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十三章 莎菲也會老的

　　李美皆

　　丁玲的晚年風光在許多人眼裏並不美麗。綜觀丁玲晚年，延安時期與男權製文化的衝突早已淡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與政治文化語境的衝突業已隨她的“政治化”而化解，但她自身固有的情緒化、尖刻等因素與老年固有的弱點相結合，為她的晚年形象帶來的負麵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盡管我有文章充分解析了曆史問題和宗派對立如何影響了“晚年丁玲”，但仍必須承認，丁玲自身的原因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她應該為自己的晚年形象負責。如果說，曆史問題的受挫和宗派對立是生成丁玲晚年形象的客觀原因，性情與老年的弱點，就是生成丁玲晚年形象的主觀原因。

　　1979年1月11日，丁玲在北京友誼醫院體檢時的日記中寫道：“蕭（應指蕭三）詩人住二樓。昨晚亦來，已經屬老人。耳聾甚，步履須人扶持，對事態感覺遲緩。希望我能慢點到他的境況，是一毫無有所作為的人了。”可見，丁玲是多麽不服老。尤其在當時，平反未成身先老，她不甘。

　　1979年，丁玲剛回北京時，在友誼賓館吃飯見到沈從文夫婦，“丁玲感覺他們已經是‘龍鍾老態’了”。當她這樣去感覺別人時，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自身的衰老。

　　可是，丁玲畢竟老了。尚俠寫道：

　　途中，你的情緒卻突然低落了下來，一改以往相見時的平易親切、談笑風生。問你什麽時，回答得也很有些勉強、甚至還為了一件小事，批評了增如同誌幾句。當時，外麵天氣陰晦，淒淒雨絲抽打著車窗，我望著你凝重的麵容，第一次從你身上感覺到了自然法則的嚴酷與冷峻。……你會在遽然之間，為了別人的勸慰吃藥而如此煩躁不安起來，是我始料不及的。這舉止已經不僅屬於病態中的老人，而且是一種老人的病態了。看起來，即便是你，於此也是未能幸免的。

　　這是尚俠的直接觀察，對一個老人的情緒化感受頗深。隻要不是患上抑鬱症，老年人的首要特點就是話多，愛嘮叨，丁玲也不例外。她在四次文代會發言中說：

　　我回到北京以後（注：指1979年從山西回到北京，即“複出”），有些老熟人，不是文學界的，是搞政治的，好多年沒來往了，看到我，給我一個忠告。他說，你這次回來，第一不要寫文章；開文代會，不是老早就要開的麽？你開幕的時候去一趟，以後就不要去了；也不要講話，也不要會朋友，最不要見的就是記者。你要不聽我的話呀，你還要倒黴。你現在呀，落後，你不懂這個社會，現在比你倒黴時的那個社會複雜多了，你應付不了。你還是老老實實，請求黨，把你的曆史作個結論，給你兩間房子，和陳明住下來，養老，算了。這是老朋友的忠告。……還有人跟我說，看破紅塵吧，看破紅塵吧，關起門來自己修行吧！

　　但她表示：她不能這麽做，“看破紅塵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

　　她在延安演講中也說：“1979年，我又出來了。有朋友勸我不要寫了，不要活動了，和陳明找個房子住下來安度晚年，躲開是非。但我不能按朋友希望去做。一開會，我就得發言。人家客氣，說你講幾分鍾吧？我就來了，幾分鍾從來不夠用！”

　　倚老賣老是典型的老年心態，丁玲似乎已經陷入了一種“說”的慣性，不管兒孫們聽不聽得進去，反正就是要嘮叨。演講太多，又往往是不能隨便說話的場合，就重複一套話語，自然成了陳詞濫調，為自己贏得了“馬列老太太”的稱號。演講太多，又不令人信服，結果就是不僅沒有贏得威望和愛戴，反而失去了人們對她早年的好感。固執地把老生常談芹獻於人，卻自以為不是老生常談，而是為別人好，這是老年人的放縱和不自知。

