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目的與自由
錢穆《人生十論》一書的《人生目的和自由》一篇非常精彩，特作述介。錢穆談到人生目的和自由問題時指出：由自然界演進而有生物，生物則是有目的的。生物的目的在於維持與延續其生命。生物隻有這一個目的，並無其他目的可言。而這一求生的目的，也是自然界所賦予的，因此生物的唯一目的也可以說是無目的的，仍是一個自然。生命演進到有了人類以後，人類的生命與其他生物的生命就大不同了。人類在求生的目的之外，還有其他的目的存在，其重要性更超過了其求生的目的。就是說，求生存並不是最高的目的，還有更高的超人生的目的。人生隻是一串不斷的事情的連續，而在這個不斷的事情的連續後麵，各有其不同的目的。人生正因為有這些目的，才有意義。他把有目的有意義的人生稱之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此來區別於自然的人生，也即區別於以求生為唯一目的的人生。文化人生才是人生的目的。
在錢穆看來，文化的人生是在人類達成其自然人生的目的之外，或正在達成自然人生之目的之中剩餘的精力所進行的事。自然隻安排給人一套求生的機構，給人一種求生的意誌，人類憑借著自己的聰明，運用那自然賦予的機構，完成了自然所指示它的求生過程。在此之外，閑暇時間，開始文化活動。文化人生應是人類從自然人生中解放出來的一個自由。人類的生活，除了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目的，並有選擇其他目的的自由。這是人類生活的兩大特征。這種自由的獲得，已經過了人類幾十萬年艱辛奮鬥，隻有按照這一觀點，才配來研究人類文化的發展史，也隻有按照這個觀點，才能指出人類文化前程的一線光明。一切人生目的，既然由人自由選擇，那麽目的與目的之間，就不應有高下是非之分。人類達到這種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頭來看自然人生，會覺得索然寡味，於是人類便禁不住自己去盡量使用這個自由。甚至寧願舍去自然求生存的目的去追求這種自由。
錢穆還注意到，文化人生的許多目的，有時要受外麵自然勢力的阻抑與限製，甚至在人與人之間發生衝突，更有甚者，在同一人的本身內部又不能兩全。這說明文化人生的許多目的中間有是非、高下之分辨。人生種種目的的是非、高下是根據他的自由量而判定的。除了自由，沒有其他評判一切人生目的價值的標準。他用評判善惡的問題來加以說明。善惡問題是文化人生中始終存在的問題，人類分別善惡的標準，也隻有根據人類所希望獲得的人生自由量的大小上出發。從前人類並不認為殺人是惡，後來人類漸漸承認殺人是惡，將來人類終將承認殺人是大惡，而且成為一種無條件、無餘地的赤裸裸的大惡。殺人也是人類在沒有更好的辦法時選擇出來的辦法，這也正是人類的自由，所以那時也不算是一種惡。後來人類終於能提供出比殺人更好的辦法來，有了更好的辦法，那以前的辦法就是惡了。就是說，如果沒有文化的人生，自然人生不算是惡，如果沒有更高的文化人生，低文化的人生也不算是惡。正因為文化人生不斷演進發展，惡的觀念與評價才隨著更鮮明、更深刻。這並不是文化人生中產生了更多的惡，而是文化人生中已產生了更多的善。人類中間的宗教家、哲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這些都是為文化人生創造出更好的新目的，提供出更好的新自由，提供了善，替換出惡。
在消極方麵限製人、壓抑人，決不是文化人生進程中一件合理想的事。最合理想的，隻有在積極方麵誘導指點人，讓人更自由地來選擇，容許人更自由地提供與創造。那麽，怎麽才能使人更自由地選擇與創造呢？錢穆把它們歸結為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因為它們能正麵誘導人、感化人，為人類生活提供新目的，讓人有更廣更深的挑選自由，也能站在教育的地位上，那才是最好的。而政治法律等，無論如何都在限製人、壓抑人，不是提供給人更多的自由，隻能束縛人的自由。至於戰爭殺伐，則是消滅人的自由。
按錢穆的邏輯推演下去，就是文化越來越發展，人生的質量越來越高，人生的目的及其自由，也隨之越來越擴展。文化的發展與人生的目的及其自由成正比，文化人生真正體現了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使人獲得了更充分的自由。自由不是一句空話，它裏麵包含著對人生的積極的肯定，同時也與人生所處的文化背景相適應。因此，人生要獲得更大的自由，達到目的，首先就要發展文化，提高精神上的生活興趣，消滅由於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異化等阻礙人生發展的消極方麵。
