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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蟬蛻

　　王安憶

　　北島囑我寫顧城，紀念紀念他。一轉瞬，顧城他已經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正是從青年到中年，倘若活著，應是向晚的年紀，而如今，留在記憶中的，還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顧城會是什麽模樣，要是小去二十年，卻能想得出來。

　　顧城的父母與我的父母是戰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親詩人顧工，常到我家來。“文革”期間，帶來他在上海的堂妹，顧城應該稱表姑的。巧的是，這一位親戚與我們姊妹同在安徽一個縣份插隊落戶，那個縣名叫五河。後來我離開了，我姐姐則招工在縣城，顧家妹妹凡進城都會上我姐姐處休整休整，過年回滬，也要聚，之間的往來一直持續到現在。所以，要這麽排，我又可算在顧城的上一輩裏去。事實上，這些關係最終都爛在一鍋裏，結果還是以年齡為準則，又因相近的命運和際遇，與顧城邂逅在八十年代末。

　　之前我並未見過顧城，他父親雖為熟客，雙方的兒女卻沒有參與進大人的社交。我母親見過顧城，仿佛是在北京，詩人顧工招待母親去香山還是哪裏遊玩，顧城也跟著。顧工帶了一架照相機，印象中，他喜歡拍照，在那時代擁有一架照相機也是稀罕的。有一回到我們家，進門就嚷嚷著要給我們拍照，不知哪一件事情不遂意，我當場表示拒絕，結果被母親叱責一頓，硬是照了幾張。奇怪的是，盡管出於不情願，又挨罵，照片上的我竟也笑得很開懷，厚顏得很。顧城出事以後，母親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遊，父親讓兒子給大家合影，那孩子端著照相機的情形。小身子軟軟的，踮起腳，極力撐持著從鏡頭裏望出去。那小身子早已經灰飛煙滅不知何鄉何野，他的父親亦一徑頹然下去，度著幾近閉關的日子。原來是個何等興致盎然的人啊！做兒女的令人齒寒，全不顧生你養你的血親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賦異秉，即投生人間，就當遵從人情之常。賈寶玉去做和尚，還在完成功業之後，並且向父親三叩謝恩。哪吒如此負氣，也要最後喊一聲：爹爹，你的身子我還給你！而顧城說走即走，沒有一點回顧，天才其實是可怕的。

　　曾有一回聽顧城講演，是在香港大學吧，他有一個說法引我注意，至今不忘。他說，他常常憎惡自己的身體，覺得累贅，一會兒餓了，一會兒渴了。當時聽了覺得有趣，沒想到有一日，他真的下手，割去這累贅。不知脫離了身體的他，現在生活得怎樣？又在哪一度空間？或者化為另類，在某處刻下如何的一部“石頭記”！二十年的時間，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塵世間卻是熙來攘往，紛紛擾擾，單是詩歌一界，就有幾輪山重水複。我不寫詩，也不懂詩，感興趣的隻是人。人和人的不同是多麽奇妙，有的人，可將虛實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約可算作這類；而另一類，卻將實有完全投入虛無，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從這點說，對顧城的責備又漸漸褪去，風輕雲淡。他本來就是自己，借《紅樓夢》續者高鶚所述，就是來“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闖進某家門戶，東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頭。這一淘氣，“哄”走的可是尋常父母的命根子。

　　我與顧城遇見的記憶有些混淆，總之一九八七年，是五月在德國，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訪德，他單獨受德國明斯克詩歌節邀請；還是後幾個月秋冬季節的香港，他和妻子謝燁從德國直接過來舉辦詩歌講演，我則在滬港交流計劃中。不論時間前後，情景卻是清晰和生動的。那是他第一次出國，經曆頗為笑人，方一下飛機，時空倒錯，不免暈頭暈腦，踩了人家的腳，對人說：“Thank you”；然後，接機的到了，替他搬運行李，他說：“Sorry”。其時，顧城在北京無業，謝燁從上海街道廠辭職，就也是無業。八十年代，許多問題，如就業、調動、夫妻兩地分居的戶籍遷移，都是難以逾越的關隘，一旦去國，便從所有的限製中脫身，麻煩迎刃而解。沒有戶籍之說，夫妻能夠團聚，至於就業，看機會吧，顧城這樣新起的詩人，正吸引著西方的眼睛。單是詩歌節、文學周、寫作計劃、駐校駐市作家專案，就可接起趟來。當年張愛玲移居海外，不就是靠這些計劃安下身來，站住腳跟，再從長計議。不僅生計有許多出路，身份地位也有大改觀。所以，看得出來，顧城謝燁既已出來，就不像打算回去的樣子了。就在旅途中，謝燁懷孕了。

　　謝燁長得端正大方，因為即將要做母親，就有一種豐饒、慵懶的安寧和欣悅，地母的人間相大約就是像她。有一回我們同在洗手間，聊了一會兒，像洗手間這樣私密的空間，人與人自然會生出親切的心情。她在鏡前梳頭發，將長發編成一條長辮，環著頭頂，盤成花冠。這個發式伴隨她一生，短促的一生。這發式讓她看起來不同尋常，既不新潮，又遠不是陳舊，而是別致。我問她原籍什麽地方，她聽懂我的問題，一邊編辮子，一邊說：反正，南方人也不認我，北方人也不認我--這話說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個無人認領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進陌生的生活。那時候，一切剛剛開始，不知道怎樣的危險在前麵等待，年紀輕輕，憧憬無限。