　　說得太多，丁玲把自己“說”成了一個話題人物，而且是一個非文學的話題。林賢治指出，現在對於丁玲，“人們更多地評說的是她的行狀，而不是她的文學事業本身”。這“行狀”，就是傳言，就是似是而非的印象觀點。丁玲並不是一個思想家型的人，演講太多，思想庫存又不足，勢必導致根本不能為自己的發言負責。對丁玲的發言首先是要去偽存真。丁玲晚年的所謂“文藝觀”，許多並非由衷之言，而是受情緒、情勢和利益驅使的功利性話語，甚至根本不能叫“文藝觀”，所以，大多不值得認真對待，能否作為“文藝觀”來研究都是個問題。

　　丁玲1981年10月回家鄉湖南臨澧，離開的那天，應臨澧縣委的邀請對縣直機關幹部發表了講話。中午的告別宴會上，她和陳明雙雙走下席來與家鄉的親人頻頻碰杯，她說：“感謝同誌們把我的故鄉建設得這樣好。我是人民的兒女，我將來還要回來……”午宴過後，她顧不上休息，用自己濃厚的鄉音給家鄉人民錄下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廣播講話。她深情地對家鄉人民說：當我滿懷興奮、喜悅，歡呼這些嶄新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的時候，我感激領導中國人民革命一步一步走向勝利的中國共產黨，緬懷為奪取革命勝利，作出重大貢獻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同時，我也敬重那更多年輕的在各條戰線、各個崗位上正在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嘔心瀝血的同誌們。……在即將離開你們的時刻，我希望你們，祝福你們，團結一致、同心同德，努力發展生產，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把澧水兩岸，把我們的家鄉建設得更加興旺、繁榮，讓她成為芙蓉王國裏一朵更加美麗鮮豔的花朵。

　　另一處記錄丁玲的話是：“感謝同誌們把我的故鄉建設得這樣好，我是人民的兒子，我將來還要回來……”不知是不是筆誤。

　　小平同誌說：我是人民的兒子。小平同誌是政治家，這樣說是有意義的。丁玲作為一個作家，有必要用這樣的口徑嗎？她似乎過分進入政治角色，導致作為作家的自我的迷失：這些花兒一樣美麗的語言，與她作為作家的妙筆生花，效果畢竟不同。當然，家鄉政府的盛意，可能也是衝著丁玲的副部級去的。如果她僅僅是一個名作家而沒有副部級，也許就不是這樣的規格。

　　“說”這個動作本身，對於丁玲來說似乎就意味著一種話語權，顯示著她的存在，給她一種滿足感。她的“說”裏麵，包含著與周揚爭奪話語權的意思。正如陳登科勸她“少管事”時，她說的：“那誰管呢，那叫壞人來管嗎？”她把自己苦口婆心的“說”解釋為責任感、使命感、無私精神，而實際上，可能隻是一個老年人的不甘寂寞、不願退出話語中心而已。

　　有人用斯德哥爾摩情結來闡釋丁玲晚年，有不確切之處，斯德哥爾摩情結是因為恐懼而臣服並熱愛，丁玲卻是因為曆史問題的現實需要。但是，丁玲的種種發言，確實反映著她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焦慮。她用不停的言說，來克服這種焦慮；隻有說著，才能讓她感覺安全。

　　丁玲不喜歡寫傷痕，不喜歡提“走麥城”的經曆，但是，二十年的屈辱，自尊上的傷害，已經給她的內心種下不少的毒，那些發泄性的言辭，實際上也是排毒，是齧咬她心靈的隱痛的釋放。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說：“假如生命的意義已存疑義，假如一個人與人與己的關係不能使他覺得安全，那名譽就是抑壓一個人懷疑的手段。名譽與埃及金字塔、基督教信仰靈魂不朽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可以使一個人雖時時處於被限製、受幹擾，卻還感到萬事如意。假如一個人的名字在同代人中已無人不曉，並且還有望流芳百世，那麽他的生命借著別人對他的仰慕，也獲得了意義。”“發言”、“講話”，這種蘊含著話語權和榮耀感的象征性行為，對於丁玲所產生的正是弗洛姆所謂的“名譽”的意義。