總之，錢穆從身生命和心生命出發，引出物質人生和文化生命並經過橫向縱向多視角的分析，最後把人生的目的與自由和文化發展結合起來，達到了他所追求的真正理想的人生。這既是他所談的真正的人生，也是他自己一生的真實寫照。他自己的人生，就是把做學問與做人、為人與為己、身生命與心生命統一起來的典範，他的文化人生、精神人生、道義人生達到了最高的境界，得到了最大的自由。
在錢穆看來，文化的人生是在人類達成其自然人生的目的之外，或正在達成自然人生之目的之中剩餘的精力所進行的事。自然隻安排給人一套求生的機構，給人一種求生的意誌，人類憑借著自己的聰明，運用那自然賦予的機構，完成了自然所指示它的求生過程。在此之外，閑暇時間，開始文化活動。文化人生應是人類從自然人生中解放出來的一個自由。人類的生活，除了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目的，並有選擇其他目的的自由。這是人類生活的兩大特征。這種自由的獲得，已經過了人類幾十萬年艱辛奮鬥，隻有按照這一觀點，才配來研究人類文化的發展史，也隻有按照這個觀點，才能指出人類文化前程的一線光明。一切人生目的，既然由人自由選擇，那麽目的與目的之間，就不應有高下是非之分。人類達到這種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頭來看自然人生，會覺得索然寡味，於是人類便禁不住自己去盡量使用這個自由。甚至寧願舍去自然求生存的目的去追求這種自由。
錢穆還注意到，文化人生的許多目的，有時要受外麵自然勢力的阻抑與限製，甚至在人與人之間發生衝突，更有甚者，在同一人的本身內部又不能兩全。這說明文化人生的許多目的中間有是非、高下之分辨。人生種種目的的是非、高下是根據他的自由量而判定的。除了自由，沒有其他評判一切人生目的價值的標準。他用評判善惡的問題來加以說明。善惡問題是文化人生中始終存在的問題，人類分別善惡的標準，也隻有根據人類所希望獲得的人生自由量的大小上出發。從前人類並不認為殺人是惡，後來人類漸漸承認殺人是惡，將來人類終將承認殺人是大惡，而且成為一種無條件、無餘地的赤裸裸的大惡。殺人也是人類在沒有更好的辦法時選擇出來的辦法，這也正是人類的自由，所以那時也不算是一種惡。後來人類終於能提供出比殺人更好的辦法來，有了更好的辦法，那以前的辦法就是惡了。就是說，如果沒有文化的人生，自然人生不算是惡，如果沒有更高的文化人生，低文化的人生也不算是惡。正因為文化人生不斷演進發展，惡的觀念與評價才隨著更鮮明、更深刻。這並不是文化人生中產生了更多的惡，而是文化人生中已產生了更多的善。人類中間的宗教家、哲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這些都是為文化人生創造出更好的新目的，提供出更好的新自由，提供了善，替換出惡。
在消極方麵限製人、壓抑人，決不是文化人生進程中一件合理想的事。最合理想的，隻有在積極方麵誘導指點人，讓人更自由地來選擇，容許人更自由地提供與創造。那麽，怎麽才能使人更自由地選擇與創造呢？錢穆把它們歸結為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因為它們能正麵誘導人、感化人，為人類生活提供新目的，讓人有更廣更深的挑選自由，也能站在教育的地位上，那才是最好的。而政治法律等，無論如何都在限製人、壓抑人，不是提供給人更多的自由，隻能束縛人的自由。至於戰爭殺伐，則是消滅人的自由。
按錢穆的邏輯推演下去，就是文化越來越發展，人生的質量越來越高，人生的目的及其自由，也隨之越來越擴展。文化的發展與人生的目的及其自由成正比，文化人生真正體現了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使人獲得了更充分的自由。自由不是一句空話，它裏麵包含著對人生的積極的肯定，同時也與人生所處的文化背景相適應。因此，人生要獲得更大的自由，達到目的，首先就要發展文化，提高精神上的生活興趣，消滅由於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異化等阻礙人生發展的消極方麵。
總之，錢穆從身生命和心生命出發，引出物質人生和文化生命並經過橫向縱向多視角的分析，最後把人生的目的與自由和文化發展結合起來，達到了他所追求的真正理想的人生。這既是他所談的真正的人生，也是他自己一生的真實寫照。他自己的人生，就是把做學問與做人、為人與為己、身生命與心生命統一起來的典範，他的文化人生、精神人生、道義人生達到了最高的境界，得到了最大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