　　生活突然間敞開了，什麽都可以試一試，試不成再來。具體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在香港，正逢鄧友梅叔叔，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主任，率代表團訪港，汪曾祺老從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經港回國，還有訪學的許子東，開會的吳亮，顧城夫婦，我，全中途加盟，納入代表團成員，參加活動。倘沒有記錯，代表團的任務是為剛成立的中國作協基金會化緣，接觸麵很廣泛，政界商界，左派右派，官方私交，我們這邊的作家色彩越豐富越好，也是時代開放，頗有海納百川的氣勢。團長很慷慨地給我們這些臨時團員發放零用錢，雖然不多，可那時外匯緊張，大家的口袋都很癟，自然非常歡迎。在我們，不過是些閑資，用來玩耍，於顧城卻有生計之補。不是親眼看見，而是聽朋友描繪，顧城向團長請求：再給一點吧！好像糾纏大人的小孩子。

　　一直保留一張夜遊太平山的照片，閃光燈照亮人們的臉，背景卻模糊了，綽約幾點燈火，倒是顯出香港的蠻荒，從大家吹亂的頭發裏，看見狂勁的風和興奮的心情。顧城戴著他那頂牧羊人的帽子，煙囪似的，很可能是從穿舊的牛仔褲裁下的一截褲腿，從此成為他的標誌。帽子底下的臉，當然不會是母親印象中，小身子很軟的男孩，而是長大的，還將繼續長大，可是終於沒有長老，在長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時正在中途，經曆著和積累著生活的，一張臉！如果不發生後來的事情，就什麽預兆沒有，可是現在，布滿了預兆。仿佛彼得潘，又仿佛《鐵皮鼓》裏的那個，不願意長大的孩子。到處都是，而且從古至今，幾乎是一種普遍的願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艱困，拒絕進入。生存本就是一樁為難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終結，一日一日逼近，快也不好，慢呢？誰又想阻滯而不取進，所以也不好；沒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麽？暫且不說這與生俱來的虛無，就是眼前手邊的現實，如我們這一代人身陷的種種分裂和變局，已足夠讓人不知所措--顧城選擇去國，是為從現實中抽離，豈不知抽離出具體的處境，卻置身在一個全域性意義的茫然中，無論何種背景身份都脫逃不出的。抽離出個體的遭際，與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從某種程度說，現實是困局，也是掩體，它多少遮蔽了虛無的深淵。我想，顧城他其實早已窺視玄機，那就是“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他睜著一雙黑眼睛，東走走、西走走。有時在酒店，有時在大學宿舍樓，有時在計劃專案提供的公寓，還有時寄居在朋友家中……在一個詩人憂鬱的感受裏，這動蕩生活本身的和隱喻著的，必將得到兩種方式的處理，一種是現實的，另一種是意境的，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終至安全；抑或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不幸而挑戰命運。

　　後來，聽說他們定居在新西蘭的激流島上。這一個落腳之地，倘不是以那樣慘烈的事故為結局，將會是美麗的童話，特別適合一個戴著牧羊人帽子的黑眼睛的彼得潘，可童話中途夭折，令人扼腕，同時又覺得天注定，事情在開始的時候就潛藏危機。這個島嶼不知怎麽，讓我總覺得有一些不自然，似乎並非從實際需要出發，更像出於刻意，刻意製造一種人生，準確地說，是一種模型。所以，不免帶有虛擬的性質，沙上城堡怎麽抵得住堅硬的生活。

　　一九九二年初夏，我到柏林文學社做講演，顧城和謝燁正在柏林“作家之家”一年期的計劃裏，那幾日去荷蘭鹿特丹參加詩歌節，回來的當晚，由一群大陸留學生帶路到我住處玩。房間沒有多餘的椅子，大家便席地坐成一個圈，好像小朋友做遊戲，氣氛很輕鬆。當問起他們在激流島上的情形，我深記得謝燁一句話，她說：“在現代社會企圖過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從天命的觀念看，謝燁就是造物贈給顧城的一份禮物，那麽美好，聰慧，足以抗衡的想象力，還有超人的意誌恒心。對付天才，也是需要天分的。可這個不肯長大的孩子，任性到我的就是我的，寧願毀掉也不能讓，就這麽，將謝燁帶走了。許多詩人，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有，都落入顧城的結局，簡直可說是哲學的窠臼，唯有這一個，還饒上一個，這就有些離開本意，無論是舊論還是新說，都不在詩歌的共和精神，而是強權和暴力。然而，我終究不忍想顧城想得太壞，我寧可以為這是蠻橫的耍性子，隻不過，這一回耍大發了，走得太遠，背叛了初衷。