　　言說是雙刃劍，在榮耀、滿足、補償、發泄的同時，必定也會產生副作用，損蝕她的晚年形象。

　　更現實的是，丁玲的“說”直接影響了她的“寫”，晚年她說得太多，寫得相對較少。《丁玲全集》總共110萬字，整個第8卷約16萬字，都是丁玲晚年的講話和受訪記錄，大約占了終生所能留下的文字的百分之八。能不能不朽，不在於誰說得多，而在於誰說的留存得久。寫也是一樣。--當然，丁玲可能考慮不到不朽的問題，她的目光更多停留於眼前。

　　她對自己的狀況也很清楚：

　　這幾年文章寫了不少，一年十來萬字，隻是小說少，有點散文，更多的是比較短、比雜文長的東西，算是書麵的發言吧。小說太慢了，太含蓄了，不能及時表示我的態度。我急於要說我心中的話。有話便直講。

　　她1980年6月給友人宋謀瑒的信中說：“兩年多來，盡寫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實在不過隻是自己在讀者中平平反，亮亮相。好在現已發誓除實在不得已而外，不寫短文。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寫我自己的文章。……現在隻就文藝來說局勢複雜得迷人，簡直叫人摸不清。因此，隻有不管它，自己按自己的認識寫文章。我就堅持不入夥……”但她實際上並沒有做到，不打仗不入夥隻寫自己的文章沒有做到，不寫短文也沒有做到。

　　別人也為她寫得少而遺憾，李銳說，希望她在晚年集中餘力，多寫一些東西，尤其是回憶錄。可是在生命的最後日月，她卻以一種隻有年輕人才有的狂熱著手創刊《中國》文學雜誌的工作。

　　楊桂欣對這一遺憾做了具體分析：

　　這個最大的遺憾，我以為主要是由丁玲自己造成的。首先，她缺乏全麵描寫自己以表現時代的創作意識。“我自己畢竟不重要”，這種說法，貌似正統和正確，而其實是錯誤的。丁玲若能“表現自我”，那就決不會是什麽一己的自我，社會內容不豐富不複雜的自我。我在《記老作家丁玲》一文中，對於她決心利用劫後餘生寫活在她腦子裏的老百姓而不寫自己，曾加以肯定和讚揚，當然也是不妥的，錯誤的。其次，丁玲複出以後不言老，更不談死，這種精神境界，固然有積極的一麵，但是應該麵對現實，老與死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誰也抗拒不了。丁玲複出之際已經進入75周歲高齡，應該珍惜健康，爭取多活一些時日；更應該精打細算，把所剩不多的劫後餘生，用到最該用的處所。可惜，丁玲沒有這樣做。她複出以後幹了不少不該她幹的事，最突出的是創辦文學期刊《中國》。……《中國》創刊號剛剛問世，內部矛盾便爆發了，而且來勢頗猛，不易解決。……

　　其次，時文寫得太多、太雜。……實在應該把有限的劫後餘生用到爭取傳世的創作中去。即使不集中力量寫自己的一生，也應該千方百計完成《在嚴寒的日子裏》。……天不假年，徒喚奈何！

　　楊桂欣所說的“時文”，與丁玲自言的“比較短、比雜文長的東西”的“書麵的發言”大體是一致的，占了她晚年寫作的較大的比重，雖然她曾“發誓除實在不得已而外，不寫短文”。而她晚年寫作的三大願望--已經斷續寫了二三十年的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裏》，兩部長篇回憶錄《魍魎世界》、《風雪人間》--最終都是未完稿，成了三大遺憾。她在講話中也經常提到這三大願望，然而，就是在她抱怨這三大願望沒有時間去完成的時候，可以去完成這三大願望的時間流走了。雖然她並不服老，但長篇小說對於一個老年人來說確實是勉為其難了。其實，丁玲的《在嚴寒的日子裏》寫不出來並沒什麽好遺憾的。可想而知，寫出來也不會是什麽優秀之作，不會比《杜晚香》好到哪裏去，她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寫不出來，真正的原因也許就在這裏。丁玲本人就是一部革命文藝運動史或曰文壇政治史、一部二十世紀文學史，她的回憶錄應該是頗有價值、值得期待的。丁玲晚年留下的作品中，真正有價值的也是回憶錄。所以，沒有留下更多的回憶錄，這是她真正的遺憾。

