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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宣傳隊

　　林那北

　　在百度上輸入“宣傳隊”三個字，顯示的結果是這樣一行字：“本詞條內容尚未完善，歡迎各位編輯詞條，貢獻自己的專業知識。”這一天是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中午，芒種節氣剛剛過去，沒有雨，但也不見陽光，從早上起一直是陰沉沉的，而雲之後卻隱約有光。這是一種有著陰險氣質的天氣，過於曖昧，讓人渾身像蒙著一層塑料布，汗在將出未出之間徘徊。

　　我把眼從電腦屏幕移到窗外，長噓一口氣，仍然放不下剛才的詫異：居然“本詞條內容尚未完善”！

　　如果是從前……這個“如果”像一坨重物就這樣迎麵撲來了，它是時光深處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樹，帶著芬芳與果實，並且色彩明麗。三十、四十、五十年前，時光往前推移，宣傳隊這個名稱有幾個人不知道呢？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這是它的全稱。唱歌跳舞彈奏器樂可以宣傳思想，這似乎有點奇怪，但那時沒有人追問，不敢問，也不覺得需要問。有一個疑惑其實一直在我心底盤旋：那時的人比現在單純嗎？

　　所謂單純不過是用一種簡單的方式，沒頭沒腦地信任這個世界。世界那時候其實非常斑駁，鬥來鬥去已經連綿幾年，包括我父親在內，他不過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芝麻官，居然也未能幸免地成為“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戴上高高的紙帽，胸前掛起大牌子，上麵寫著粗大的侮辱性字眼，打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之類的，還用紅筆畫上叉，然後遊街，批鬥，關牛棚。

　　他從牛棚裏“解放”出來已經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生活被一截兩斷之後又徐徐往下進行。進牛棚之前他是公社副社長，之後是另一個公社的革委會副主任，分管教育文化衛生以及全公社上山下鄉這樁事。沒提升，也沒降職，牛棚裏的那一次次批鬥、審查、檢討都如同一場遊戲，而他看上去也無絲毫損傷，終日依舊不管東西南北地亢奮，行色匆匆，好大喜功，高亮的笑聲和昂首急速行走的姿勢，仍虎虎生風，仿佛被批被鬥不過是向水裏扔了一塊石子，水波漾了漾，很快又了無痕跡。為什麽會這麽達觀呢？肉體上也許真沒多大損害，可關於尊嚴的那種痛，是觸及一個人心底最徹骨的痛，怎麽可能轉眼消失？相比較而言，似乎上吊的鄧拓、投湖的老舍、吞安眠藥的楊朔、跳樓的上官雲珠、跳井的範長江等人更合情合理。當然反過來我又慶幸父親能夠那麽迅速地自愈，終於守得雲開見明月，“解放”了，重新走上工作崗位了，周圍的人反正也沒幾個是風平浪靜度過的，彼此彼此，難兄難弟，生活還得往下繼續。

　　關於宣傳隊，我打算就從這個時候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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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父親都記不清自己結束牛棚生涯、恢複工作的具體時間了，即使記得，我現在也無從問起，兩年前他已經去世。出生於一九二八年四月的父親，那時四十歲剛出頭。打量著身邊往來行走的熟悉不熟悉的四十多歲男人，我終於忍不住揣想起父親的當年：也是那般健康、自得、躊躇滿誌？一張“文革”前拍的全家福照片上，父親留著工整的三七開分頭，穿灰色呢子中山裝，圍雙色羊毛圍巾，而中山裝的口袋上則非常隆重地插著一支鋼筆。母親多次半開玩笑地嘲諷她丈夫，說他很騷，從年輕到老都“愛裝”--福州話裏就是愛打扮的意思。父親後來的“騷”，我們都充分領教過了，比如九十年代末期他就有一套亮灰色綢緞唐裝，上有福祿壽喜團花圖案，是我出差浙江買給他的家居服，他覺得有範兒，昂然穿上街頭，回頭率百分之兩百。後來唐裝在男人中盛行，他得意地反複自誇，仿佛那潮流是被他引領出來的。再老一點，他穿西裝係領帶都上了癮，任何正式場合其實都與他無關了，如此正式穿戴無非為了坐在家裏看看報紙和電視新聞聯播。冬天時則穿黑呢大衣、黑禮帽，手上再加一個拐杖。我不知深淺，覺得一個拐杖令他頓時老邁幾分，他卻鏗鏘反駁道：“蔣介石以前手上都要拿一個的！”我如夢初醒，把他的穿著聯係起來看，原來他心中藏有這麽一個大偶像啊。他年輕時的那個時代，不敢放膽打扮，能夠派上用場的隻有一條在當時算得上奢侈品的羊毛圍巾。而那支鋼筆則是另一種裝飾：建國初期通過掃盲班才識點字的工農幹部在農村占多數，父親在福州英華中學讀過書，鋼筆是他表達有文化，與大老粗們不一樣的重要標簽。

　　羅列父親的這些外部特征，是為了說宣傳隊。注重穿著打扮，又自以為有文化，父親的文藝腔一直不得要領地保持到生命的終點。在當時，則轉化為對宣傳隊的豪情壯誌。

　　“文革”開始時奶奶已經被送回她娘家，我們姐弟三個也先後跟隨。奶奶的娘家是福廈公路旁一個原本相當大的村子，如今村子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經被一家大型合資汽車製造公司所盤踞，寬闊的廠房和一輛輛工整排列的汽車把退縮在角落裏的村莊反襯得寒酸局促，但“文革”前卻是另一種模樣。背後是像一把大扇子連綿攤開的小山嶺，前麵是廣闊而肥沃的田野，春秋水稻或者芋頭、甘蔗、荸薺、蔬菜此起彼伏，高低錯落不一而足，蓬勃滋潤得像一位初長成的少女。奶奶隻是寄居，沒有一寸土地，我卻可以在每一塊地頭自由奔跑跳躍，傍晚則伴著夕陽，拿一根竹竿、一個自製的塑料袋，袋口上箍著一道鐵線，這是釣青蛙的必備工具。然後入了夜，如果沒有月亮，整個村子就漆黑得像滑進墨池裏。還沒通電，家家戶戶點的都是煤油燈，為了省錢，燈芯撚到最小，玻璃罩早被煙熏黑，透出來的光朦朧而晦澀。就是在這樣的油燈下，每晚奶奶重複做的一件事就是講鬼故事。那時很奇怪她肚子裏為什麽能裝得下那麽多鬼，後來才知道，其實大都是《聊齋》裏來的。她不認字，也是道聽途說，然後演繹發揮，誇大詭異驚險的部分，見我們聽得齜牙咧嘴麵無人色，才很有成就感地咧嘴輕輕一笑，吹滅燈睡覺。燈熄後很久，我都閉緊眼大氣不敢出，仿佛四處蟋蟋洬洬，有鬼橫走。

　　她說夜裏在外行走，每個人肩上都亮著兩盞燈，轉一次就滅一盞，兩盞都滅了，鬼就撲過來了。不是開玩笑，每次她語氣和神情都認真而莊重。我信了，不可能不信。哪天夜裏她忽然頭疼難忍，需要去一趟小藥鋪，買一種已經多年未見的名叫“安乃近”的藥；或者煙絲沒有了，她必須一筒接一筒吸水煙，這時候被逼出門的往往就是我。鄉村狹窄的青石板路幽長而寂靜，各種不知名的蟲子藏身角落哧哧鳴叫。我快速地跑，卻又跑得僵硬局促，鞋底與石板撞擊出的聲響居然有驚悚回音，我真怕騷擾到鬼。等回到家，肩膀沉而且酸--為了維護亮在上麵的兩盞無形的燈，一路上我繃緊身子，腦袋往旁微微側一下都萬萬不敢。

　　到了父親恢複工作，奶奶又帶著我們一起跟來了。這是個江水環繞的大鎮，需要坐船抵達，上了岸也仍見四處蜿蜒豐沛的河水，水係縱橫，流淌有聲。我那時隻有七八歲，瘦小黝黑得不成人樣，好動，熱愛上樹下河，坐沒坐樣站沒站樣，到處惹是生非，總之無一處值得父親引以為榮。父親好像也顧不上這些，他太忙了，沒完沒了地開會，沒完沒了地下鄉。交通工具缺乏，公社總共兩部自行車，首先保證革委會主任使用，餘下的這個副主任騎走了，那個副主任就隻能徒步，一走就是一兩天。

