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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六十而惑

　　恢嘉

　　孔子雲：“吾十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幾千年來，孔夫子的這一人生體驗一直被世人奉為金科玉律。其實，天地悠悠歲月悠悠，人世風雲變幻莫測，人與人不同，時代與時代有異，古聖先賢之言未必就那麽放之四海而皆準，習焉不察信以為真的未必就一定是真理。幾十年來孔夫子關於人生幾個階段的論斷在心裏早已深深紮根，從未懷疑過。爾今屈指算來，已近耳順之年，將孔夫子所講的公式往自個兒身上一套，忽然發現了問題：怎麽非但沒有耳順，反而疑惑的地方更多了呢？難道是人的認識與社會的發展進步南轅北轍，如今的人們非但不是“四十而不惑”，反而是“六十而惑”了不成？

　　一

　　對於成長中的年輕人來說，“不惑”意味著成熟；對於思維已成定式的“奔六”之人來說，“困惑”則意味著落伍和不成熟，至少在許多情況下是如此。

　　A君是與我同齡的老友，其遠在國外的兒子的請教，使他體味到了這種“落伍”的困惑和尷尬。

　　時下已經是信息時代信息社會，人們的智慧見識多在手指尖上顯現出來。從前是“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如今是“一機在手掌，天下事全知”。這就是遠非“紫衣黑袍”所能染飾得了的劃時代的標誌。A君的公子雖在國外喝了幾年洋墨水，但讀的書肯定沒有A君多，A君和我一樣，從兒時上學讀書到年屆六旬，一直都在和書本打交道。自謂回首平生，乏善可陳，唯一聊以自豪的，就是比別人多讀了幾本書，身上多了幾許書卷氣。不承想，他身上僅有的這一點兒優勢，也幾乎在其兒子的一次虛心請教麵前喪失殆盡。

　　A君的兒子在國外學的是工科，讀研究生選擇的專業是什麽“傳感器遙控技術及其應用”，近年來人家幾個同學一起發明了一項專利，是一項運用於手機客戶上的專利。國內的市場優勢不僅使任何人都不敢小覷，而且足以讓任何人都動心思。這項專利問世後，發明者首先將眼光投向了中國市場，很短的時間裏在上海牛刀小試，大獲成功，於是便想迅速推向全國市場。兒子告知A君他想回國創業，與那項專利的發明者聯手在家鄉成立一個分公司，A君幾乎是在一刹那之間知道了自己的無知。接下來的日子裏，A君的頭腦一直在為兒子感到困惑：在國外工作安定，收入不少，前景看好，回來冒那個風險幹什麽？現如今網絡、手機方麵的專利多如牛毛，成功的概率究竟有多少？那個東西能有多大多久的市場？接下來，又發生了一種新的困難：想和朋友們聊聊，可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方麵知識的貧乏無疑意味著自己的某種“落伍”，因為“落伍”而產生的“困惑”，無疑是一種真正的揮之不去的“困惑”。接下來，A君隻有兩手一攤，無可奈何地給兒子發微信，承認自己在這方麵的知識盲點，愛莫能助，讓他自個兒拿主意吧。

　　A君和我講述這一無奈，我不由得想到自己正在思索的“六十而惑”的問題。在年屆六旬之時，迫不得已而從內心深處承認自己的“落伍”，是一件很痛苦很無奈的事情，但又是一件有可能使人不敢因年齡增長而停頓下來、必須繼續學習前進的事體，知恥而後勇嘛。

　　二

　　因為“跟不上”而落伍，固然使人困惑，因為“看不慣看不懂”而膽怯，同樣使人困惑。

　　我原本是一個山裏人。作為一個根在農村根在山區的城裏人，必然會有地地道道的城裏人所不曾有的特殊體驗。

　　我能離開農村離開山區而在省城安營紮寨，居有定所，完全是沾了三十多年前結束動亂、恢複高考的國運。和我的同齡人一樣，四年的大學生涯改變了我的命運。那時候大學畢業國家包分配，於是，盡管我沒有任何後門，也沒有找過任何人，卻被順利地分到了省城。

