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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選舉的別樣功能

　　錢滿素

　　選舉的性價比

　　都說美國大選耗資巨大，1011年約60億美元，為史上之最。大選的方式，包括資金募集是否合理，一直都在爭議和改進。大選不可能毫無缺陷，但稱它為一場“燒錢遊戲”則未免一葉障目。

　　評估大選的耗費，也有一個性價比。大選是完成一次國家政權的交接，所以隻能與其他完成這一功能的方式相比。回顧曆史，主要不外乎世襲、政變和戰爭。

　　“世襲”最常見也最平穩，但世襲者是否稱職卻無保障，往往繼承大位者並無大德大能，又輕易不能請他下台。撇開其公平性不談，可預見的是世代相傳，遲早會傳到不稱職的一代手裏，這也是世襲製的死穴，更不必提皇室本身的奢華浪費。“戰爭”耗費最大，或外敵入侵，或群雄逐鹿，常常是國力耗盡，國人死半，文明被踐踏，民族遭劫難。相比之下，在一個沒有“正統”觀念的現代人看來，“政變”倒是相對合理，損失也小。關上玄武門，殺來殺去反正都是和權力有關的人，沒必要把老百姓的命搭上。五代的馮道大概就是想明白了這點，當了五朝八姓十一朝的宰相，保了一方百姓平安。但是政變之後呢？不過是世襲的新一輪開始。中國幾千年反反複複的改朝換代史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了。

　　如此比較，結論便很清楚：大選肯定不是耗資最大的政權交接方式，而且大致不會死人，更難得的是它還具有可持續性。想想人類付出了多少血的代價，才終於找到這一兵不血刃的方式，實在該為這種大智慧感到驚奇呢。人類確實不是一般的物種，能超越自己的生物屬性。

　　然而，大選的功能還不僅於此，靜觀其過程便可發現，它在不經意間還完成了另一項隱而不彰的功能，那就是全民的民主教育。雖然這不是它宣布的目的，但其意義也許更為深遠，更是上述三種方式永遠不可能具備的。就選舉而言，掛幾幅彩旗，設幾個投票箱，沒那麽張揚，也一樣選出領袖。但大張旗鼓、公開透明的大選顯然更能調動全民的參政熱情，提高全民的民主素養，完善選舉的行為方式，使國家政治得以活躍、修正和更新。大選對美國如同生命的吐故納新，很難想象一個沒有大選的美國。

　　選舉的由來

　　北美殖民時期，英國任命的總督隻是在殖民地（即建國後的州）的層次上進行治理，地方長官由居民自己選舉產生。早年的美國人煙稀少，生活乏味，宗教禮拜和世俗選舉便具有節日般的狂歡作用。自治是英屬殖民地的傳統，選舉是自治的一個重要內容，沒有人民的自治就不會有真正的選舉。反過來也說得通：沒有真正的選舉也不會有人民的自治。

　　美國選舉地方長官的做法可以說是新教教會選舉的延伸。新教最大的特點就是教會自治，信徒們自願立約組成教會，各教會間的關係猶如主權國家，平等而互不幹擾。這是宗教改革的功勞，它斷然拒絕了那個自上而下層層控製的羅馬教會，為各教會贏得了獨立自主。移居北美的新教徒將教會自治的原則引入世俗政府，民眾依據共同協商的一套規則來選舉和更換長官，並保證服從之，“五月花公約”之重要就在於它開啟了這一自下而上組建政府的傳統。

　　至1776年立國時，美國人已經對選舉擁有一個半世紀的實際經驗，他們切身體會到選舉是個好東西，誰也別想改變它。美國沒有改朝換代的曆史，國家沒有世襲的主人，憲法更是明文規定合眾國不得頒發任何貴族爵位。在這樣憎惡和警惕君主製的政治氛圍中，華盛頓不稱帝是再正常不過了。倘若中國在18世紀突然冒出一個華盛頓，那就太反常了，不要說1776年的乾隆，就是19世紀的洪秀全、10世紀的袁世凱，全都念念不忘稱王稱帝。他們不會明白：偉大不在於稱帝，而在於不稱帝。對皇權的執著好像不僅寫在了中國文化的記憶中，甚至寫在了基因中。

