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謀與孫子兵法

第二章 孫子兵法的謀略分析

　　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地”緣與“人”緣

　　自古以來，用兵打仗就講求“天時”“地利”“人和”。孫子尤其注重在各種地貌環境之下的戰爭藝術和戰鬥方法。在這個基礎上，孫子提出在有的地形上要結交左右，在某些地形不可耽留過久，對於某些地段要盡力搶占，對於有的地段則可以放棄。總結起來，或交或爭，或留或走，或棄或戰。了解地形的人，無異於自身擁有了一支強大的援軍，不了解地形的人，則相當於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敵人。

　　公元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溫福率清軍攻打大金川，設大營於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率兵五百屯底木達，防守小金川。

　　大金川土司索諾木沿山遍設碉卡阻擊清軍。溫福也以碉對碉，築碉堡千餘座，所部兩萬餘人分駐各碉卡，致使兵力分散，守備不足。索諾木暗中派人說服已經降清的小金川頭目反清，其他各部也先後響應。索諾木等見底木達兵力薄弱，又無後援，於6月初襲擊底木達。董天弼所部不堪一擊，迅速潰散。隨後，金川軍劫掠清軍糧倉。由於清軍對木果木大營後山要隘疏於防範，為金川軍所乘，溫福本人被襲殺。大營及其他各卡清軍也聞風潰散。清軍攻打大金川的計劃失敗。究其原因是將領不了解當地的地形所致。

　　當然，在孫子看來，地域的遠近平險絕不僅僅和一場兩場的戰鬥有關，真正的智者懂得利用運用地理因素來為自己取得更大的利益。孫子認為，上交伐謀，其次伐謀，而在伐謀的時候，地理上的因素可以為自己取得更大的利益。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往往和地理有著巨大的關係。

　　戰國末期，七雄爭霸。秦國經商鞅變法之後，勢力發展最快。秦昭王開始圖謀吞並六國，獨霸中原。

　　公元前270年，秦昭王準備興兵伐齊。範雎此時向秦昭王獻上“遠交近攻”之策，阻秦國攻齊。他說：齊國勢大，離秦國又遠，攻打齊國，部隊要經過韓、魏兩國。軍隊派少了，難以取勝；多派軍隊，打勝了也無法占有齊國土地。不如先攻打鄰國韓、魏，逐步推進。為了防止齊國與韓、魏結盟，秦昭王派使者主動與齊國結盟。其後四十餘年，秦始皇繼續堅持“遠交近攻”之策，遠交齊楚，首先攻下韓、魏，然後又從兩翼進兵，攻破趙、燕，統一北方；攻破楚國，平定南方；最後把齊國也收拾了。秦始皇征戰十年，終於實現了統一中國的願望。

　　這一“遠交近攻”的戰略，立足於“地理”因素，可以說是秦國得以統一六國的主要因素之一。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孫子的戰略眼光仍舊會對我們有所裨益。在很多時候，地理即是勢力，即是利益，所以在不同的地理環境采取不一樣的策略也就顯得非常之重要。大公司要考慮在全國甚至世界的市場戰略打算，小公司要考慮自身所處的位置是否占有地利，個人要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在哪裏更適合。在工作之中要考慮地理路程，在生活之中要考慮地利交通，可以說，隻要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就是我們應該了解的。沒有地理意識的人，就如同坐井觀天，目光不夠遠，怎麽能有成就呢？

　　君命有所不受：要做“助手”，不做“工具”

　　《孫子兵法》認為，凡製勝條件確有把握的，即使君主不讓打，也應堅持打；凡製勝的根據不足，沒有取勝把握的，即使君主讓打，也應堅持不打。如果勝利了，並不是為了追求個人的功名，不戰而退卻了，也不逃避違背君主命令的罪責，隻求保全民眾，符合國家的利益，這樣的將帥，才是國家的財富和棟梁。同時孫子認為，勝利了不追求個人的功名，退卻了也不逃避違背君主命令的罪責，體現的是一種胸懷、一種責任、一種情操。