　　隨奶奶到鎮上的第三個晚上，公社宣傳隊有演出，當地人稱為“晚會”，能進場就是待遇。我應該不是跟著父親進了影院，反正是去了，裏頭連過道都站著人，但很有序，每個人臉上都是莊重而歡欣的，像融入一樁神聖的大事件。我注意到燈光，或者說被燈光所吸引。光泛黃，一盞盞都缺乏咄咄逼人的銳利，卻因為數量足夠多，便有了一種鋪天蓋地的豐盈感，像無數的手從上麵伸下來，團團護著你。

　　對於這個晚會的記憶是零碎的，我一直想梳理打撈，最後腦子裏浮起來的仍然隻是燈光。

　　鎮上的電影院外表不起眼，圍牆僅一人多高，刷著淡黃色的漆，已經斑駁脫落，有各種簡陋粗俗的塗鴉，裏頭卻寬大整潔。因為有燈，燈撲麵而來，夜頓時如晝，它們應該是我在村莊的夜晚裏一遍遍渴求的，所以淹沒了那晚舞台上的一切。反正都是歌舞，吹拉彈唱，蹦蹦跳跳。當時我大概覺得這些東西都屬於成年人，離自己很遠，毫無關聯。

　　那時街頭貼著“複課鬧革命”的標語，一首歌也雄壯地唱：“複課鬧革命，我們堅決來響應。一邊上課，一邊鬧革命，一邊上課一邊鬧革命--嘿！”學校似乎已經恢複上課一陣子了，我在村莊裏不知道，也不迫切，父親把我們帶到鎮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我們姐弟三個“複課”。荒蕪了幾年，從老師到家長到學生，都有點驚魂未定或者魂不守舍，就複得混亂，比如停課前是五年級，一複課卻複到四年級去，沒人覺得有什麽不妥，課堂更多時候隻是一件無關痛癢的容器，把適齡孩子囫圇吞棗隨便一裝就了事。

　　我不記得自己上的是二年級還是三年級，雖是插班，卻坐到了第一排。一是因為個子矮，二是因為父親的緣故。他分管教育衛生文化，全公社各中小學自然就在他權力範圍內。而我被招進宣傳隊，是否也是因為父親？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了，總之進入這所小學不久，我就成為了校宣傳隊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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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是整個社會的反麵角色，需要批倒批臭，狠狠踩在腳下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這個概念是電影、連環畫、各種批鬥會告訴我的，但是周圍的一切偏偏都與地主有關。

　　公社的院子很大，門口卻偏窄，隻是一個矩形的石門，跨進去後是一條長長的通道，通道上方是作為幹部宿舍的樓房，穿過去，便是一處花園式的空地，種著扶桑、楊柳、夾竹桃之類的樹木，有幢狹長的小樓從右側貼著圍牆向後延伸。穿過小樓或者旁邊的空地，能看到一株粗大的一個成年人也抱不攏的白玉蘭樹，樹下有一張長石條凳，繞過石凳前行二三十米，就是一座略為西化的紅磚大建築，兩層樓在地麵上，還有一層是地下室，屋頂有高聳的雕花石刻。這在當時，已經是須仰視才見的高樓。樓的後麵是新修建的食堂和會議室，而跨出食堂後門，則是一個種滿柑橘的大園子，園子旁一條河蜿蜒而過。

　　我耐心地描述公社機關院子，是因為時光正在倒轉，它們像一群搶著索要表揚的孩子，喊叫著擁擠而來，那麽清晰地一一重現眼前。矩形門後有間傳達室，一個肥胖的看門老伯養一隻黑色摻些黃雜毛的土狗，有次我從院裏往外奔跑，不知怎麽惹到狗，被它追上在小腿肚子上咬了一口，皮肉破了，有血。老伯拉起我褲管看了看，淡定地提起毛筆，在傷口上寫了一個“虎”字。這是唯一的處理方式，不似如今，哪怕僅被自家養的狗爪子抓了一道，都要先打血清球蛋白，再接二連三地注射狂犬疫苗。據說狂犬病毒潛伏期最長可達三十年，算了一下，早過了，平安無事。

　　推測起來，公社院子占地大約不過三四千平方米吧？也算不得特別遼闊，卻成為當年的樂園。每天早晨掛在樹上的高音喇叭就傳出《東方紅》樂曲，然後是新聞、各種批判稿和革命歌曲、樣板戲唱段。公社幹部的子女有十幾個，年紀雖參差，但玩起抓賊、跳格子、抓沙袋之類的遊戲卻沒有隔膜。紅磚大樓的小會議室裏還有一台剛買回不久的黑白電視，屏幕常吱吱呀呀的麻點密布，現不出一點圖像，也還是時時令我們流著口水往前湊。有一天正在食堂吃著飯，忽然聽到幾聲尖厲的號叫，桌上的大人麵不改色，繼續有說有笑，話題很自然蔓延到這個號叫聲的來源。原來某村出了命案，那個號叫的人正是嫌疑犯，被抓來，暫時關在紅磚樓的地下室裏。

　　紅磚樓的地下室原來是牢房！

　　我後來數次趴到牢房外窄窄的小鐵門上久久打量，裏頭黑乎乎的模糊--片，有潮濕渾濁的氣味上下彌漫。這當然是意外的，樓再精致美觀富麗，也僅是一座普通的房子，但帶牢房的房子卻是萬裏都未必挑一。剛開始我以為是公社幹部故意建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後來慢慢知道不是，樓早就有了，解放前就有。樓是地主的，牢房是地主用來關押與他作對的人--按書上說，就是那些受壓迫的可憐的貧下中農。

　　不僅紅磚樓，整個院子都是地主家的。

　　不僅院子，出了矩形石門，隔著一條青石板路，對麵那幢木構院落仍然是地主家的。它們本來連在一起，為了行走方便，才一截兩斷了。木構院落裏最靠青石板路的那間房子，住著奶奶和姐姐，而我和父母及弟弟，則住在矩形門通道上麵一間大木板房裏。

　　我後來很多不著邊際的冥想都是由此而生的。那時母親還在另一個公社的中學任教，周末才能來一次，弟弟常被奶奶留在矩形石門對麵的木屋裏，而父親正熱愛下鄉，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一去幾天不見蹤影，剩下我獨自一人在那間大木板房裏，每到夜裏就風聲鶴唳。從前牢房關過什麽樣的人？從前誰住在這麽大的房子裏？從矩形石門進來，穿行到後麵的柑橘園，地主一天的生活是怎麽過的？吃什麽？穿什麽？家裏都有什麽人？長什麽樣子……

　　有一本叫《寶葫蘆的秘密》的小人書就是在那時看到的，一個小男孩想要什麽，寶葫蘆就給他變什麽，連他和同學下棋，想吃掉對方的棋子，棋子也馬上就飛進他的嘴裏，而他考試題一道都不會做，別人完成好的卷子寶葫蘆卻幫他對調了過來。這太誘人了！這本書是當時批判的毒草，把青少年毒害得隻想不勞而獲。我其實想說，一直到現在這個寶葫蘆都是我喜歡的。誰不是欲望比現實大呢？但“心想事成”其實是多麽大而無當的一個詞，一年年過去，會一點點後撤，一點點氣餒，然後妥協，然後認命。

　　所有的地主應該都有一隻寶葫蘆吧？那時我就是這麽猜測的。地主被打倒了，寶葫蘆就失蹤了。會不會藏在牢房裏？或者這個院子裏的哪個角落呢？

　　鎮上的小學離公社院子不過兩三百米遠。沒有大門，前麵是個大曬穀場，左邊有幢大房子，保留著一圈寬大的風火牆，裏頭卻拆空了--那幾年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間大房子裏度過的，這是後話。而右邊是幢外牆磚泥混築、內裏木構的兩層樓房。在拆空的大房子和雙層木構房中間，是條溝狀的石板路，走三十多米拾級而上，半坡上有座三合土壘起的肥碩房子，抹著白灰，覆著黑瓦，這是老師們的辦公室，辦公室邊上是青磚修建的兩層高的教學樓和一塊不大的操場。