　　轉眼三十年過去，國家的發展變化之大，令人不敢想象。撫今追昔，倍感自己的幸運。那個時候大學生是香餑餑，國家包分配，到處受歡迎，不像如今完全市場化，畢了業得靠自個去找工作；那個時候到分配單位一報到就有單身宿舍住，熬它幾年就能分到一套福利房，雖然麵積不大，卻不用花多少錢，不像如今住房得全靠自己想辦法，而房價又近乎天價，讓人看得眼暈頭疼。在為自己趕對了年頭而暗自慶幸的時候，山區老家的親戚、朋友、鄉親們卻先後找上門來，話題幾乎都是托我幫忙給他們的剛畢業的孩子在城裏找份工作。

　　麵對一個又一個的故老鄉親，看著他們誠實而又無奈的求助的眼神，想象著他們拮據緊巴而又謀求改變的家景，再審視一番城市接納鄉下人的現實，我的心頭不由得一再收緊，為之迷茫不已。作為在共和國紅旗下生長起來的新一代，小時候最讓我們為之憧憬為之怦然心動不已的，便是美麗動人的“縮小三大差別”特別是縮小城鄉差別。幾十年過去，農村人想要轉為城裏人，簡直是談何容易。別的不說，單是幾千元、上萬元一平米的住房，對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的農村人而言，就無異於是橫亙在他們麵前的喜馬拉雅山。我深深懂得，為了供孩子上學，他們已經花完了自己幾十年的積蓄，有的甚至為之舉債。但即使如此。他們還是把自己改變命運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還是要想方設法讓孩子成為和自己不同的城裏人。

　　麵對這一切，我所能做的，就是不管他們心裏是否清楚，也要一遍又一遍地陳說連自己也覺得枯燥無味的一定要直麵現實、一定要考慮到以後所麵臨的實際的購房困境之類的話，勸他們是否考慮一下重新選擇就業的地點，是否讓孩子們回到家鄉去創業。他們之中，有被我的言詞所打動，深思熟慮以後退而求其次的，有不以為然、轉而改求他人、最後折羽而歸的，也有不管不顧不屈不撓就是要讓孩子做城裏人的。我心裏清楚，不論是哪種情況，家長和孩子們都會認為我和他們不是一條心，不肯真心實意地幫助他們。無論家長和孩子們作何感想，他們每個人的身影幾乎都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記憶當中，揮之不去。

　　不知多少次在沉睡中醒來，苦苦地想著這些人和事，幾乎是越想越亂越沒有頭緒。城鄉差別，古已有之，是否可以稱之為於今為甚呢？似乎又不能簡單地這樣下斷語。然而，那些置身於農民工、打工仔隊伍中的老鄉、親戚們的身影，他們的簡陋到不能再簡陋的住宿條件，他們的付出和所得，他們的要求和期盼，卻又讓我不能不為之困惑。在潛意識的深處。我無疑是同情他們的；在自己的理想中，我以為社會應當支持他們的正當追求；而在實際上，我卻又愛莫能助一籌莫展。看不慣也得看，看不懂繼續想，人生是如此之無奈，又何來“耳順”之清閑心境？

　　三

　　隻是講述自己的體驗感受，未免有點絮叨。何不放開眼界，追尋一下古人？

　　在中國古代曆史上，三國時期的梟雄劉備是被人們大書特書的大人物。不僅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將他作為正麵典型濃墨重彩，精心塑造，而且在國人的心目中，劉備也是一位公認的不世出的偉人。這個雖然說起來也是帝王後裔，但實際上早已經淪落到社會底層，隻能靠“販履織席”為業的體力勞動者，憑借其遠大的誌向、驚人的毅力、不懈的努力、過人的心機，曆盡艱難困苦，形成自己的優勢，爭得了堪與曹操的“天時”、孫權的“地利”相抗衡的“人和”，終於出人頭地，在四川成都建立了蜀漢政權，成就了一番大事業。