　　顯然，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天下為公的意思，因此隻有共和製方可為之。皇權對國家擁有的不隻是治理權，更是占有權。逐鹿中原為的是將天下據為己有，還要傳之後世江山永固，這是秦始皇開創的中國政治的最大主題。然而，美國人完全沒有國家可以私人占有的概念，江山自然自在，有什麽可打可搶？獨立戰爭後，無人覬覦大權，領袖們一個個相互道別，或解甲歸田，或返回本州參政，隻剩下一個軟弱無權的邦聯條例下的邦聯政府在維持著新生的共和國。在連續多年的權力空缺後，至1787年憲法製定才設立了總統之位。當總統當然很有誘惑，但不過是白宮的臨時主人，僅握執法之權，與天子相比，絕非一個等級。有才幹的美國人可做的事很多，未見得都想當這個受製衡的總統。富裕如華盛頓，寧可卸下重擔回莊園去安度晚年，又何其自然！

　　曾聽一位長者教誨：“總統也有壞的，皇帝也有好的，唐太宗就是個好皇帝！”此言甚是費解，似乎人治的君主製和法治的共和製不過半斤八兩，按此邏輯，為實現共和所作的努力豈非多餘？李世民果真睿智天縱，共和製隻能使他更偉大，至少他可以大大方方競爭上崗，不必染指陰謀。隻是兩種製度的目的和性質截然不同，君主的駕馭之術恐怕未必能用到共和國的政治裏。

　　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教育運動

　　大選是有組織的，但組織者不是政府，即使在職總統參選也不能動用政府資源。政府在大選中的角色隻是例行執法。那麽組織者是誰呢？是政黨，有時還有獨立候選人自組的競選班子。半個多世紀來，美國的政黨政治在削弱，現在政黨的主要任務就是組織競選--提出政綱、推舉候選人、發動宣傳攻勢、動員投票等。候選人一旦當選，就是全民的總統，不能再代表一黨的利益和觀點。

　　公開公平是大選的基本條件，程序的公開公平和辯論的公開公平缺一不可。整個大選延續一年多，環環相扣，每個環節都公開透明，達到相應目標。選舉年的上半年是預選，即黨內競爭，候選人在全國範圍各自亮相，向選民提出國家麵對的重要議題，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們還彼此辯論，讓選民明白其中的差異。這是候選人顯示實力、考察人氣之時，自知機會不多的候選人在這階段就自動放棄了。

　　下一步是各州選舉兩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有政黨基層會議或直接投票兩種方式：前者是從選舉點、縣、選區到州逐級召開代表會議，選出本黨代表；後者在形式上如同普選，目前大多數州采用後者。代表確定後，兩黨在第三季度分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名本黨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

　　至此，兩黨的競選才正式開始，這一過程要持續兩個多月，直到十一月的投票日。其間，候選人穿梭於全國各地，逐州爭取選票，發表競選演說、與選民麵對麵交流、澄清選民疑問、進行公開辯論、召開記者招待會，並輔以廣告大戰等多種形式，目的是宣傳自己對國內外事務的政策主張，同時駁斥對方論點，以期贏得選民的讚同和信任。

　　說兩黨隻是為了方便，美國曆史上經常不止兩個黨參與大選，三四個黨同時競選也非個別，有時還有獨立候選人來湊熱鬧。曆史上參加過大選的小黨不勝枚舉，如反共濟會黨、自由黨、禁酒黨、綠鈔黨、人民黨、進步黨、社會黨、共產黨、綠黨等等，許多小黨隻為單一目標而建，隨著問題解決便自行消失。他們勝出的機會很小，但作為發出聲音和打破壟斷還是有意義的。