　　漢宣帝時匈奴經常欲與羌人聯合犯漢，老將趙充國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領騎兵不滿萬人，迅速出師，巧渡黃河，立穩陣腳，做好平定羌亂的戰鬥準備。

　　當時的羌族分為先零羌、開羌等部落。趙充國到達湟水岸邊，羌人多次挑戰，他堅守不出，隻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聯合的計劃。這時宣帝已調發六萬人準備大戰。酒泉太守辛武賢上奏，提出建議：羌人以畜產為生命，現在都已離散，漢軍分兵出擊，雖不能全誅滅之，隻要奪了他們的畜產，掠了他們的妻子，然後退兵，冬天再次出擊，大軍頻繁打擊，羌人必定喪膽。趙充國卻堅持自己安撫為主的戰略。

　　當時，宣帝意見完全與趙充國之策相反，發書給趙充國，指責他遲遲不肯用兵，不顧士兵艱苦，不計國家開支；告訴他朝廷已按辛武賢之策行動；命令他引兵西進。趙充國受到皇帝指責，並不放棄己見，他以為將軍帶兵在外，雖受詔命，隻要能安國家，就應按便宜行事。於是上書表麵上承認過錯，實際上進一步陳述用兵利害，認為攻擊隻會使羌族各個部落聯合一起，不如招撫為主，攻擊為輔的手段，將其分化劃得來。

　　最終，趙充國堅持己見，攻擊先零羌，大破敵軍，卻不侵擾其他部落。其他羌族首領親自前來，趙充國招待飲食，讓他回去告諭眾。護軍以下的軍官對這件事都有爭議，有說對於這種反虜，不可放他回去。趙充國說：“你們都是為了自己獲取戰功，而不是忠於國家的打算。”他的話還未說完，答複的璽書已到，命對其他羌族首領以將功贖罪論。後來，羌族部落終於不動兵戈便歸降漢朝。

　　在上文的例子之中，老將趙充國可以說是“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同時也深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因此，雖然他在開始的時候不是一名“聽話”的臣子，但卻是國家的棟梁。

　　以今天的眼光看，“君命有所不受。”這句話對於工作也十分有用。如果你非常熟悉情況的變化，你的辦法確實能使企業發展和繁榮，取得巨大的利潤，那麽上級或老板的不切實際的命令也可以“有所不受”。看到市場急需什麽商品，就應當趕在對手還沒有反應之前將產品快速投入市場；同時應當避開飽和之“實”，而突擊短缺之“虛”，這樣就能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在競爭中贏得勝利。相反，如果上級處處掣肘，下屬唯唯諾諾，可以說上下都是庸才，又能有什麽作為呢？要知道，真正的有用之才，是領導者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能完成領導者也完成不了的任務。隻有無所作為的人才是領導著手中可以隨時進行替換的工具。那麽我們是要做左膀右臂還是工具呢？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自身的自主性。

　　智者之慮，雜以利害：看清“得失”才算“智慮”過人

　　孫子認為，智慧明達的將帥考慮問題，必然把利與害一起權衡。在考慮不利條件時，同時考慮有條件，大事就能順利進行；在看到有利因素時，同時考慮到不利因素，禍患就可以排除。因此，用最令人頭痛的事去使敵國屈服，用複雜的事去使敵國窮於應付，以利益為釣餌引誘敵國疲於奔命，將“害”留給敵人，自然就會把“利”留給自己。

　　孫子的軍事思想在此段中表現出來的是作戰要靈活多變，這種軍事思想是建立在“雜於利害”的基礎上的。他要求將領必須全麵看問題，考慮問題必須兼顧“利”“害”兩個方麵。

　　在一般的情況下，利害總是共存的，在許多情況下，利與害可以互相轉化，害可以轉化為利，利也可能轉化為害，關鍵在於領導者怎麽樣來指揮了。優秀的指揮者，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必定要從這兩個方麵進行斟酌考慮，才能做出正確判斷。