　　劉備稱帝那年，史稱章武元年，其時他剛好六十歲。在世人所謂的耳順之年。劉備登上了皇帝寶座，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種巨大的成功。但是，做了皇帝以後的劉備，心境並不好，因為他的結義兄弟關羽關雲長被東吳的孫權用計殺害了。為義弟關羽報仇雪恨，便成了蜀漢皇帝劉備念念在茲的第一樁心事。盡管蜀漢朝廷中的大小官員紛紛出麵直言勸阻，劉備卻根本聽不進去。此時的劉皇帝，不僅未能做到“耳順”，而且倒像是“耳塞”了一般，執意要起傾國之兵大舉伐吳。多年跟隨劉備忠心耿耿的大將趙雲，再三進言，勸劉備分清國賊與私仇，以規複漢家天下大業為重，養精蓄銳，首先討伐國賊曹魏，劉備置若罔聞；丞相諸葛亮心知多言無益，隻能獨自長籲短歎，哀傷同事法正死得太早，致使無人能阻止主公的一意孤行。

　　東吳國主孫權深知自己的力量不及蜀漢，得知劉備即將大舉討伐東吳，立刻派人前來求和，竭盡甘言卑詞之能事。如果能做到見好就收，這無疑是劉備重新選擇的一次絕好機會。但是，憤怒中的劉備根本不予考慮，以致又一次喪失了改正錯誤的機會。

　　劉備伐吳的後果眾所周知：東吳啟用陸遜為大將，火燒連營七百裏，使劉備的複仇之夢徹底化成了泡影。隨後，敗走白帝城的劉備在悔愧交加之中重病不起，臨死前最後上演了一次白帝城托孤。

　　劉備死於章武三年，活了六十三歲。就這個大人物而言，顯然就不是什麽“六十耳順”，而是六十而剛愎自用。在人生的道路上，劉備一生不知經曆了多少艱難困苦，不知有過多少次九死一生，不論是袁術的大兵壓境，還是呂布的兵臨城下，不論是曹丞相的“青梅煮酒論英雄”，還是孫權的美人計，劉備都能夠從諫如流，因而便一次次化險為夷。回想劉備當年三顧茅廬、延請軍師諸葛亮的虛懷若穀，聯係劉備奪取蜀地之後重用法正等人，團結當地派係力量的言行舉止、恢弘氣度，很難想象幾年之間劉備就像是完全變了一個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的當口由失敗走向了成功，君臨天下、一言九鼎的時候則遭遇了空前無法挽回的羞辱。究竟是巨大的成功讓他忘記了輕重緩急，還是感情用事迷失了他的心智？對此，古人曾經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在明清之際大思想家王夫之的眼裏，劉備不過是一個善於偽裝自己、欺世盜名的偽君子而已，劉備稱帝以後悍然興兵伐吳，雄辯地說明了劉備盡管是中山靖王之後，盡管被漢獻帝尊稱為皇叔，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壓根就沒有天下國家的意識。說穿了，劉備大舉伐吳的困惑完全是緣於其成功後極度膨脹的個人私欲。然而，這真的是劉備年屆六旬而犯下不可挽回之過錯的根源嗎？天知道！

　　四

　　講到古人的六十之惑，就不能不提及才華橫溢而又仕途多舛的大文豪蘇軾。作為豪放派詞人的代表人物，蘇軾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等不朽詞作膾炙人口，早已經成了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符號。而這裏要說的，不是蘇軾的豪放，而是他的苦澀。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

　　若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在《自題金山畫像》一詩中，蘇軾用黃州、惠州和儋州這三處流放貶黜之地，總結了自己多舛的人生。由於政見不同，蘇軾一生飽受坎坷，屢經流放。且說年過半百的蘇軾流放到惠州以後，曾經寫過一首有名的詩作，其中有這樣兩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不待說，詩中飽含著作者與命運與權貴不屈不撓相抗爭的以苦為樂的奮鬥精神。據說這一深受人們喜歡的詩作不脛而走，很快便傳到了宰相章惇的耳中。蘇軾的不屈不撓，立刻引起了章惇的強烈反感。於是，哲宗紹聖四年（1097年），蘇軾又被流放到了海南儋州。這年，蘇軾剛好六十歲。