　　競選的核心是辯論。辯論的目的是說服，辯論的基礎是人的理性和判斷力，相信在公開公平、無人獨霸講壇的條件下，真理總會越辯越明，因為人類社會是講道德的（至少在口頭上），公開無恥隻會適得其反。辯論有中心而無禁區，全國性的問題都可以拿到陽光下來曬一曬，是非對錯、經驗教訓，都可以辯個子醜寅卯，休想蒙混過關。辯論是一個充分發表意見的過程，選民麵對不同觀點，必須學會獨立思考，分辨是非真偽。如此四年一次地循環往複，美國有多少大事，人民知道得一清二楚：曆史如何，當下如何，有些什麽觀點和應對，什麽可行，什麽不可行……有了這樣經常性的反思和檢討，真相如何還能隱瞞？思想如何還官混亂？孰是孰非孰優孰劣如何還能分不清？

　　正是在各方觀點的交流中，共識逐漸形成。這個共識不是誰說了算，而是全民辯論出來的，是在理解的基礎上比較出來的。達不到共識的問題，起碼也觀點清楚，存而不論。由於在開國定製時，美國人對於憲政、分權、製衡、公民權利、司法獨立等根本問題早已達成共識，所以大選的議題往往相對具體，早年如國家銀行、西部開發、奴隸製、金本位等，當代如越戰、財政、槍支管理、墮胎等。

　　美國曆史上最精彩的辯論大概要數林肯挑戰道格拉斯那場了。1818年，奴隸製將美國人分成尖銳對立的兩派，林肯和道格拉斯此時競選伊利諾伊州的聯邦參議員，中心議題自然離不開奴隸製，準確地說是奴隸製在新領地上的法律地位。號稱“小巨人”的道格拉斯是北方民主黨領袖，他和林肯幾乎同時從政，年齡還小於林肯，但已擔任過兩屆聯邦參議員，這次是謀求連任。林肯隻當過一屆聯邦眾議員，這個“小人物”代表的是剛成立不久的共和黨。道格拉斯提出“人民主權論”，主張由當地居民來決定該地是否實行奴隸製，他企圖回避奴隸製的道德問題，通過將其轉化為地區問題來防止國家分裂。林肯則旗幟鮮明地反對奴隸製向新領地滲透，並公開譴責奴隸製的非人道。一個立足於美國傳統的自治原則，一個堅守獨立宣言中的人權立場。

　　作為開場白，林肯發表了著名的“裂開的房子站不住”的演說，道格拉斯也作了相應演講。從8月下旬到10月中旬，兩人在七個選區連續進行七場辯論，每場延續兩個小時--正方發言半小時，反方答複一小時，正方再反駁半小時。交鋒直指當時的敏感話題，唇槍舌劍，每次都吸引數千觀眾冒著酷暑悶熱前來觀戰，精彩轟動全國。道格拉斯雖獲連任，但真正的勝者卻是林肯，他收獲了更多普選票，從此聲名遠播，迅速登上全國政壇。奴隸主對他深感恐懼，1860年林肯剛贏得大選還未上任，南方便如驚弓之鳥匆匆宣布脫離。

　　看來，不是人為設計和操控的大選，似乎更接近一場人民自編自導自演自評的民主教育運動，選民和候選人都邊幹邊學，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倘若關起門來大選，沒有觀點的充分表達和比較，選舉的教育功能還剩多少呢？

　　讓人民來決定

　　美國的大選早已不同於建國初期，合眾國憲法的規定是由選舉人選舉總統，而選舉人的產生方式則由各州自定。1789年首次大選時，除賓州和馬裏蘭采取選民直選外，其他州均由州議會決定。隨著國情變化，主要是黨派的產生發展、選民範圍的擴大和數量增多，選民觀念的改變等，大選的方式一直在演變，擋不住的總趨勢就是平民化、民主化。