　　這就是鎮小學的全部。

　　我後來知道，小學的所有房子和地皮也是另一個地主的。即使是青磚教學樓，也是拆了原先的再重建起來的。

　　關於教室裏的記憶已經非常稀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把生番薯帶進學校，語文課時實在饞得忍不住了，掏出番薯藏在抽屜裏偷偷削皮，想趁老師不注意時咬幾口。結果小刀是新買的，非常鋒利，心裏又緊張，用力出了偏差，一刀下去，刀刃直衝左手大拇指，頓時開了大口，半個手指頭都被殃及，鮮血如注。

　　我沒敢吭聲，同桌想告訴老師也被我阻止。同桌就撕筆記本遞過來，撕了一張又一張。我用它們包住傷口，緊緊抓住，坐得筆直，雙目前視，心跳如鼓地等著下課的鈴聲響起。

　　左手大拇指上的傷痕至今仍清晰可見，是一條杏黃色的弧線，從指甲溝蜿蜒到指心的螺旋處。是疼痛與恐懼讓這一天定格下來，順便記住的是教室的幽暗和汙黑的木板牆以及結了蜘蛛網的天花板。

　　這間教室就是右邊那幢外牆磚泥混築、內裏木構樓房的底層。後來它很快不再做教室了，而是成為宣傳隊的排練室。帶宣傳隊的是兩個女老師，一個白胖一個黑瘦，白胖的那個就住在樓上，她是主要負責的，可能為了方便，她把排練安排在樓下。一年多以後，才轉到左邊那座內裏被拆空的大房子裏。

　　跳新疆舞時，需要學會扭脖子，就是那種身子不動，脖子左一下右一下移來移去的動作，看似容易，其實很難。八個女孩被一胖一瘦的老師一個個拉到門後，一個身體被門板夾住了，其餘的人嘻嘻哈哈地擠在門後用力推著，然後老師雙手托住你下巴，向左扳向右扳。我怕癢，老師巴掌一伸向下巴兩側，還未觸及皮膚，我就先縮起脖子咯咯咯笑。老師臉一下子黑了，推肩膀、扳腦袋，下手很重。這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演出已經迫在眉睫，而演出是政治任務。

　　那扇夾身子的門就在木構樓房的底層，我曾經削破大拇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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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再也不需要進入課堂了呢？完全想不起來了。“文藝匯演”這個詞現在已經消失，當時卻極其亢奮地盛行著。我相信，整個公社的盛行首先是因為父親。“匯演”的全稱應該是“匯報演出”--說是向貧下中農匯報，最終卻演變成了各個中小學間的競賽，與學校的麵子密切相關。一台晚會下來，節目彼此串在一起，誰優誰劣誰強誰弱一目了然。

　　就較上勁了，不敢輕視。全公社各小學中能與我們抗衡的是十幾公裏外靠烏龍江邊的一所，那裏有位知青以前在城裏是宣傳隊的，因為舞跳得好，被招去當民辦老師，專門帶宣傳隊。那所小學在排什麽節目、跳什麽舞，是我們老師需要搜集的情報熱點。到了匯演時，其他小學的節目我們可以懶得看，那所小學從服裝到在台上的一舉一動卻必須納入我們視野，老師擠在幕布旁盯著看，看完再拿人家做榜樣，告訴我們時不我待。

　　為了排練，已經不用上課了，每天空著手去學校，進的不是教室，而是那間木構樓房的底層。每次排的都不止一個節目，三五個總得有，以防這個節目栽了，還有另外的補救。

　　我漸漸覺得這件事有趣起來，不用上課是其一，其二是每次演出後公社食堂都備有夜宵，鹹菜粥為主，不限量盡管吃。擠擠挨挨的一群人，臉上都還留著泛起油光的彩妝，再熟悉的彼此都陌生了幾分。那時有幾人肚子裏油水過剩？三餐之外多出來的這一餐，就像中了大獎，哧溜哧溜的喝粥聲在濃鬱的脂粉味中響成一片。

　　當然，最重要還是因為服裝。平時隻能穿簡衣陋衫，褲子短了，接上一截，衣裳破了，補上一塊，而一旦演出，卻可以花枝招展，紅衣綠裙次第而來。

　　《紅太陽照邊疆》《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是朝鮮舞，《向著北京致敬》《北京的金山上》是藏族舞，《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毛主席》是蒙古族舞，《阿佤人民唱新歌》是佤族舞，《萬歲毛主席》是新疆舞……我後來對北方的向往或許正始於此，朝鮮族、蒙古族、維吾爾族都在北方，而藏族、阿佤以及彝、苗等族雖在西南，當時我卻辨不清方位，所有的遙遠都歸於可望不可即的北方。

　　服裝常常是老師帶我們一起製作的。先在自己頭上量出尺寸，用鐵線箍出一個圓圈，然後再以藍、紅、綠等碎布條繞著鐵線編出五彩辮，一圈編滿了，留一撮近尺長的布條垂在左側，這是跳藏族舞時必須的；新疆舞的帽子，用料節儉，把硬紙皮剪出瓜瓣似的弧形，以訂書釘固定住頂部，用廣告顏料畫上花紋，兩側再各鑽個孔係上一根橡皮筋就成了。演出時把橡皮筋勒到下巴，怎麽蹦跳旋轉，帽子都不會甩下來。

　　新疆舞的黑絨布背心跳藏族舞時也可以混用。背心是請服裝店的師傅做的，絨布在當時算是奢侈品了，燈光下能泛起光澤，但還不夠搶眼，必須把金銀紙剪成一塊塊小圓圈，在胸前豎著貼出幾排，方才有了舞台感。

　　最有舞台感覺的是藏族女孩的圍裙，要先把紅、綠、金、藍諸多顏色的油光紙剪出大小略有參差的長條子，色澤越多越亮越好，然後再把它們交錯貼到一塊舌頭般的長布條上，這便是圍裙了，係在腰間，可一直延伸到膝蓋以下，整個人頓時奪目，它是點睛之物。

　　裙子最費衣料，一開始曾把醫用紗布染成深褐或淺黑，或者把彩旗改造一下圍起來。彩旗是絲綢的，品質當然不錯，隻是太貴，總是用不起，也太輕飄了，旋轉時撐不起來，反而常常貼到腿上，缺乏美感。後來日本尿素袋子出現了，尼龍纖維的，垂懸感好，染一染，也很吃色，質地馬上就高檔了起來。

　　蒙古舞就不需要我們操心，老師買了廉價的棉布找師傅製作，領口、襟邊、下擺加兩道滾邊，怎麽看都與旗袍類似--無非下擺寬大一些，腰間再紮一條彩綢做裝飾。

　　蒙古舞不好跳，需要用力前後甩肩膀，每個動作有棱有角，腰、背、肩都很費勁，這不是問題所在，而在於這套服裝讓我一下子就想起奶奶的旗袍。

　　算起來奶奶那時不過六十出頭，眼下這個年紀的許多女人還有意無意殘留女兒態，一不小心還敢穿著熱褲、吊帶裙衝上街頭，拿那時的奶奶和她們比，似乎奶奶都可以當她們的奶奶。當然在年幼者的眼裏，即使二三十歲的人也是蒼老的，可拿出當年的照片來看，沒錯，皺紋如果僅是表象，那麽濃厚的黯然倦怠神情總不至於騙人，它們都似殘燭，比殘燭更枯萎。奶奶一直這樣，一直這麽老，我想不起她還有另外的樣子。但據說年輕時她是那一帶數得著的美人，所以才有鎮上的小康之家托人到村裏說媒，二十四歲剛一守寡又有鎮上另一殷實之家的子弟登門想強娶，她堅決不從，抱著出生才九個月零八天的我父親逃回娘家，靠給人不分晝夜辛苦做女紅養大兒子，並把兒子送進福州的學堂。而在我父親之前，她生過一個女兒夭折了，再生一個兒子又夭折了，終於我父親來了，還來不及高興夠，丈夫卻突然死於傷寒。所謂的命運，她真的有資格舉手質問蒼天。以寡母之柔弱無依，獨自養大頑皮的兒子，這個過程每個縫隙確實都被淚水和汗水浸透了。年輕的辛苦，到晚年再回憶，那股酸楚已經發酵出諸多滋味，她覺得僅自己一人獨享太虧了，於是一遍遍地鋪陳。隻要我們哪天作怪，違她的意造她的反，她就會把右掌像一麵旗子往前一舉，如同古玩收藏家炫寶般淩空亮出食指、中指、拇指上駭人的粗大厚實的杏黃色繭子，那是當年她做女紅掙錢留下的，幾十年都沒有褪盡，一粒一粒，蔚為壯觀。她自己顯然搶先被感染了，體內某個開關被霍地擰開，往事一下子都醒過來，潮水般傾瀉而出，語調或高或低地飄忽，表情或明或暗地起落，其用意是告誡我們，如果沒有她當初的堅貞絕不低頭，就斷無我父親的長大成人，當然也就沒有我們來這個世界的可能，所以我們的不孝不敬就是可恥的卑鄙的忘恩負義。