　　如今的海南已經是國際旅遊觀光之島，人流如織，寸土寸金，而在宋代則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發配流放犯罪官員的蠻荒之地。素來豪放不羈的蘇軾在接到流放海南儋州的聖旨以後，也頓時心灰意冷，以為自己此生必將葬身海南，了無生還之望。在與朋友王敏仲的書信中，蘇軾毫不掩飾地寫下了自己真實的心境：“某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

　　這裏，蘇軾的心中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困惑，而是徹底的絕望，心裏所思所想的，隻有死亡一件事。你看，他在與長子分手之時，已經處置了後事，無疑把這次分手視作最後的生離死別；來到海南，第一件事便是購置棺材，第二件事便是為自己選擇墓地打造墳墓。這不是徹底的絕望又是什麽？

　　為人豪放的蘇軾是大宋王朝真正的忠臣，“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的道理他不會不懂。為什麽一聽說貶黜到海南便萬念俱灰呢？孔子雲：“六十耳順”，在蘇軾身上，人們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種截然相反的情景。

　　人是環境的產物，蘇軾也不例外。出生在相對富饒的四川的蘇軾，多年來對於孤懸海外的荒島海南島心中一直存有莫名的恐懼，而宋代也把放黜海南作為對犯罪官員的最嚴厲的懲罰。於是，一向達觀的蘇軾至此也不能免俗，隻能做好最壞的準備。人們的徹底絕望，往往是在遭遇躲不了又解不開的大困惑產生出來的。

　　蘇軾在海南居住了三年，又為海南的淳樸民風所深深感染，以至於在他被獲準離開海南時，又動情地寫下了《別海南黎民表》一詩：“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優劣。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這時的蘇軾，又已經把自己看作海南的一分子，竟多少有點兒依依不舍了。

　　由蘇軾而想起了另一位大文人，他就是三國時期吳國的虞翻。虞翻不僅才高八鬥，在文壇享有盛名，而且武藝高強，健步如飛，可日行二百裏。早年追隨小霸王孫策，在山中遇險，虞翻把馬讓給孫策，自己徒步追隨保護，令孫策感佩莫名。孫策死後，虞翻因為性格的原因，幾度得罪了孫權，在奔六十歲的時候，被孫權流放到了當時的蠻荒之地交州。虞翻當時的處境，大概和蘇軾流放到海南時的處境相似。

　　虞翻固然認為交州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埋骨之地，但是卻沒有徹底絕望。到了交州，他立刻把自己的一腔心血傾注到訓注《易經》《老子》《國語》和收徒講學上，醉心學問使他的生活緊張而又充實。

　　《虞翻別傳》載：完成《＜易經＞注》，虞翻專門上表，稱述自己為《易經》作注的動機。從家學淵源談起，道其視為《易經》作注為使命，並指出“索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而鄭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若任由其“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虞翻動情地說道：“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自不恨。”

　　公元111年孫權稱帝，虞翻上疏祝賀，文字不長，鐵骨錚錚，沁人心扉：

　　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曆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輶毫厘，罪惡莫大，不容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戳，頻受生活，複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發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睹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眾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虞翻在交州生活了十多年，最後死在了交州，享年七十歲。

　　相形之下，虞翻既沒有蘇軾的絕望，也沒有蘇軾的困惑。蘇軾是典型的文學家，虞翻是堅定的思想者。

　　五

　　由蘇軾和虞翻，很自然地聯想到了東漢末年的大文人蔡邕。

　　蔡邕是中國曆史上難得一見的博學型的人才，對於天文、音樂、辭章、數術都有精深的造詣，史書說他“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蔡邕才華橫溢，獨步一時，品行甚高，廣受讚譽。史載：蔡邕是個大孝子，老母親患重病臥床不起，蔡邕一直在床前服侍，他嚴冬盛暑都不脫衣睡覺，曾經連續七旬沒有“寢寐”。俗雲“久病床前無孝子”，到蔡邕這裏出現了例外。蔡邕還是古人所倡導的“兄友弟恭”的典範。蔡家是當時的名門望族，人丁興旺，蔡邕主事以後，仍然和“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受到家鄉人們的一致稱讚。