　　回到那一晚上，謝燁說出那句深明事理的話，卻並不意味著她反對選擇激流島。倘若我們提出一點質疑，比如關於他們的兒子木耳，顧城有意將其隔絕於文明世界；後來，也可能就在當時已經證明，隻是不願承認，這不過是一種概念化的理想，完全可能止步於實踐--討論中，謝燁是站到顧城的立場，旗幟相當鮮明。於是，又讓人覺得，雖然謝燁認識到做起來困難，但同時也有成就感，為他們在島上的生活驕傲。

　　當事人均不在場了，我們必須慎重對待每一點細節。所有的細節都是淩亂破碎的片段，在反複轉述中組織成各式版本，越來越接近八卦，真相先是在喧嘩，後在寂寞中淡薄下去。也許事情很簡單，最明智的辦法是不作推測，也不下判斷，保持對亡者的尊敬。那個讓顧城感到累贅的身子早已擺脫，謝燁也是屬這累贅的身子裏麵的物質一種嗎？長期的共同生活，也許真會混淆邊界，分不清你我。這累贅脫去，仿佛蟬蛻，生命的外殼，唯一可證明曾經有過呼吸。那透明、薄脆、纖巧，仔細看就看出排序有致的紋理，有些像詩呢，顧城的詩，沒有墜人地活著，如此輕盈，吹一口氣，就能飛上天。

　　還是在那個柏林的初夏，我去“作家之家”找顧城和謝燁。說實話，他們的故事迷住了我，那時候我也年輕，也感到現實的累贅，隻是沒有魄力和能耐抽身，還因為--這才是決定因素，將我們與他們分為兩類物種，那就是常態性的欲望，因此，無論他們的故事如何吸引，我們也隻是隔岸觀火。香港《明報月刊》約我撰稿人物特寫，我想好了，就寫顧城，後來文章的名字就叫《島上的顧城》。我至今也沒有去過那個島，所有的認識都來自傳說，即便是顧城自己的講述，如今不也變成傳說之一？我沿著大街拐入小街，無論大街小街，全是鮮花盛開，陽光明媚。電車當當駛過，我問路的夫人建議搭乘兩站電車，可我寧願走路。走在遠離家鄉的美景裏，有種恍惚，仿佛走在奇跡裏，不可思議，且又得意。若多年以後，我再來到柏林，不知季候原因，還是年歲使心境改變，這城市褪色得厲害，它甚至是灰暗的。

　　關於他倆的文字太多了，有多少文字就有多少誤解，包括我的在內。寫得越多，誤入歧途越遠。我還是要慶幸事情發生在二十年前，倘若今天，傳媒的空間不知繁殖多少倍，已經超過實際所有，實有的遠不夠填充容量，必須派生再派生。活著的人都能被掩埋，莫說死去的，不能再發聲，沒法解釋，沒法辯誣。我們隻能信任時間，時間不定能揭開真相，可什麽是真相呢？也許事情根本沒有真相，要有就是當事人自述的那個，時間至少能夠稀釋外界的喧嘩，使空氣平靜下來，然後將人和事都納入永恒，與一切尖銳的抵製和解。好比艾米莉勃朗特《呼嘯山莊》，最後的段落，聽故事和講故事的那個人，走過山坡，尋找卡瑟琳和希克厲的墳墓石楠花和釣鍾柳底下的人終將安靜下來。小說中還有第三個墳墓，在我們的故事裏隻有兩個，我堅信兩個人的事實。無論怎樣猜測，兩個人就是兩個人。兩個人的童話，其他都是枝節，有和無，結果都一樣。我還想起巴黎南郊蒙帕納斯公墓，沙特和西蒙波瓦並列的棺槨，思想實驗結束了，為之所經曆的折磨也結束了，結果是成是敗另說，總之，他們想過了，做過了，安息下來。墓塚就像時間推擠起的塊壘，終於也會有一天，平複於大地。謬誤漸漸匯入精神的澗溪，或入大海，或入江河，或打個旋，重回謬誤，再出發，就也不是原先那一個了。

　　二十年過去，還有些零散的傳說，已經是前朝遺韻，我從中拾起兩則，將其拚接。一則是聽去過的人說，那激流島其實並不如想象中的蠻荒與隔世，相反，還很熱鬧，是一個旅遊勝地，觀光客絡繹不絕；第二則說，顧城謝燁的木房子無人居住，由於人跡罕至，周邊的樹林越長越密。聽起來，那木房子就成了個小蟲子，被植物吞噬，顧城不是寫過那樣的句子：“我們寫東西，像蟲子，在鬆果裏找路”，對，就是吃蟲子的鬆果。這樣，童話就有了結尾。

　　在北島終於安頓下來的香港的家中，壁上有一幅字，應該是篆體吧，寫的是“魚樂”兩個字。北島讓我猜是誰的字，我猜不出，他說：“顧城！”想不到那軟軟的小身子，永遠不願長大的小身子，能寫下力透紙背，金石般的筆畫，一點不像他，可就是他。人們都將他想得過於纖細，近乎孱弱，事實卻未必。他蛻下的那個蟬衣，也許還是一重甲，透明的表麵底下，質地是堅硬的，堅硬到可以粉碎肉身。

　　原載《今天》總第1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