　　關於我們來到世上的途徑，從倫理學上講她的邏輯似乎也沒錯，但從生物學上看，父親就是長成歪瓜裂棗、地痞流氓、缺胳膊短腿，也照樣戀愛娶妻生兒育女，而我們即使不是父親帶來的，也可能由別的誰弄來，總之該來的終究都會來。不過當時我們還是被奶奶飲水思源的強大暗示震懾住了，一想到自己差點不能來到這個世界，心裏就打幾個戰。她抑揚頓挫縱情陳述時，我常常會聯想起在敵人鍘刀前昂首挺胸的劉胡蘭。前幾年某英模報告團光臨，被單位組織前往，進場前同事腹誹的有，抱怨的也有，結果卻統統被感動得淚水漣漣。那天我突然想起奶奶，她最合適的職業原來是當一名光榮的宣講團成員啊。

　　“文革”開始後，服裝遭了殃，男女老少都款式一致色彩統一，除了黑就是軍綠色，奶奶卻不在此列，她終生穿自製的旗袍，或深藍或月白或湖藍，春夏秋冬無異。倒沒有收腰裹臀，而是直筒的，從上直直延伸到腳麵上，也沒高開衩，開衩沒意義，她不出門，也不打算誘人。要說這樣當然非常費布料，不是因為她胖，而是因為她高。我的表叔，也就是她的侄子有一次對我說：你奶奶至少一米七三！我想不起來了，小時候我的眼睛還沒學會丈量人，看站著的她，覺得像平地豎起一根竹竿，她躺下來也沒其他可像的，還是像一根倒在那裏的竹竿。同一時代的女人中，我沒有見過比她更高的，高而且瘦，終年躺著不動，卻長不出多餘的肉，到死腹部都是平平的。

　　她不出門不是她不想，而是她的腳不讓。

　　非常小啊，蜷成一塊饅頭大小的肉團子，五個腳趾疊成尖尖的筍狀，上麵永遠浮著一層斑斑點點的白，我後來知道，那是死皮。在鄉下那幾年，晚上擠一張床睡，她和弟弟睡一頭，我和姐姐睡一頭，棉被明顯偏短，她長腿一伸，就伸到我眼皮底下了，我的反應每次都是一致的：迅速閉眼，轉身，縮進被窩。

　　就是因為小腳，奶奶每天都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那時隔壁住的是姐姐當年的奶媽一家，奶媽是一個質樸善良的結實農婦，每天早上她為自家挑水時，就順便多挑兩擔給我們，碰到需要買米買柴之類的重活，奶媽三個體壯如牛的兒子就踴躍代勞。三個兒子叫他們母親不是“媽”，也不是“娘”，而是“依奶”，叫父親則是“依哥”。很奇怪，這種叫法在福州並不普遍，不知起因究竟是什麽，反正我們姐弟三人也從了他們，一起“依奶”、“依哥”地叫。沒有他們，我們老的老小的小，很難挨過那段歲月。

　　躺在床上奶奶起初也做點事，比如縫補衣服，這是她拿手的，卻也是她最厭惡的，火氣在每一個針眼上跳動。眼睛不好了，我們幫她穿線，要是手腳慢一點，她立即就找到出氣的借口。“狗母貨！”這是她的口頭禪，一邊罵一邊欠起身子試圖揍過來。等到給自己備好幾身衣服和幾雙鞋子後，她就再不肯碰一碰針線了。有一件陰丹士林旗袍做得最精致，襻扣從領口繞到腋下，再整齊排列到接近腳踝處，做好後她折疊起來，存到箱子裏。與之藏在一起的，是雙尖頭小鞋子，紅綢麵，繡著黃綠相間的菊花。每過一陣她都要把它們拿出來看一看，曬一曬太陽。她說：“我死了之後穿的。”

　　我至今沒穿過繡花鞋，也永遠不打算穿任何繡花鞋。

　　不再做女紅，奶奶打發時間就剩下吃零食和吸水煙了。冰糖、冬瓜糖之類的是常備的，煙絲也一刻不能少。身體懶得動，嘴卻不能不動。現在回想，會不會正是由於她總是不動彈，才致使兩條腿愈發沒有了力氣？都這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了，終日橫陳床上，她卻每天不厭其煩地早起洗漱打扮，梳子沾上油一下一下把已經非常稀疏的頭發攏到腦後，盤個小小的髻，然後整齊地穿好旗袍，每一顆襻扣都紋絲不亂係上，到了晚上再脫下，工工整整折疊好，換上短衣，日日循環往複，一絲不苟。偶爾下床行走，她必須小心扶住牆，一步一搖晃，風吹楊柳狀，隨時會倒下去似的。

　　做這些敘述時，遠去的往事和親人都隱約搖曳在時光深處，清香縷縷不絕，令人內心柔軟。但有個事實卻無法回避：我是個不受奶奶喜歡的人。姐姐出生後她已經強壓怒火，結果我又是女孩，令她差點對林家傳宗接代絕望。母親說生我坐月子時，根本看不到奶奶露過麵。幸虧幾年後弟弟出生了，但二孫女是多餘的這個糾結她一直沒打算消除掉，其中的原因，有一大半來自我母親。當一個原本素不相識的女人半途殺出來，成為寡母捧在手心辛苦養大的那個兒子最心愛的女人，麻煩肯定就緊隨而至了。寡母認為這是搶，我母親卻認為理所應當，兩人都沒打算妥協，針尖厲害，麥芒也不遜色。我被殃及是因為母親的嚴重偏心，這當然不好，在多個子女中如何等量付出疼愛，是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前，既考驗做父母的智商，也考驗他們情商的頭等大事。母親聰明伶俐，一雙巧手似乎無所不能，裁縫、打毛衣，甚至做家具、砌磚牆都技驚四鄰，但在平衡子女這件事上，她得分不高。晚年她也不時反省，相當懊悔，卻已時過境遷，一切難以更改。我猜想，如果當時不是因為奶奶的發力上陣，非要咄咄逼人地替姐姐爭個長短，或許情況不會那麽糟。而當奶奶奈何不了心高氣傲的兒媳婦之後，她也隻能掉轉槍口，對付一向不知乖巧為何物的二孫女。“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在有意無意之間，每個人都可能忽然如此幼稚無理性。

　　記憶裏總是聽奶奶喊頭痛，能令她平靜下來的是萬金油。太陽穴、額頭反反複複塗抹，以至於那股辛辣的藥味成為她的標記性氣息，在屋裏每一件家具和她的衣服鞋襪間揮之不去。一九七二年秋天她在醫院去世，正在縣城出差的父親趕回來時，一邊踉踉蹌蹌地俯著身子奔跑，一邊尖厲失態地呼喊號叫，臉上濕漉漉地布滿眼淚鼻涕。我當時正站在門旁，看著父親這麽古怪地迎麵而來，嚇得猛地縮緊身子。從來沒見過他這樣，他一直愛說愛笑，一旦沉下臉又是威風八麵令人生畏。孤兒失去寡母，他的悲切應該甚於一般的喪母之痛。

　　喪禮開始時，不知是誰捧著一個老式相機來給我們合影。相機那時還是稀罕物，所以就有點非同尋常。就在狹小低矮的太平間裏，已經略有僵硬的奶奶被抱到椅子上坐定，而我們全家穿白衣罩白布圍著她站立。我在左邊，隔得有點遠。攝影的那個人招著手說近一點近一點。我移了移腳，費了很大的勁以為已經近了，其實並沒有。惱怒的父親從後麵伸過手，狠狠一揪，我趔趄著，一下撞到奶奶身上。