　　從政治的角度看，蔡邕早年的做法也可圈可點。東漢桓帝時期，宦官專權，民不聊生。中常侍徐璜等人聽說蔡邕是操琴高手，便通過官方渠道，征召蔡邕到京城。蔡邕迫不得已上路，走到中途，卻又找了個借口，“稱疾而歸”。

　　電視劇《紅樓夢》裏賈寶玉傷悼林黛玉有這樣一句唱詞：“你害怕人世上風刀和霜劍，到如今他果然逼你傷九泉！”塵世上的蔡邕同樣是如此，饒是他想方設法躲避與朝中的奸宦為伍，到後來卻依舊是泥潭深陷，還稀裏糊塗地送了性命。

　　“何進無謀中貴亂，西涼董卓據朝堂。”東漢中平六年，剛到朝中的司空董卓下令征召蔡邕進京，蔡邕以不變應萬變，再次稱疾推卻。董卓聞訊大怒，凶相畢露，殺氣騰騰地來了一句：“我力能殺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生死關頭，蔡邕重新選擇，被迫來到京城，與董卓合作。蔡邕沒有想到的是，董卓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對才高八鬥的蔡邕竟然能另眼看待，敬重有加。於是，蔡邕在“三日之間，周曆三台。遷巴蜀太守，複留為侍中”。初平元年，蔡邕又被“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如此被跳躍式地升遷，自然會影響到蔡邕對董卓的觀感。

　　不僅如此。一向暴戾專橫的董卓居然能聽得進蔡邕的逆耳之言。人們建議將董卓和周朝的薑太公並提，稱之為“尚父”，意得誌滿的董卓征詢蔡邕的意見，蔡邕明確表示反對，建議緩行。董卓於是改變初衷，暫緩“尚父”之議。諸如此類的事項還有幾起。在飽學的蔡邕看來，董卓雖然暴戾，不肯采納忠言，卻也不是一點兒也聽不進不同意見。此時，蔡邕已經五十九歲，行將進入花甲之年。

　　初平三年（191年），董卓被誅殺，東漢的政局為之一變，朝中大權落到了策劃誅殺國賊董卓的司徒王允手中。書生蔡邕在王允府中做客，言語之際，情不自禁地為董卓的結局歎息。蔡邕的表情變化，引起了善於從政治高度觀察思考問題的司徒王允的警覺，當即予以痛斥：“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下令將蔡邕收入大獄之中。

　　大錯鑄成，蔡邕悔之已晚，隻得陳辭謝罪，表示甘願接受“黥首刖足”的懲處，隻要能讓他留一口氣，完成漢史的續寫工作。以太尉馬日磾為首的士大夫再三向王允求情，王允卻不為所動，反而振振有詞地講了一番歪理邪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複使吾蒙受訕議。”於是，蔡邕的人生之路就此終結。這年，蔡邕六十一歲。

　　蔡邕的死固然和王允的過於偏執有莫大的關係，誰能想象得到他竟然會如此獨出心裁地理解司馬遷的《史記》？文人的偏執一旦與生殺予奪的最高權力相結合，竟會變得這樣不可思議！但是，平心而論，蔡邕的死主要還得怪他自己不成熟，怪他自己不講政治。王允指責他“懷其私遇，以忘大節”，是有道理的。看來，已過花甲之年的博學通儒蔡邕，雖然在朝野上下知名度很高，卻依然是官場圈外人，不懂得官場裏的規則，在大是大非麵前居然還要流露什麽私人感情！用今人的術語說，就是典型的“不懂政治”！