　　李銳和楊桂欣不讚成丁玲辦《中國》文學雜誌，是從影響她創作的角度而言的。但辦《中國》畢竟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是她晚年的亮點，算不得浪費和多餘。真正浪費和多餘的是她晚年的大量發言。從她解決曆史問題的實際訴求而言，有些發言顯然是有必要的。作為德高望重者，有些表態、講話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她還有太多沒必要的、徒令人詬病的發言。言多必失，何況很多是張口即來的、未經認真思考準備的發言。“你有權保持沉默，否則你的話將作為法庭上的證供。”把“法庭”改為“文壇”或“文學史”，這話一樣成立。說得多，留下的“罪證”就多。矜尊地住口，晚年的丁玲會可敬得多。最後她說自己“成佛了”，“以後什麽事都不管了，隻寫我的文章，這還不是成佛嗎？”大概也是意識到自己說得太多了。

　　丁玲有過清醒的時候：“我不願意談個人問題，不願談恩怨。什麽恩，什麽怨，沒有什麽個人的恩怨，也不是某一個人就能把我打倒的。也許有人背地裏懷疑，丁玲是什麽人什麽人打倒的。不是，不是哪一個人，是一個社會問題。”但她還是陷入了過去恩怨的泥潭。

　　丁玲晚年過多糾纏與周揚的恩怨，念茲在茲，似乎是為對手活著的，就說明她過不去、放不下，不能向前看，沒有未來了。一個有未來的人是不會如此的。如果她專心寫自己的小說和回憶錄，做自己的事，超脫一點，文壇是非恩怨按下不表，淡定一點，任爾東西南北風，她的晚年將有價值得多，曆史問題也未必不能解決。丁玲的曆史問題，如果上層要解決，周揚也是擋不住的，那麽，她就謀求於上層好了，何必非要夾槍帶棒，把對周揚的敵意提在口上，讓無關的他人也皺眉和嫌避呢？她總是牢騷太盛，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當然要不平則鳴，其實也可以不鳴，至少用不著鳴個沒完。丁玲咬定：不是我不和解，是人家不和解；是你不仁，我才不義的。這就為自己介入“文壇政治”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借口。丁玲的鬥爭思維一向是：你把我當敵人，我更把你當敵人。她是情緒寫在臉上的人，不會示弱，更不會若無其事或以柔克剛來化解矛盾，矛盾在她那裏容易被放大。

　　其實，和解甚至都沒有必要了，就當他不存在，最大的驕傲就是當他不存在。王蒙說得對，周揚“視對於他的個人攻擊如無物”，證明他是“大人物”。王蒙指的就是丁玲對周揚的攻擊。這些攻擊根本撼動和損毀不了對手，反而有損於自己的形象。說得越多越丟分，徒增困擾，真不如緘口自重。周揚是不會把與丁玲的恩怨提在口上的，那顯示出對敵手的重視，反而太抬舉了對方，降低了自己。真正有殺傷力的是行動，而不是口舌之功，周揚是個行動主義者。丁玲真的打定主意要報一箭之仇，聰明的做法應該也是去“實幹”，而不是滿城風雨地去“費話”。

　　學者王堯評價鄧拓：“鄧拓是位書生本色的政治家，這樣的角色衝突和與此相關的心靈衝突始終纏繞著他，尤其當政治和政治文化處於異常狀態時。”對比之下，丁玲似乎更可悲，其可悲在於：她雖然被政治纏繞了大半生，但她根本算不上什麽政治家，而隻是一個誤落政治迷局、且為政治所貽誤的作家。丁玲晚年在政治上的那些表現，不要說政治智慧，就連政治世故都算不上，有政治智慧或世故的人都不會那樣說和做。周揚晚年的“倒黴”不是因為丁玲，但丁玲與周揚一上一下的同時，在無形的對比之中就使人感覺構成了因果關係。丁玲似乎是勝了，但勝得不盡是快慰，代價可觀。丁玲如果不是關於周揚說得太多，帶來旁觀者的不以為然，也不至於付出這種類似於“觸犯眾怒”的代價。