　　我很難描述當時的恐懼之感，恐懼到無以複加的絕望。那個拍照者後來又殷勤洗來一大遝照片，父親一開始把它們放在桌上，慢慢改放抽屜裏、箱子中。無論它們在什麽位置，都成為我避之唯恐不及之處，我遠遠避開桌子，我絕不拉開抽屜，我打死也不會碰箱子一下。

　　死的時候，奶奶果然穿的是她自己早早做好的長及腳麵的陰丹士林旗袍和那雙精巧的紅緞麵繡花鞋。謝春妹，這個名字是後來為她掃墓時，才從墓碑上看到，非常普通，鄉土味濃鬱，這與她沉寂落寞的一生是協調的。

　　各種舞蹈裏，我跳得最不好的就是蒙古舞，一穿上那身服裝，萬金油、煙草以及老年人特有的酸腐味就混合著撲麵而來。除了阿拉善，至今我沒去過內蒙古的其他地方，呼倫貝爾草原、錫林郭勒草原、貢格爾草原都仍在遠處。總有一天我會抵達那裏，至少是其中之一，那時候我要雙手叉腰，用力地前後甩動肩膀，努力把這個動作做得優美而有勁道。

　　奶奶說，女孩子拋頭露麵幹什麽？我任何一次演出她都沒看過。

　　4

　　其實我不是家中第一個宣傳隊員，第一個是我母親。母親樂感非常好，能唱出高亢脆亮的歌，這個優點她遺傳給我弟弟，沒遺傳給我。她是福州下杭路一位藤行老板的女兒。下杭原稱“下航”，與之平行的另一條街稱“上航”，古代“航”與“杭”相通，所以又稱“上杭”、“下杭”。清道光二十二年，即一八四二年，在鴉片戰爭爆發後兩年，《南京條約》簽訂。根據這個條約，福州被辟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為大宗進出口貨物的集散地。到了鹹豐三年，即一八五三年，福州更是成為中國四大茶市之首。在付出鴉片一批批運人、嗜煙者一批批湧現的代價後，福州街頭也出現了商貿的繁榮。

　　下杭街在這期間躍到舞台前，嗅到商機的精明者從各處湧來，在此開設行棧，經營物品達上百種之多，商品輻射全國，甚至遠銷東南亞一帶。光緒三十一年，即一九〇五年，福州商務總會在下杭街成立，這至少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當時下杭街的商業景象。

　　我外公的藤行在這些大商行間其貌不揚，無非編製出售藤床、藤椅、藤籃等等，生意做得一般，不過一家人倒也衣食無憂。母親印象中，她家的房子當年從下杭街可一直通到上杭街，她在兩條商賈雲集的路上溜來逛去，每天眼花繚亂。可惜她母親早亡，父親再娶後，繼母雖對她小心客氣，十八歲前連水都沒讓她燒過，但她畢竟覺得家中的不自在。後來她父親過世，藤行漸漸衰敗，挨到解放，又被公私合營走了，家中越發蕭條，她便隨人出城，要自食其力，到縣裏當教師，這樣就遇上我父親。

　　父親比母親大六歲，但母親始終不相信這個數字，她私下裏忿忿抱怨過多次：“你爸可能改過年紀，他騙我。”即使沒改過，六歲差距也不算小了。城裏的嬌小姐，年紀上又有距離，父親可能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必須處處讓著妻子。大女兒出生時，母親二十二歲，唱歌跳舞穿衣打扮才是她所熱衷的，根本還沒做好當媽的準備。女兒一來，首先貪睡的她再無法睡個安穩覺了，女兒哭她也哭，一氣之下還動手往那個小小的P股上甩巴掌。我奶奶哪裏能容得下這樣的做派？兒媳是外人，孫女才是自家的，她本來就對兒子毫無原則地寵老婆一肚子不高興，這下子終於爆發。兩個女人的吵罵聲快把屋頂掀翻。父親得罪不起母親，又拿城裏藤行老板的千金沒辦法，隻好到奶奶娘家那個村子找了奶媽，把他出生才十六天的女兒送走。母親後來對自己的任性再三後悔過，當時她沒有想過這樣做對大女兒意味著不公平，也沒有料到這個行為終於成了一生的死結，幾十年的時光都無法抹平。

　　我和弟弟出生時，母親不敢再由著性子。父親於是從有限的工資中撥出一份雇保姆的錢，這事當然令奶奶怒火中燒。她由己及彼，一個小腳女人在無依無靠的舊社會都可以獨自養大我父親，你一個有胳膊有腿的為什麽卻不可以？

　　母親不管，她就是不可以，沒有保姆她也活不下去了。當時她在縣城中學工作，父親則在一江之隔的另一個公社當他的副社長，一家人分兩地，奶奶和姐姐歸父親，我和弟弟歸母親。後來弟弟也歸父親去了，留下我一人。

　　我現在懷疑母親把弟弟也送到江對岸去是因為宣傳隊的事。已經結婚生子，成為三個子女的母親了，但她看上去仍是靈巧活潑的，凹凸有致的身材一直保持到七十多歲因為帶了幾年孫子，才累得變形。單純天真的人往往不易衰老，這多少有點道理。好在那時和她一般天真的同事不算少，也都拖兒帶女了，卻玩得很嗨，唱歌跳舞演話劇彈器樂，天天忙著排練，然後煞有介事地一場場演出，倒也人才濟濟。

　　弟弟太小，母親就顧不過來了，我也不大，不過三四歲，如果不是因為不討奶奶喜歡怕受委屈，母親大約也會斷然把我送走。晚上排練時，母親有時會把我帶去。校園足夠大，遠離教學樓的那幢存放各科器材的大樓，怎麽鬧都影響不了晚自修學生。燈光明晃晃，那些年輕和不太年輕的教師們高高興興有說有笑。他們高興不等於我也高興，我總是打瞌睡或者吵著要離開。母親有時開恩讓我隨其他教師子女瘋玩去，要是哪天氣不順，把我獨自鎖在宿舍裏。

　　這所中學現在是縣一中，師資雄厚生源強勁，每一年高考成績都非常驕人。我有幾個同學在裏頭任教，有時因事找他們，一進校門，第一個感覺就是逼仄。校園麵積沒擴大，校舍卻越建越多了，占去一塊塊空地，操場少了，花圃沒了，路窄了。它不再是我記憶裏的那所中學了，我曾經以為整個世界也不過如此廣闊。

　　學校給母親的宿舍在最北麵，緊挨著大食堂。食堂那時燒煤塊，從宿舍木條釘起來的窗子望出去，可看到空地上堆著山一樣的煤塊。白天我常去那裏玩，撿些不同形狀的煤塊扔來扔去，把雙手和臉蛋弄出滑稽的汙黑。白天我不怕煤，但夜裏就不一樣了。夜裏食堂空無一人，燈也逐一熄掉，隻剩下無邊的黑。如果是月夜，月夜更糟，光落在煤塊上，會不懷好意地反射出不確定的幽光。我那時還沒學會閱讀，母親也沒覺得有必要閱讀，她把門一鎖走掉，讓我早點睡覺。哪裏說睡就能睡？我有時會趴在牆上聽來自隔壁的動靜，背靠背的隔壁屋子是一間體育老師妻子開的小賣部，有各種讓人流口水的糖果出售。他們家有兩個腦袋非常大的兒子，年紀一個比我大一個比我小。一個家庭隻要有兩個以上的兒子，就很少再有安靜的時候，但隔著磚牆，聲音無法清晰傳到這邊。

　　打蚊子是現在能記起的那時唯一打發時間的事情了。靠近食堂，汙水溝正好從門前經過，就少不了蚊蟲來犯。我放下蚊帳，拿一隻小瓶子，將拍死的蚊子一一裝進瓶子裏，居然頗有成就感。我那時穿的是母親做的罩衫，就是雙手從前麵伸進，一串帶子綁在後背上的那種，母親出門前一般都先把帶子解了，脫下罩衫，有次卻忘了。罩衫髒，不能穿進被窩是她的訓導，但她排練得起勁，遲遲不肯回，而我困了，又解不開後背上的帶子，絕望得嚶嚶嚶哭。終於見有一男生經過，像撿到一根稻草，大喊一聲，然後爬上靠窗的桌子，背對著窗外，讓男生把帶子解了。