　　美國早期是精英統治，民眾在總統選舉上發言權不多，而革命領袖們又大多紳士，在他們心目中追求高位非君子所為，故而沒有發生過明顯的權位之爭。更何況華盛頓德高望重，他的當選毫無懸念。

　　1796年華盛頓退隱後，總統競選才真正拉開序幕。不過亞當斯還是沒有為自己競選，他老老實實待在家中等待結果。1800年大選時，黨派政治公開亮相了，聯邦黨擺出一副舊式精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超然立場，似乎不會為拉票而改變原則。傑斐遜的“共和黨”卻深諳走群眾路線的好處，大談普通人的美德，終成贏家。然此時所謂的“弗吉尼亞王朝”還在延續，在決定總統人選方麵，選舉人顯然比選民的作用大得多。

　　到1811年，大部分州改為選民直選選舉人，並且以前的國會提名總統候選人也改為各州提名，普選票的意義因此凸現，這是大選平民化的一大標誌。以前大選根本不計普選票，現在普選票和選舉人票並列，意義甚至超過後者。隻是由於絕大多數州采取“勝者得全票”，所以才會發生獲普選票多者卻落選的現象。

　　選民真正積極投入大選應該是從1818年開始的。大選已經變得越來越激烈，甚至不擇手段，造謠生事。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獨占總統大位的精英治理終告結束，傑克遜代表新崛起的西部，熱熱鬧鬧地當選為第七位總統，普通選民親熱地稱他為自己人。傑克遜的民主黨創立了全國性支部網絡，分工有術，人聲鼎沸，嚇壞了卸任總統小亞當斯。

　　從此，政客們再也不敢低估選民的力量，他們必須按選民的好惡來塑造自己的形象。1810年大選中，形象設計和商業化明顯加強。輝格黨放下身段，義無反顧地將弗吉尼亞望族出身的哈裏森打造成誕生在“園木小屋”裏的拓荒者，配上皮帽子和民間小曲，頗有觀賞性。他們終於明白，高高在上的候選人是沒有希望博得選民認同的。對此，一個潔身自好的人也許會感到不屑，但政客們不得不討好百姓，總比高高在上藐視百姓好點。

　　平民化也表現在競選口號上，要一句話說到百姓心裏：1918年胡佛的口號是：“鍋裏有雞，庫裏有車！”1911年羅斯福第四次競選的口號是：“中途不可換馬！”1911年艾森豪威爾的口號憑借的是個人魅力：“我喜歡艾克！”在大動蕩後的1968年，尼克鬆的口號是極具鎮靜和安撫作用的“法律和秩序”。

　　選舉之漫長，對候選人是從體力到智力的全方位考驗。候選人必須充分展示才能，交代背景，澄清選民疑點，表明自己觀點，顯示個人品格，證明自己足以擔當重任。在這個求職過程中，評委就是選民。對未來的總統而言，這不僅是考驗和測試，也是極好的訓練，他既要會展示，又要會克製，既不能缺乏自信，也不能狂妄自大，更不能輕易許諾。老布什在競選時曾說：“看著我的嘴，不會再加稅！”終因不能兌現而成笑料。誰說的話，誰做的事，都記錄在案，任人評說。巧言令色的政客如騙人商販，不會有人信任支持。每個聰明的候選人想必都會從昔日的教訓中學乖，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複他人的錯誤，因為說不定一個錯誤就足以將你逐出政壇。

　　1990年大選開始時，民主黨候選人蓋裏哈特頗有人氣，但他明知記者日夜追蹤，卻與一女模特過夜。消息曝光，輿論大嘩。眼看人氣一落千丈，他隻好宣布退出競選。有趣的是他心猶不甘，過些日子居然又宣布重新投入競選，理由是：“讓人民來決定！”雖然夫人出麵為他幫腔，但人民毫不猶豫作了決定--出局。