　　《多餘的話》是瞿秋白最後的話，在生命的最後--也算“晚年”--文學家的瞿秋白否定了政治家的瞿秋白，但他絕不提政治對手和恩怨，而是讓他人、後人去補白。如果瞿秋白也活到真正的晚年，也被反複改造過，還有沒有可能寫一個《多餘的話》呢？丁玲以無比的坦白，寫出過《不算情書》，也以無比的率真，寫出過《“三八”節有感》，然而，經曆了一茬又一茬改造和血淚教訓的丁玲，到晚年卻寫不出一個《多餘的話》了。瞿秋白的勇敢和坦誠，在於他明白地寫出了革命者的哀衷。丁玲比瞿秋白桀驁，即便有血目，也絕不以哀示人，然而丁玲也硬撐到了虛假的程度，把自我喪失了。

　　丁玲第一次讀《多餘的話》是在延安，當時還有人懷疑它是偽造，丁玲一讀就“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因為她“讀著文章仿佛看見了秋白本人”，那樣的真實坦白，是不容易偽造的。她說：我讀著這篇文章非常難過，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時的坦蕩胸懷。我也自問過：何必寫這些《多餘的話》呢？我認為其中有些話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會被某些思想簡單的人、淺薄的人據為話柄，發生誤解或曲解。

　　丁玲認為瞿秋白最後留下的話多餘，是心疼他；同時，經過了延安的革命曆練，她已然明白，有些話是隻能想而不能說的。此時的丁玲看已經就義的瞿秋白，如同一個有閱曆的姐姐看不諳世事的弟弟。

　　1980年寫《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誌》時，丁玲重讀了《多餘的話》，經過了更多磨難的她當然又有了更深的認識：我想補充一點我的感覺。我覺得我們當今這個世界是不夠健全的，一個革命者，想做點好事，總會碰到許多阻逆和困難。革命者要熬得過、鬥得贏這些妖魔橫逆是不容易的，各人的遭遇和思想也是不一樣的。比如秋白在文學與政治上的矛盾，本來是容易理解的，但這種矛盾的心境，在實際上是不容易得到理解、同情或支持的。

　　丁玲的意思是：這些話之所以多餘，不是它們本身多餘，而是環境使它們變成多餘；謬誤不在於瞿秋白，而在於不健全的社會和時代。丁玲的更深一層的領悟就是：那些並不多餘的真話是危險的，真正多餘的廢話、假話反而安全。丁玲晚年說了那麽多真正的“多餘的話”，是不是源於這種領悟呢？

　　張鳳珠曾經表達過這樣的遺憾：“丁玲的晚年，卻因為太多的幹擾，影響了她有更多作品問世。”這些幹擾，曆史問題的困擾當然是首要的。發言太多、內在能量消耗太多也是一個方麵。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麵，就是她是非太多。她的是非多，與她的處境有關，也與她的性情有關，她的爭強好勝、意氣用事、不甘寂寞，到了晚年更發展到了一個新強度。銅豌豆似的好鬥，出現在一個老太太身上，本來就容易被描述為死纏爛打，何況她的言語確實有把自己妖魔化的危險。

　　她標榜：“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寫我自己的文章。我對於內戰是不想參加的。……我就堅持不入夥，免得學別人倒來倒去，演笑劇。”實際上，她標榜不做的，正是她所做的，她從反麵把自己說中了。她不忘囑咐：“我的意見，隻是一管之見，望勿擴散。到錢明達為止。全國都有耳，小報告四處飛，我惹不起人。”從這一囑咐可以看出，她自己正是一個很有是非意識的人，而不是像她標榜的那樣一塵不染不諳世事。也許，她以為或希望自己是那樣的人，但實際上卻做不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是規避是非的態度。丁玲卻責備自己五十年代的秘書張鳳珠什麽也不告訴她了，以至於讓張鳳珠很難過。可見，她與是非貼得太緊了，唯恐被邊緣化。

　　玩不玩得好是能力問題，想不想玩是意願問題，玩不好就說自己不想玩，那是不誠實的。自從與周揚攪進矛盾的旋渦，丁玲幾乎就沒有偃旗息鼓過。隻有自己明顯處於弱勢時，她曾想不玩了，比如五十年代反右前夕，結果卻已經晚了，退不出來了。她平反的過程中，也許曾想過再也不玩了，結果是周揚在曆史問題上不放過她，於是她又奉陪到底。周揚之所以不放過她，是否正是看透了她不會真的收住呢？