　　不知那位男生是誰，不知確切發生在哪一年，但這一幕一直頑固留存在腦子裏。“三角角”，這是我當年的外號。我出生時是光頭，好不容易長了幾年，終於有了些頭發，母親迫不及待開始標新立異，給我綁了三個朝天辮，左右兩個，頭頂一個，她的同事怎麽看都覺得好笑，就賜給我這個外號，眾人皆知。我的意思是，那個幫我解過罩衫帶子的男生，如果因為這個外號想起這件事，麻煩告訴我，我要把一個遲到的感謝送上。有些事在彼微不足道，在此卻可能影響深遠。

　　母親可能永遠不知道她鎖門而去後，留在小房子裏的孤獨、恐懼與悲戚。那些日子她一輩子都沒有泯滅掉的童心正熠熠生輝，除了唱歌跳舞，還學了拉二胡，在家時也常樂陶陶地咿呀咿呀地拉，從曲不成調到後來的流暢豐富。

　　他們演出時，我照例都跟去，坐在第一排。有次母親演一個年紀比她輕很多的男教師的女兒，表演唱逛新城之類的，旋律我至今都記得，張口就能哼得出來，唱詞裏有“全靠毛主席，生活頂呱呱”一句。母親梳兩根垂胸大辮子，腦袋歪來歪去地喊那個男教師爸爸，眉飛色舞，一點不忸怩。我坐台下，卻無端覺得不好意思。果然這個男教師後來一直讓我喊他外公，我弟弟偶爾從江對岸被父親帶來，男教師見了，也逼他喊。我們不可能喊，男教師就換了一種方式，他指著自己說：“你要是敢喊我外公，我就對你不客氣！”我沒上當，弟弟上當了，氣洶洶地喊：“外公！外公！”男教師又擴大戰果，指著剛下過雨積在地上的泥水故作凶惡地說：“你要是敢踩這裏，我就對你不客氣！”弟弟瞪了他一眼，抬腳重重踩下，濺起一片笑聲。我母親也笑，笑完回去給倔脾氣的兒子洗鞋洗衣服。

　　這個男教師姓徐，後來我師專畢業也當起教師時，他和我成了同事，每次重提這事，他還是笑得滿臉都是牙。

　　縣中學的教師宣傳隊在“文革”開始後才鳥獸散。停課、工人階級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學校辦學習班後，說說笑笑的一團和氣一下子被猜忌、提防、警覺所代替，互相揭批，人人自危。戴紅袖標的工宣隊員坐在門口傳達室裏值班，寄出去的信必須經他們一一審看。母親有幾次大約急著與江對岸的父親統一口供，信不敢讓工宣隊看，封好，裝入我褲袋，讓我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出了校門，丟進郵筒。若幹年後，當我看到《野火春風鬥古城》《青春之歌》這類小說時，不禁啞然失笑，原來在小小年紀時，我也曾似英勇穿越封鎖線的地下黨啊。

　　學習班揭批白熱化時，母親把我送到江對岸交給奶奶。奶奶住在公社院子旁的一間民居，屋前是個大曬場，每天總是一大群小孩在上麵鬧騰，這當然讓我歡喜。有一天嬉鬧正歡，聽到幾十米外電影院鑼鼓大作，高音喇叭播著革命歌，還有彩旗，還有口號。以為是演戲，一群小孩都怕自己吃虧了，拔腿搶著往那邊跑。電影院裏都是人，連過道也站滿了。我們從大人們腋下鑽來鑽去，終於鑽到一個視野稍開闊的地方，抬起頭，我看到了父親。他居然站在舞台上，穿著藍棉布對襟罩衫，已經很舊，肩膀處被磨得花白。之前的概念裏舞台是神聖的，登上去都有喜事。沒見父親演過戲，唱歌跳舞也從未有，怎麽忽然……不對，父親頭上多出一頂白紙糊出的又高又尖的帽子，胸前還有一塊牌子，上麵有字，還打了個叉。旁邊的玩伴手一舉大聲喊起：“你爸！你爸！”很多人都看過來，大人的臉還能掩飾，小孩卻不會，像發現新大陸似的涎著臉嬉笑。我愣愣站了片刻，往下一縮，然後猛地轉過身，像一隻被人潑了滾燙開水的狗。我跑回家，跟奶奶說了所見。奶奶抿著嘴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電影院裏人散出來，排著隊喊著口號而過。奶奶和我們一起趴在門後，從門板上一道開裂的縫隙裏尋找父親的身影。他還是頭上有高帽，胸前有牌子，他行走在隊伍中，不時被嗬斥推搡。他的背此時已經微彎，整個人也不免委頓。如果可以選擇，他寧可在黑暗裏獨自被鞭抽被棍打，也不願在家門外被人羞辱。門裏有把他從小像一塊嫩豆腐捧在手心，時時擔心會有閃失的寡母，隻要有人傷了他欺侮了他，寡母從來都像自己的肉被割一般，她會瞬間跳起拚命，凶惡地、聲嘶力竭地宛若絕望的母獸，所以之前父親從未在我們麵前表露過已置身窘境。保持高昂、偉岸的形象，是他一生對自己的要求，他尤其需要為寡母表演出世界已被他從容踩在腳下的英雄氣概，以令她欣慰和驕傲。

　　此時卻偏偏如此不堪。

　　5

　　鎮小學一胖一瘦兩位管宣傳隊的女老師其實都不會跳舞，但她們懂得借力，肯磨嘴皮，能下功夫。通常的步驟是這樣的，先印出歌曲，白胖的那個老師會彈風琴和手風琴，由她教我們唱，然後再從外麵請人來教動作。

　　這個鎮離福州城二十公裏不到，風調雨順土地肥沃。既然到鄉下去接受教育是逃脫不掉的，城裏的知青就希望能去近一點、富庶一點的地方。那些年輕的、白淨的、貌美的都市男女擁來了，越來越多。他們如果能唱或跳或彈，就算有一技之長，不用說立馬就脫穎而出，而能進公社宣傳隊，則是向招工、當兵甚至上大學的可能性靠攏了一大步。

　　父親當時掌握著這些年輕人的命運。他晚年時我一再開類似的玩笑，我說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在小說裏都是Y蕩邪惡下流的角色，最喜歡把美貌女知青玩弄於股掌之間什麽什麽的，你是不是當年也這麽幹啊？不幹你不是枉擔虛名了嗎？父親對這樣的無厘頭發問早已習慣，他以為我不過又拿他開涮，調皮搗蛋而已。其實玩笑之下，我心裏存著真切的好奇。有？沒有？直覺與情感都選擇了後者。母親也說，他那時多麽革命啊，一心想進步，就是想做也沒那個膽！

　　公社宣傳隊的男女後來與我都非常熟悉，跳舞的那幾個女的誰衣服最多、誰最愛耍脾氣，演話劇的那幾個男女誰普通話最好、誰最常演主角，以及樂隊的那些人誰可以兼奏幾種樂器、誰還可以客串跳跳舞唱唱歌等等，都一清二楚。

　　《洗衣歌》是藏族舞，一群藏族女孩想方設法幫親人解放軍洗衣裳，軍民魚水情誼深。公社宣傳隊先排了這出舞，曲美舞好，跳的人和看的人都很興奮。我們小學老師也興奮了，於是把那個領舞的吳姓女知青請來教我們。“呃，是誰幫咱們翻了身呃？是誰幫咱們得解放呃？是親人解放軍，是救星共產黨，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呃……”黑瘦老師分工管舞蹈，她站在一旁看，動作比我們還強烈，手揮動著，要這樣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主要指的是表情。我們幾個還沒發育的小丫頭平時連自己衣服都不想洗，不明白為什麽幫別人洗衣服會那麽高興。即使上了舞台，被迫擠一點笑意到臉上，也完全是敷衍性的。

　　那時縣裏的匯演也接連不斷。各公社自己演過後，挑出好節目往縣裏送，鎮小學是公社主力，一次都沒落下過。《洗衣歌》被選去的那次，縣裏又從匯演裏挑出十幾個節目，湊成一台，開始在幾個公社巡演。