　　1944年，盟軍製定了在諾曼底登陸開辟第二戰場的“霸王”計劃，在這一計劃中盟軍空軍將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作為盟軍總司令的艾森豪威爾主張使用重型轟炸機攻擊法國北部和比利時境內的交通線，以孤立登陸地區，確保登陸成功。作為盟軍空軍轟炸機司令的斯帕茨一向是艾森豪威爾的支持者，但這一次他卻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盟軍空軍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德國戰鬥機在登陸日無法進行爭奪製空權的戰鬥。為此，應對德國本土、特別是石油目標進行重點攻擊，迫使德國戰鬥機為保衛這些目標同盟軍決鬥。兩種意見展開了激烈的交鋒。由於斯帕茨的堅持，盟軍最後采納了他的空軍戰略。事實後來證明，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6月，當盟軍正式發起登陸戰役時，德國空軍已變成一個無足輕重的因素。

　　在上麵的戰例之中，雙方就是否對德軍的空軍進行攻擊產生了分歧，其實這就是在對此舉的利弊進行權衡。事實證明，攻擊德軍的空軍是利大於弊的，牽製德軍的空軍力量可以極大減小盟軍的登陸損失。

　　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做任何事一樣要把利益和危害放在一起同時考慮，進行權衡，這樣才能拿出最好的方案。這需要我們有詳實的資料、深入的思考、準確的判斷，三者缺一不可。缺了任何一樣，都難免會是自己遭受意料之外的損害。

　　早年由香港移居美國的華人司徒炎恩，長期投資股票，深知其中的奧秘。為了選擇股票投資，他經常做市場的調查研究和資料搜集，除了看公司年報外，還要親自試驗某些公司的產品，以判斷該公司的生意前景，確定其股票的升值潛力。

　　1992年，在14歲時，司徒炎恩動用了多年儲蓄下來的七百美元買了一家電腦軟件公司的股票，因為他經過調查研究，肯定此公司的股票有升值潛力。結果三個月後，股票升值逾倍。他把股票賣掉，淨賺了八百美元。

　　1993年，他向家人、親戚、好友集資兩萬美元，成立基金，自任經理。由於他深通其中的門道，基金每年都有三成多的增長。他在管理父親十多萬美元的退休基金時，投資六種股票，結果，這些股票都大幅度地升值。在投資股票的道路上，司徒炎恩“料敵製勝，計險隘遠近”，能夠綜合考慮利益與危害，成了人人稱道的“股票神童”。

　　司徒炎恩之所以能夠在股票領域屢戰屢勝，正是因為他能夠根據自己手裏大量的資料，進行細致的思考，對於自己決定會產生的危害和取得的利益都已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之後才去下決定。這一點充分體現了孫子“智者之慮，雜以利害”的精神，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

　　因此，麵對利益，就一定要思考其帶來的危害；麵對危害，又要思考其能否帶來利益，這便是孫子“勝後求戰”“以害為利”的根本前提。若沒有對利益與危害全方麵的清醒認識和深刻認知，做事時極其容易陷入被動，智者不為也。

　　將有五危：“覆軍殺將”的直接原因

　　《孫子兵法》認為，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一個魯莽不怕死的將領必然冒進，用計策就可以除掉。必生可虜：如果一個將領貪生怕死，那麽就會做事疑慮，難以下決斷。忿速可侮也：一個易怒的將領，隻要激怒他，就會促使其做出錯誤的決定。廉潔可辱也：珍惜自己廉潔之名的將領，就會被流言蜚語惹怒，因為引發做出錯誤的決斷。愛民可煩也：珍愛百姓的將領，因為太過於牽掛，因此麵對頻繁的擾民行為就會頭痛不已，最終失去作戰的信心。覆軍殺將，一定是因為這五個原因。

　　我們知道，作為一名將領，是需要很多品德的。首先，智慧是很重要的。將領隻有擁有超人的智慧，才能在製定戰略時，清楚地辨識出自身的優勢、劣勢以及機會。勇氣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缺乏勇氣，將領就無法在時機來臨時，將智慧和大膽的行動結合起來獲取優勢。