　　古人蔡邕的花甲之惑，惑就惑在沒有弄明白感情和政治有的時候是萬萬不能摻和在一起的。純粹的書生和官僚化了的書生，本質的差別就在這裏。

　　六

　　“性格決定命運”，把這句話用在宋代名相寇準身上，則可謂恰如其分。

　　寇準在百姓傳說中是一位“天官”，在曆史上曾經力挽狂瀾，率領軍民抵抗遼軍的進攻，迫使遼軍簽訂了有名的澶淵之盟，為宋朝的黎民百姓爭得了一個時期的安定和平。但是，這位集大智大勇於一身的寇準，同時又有著性格上的明顯缺點。寇準先後多次擔任宰相，又多次遭到罷免，究其原因，都和他那獨特的性格有關。

　　寇準曾經和北宋的名臣呂端、畢士安、王旦共事，做過這些人的副手。不過，由於寇準性格剛烈，喜好爭競，愛出風頭，主觀武斷又有些擅權，太過善善惡惡，不懂得尊重上司，總是意氣用事，處不好同事和上下級之間的關係，因而先後幾次被免職。

　　寇準和“大事不糊塗”的首相呂端共事，因年輕氣盛，目中無人，致使呂端不滿。老謀深算的呂端隱忍不發，等到宋太宗對寇準有了看法，才向太宗火上澆油地講了出來：“寇準的性格剛烈自任，喜歡爭競，臣等擔心有傷國體，不想和他再三爭論。”宋太宗對寇準頗有好感，出於愛護，當麵告誡寇準應注意身份形象，寇準聽了卻不加改正，繼續與人爭執。宋太宗感慨萬端，針對寇準的不識好歹，說了一句：“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隨後，將寇準貶為鄧州知州。

　　寇準和首相王旦的合作始於大中祥符七年（1011年）。經王旦鼎力推薦，幾經貶黜的寇準又回到朝中，做了樞密使同平章事。誰也沒有想到，寇準回到朝中，馬上和王旦發生了矛盾。史稱：“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皇上看不過去，便對王旦說：“愛卿你雖然一再稱讚寇準，寇準卻專門說你的不是。”王旦一笑置之。接著，寇準審閱王旦主管的中書省送來的會簽文件，發現了差錯，告到了皇上那裏。寇準主管的樞密院送中書省會簽的文件也被發現了差錯，王旦卻讓人送回樞密院修改。直腸子的寇準不能不為之感動，曾經當麵向王旦道謝，並問王旦為何有這麽大的肚量。不久，真宗皇帝因故又要罷免寇準，對王旦說：“寇準剛忿的性格和過去一樣沒有改變。”王旦則不客氣地指出了寇準的短處：“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

　　歲月蹉跎，造化弄人，被貶黜到地方任職的寇準雖然曆盡坎坷，但“知進不知退”的個性並未改變，一直期待有朝一日回到朝中一展懷抱。天禧三年（1019年），把持朝政的奸臣丁謂等人為了迎合真宗“做了皇帝想成仙”的變態心理，不惜偽造天書，粉飾太平。對於這種明眼人一望即知的鬼把戲，已經是奔六之人的寇準不可能看不出來，可是，出於急於重返政壇中心的需要，寇準居然違心地上書朝廷，表示祝賀。可能連真宗本人也沒有想到寇準會相信所謂的天書，於是，很快下旨，召寇準回京擔任首相。

　　對於應不應該回京，寇準身邊的智囊們為他講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稱病推卻；中策是一旦回京馬上揭發所謂的“乾祐天書”是奸臣偽造；下策是再人中書，重為宰相。盡管智囊們的意見非常明確，事功心切的寇準還是沒有采納，而是鬼迷心竅地應召入朝，做了首相。結果，時間不長，即遭奸臣丁謂算計，再度被貶黜，做了雷州司戶參軍。天聖元年（1011年），寇準在雷州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享年六十三歲。

　　按說像寇準這樣的職業政治家，宦海沉浮幾十年，到了耳順之年，豐富的人生經驗會使他成熟起來，改掉自己身上的“過於剛褊”的性格缺陷，在大是大非麵前沉得住氣，靜得下心，聽得進不同意見。可是，寇準卻未能做得到。