　　縣城相當遠，我們鎮在福州城南麵，而縣城在福州城的西麵，得先坐船再坐汽車，穿過城，繞一圈才能抵達。出行的日子總是格外興奮，因為巡演，從這公社到那公社，一曲《洗衣歌》就被無數次重複，今晚洗了，明晚再洗，每天晚上當一回藏族姑娘，搶著幫親人解放軍洗衣服……寫到這裏音樂響起了，那拖腔拖調的長長一聲“呃--”響起了，“是誰幫咱們翻了身呃？是誰幫咱們得解放呃？”然後在我心底，在腦的深處，與音樂相呼應的舞蹈動作也次第浮起，一個一個，一串一串，竟是那麽清晰可見。我以為早忘了，其實沒忘，它們隻是歇息著，冬眠著，忽然之間又種子般春風吹又生。

　　細算起來，藏族舞確實是我們那時最喜歡也最經常跳的。去年我在中篇小說《雅魯藏布江》裏寫到兩位宣傳隊男女的故事，他們當年分別是《洗衣歌》裏的兩位主角：卓瑪姑娘和解放軍炊事班長，在幾十年後重逢、糾葛、感傷，經曆因欲望膨脹而造就的種種傷痛後，驀然回頭，才發現當初蕩漾在洗衣衫這樣的小事裏的人與人間彼此單純關愛與溫暖，是多麽可貴與難尋。小說中主人公對藏族舞有這樣的感歎：“懶洋洋中透出的柔媚，是把激情揉碎後滲進每一寸骨骼後的綻放，臂雖如柳枝等閑拂動，腰雖似行雲恣意飄蕩，一招一式卻又有絲絲入扣的精致與華麗。”對嗎？不知道，這是我個人的理解。我還理解它與蒙古舞正相反，應該渾身每一個關節都極度放鬆，鬆不是鬆垮，而是以一股蛇行般豐饒的內勁從容掌控的鬆弛，“懶洋洋”隻是假象，覆蓋著的是無邊的蓬勃的隨時要拔地而起的妖嬈。

　　二〇〇九年七月我第一次去西藏，飛機在拉薩降落時，從機艙上往下看，看到著名的雅魯藏布江，那一瞬失望與沮喪突奔而至。當然轉眼我又釋然了。所謂的狹小、平凡、普通，隻是相對於我想象中的那條浩瀚的大江而言，當年無數歌曲誇它捧它神話它，其實都並非它的本意，它與天下所有江河沒有區別，靜靜置身高原上，默默穿行雪山間，幾千年一如既往承載著隻屬於自己的命運。此次出行前不時有人威脅說高原反應如何如何可怕，舉出誰誰誰的例子。我有過一瞬的緊張，碰到西藏作家紮西達娃時還特地向他谘詢。紮西達娃頭一甩，蓄著雜亂胡須的臉上呈現慈祥的表情。他說：沒事！紮西達娃在那裏出生成長，他的沒事不具參考性。但即使有事，我也打算一意孤行，大不了倒在高原上，融化在雪山間。

　　拉薩市海拔三千八百多米，出機場時同行的已經有人開始高原反應，抱著便攜式氧氣瓶不放手，我沒有。從機場直接去林芝地區，得翻過五千多米的米拉山口，並在山口附近的軍營吃晚飯，許多人漸感不適，頭暈，頭疼，心慌，半夜還有人心髒出問題喊來110急送醫院，而我除了在米拉山口走動時腳有點飄外，其他都尚好。第三天再過米拉山口，我去買了幾條經幡係到高處為家人祈福，風迅疾而至，經幡像一雙雙碩大無朋的手漫天舞動，歡快、隨意、無拘、嫵媚、懶洋洋--這便是藏族舞蹈的精髓吧？我興奮莫名，高舉雙手追著經幡奔跑，並喊叫，被當地人嚴厲製止，說這樣太耗氧。確實有點喘，胸口那裏堵著東西，嗓間有點黏，像剛經曆劇烈運動，但還好，能接受。接下去在日喀則，在納木錯，就越發無恙。有一種說法是，瘦的人更扛得住高原上的詭異變化，我卻想到或者是因為年少時一次又一次穿藏族衣服跳藏族舞的緣故？那時積的因，才有後來的果。

　　必須特別提及的是，就是在西藏期間，我寫出了長篇小說《我的唐山》的故事大綱。

　　那次一行十幾人，當地一位藏族女幹部獨獨主動給我取了個藏名：次仁卓瑪，就是長壽女神的意思。這是我本名、筆名之外的第三個名字。

　　6

　　從外麵請來教舞蹈的人中，現在我要寫一寫其中的一男一女。

　　男的姓陳，在公社宣傳隊裏既跳舞又拉小提琴，個子很高，臉很長，有著外擴的腮幫，總是笑。不記得他具體教的是哪個舞，但記住了他的姿態。男人跳女人舞在我們那時看來有趣占了上風，就把其餘的淹沒了。十餘年後我上師專，報到那天有人在背後重重拍了下我肩膀，扭頭一看是高個子男人，長臉，腮幫外擴，笑眯眯的。他問你是不是林雄標的女兒，這是我父親的名字。我點頭，他又道出自己的名字。再往下說，就說到當年去小學教我們跳舞的事了。我有一陣發傻，覺得詫異。當年見他時，他是青年我是兒童，這麽多年過去，我已經是人高馬大的十八歲，而他看上去還仍是翩翩青年，時光在他身上靜止了，不增一分不減一分。最意外的是，他居然和我成了同學。我想了想，記起當年確實是喊他叔叔的，既是同學了，我故意問要不要再喊叔叔，他大笑，手又在我肩頭連拍幾下。叔叔稱謂本身並無太多笑點，我後來理解他其實是為終於能夠成為“大學生”興奮難耐。雖隸屬於福州師範大專班，我們其實隻是擴招的，有點不倫不類。我是在父母逼迫之下不甘不願地來的，而他作為“老三屆”，即使在公社宣傳隊賣力跳舞拉琴，仍無法跋涉上岸，無望掙紮十幾年後，終於擠進課堂，再不濟也有枯木逢春的驚喜。

　　師專也有演出，排過舞蹈排過話劇，當導演的都是他。有位老師寫了一首歌詞，名字就叫《大專班之歌》，也由他譜了曲子，然後抬出風琴，邊彈邊教大家唱。畢業不久他全家移民加拿大溫哥華，每年回來一次，一到家就招呼同學吃飯。開頭幾年在外麵過得很辛苦，輾轉幾家飯店打工，慢慢有點積蓄後開了家超市，日子總算安穩了下來。

　　有次他說起一件事，是一盤CD，一首歌。他說一個朋友從國內帶了盤CD給他，他隨手一放幾天沒拆開。那天下雪，他很晚才從打工的飯店深一腳淺一腳踏雪回來，衝過澡，坐到沙發上歇一陣，想起CD，就放進機器。是彭麗媛的專輯，他喜歡民歌，到了國外尤其喜歡，便一首首跟著唱，手還一下一下叩擊沙發打起拍子。到了《白發親娘》旋律響起，“娘啊娘啊，白發親娘……”彭麗媛清麗悠揚的聲音一下子把他擊中了，他想起留在國內的母親。他說：“真的不行了，忍都忍不住啊，不好意思，我大哭起來，就跟小孩似的，都泣不成聲了。”

　　有意思的是異國的顛簸生活，仍很難磨損他的外表。二〇〇九年冬天我到溫哥華，忽然想起他，便向國內的同學要了他電話，打過去，他在電話那頭習慣性地說出英語。我報出名字，話筒裏電流空響了片刻，接著就聽到大喊一聲。天已經晚了，我隻想通電話問候一下，他卻執意開車過來。那時當地華人朋友正設家宴請我們一行人，我向他們做了預告，說有位六十多歲的老同學將抵達。六十多歲，比全屋所有人年紀都大，下意識裏大家就把他想象成長輩。一會兒他走進來，身板挺得直直的，腹是扁平的，脖子是細長的，肩是平緩的，看上去至少比在座的一半以上的人年輕。屋裏霎時悄無聲息，直到我解釋說他曾是跳舞的，他們才噢了一聲釋然了。“真年輕啊！”這是他們共同的感歎。