　　誠實和仁慈也同樣重要，因為在本質上，領導一支隊伍意味著通過其他人來達到成功，而如果沒有了誠實和仁慈，就無法得到別人的忠心，也就不可能獲得成功。

　　另外，將領還必須表現出對局麵的控製能力，表現出自信和勝券在握的姿態。這種自信的表現不能是表麵上裝出來的假象，必須是建立在睿智、誠實、仁慈和勇氣基礎之上的真正的自信。

　　如果將領有一點彷徨，那麽他的跟隨者就會有很多彷徨。“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渝，治則不亂。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製，自為不可勝之政。同樣重要的是，優秀的將領不會表現出對組織造成傷害的性格缺陷，如猶豫不決、膽怯自私。

　　然而在這些的基礎上，將領卻還要注意不要讓自己的優點變成缺點，不要讓自己的品格變成死穴。品德高尚的人有很多，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出色的將領，關鍵的原因就在於這裏。

　　三國後期，諸葛亮第六次出祁山北伐。蜀、魏首先在陝西眉縣渭河灘擺開戰場。司馬懿在取得搶奪渭水的勝利之後，渡過渭水，在渭河南岸背水結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堅守不出。

　　兩軍對壘相持中，諸葛亮派士兵日夜辱罵，司馬懿手下的將領們都要出戰，但是司馬懿深知對方勞師動眾，千裏行軍，利於速戰。隻要自己堅守不出，諸葛亮就會不戰自敗。因此他對蜀軍的日夜辱罵充耳不聞，下令將領但凡有私自出戰的，立斬不赦。

　　諸葛亮見狀，又派使者送去婦女穿戴的衣物給司馬懿，加以羞辱，意欲激怒司馬懿出兵。深謀遠慮的司馬懿接過婦女衣物放到一邊，卻心平氣和地問起諸葛亮的飲食起居，一點生氣的樣子也沒有。

　　這時候，曹魏眾將領受不了諸葛亮的女衣羞辱，更對西蜀數次挑戰辱罵難以忍受，紛紛請求出戰，以至到了難以約束的地步。老謀深算的司馬懿不能讓將士的激憤情緒擾亂大謀，遂寫了請求出戰的表章，千裏送往京師洛陽請皇帝曹叡批準。曹叡深知司馬懿用心，特派衛尉辛毗持皇帝節書到前線，宣布不準出戰的詔命，才使司馬懿戰略意圖得以貫徹。

　　諸葛亮在欲戰不能、欲罷不忍中支持了一百多天，終病死於五丈原軍中。此次戰爭，因為司馬懿堅守不出，防守嚴密，在心理上和戰略上都占了上風，最終幾乎不戰而勝。

　　在上文之中，司馬懿一旦受不了侮辱，憤怒出戰，那麽三國的曆史也許就要改寫了。唯有因為他沒有露出自己的性格弱點，所以才讓敵人無懈可擊，最終束手無策。

　　孫子認為，五種危機都是由於將帥素質缺憾所致。真正合格的將帥理應是不避生死之險、智勇雙全者，性格完美持重、具有遠見卓識的仁者，而不是隻捉住事物一麵，困守至死的庸才。他們雖勇敢但並非拚死蠻幹；他們善於保存軍隊的實力，卻不委屈貪生；他們性格剛毅但並不暴躁，且經得起詆毀、誤解；他們廉潔自愛卻又不怕誹謗；他們愛民愛兵，卻完全符合孫子在“始計篇”中所論的合格將帥條件——智、信、仁、勇、嚴五德齊全。本篇更進一步深入研討了將帥的人格素質，與“五德”相輔相成。隻有這樣的將領，才是國之棟梁！暴躁易怒、優柔寡斷、充滿婦人之仁的人，都應該努力改正自己的弱點，做一個真正識大體、做大事的人。

　　§§第九篇 行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