　　“六十而惑”，堪為寇準的人生寫照。

　　七

　　明朝嘉靖年間，出了一個大奸臣嚴嵩。此人才高八鬥，是當時公認的青詞高手。早年科舉及第進入仕途，出乎常人想象，自動摘了官帽子，回到家鄉鈴山，兩耳不聞外界事，一心一意苦讀十年詩書。

　　正德十一年（1116年），嚴嵩還朝複官。從侍講做起，於嘉靖四年（1111年）奉調北京為國子監祭酒。很快升任禮部右侍郎。嘉靖十五年（1116年），擔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接下來，朝中發生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禮儀”之爭：世宗皇帝為了給生父興獻王朱祐杬上尊號，與朝臣之間發生抗爭。武宗朱厚照身前無子，死後兄弟輩中的朱厚熜被選中繼承大統。按照傳統，世宗應稱武宗為兄長，而以武宗的父母為父母，以孝宗為先考，以昭聖皇太後為皇母。如此，世宗的生父生母就不能享受應有的榮耀。世宗對此心有不甘，為了給生父生母爭顏麵，下令追尊生父興獻王朱祐杬為興獻帝，追尊生母蔣氏為興獻皇後。因這一做法有違祖製，朝中三百多位官員紛紛起來反對。嘉靖十七年，世宗再度動議，將生父興獻帝的廟號追尊為睿宗，並將神主入太廟。此議一出，朝中反對的浪潮更為猛烈。禮部主管禮儀，身為禮部尚書的嚴嵩起初也持反對態度。世宗殺雞給猴看，下令將吏部侍郎唐胄逮人大獄，並著《明堂或問》責問群臣。嚴嵩見狀，馬上“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充當了興獻帝朱祐杬神主入太廟儀式的具體組織者。世宗也投桃報李，對嚴嵩青眼有加，加官晉爵。

　　通過出賣靈魂，從嘉靖十七年的“大禮儀”之爭中嚐到了甜頭的嚴嵩，從此明白了一個為官秘訣：始終和皇帝老子保持高度一致。

　　由於排在嚴嵩前麵的是老資格的宰相夏言，兩個人時合時分，爭鬥了幾十年，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111年），嚴嵩徹底扳倒夏言，才坐穩了首相的位子。其時，嚴嵩已經是六十三歲的老人了。

　　嚴嵩在首相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幾年。史家對嚴嵩極其鄙視，認為他沒有什麽才略，唯一的本事就是挖空心思討好主子，並乘機專權牟利。這個似乎精明過人的官迷，到頭來下場卻極其悲慘。

　　嘉靖四十一年（1161年），嚴嵩的政敵徐階暗中策劃，禦史大夫鄒應龍站出來彈劾嚴嵩父子，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暴，結果是失勢的嚴嵩敗了下來，被朝廷下令致仕歸家，嚴嵩的公子嚴世蕃被逮捕入獄。嚴世蕃死後，家產被抄，嚴嵩父子長期貪腐聚斂的“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珍寶服玩所值又數百萬”，悉數被朝廷沒收。八十拐彎的老嚴嵩衣食無著，因為名聲太壞，家鄉的人們竟然誰也不肯施舍他一頓飽飯。老嚴嵩走投無路，最後“寄食墓舍以死”。

　　乍看，六十歲以後的嚴嵩順風順水，經驗老到，光環繞眼奪目。其實，嚴嵩步入耳順之年，心智錯亂，本末倒置，完全被浮名浮利迷惑，以至於徹底喪失了自己的良知，為人處世不留一丁點兒餘地。這樣的大人物，才是最可悲哀的。

　　八

　　明朝開國功臣李善長，是一個公認的精明幹練老於世故的政壇大玩家。這個在元朝末年鬱鬱不得誌的落魄書生，在其一生走了一多半的時候，趁著天下大亂，投到了造反者朱元璋的麾下，以其過人的才幹輔佐朱元璋殲滅群雄，逐鹿天下，為大明朝的鼎建立下了蓋世功勳，做了新王朝的第一功臣。