　　這兩年他再回來時，看上去終於開始老了，有些白發，臉也起皺，但身材仍然沒有變形。去年他請同學吃飯時，感歎起國內的好。什麽好呢？晚上公園可以跳舞。他已經去過幾次，閑置太久的手腳一動起來就引來喝彩，這肯定很令他虛榮。他說沒想到國內有這麽多人在公園跳舞，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正是這一點誘發了他，他已經有再幹一兩年就把超市交給女婿管理，自己和太太一起回國的打算。回國來，為了跳舞。他的太太以前也是宣傳隊的，會好幾種器樂。

　　差不多就是在請他到小學教舞蹈的同一時期，另一個女知青也出現在我們眼前。她不是本公社的，而是縣文藝宣傳隊的。縣宣傳隊來公社巡演，白胖老師就把跳得最好的那個女演員請來了。她教我們跳的舞是《納軍鞋》，她的名字叫翁毓玲。

　　宣傳隊的排練廳，此時已經從木構樓房的底層移至內裏拆空僅剩一圍厚厚風火牆的大房子，空間頓時寬闊了許多，老師把唯一的一張乒乓球桌也搬到這裏。平時其他同學要上課，而宣傳隊的不上，於是球桌就歸我們所有。每天在白胖黑瘦老師來臨前，我們全部的任務就是打球，以至於後來有一年公社舉行中小學乒乓球賽，學校組隊拉去時，竟沒找出更強的人選，上陣的清一色是宣傳隊的。

　　那天正打著乒乓球，翁來了。幾年前我在一篇隨筆裏專門寫過那天的情形，我用“貌若天仙”來形容她，在此之前我確實沒有親眼見過比她更漂亮的女人。纖細、柔軟、甜美，但這些詞並不能全部概括她。我在那篇隨筆裏說，她的美貌和舞姿一下子擊中我，讓我對未來生出朦朧的期待。因為遲熟，之前我確實活得懵懂，過剩的精力都揮霍到上樹下河與無盡的奔跑跳躍上，對所謂的前程從未有一瞬的打量。

　　而翁，她似一根標杆忽然立在眼前。女人原來可以在世間活得這麽美好。

　　其實後來她的日子並不一直美。後來她調去市歌舞劇團，在轟動一時的話劇《淚血櫻花》裏扮演妖嬈時尚的日本女孩，接著又在一部香港功夫片裏扮演受盡淩辱奮起反抗的小寡婦。話劇在電視裏播過，電影也正式上演過，然後她就消失了。有消息說正是在拍電影期間，她觸犯了法律，大約是出賣國家機密之類的，於是入獄。那已經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了，而我一路顛簸，也跨進文學的門檻。那年暑假突然想她，要去看看她，就跑到省作協開了張介紹信，然後去了女監。

　　正是中午，女監在半山上，從山底一路上去，兩旁光禿禿的僅剩零星一些雜草，頂著大太陽曬到女監門口，已是下班時間。有介紹信也沒用，必須等。於是隻好等，等到上班，領導模樣的女警出來接見，一問才知翁不在這裏，而是在另一所監獄。

　　那天下山時又餓又累，在火辣辣的太陽下走得無比沮喪，心一下子老了，滿腹純真的熱情一去不返。但她依舊時時會在不經意間突然浮現，令我悵然一下，懷想一陣，宛若一位命定的親人。傳說她早已出獄，做了生意，消息都是零星的碎片，不真實，似也不可靠。前年我托一位戶籍警在全國公安網上查找她，沒有，任何蛛絲馬跡都沒有。改名字了？出國了？不知道，音信全無。她的存在像一個幻覺。

　　我一直謹慎地讓生活與小說保持距離，換一句話說，我的小說呈現的往往是別人的生活。民工、釘子戶、下崗女工、街道主任或者其他什麽，他們都在我的視線之內，卻又與我沒有直接關聯。“我的生活無可奉告”，這是我多年前一個中篇小說的題目，事實就是這樣。

　　躲在文字背後，借別人的故事發出歎息，這樣已經把自己對世界的想法表達出來，並與生活建立一種安全而妥當的聯係，對我而言已經足夠了。但在那部十餘年前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薔薇前麵》裏，卻倒映著我很多的生活影子：一個舞姿撩人的美貌女知青，一個懵懂的十餘歲黑瘦小丫頭，一個公社革委會副主任，三個人物構成了整部小說的故事核。我把自己少年時代的許多經曆與感受寫進小說的第一部分，然後想象，然後虛構，然後完整了這個美麗女知青波濤洶湧的一生。父親看過我絕大多數文字，年輕時他也曾經在報紙上發過小文章，大概因此還做過作家夢，“文革”被批被鬥後才忍痛棄之，忽然子女中有人接替他拿起筆。盡管這條道並不是他最期待我走的，但他還是得意地逢人便吹噓。他沒看過我這部小說，我有意瞞下了，所以對於我把革委會副主任與女知青悲戚苦戀的杜撰，他沒機會表示不滿或讚許。

　　縣宣傳隊的翁教我們跳的是山東大嫂為前線軍人《納軍鞋》，而在《薔薇前麵》裏，女知青呂佳薇教的卻是芭蕾舞《我編鬥笠送紅軍》。

　　7

　　“萬泉河水清又清，我編鬥笠送紅軍。軍愛民來民擁軍，軍民團結一家親，一家親……”我們跳這首曲子不是請人來教，而是去了福州，在市工人文化宮，那裏有幢在當時我們眼裏幾乎與皇宮類似的房子，大門、大廣場、大樓，樓的入口處聳立著高高的圓柱。因為海峽對岸的那個島，新中國成立以來，福州一直是前線，“時刻有來犯之敵”的概念幾乎婦孺皆知。並非危言聳聽，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對岸數架飛機忽然降臨，投下三十六枚炸彈，離文化宮一兩百米遠的小橋頭一片火海，屋被毀四千餘間，被炸死燒死一百八十八人，重傷九十人，這些都已被史料記載下來，不曾被記載的是母親的火海逃生。她那時新婚不久，獨自從鄉下回娘家，娘家離小橋頭也僅一兩百米。炸彈從頭頂狂瀉下來時，母親正在小橋頭一位同學家裏聊天。忽然警笛響，忽然轟隆隆飛機響，然後地動山搖。好動的母親身手靈敏，她一直到八十歲仍然可以行走匆匆，和我一同出行，其速度甚至更勝一籌。那天在房屋倒塌的瞬間，母親飛速鑽入床底，然後又迅速跑出火海撿了一條命。身在異地的新郎嚇得魂都沒了，又無法通消息，差點連夜徒步趕往市裏。後來父親每提起這件事，都加重語氣肅穆地說：“要是那一次……就沒有你了！”應了那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老話，活在槍口下哪還有安全感？福州乃至整個福建省在那幾十年裏都縮手縮腳不敢蓋像樣的樓，一眼望去低矮破舊的木頭老房子烏壓壓一片，蠅飛鼠走，蟑螂縱橫。

　　所以市文化宮青磚和鋼筋水泥砌成的大樓房就突兀而立。工人階級那時領導一切，主人翁地位顯赫。在母親的娘家，她繼母還活著，同父異母的弟弟一家與之住在一起，那裏就成為我們來福州的落腳點。春節或者別的什麽節日，母親就照例帶我們來一趟，住幾天。她與繼母雖有隔閡，但彼此禮數是到家的，倒也和和氣氣。我與表妹表弟都比上一輩簡單，該說就說，該笑就笑，該玩就玩，一玩往往就玩到文化宮來了。周圍唯有這裏最開闊熱鬧，廣場上都是人，老人下棋，中年人聊天，小孩嬉鬧。沒想到有一天老師會把我們帶到這裏學跳舞。

　　《我編鬥笠送紅軍》是芭蕾舞《紅色娘子軍》裏的片斷，六個海南婦女穿湖藍色的大腳褲、淺綠和本白拚接的短大襟衫，手拿大鬥笠，優美而抒情地為紅軍女戰士編織鬥笠。教我們的是個瘦削的中年女人，不怎麽愛笑，但很用心，一個動作反反複複地挑剔。不過最終她也沒太費神，早上去，至下午拿下，傍晚我們回公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