　　候選人在全過程中保持風度至關重要，風度不僅是儀態，更重要的是遵守遊戲規則，接受競選結果。贏得起也輸得起是一個想當總統的人應有的素養。候選人畢竟隻是競爭對手，不是你死我活的敵人，對方贏了是一定要祝賀的，決不能撕破臉皮，上山打遊擊。美國文化中沒有打江山坐江山這一說，試問還有什麽比這對國家更安全的呢？

　　政治智慧是怎麽訓練出來的？

　　在現代政治裏，三十六計很難入選，兩麵三刀、南麵為王的種種手段稱不上政治智慧。現代政治是共和國的政治，是天下為公的政治。關乎全體國民的事情卻藏藏掖掖不能公開，怎麽有資格稱共和？

　　一次成功的選舉必須合法合理，選出合適的領袖，缺乏政治智慧的選民是很難完成的。常說人是政治動物，政治智慧是否屬於人類本能呢？有研究表明，黑猩猩就掌握不少政治手腕，如向強者示弱，進行性賄賂等（見弗朗斯德瓦爾的《黑猩猩的政治》）。這兩招勾踐在麻痹夫差時都用上了。不過選舉看來不像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大型選舉，乃是一項後天習得的技能。大選需要熱情，更需要理性，在眾多候選人中挑選一個好總統並非易事，隻有通過一場又一場大選的實際訓練，選民和候選人才能變得智慧，選舉也才能變得平穩。

　　那麽，選民需要具備什麽智慧呢？說來話長，略舉一二。首先他們要清楚總統是幹什麽的，才能知道什麽樣的人有資格當總統，這就需要知道何為政治，就要熟悉當前政治的重大主題及觀點，還要能區分何種觀點有利於大家，何種觀點隻為少數利益集團服務。

　　他們要學會理性地思考，懂得現實與理想、理想與空想之間的區別，懂得政治是一門關於現實可能性的學問，懂得輕重緩急，趨利避害，在各種可能性中爭取最佳的選擇。

　　他們要有能力辨別是非真偽，辨別雄辯與煽動。曆經訓練的美國人在思維方式上可以說越來越中庸，一些極端主張在個別地區也許有號召力，一旦進入全國範圍就幾乎沒人認真對待了。

　　他們要明白各方具有平等的表達權利，不能將意見不同的人稱為國家敵人。他們還學會了權力製衡，自覺地建立國會和白宮的平衡，避免立法執法掌握在一黨之手。

　　他們要熟悉遊戲規則，辨認目的與手段的正當，學會以理服人而非倚強淩弱，不接受操控、賄選、威脅、人身攻擊、造謠中傷等“負麵選舉”。

　　選民智慧的提高還表現在他們黨派忠誠的削弱，黨派忠誠指的是習慣性地按照一個黨的立場去投票。雖然黨派在大選中還起著主要的組織作用，但選民表現得越來越思想獨立和成熟，他們不盲目聽命於一黨，而是更關注候選人和議題本身。在無數次選舉的訓練後，選民對政治心領神會。這種久經沙場的選民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不會輕上當受騙。

　　有姓氏的“朝代”堅守自身利益的核心，很難有包容性。他們不可能信任選舉。因為他們不相信民眾的自治能力，或根本不認為民眾有此權利。中國曆史上也曾有過多次變法，然而都出自上層決斷，從未聽說過讓民眾發言，公開辯論。無論對錯，民眾都隻能是被動接受。沒有參與，不明真相，也就談不上接受教育，提高政治智慧。隻有在以理服人的辯論中，民眾才能培養出服從真理而非強權的習慣。

　　曆史證明，大選是可以改善的，但不能取消，對大選的信心就建立在相信民眾有權參與和善於學習上。不是常說交學費嗎？我們不妨也將60億美元的大選資金看作學費，平均到每個美國人才10美元，還是四年一次，選出了總統，教育了大眾，穩定了國家，又何樂不為。

　　原載《隨筆》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