　　明洪武三年（1170年）十一月，太祖朱元璋大封群臣，以李善長為首功。對此，朱元璋特意解釋：“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李善長的官職、封號有一大串：“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擔，子孫世襲。予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當時，被封公者共有六人：徐達、常遇春子茂、李文忠、馮勝、鄧愈和李善長。六人之中，唯有李善長一人是文官，卻位居六人之首。

　　陽盛陰至，否極泰來。李善長心胸狹窄，權力欲望過強，在朝中拉幫結派，早就引起了疑心過重的梟雄朱元璋的警惕。因而，李善長在首相的位置上並沒有待多久。經過朱元璋幾次假以顏色，精明的李善長看出了主子厭惡自己的心思，便在洪武四年（1171年）正月以有病為名請辭。朱元璋立馬批準。這年，李善長五十八歲。致仕之後的李善長，再也未能回到他魂牽夢繞的朝廷權力中心。

　　年屆耳順的李善長選擇了急流勇退，雖然朝廷對他恩寵有加，但官癮旺盛的他心下很是不平，經常通過自己在朝中提拔起來的權臣如胡惟庸等輩施加影響，向朝野上下暗示他的餘威尚在。李善長一向以精明過人自負，退休之後依然能夠呼風喚雨，一呼百應，令他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殊不知，洋洋自得的李善長已經於不知不覺中走向了萬劫不複的深淵邊界。

　　洪武十三年（1180年），李善長在朝中的影子、宰相胡惟庸謀逆案發。朱皇帝借機發揮，大肆株連，時間長達十餘年，殺戮了三萬餘人。辦案過程中，李善長與胡惟庸勾結的許多不法之事浮上了水麵，而朱皇帝念及情分，未予追究，放了李善長一馬。於是，在朝野上下風聲鶴唳之中，退休老臣李善長竟安然無事，優哉遊哉，一直活到了古稀之年。

　　洪武二十三年（1190年），已經七十七歲高齡的李善長東窗事發，被朱皇帝以“知謀逆不發舉，狐疑觀望兩端，大逆不道”的罪名誅殺，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一並被殺。

　　李善長的人生之路，是在五十八歲以後開始步入歧途的。像他這樣的一位飽經憂患的老政客，如果不是心中的欲望太重，如果不是有太多的僥幸心理，如果能像曆代前賢那樣清心寡欲，安於平淡，是斷然不會在退休十九年之後又惹火燒身的。

　　李善長的人生困惑有一個特征，這就是身處困惑之中的他一直以為自己很精明。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當事人迷就迷在私欲過重上，旁觀者清就清在沒有利害不關痛癢上。身處迷局而自以為精明的人，李善長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人海茫茫，誰能說得清楚，這世上究竟有多少自以為精明過人的困惑者呢。

　　“溫故而知新”。思量起來，“六十而惑”不是今人的專利，在古人那裏也比比皆是。無論是帝王將相和普通人，也無論是忠奸善惡好人壞人，“人人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即使你到了六十歲，步入耳順之年，成為古稀之人，隻要你尚在人世間行走，你就得繼續念那本難念的經文，繼續自己的人生困惑。

　　從某種意義上說，六十歲上下的人們，大都是“耳順”和“困惑”的矛盾結合體。經驗和閱曆使人成熟，使人相對平靜，使人可以聽得進各種不同意見；經驗和閱曆的不足又使人難逃困惑迷茫，不能不對當下的一切心存敬畏。耳順和困惑兩相交織，可以產生在其他人生階段未曾有過的獨特體驗。當然，也得承受在人生其他階段未曾有過的獨特煎熬。因而可以說，步人六十歲，將會麵臨人生的一次全新意義上的挑戰。

　　人的成熟與否大多表現在能否理性決斷上麵。

　　在同樣層出不窮的困惑麵前，耳順之人倘能善用自己的方正之心，善於聽取方方麵麵的意見，就能夠做出理性的而不是想當然的決斷，從而形成正確的決策。倘若耳順之人迷失了那顆方正的心，胸中全是私欲，表現出來的全是貪婪，那麽，則大抵會使自己陷入更大的泥潭而無法自拔。

　　明白了這一層，就會明白應當以何種狀態穿行於耳順之年。

　　原載《長城》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