　　丁玲的“太政治”、“鉤心鬥角”，其實都是“非政治家”的“小政治”、不入流的“小把戲”。丁玲吃虧就吃虧在不是政治家，卻貌似政治家；沒有政治家的戰鬥力，卻給人當政治家來對付。所以，過多地從政治上去評價她，本身就是不合適的。王蒙的問題在於，一麵指出丁玲不是一個政治家，一麵又以政治眼光去評判她。這也是很多論者的問題。以不適應的政治標杆來衡量別人，政治眼光和人際關係眼光交互運用，或把政治完全等同於人際關係，恰恰折射出論者本身濃厚的政治意識。丁玲的靈魂始終是“非政治”的，把她當政治家來分析難免“下藥太重”。

　　冰心給人的感覺一向是平和衝淡，晚年姿態更是如此。孫犁一向是回避是非，遠離政治，晚年依然出於避禍心理而與文壇保持適當的間離。丁玲之所以老得不夠可愛，就是因為她缺乏這種淡定平和、寧靜致遠的東西。莎菲時代結束以後，丁玲本來就不再是一個幽雅的人，老了，更與幽雅無關了。老人要放下，她放不下，主客觀都決定了她放不下，所以姿態如此。假如她晚年淡泊隱忍一點，潛心寫作中耐心等待，也許曆史問題仍然有機會解決，同時也沒有浪費心力和才華。

　　人到了晚年，往往容易向傳統回歸，趨向保守。丁玲雖然不服老，但老年畢竟是老年，逃不脫的必然規律，她對美國貸款買房的不以為然就體現出保守心態。曆經坎坷的人，晚年的道路走得尤其小心翼翼，覺得自己再也不能經受新的折騰了。丁玲晚年向傳統的回歸，其實就是一種與世界和解的姿態。事實上，因為家族經濟糾紛，她年少時是跟母親懷著恨意離開臨澧的，後來很久沒有回去過。正如她自己所說：“六十年前，我懷著對封建家族的不滿和嫌棄，離開了風光秀麗的臨澧，辭別了生我養我的臨澧人民。”可如今，她與臨澧“和解”了。不僅是時間，更是老年，使丁玲達成了這種“和解”。

　　老人的善念，就是寧願相信一切都好，安穩幸福。1981年她給一個讀者的回信中說：“難道老一代人就認為我們現實社會一切都好，好得不得了嗎？我們的思想裏就再也不會偶爾也產生一絲消極和失望的感觸嗎？我們不過是因為年齡大了一些，經驗豐富了一些……”這也是她老年心理傾向的一個自陳。

　　老年人喜歡圓滿、吉慶、祥和，喜歡大團圓式的喜樂，不想揭蓋子，不喜歡批判和悲觀，不願觸及社會弊端，這就很容易走向“衛道”。丁玲晚年做順民，為了曆史問題的解決，為了政治上的安全，也為了老有所養。所以，她放棄了知識分子批判的義務，不想讓自己反思更多、否定更多。

　　學者王堯這樣評價邵燕祥：“邵燕祥是作家中少數幾個不諱言自己瘡疤的人。這麽多年來，邵燕祥由詩人而成為雜文家，他對魯迅先生雜文精神的繼承、他在寫作中體現出的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已經為大家熟知。這樣一個大的變化，顯然是在發生了深刻的精神裂變之後。”主客觀條件限製，使這種“深刻的精神裂變”與丁玲無緣了。

　　苦盡甘來的人，更不願提過去的倒黴，而寧願多看到眼前的福氣。她晚年不喜歡寫灰暗，也不喜歡別人寫灰暗，她對“傷痕文學”的態度就是如此。

　　法國傳記作家安德烈莫洛亞評價馬爾羅：他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丁玲，她這一生的“情節”太曲折了，尤其這個出人意料的“結尾”。丁玲晚年是喜劇還是悲劇？無法做出單一判斷，也許可以說，喜劇背後是悲劇。曆史地看，丁玲晚年的亮點有二：寫了自己和他人的有價值的回憶錄、辦《中國》文學雜誌。丁玲晚年最肯定的是自己哪些作品？她從未給出過統一答案，因為，她本身對此就是矛盾的。

　　原載《紅豆》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