一個商業符號。他指出：“就是在這一範疇中，身體，尤其是女性的身體，特別是時裝模特這種絕對範例的身體，構成了與其他功用性無性物品同質的、作為廣告載體的商品。”

　　那麽，問題在於，身體的全麵呈露是身體在場的唯一方式嗎？在“身體消費”的欲望風暴中，文學究竟何為？是推波助瀾，還是力挽狂瀾？當然，“身體消費”有著其產生的現實原因，並非完全是人為炒作造成的。身體意識的凸顯和泛化，也體現了女性對男權文化中心的反抗，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當一件具有積極意義的新事物尚處於青萍之末時，需要有人倡導之、壯大之。但是，等到事情發展成滔滔大勢並且泥沙俱下的時候，則需要加以認真的反思和批判，而不能繼續鼓噪助勢。我想，這是每一個具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寫作者和批評者所應該稟有的德性操持與文化品格。

　　波德裏亞說：“身體的地位是一種文化事實。現在，無論在何種文化之中，身體關係的組織模式都反映了事物關係的組織模式及社會關係的組織模式。”中國文化可謂源遠流長、意蘊深厚，在這個博大淵深的思想寶庫中，難道就找不到與身體相關的資源？其實，從老子開始就出現了重視身體的思想。老子說：“貴大患若身。”也即像對待大患一樣對待身體。為什麽要這樣呢？老子解釋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但老子並不是要忘卻身體，而是要重視身體。老子說，聖人“為腹不為目”，但求飽暖、恬靜的生活，不追逐聲色貨利，若此可以養性全真，貴身無患。不難看到，當下的身體意識與老子的這種“貴身”思想相去壤霄。當代社會所“貴”的是欲望之身、肉體之身，而遺忘了文化之身、精神之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身體的意涵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幹癟和空洞，很難想象，一副被抽空了文化意蘊和人性內容的赤裸的肉身，如果不是商業的肆意炒作，它怎麽會淩駕於精神之上，一度成為新一代的僭主呢？然而，我們仍然無法抑製問這樣的問題：難道身體就是性欲的代名詞，而“身體寫作”除了寫人欲之外就沒有什麽可寫的嗎？

　　從某種意義上說，《夫妻》和《陳小手》這兩個故事都是在寫身體，不過作者的寫法很巧妙，不是就欲望肉身做機械的白描，而是深入到文化的腠理，挖掘社會日常生活中的身體意義。換句話說，這裏展現的不是“欲望身體”，而是“文化身體”與“社會身體”。這種寫法在中國文學史上並不鮮見。如杜甫《月夜》詩中有這樣的描寫：“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安史之亂期間，杜甫帶妻小逃到鄜州，後又隻身前去投奔剛在靈武即位的肅宗，途中被安史叛軍所俘，送於長安，杜甫望月思家，寫下了這首名作。這裏也寫到了“身體”，但意義非比尋常。詩歌表現的是杜甫思念流落鄜州的家人，但他不直接道出，而是用換位思考法來寫，即設想妻子在鄜州對月思念遠在長安的丈夫。由於在月下佇望時間太長了，露水沾濕了妻子的頭發，清輝使得妻子玉臂生寒。這裏的“身體”道出的是丈夫對妻子的掛念與愛憐，是夫妻在戰亂顛沛中患難與共的生死愛情。再如，在《紅樓夢》中也有許多關於身體的細節，甚至可以說，“身體意識”是解讀《紅樓夢》這部經典之作的一個重要視角。寶黛二人一個是通靈寶玉，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神瑛侍者，一個是絳珠仙子。為了實現“木石前盟”，他們必須幻化成具有世俗欲望的人身。寶玉之“玉”寓指欲望之“欲”，而欲望必須要有身體作承載，所以，這塊寶玉獲得了一副形貌俊美、品性特異的皮囊。寶玉生來不喜歡男性（準確地說是不喜歡男性身體，俊美的男性除外），而喜歡和同齡的姐妹在一塊廝混。他不僅喜歡吃丫鬟嘴上的胭脂，還喜歡同長得俊秀白皙的小後生耳鬢廝磨，關係甚為曖昧。他看到寶釵長著雪白豐腴的玉臂，心想：要是這臂膀長在林妹妹身上倒是可以摸一摸的。這些身體細節意蘊豐富，它不僅可以從多個角度展現寶玉個人的心理世界，還可以展現當時的整體社會趨尚。

　　由此，“身體寫作”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敞露身體隱私，身體不僅僅是個體的，同時也是社會的，它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內蘊。在中國文化中，身體（尤其是女性身體）攜帶著豐富的社會和文化信息，挖掘和展現“社會身體”與“文化身體”的意義是當下“身體寫作”的自我救贖之路。

　　（原載《名作欣賞》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