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十章 “最是文人不自由”

　　王龍

　　前幾年，一股莫名其妙的“陳寅恪熱”刮遍神州時，介紹陳先生的書籍文章洛陽紙貴，“身後是非誰管得，文人爭說陳寅恪”。陳寅恪作為一種文化轉型時期的人格符號，其身體苦難與文化苦難奇異地聚於一身，用其傳記作者陸健東的話說“為中國學人提供了一種在文化苦戀及極濃的憂患意識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範”。“獨立思想，自由人格”這八個石破天驚的大字，言則易也，陳寅恪先生卻以曆盡劫波、半世寂寞的代價踐行不渝。陳寅恪世紀苦魂的形象與硬骨淩霄的精神，令許多文化人望洋興歎，津津樂道。

　　在談論陳寅恪的文章中，易中天先生的《勸君免談陳寅恪》是一篇較為突出之作。這篇文章的特異之處，並不在於易先生開頂風船的姿態，敢於在眾人一片頂禮膜拜聲中當頭棒喝，引人側目，而在於易先生對陳寅恪的一生追根溯源、抽絲剝繭，以嚴謹的邏輯與綿密的分析，直指讀書人心中最後堅守的那點學統尊嚴，即所謂“獨立思想，自由人格”真正的現實可行性。易先生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總是“毛”，總是想附在某張“皮”上，就因為他們總想有意義。在中國，純粹的知識、學問，從來就是沒有意義的。隻有當它服務於現實，比方說能夠安邦治國或者富民興國時，才被承認為有意義。中國的讀書人為什麽那麽熱衷於濟世熱衷於做官？就因為隻有這樣，“無意義”才能轉換為“有意義”。所以，與其說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政治情結”，不如說他們有一種“意義情結”。

　　易先生的文章洋洋萬言，其核心思想則可引用文中一段表述：

　　無愧於知識分子的稱號，就得堅持獨立立場；要想堅持獨立立場，就不能附在某張“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張“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義能不能實現。但意義如果不能實現，即等於沒有意義。因此，當我們決定選擇和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時，就得先問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連“意義”都不要？

　　易先生的追問可謂毫不留言情，一針見血。最直逼人心的就是這一句“但意義如果不能實現，即等於沒有意義”。因為在易先生看來，包括做任何一種學問或者事情，有沒有意義，不是你自己個人說了算的。要麽是社會大眾說了算，要麽是權威人士說了算。隻有當他們認可了你的意義，你的所作所為才是有意義的。顯然，這就必須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以他人的標準為標準，哪有什麽“獨立精神，自由思想”？

　　初讀此文，脊背冒汗。以吾輩識淺才疏，尚知在今日之中國的特殊語境中，啟蒙大眾、改造國民性格之途何其任重而道遠。而易先生的這種“消極”論調，無異於鼓勵本來就甚囂塵上的“犬儒主義”更加大行其道。人人都明哲保身，隻管自掃門前雪，去做所謂“有意義”之事，無視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和關心公共事務的美德，何來國家與民族之進步？再說了，寫文章做學問難道非要排班站隊，非要不黑即白嗎？如此公然倡導讀書人騎牆苟且，丟掉責任擔當，豈非誤導來者？

　　我對易先生略有所知，他似乎並不缺少古道熱腸，俠肝義膽，尤其是野夫先生一篇《閑話易中天》的文章，儼然勾勒出了一位頗有“文俠”之風的易先生形象。我隻能理解為易先生作為過來人，學界甘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對人情世態有切膚之感，對思想風險更有老吏斷獄般的洞徹心明，故而語重心長地告之來者三思而行，以免將來連根小板凳也沒得坐。

　　易先生的文章並非全無道理。因為陳寅恪先生自己也說：“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他那樣一位曠代大儒，隻因傲骨不折，拒絕康生登門求見，就導致嘔心瀝血的著作“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後來曆次運動中更是動輒得咎，在悲涼徹骨的心境中熬盡殘年，自歎“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學者夏中義總結道：“事情很明白，當你不思依傍權力，則權力所支配的種種恩惠也就不再賜你，而其製控的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纏你。”（《九謁先哲書》）。試想，陳寅恪先生肩頭扛著一支如椽巨筆尚且落得如此下場，至於才疏學淺的吾輩小民，肩上拖著一家老小的壇壇罐罐，還能象易先生講的那樣“豁”得出去嗎？

　　不過思之再三，還是覺得哪裏不對勁兒。寫作也好學術也罷，如果不去追求那點“意義”，這件事本身還有“意義”嗎？易先生雖然沒有下結論，但他的邏輯走向顯然是，凡是不能附著在某一張皮上的知識分子，大多數將導致“沒有意義”的結局。他自始至終沒有說清楚什麽才叫“意義”？沒有“意義”的話是否就永遠沉默不語？換個角度說，即使此時有意義，是否代表彼時還有意義？此環境下的“意義”，到了了彼環境下還有“意義”麽？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比如易先生講到的馮友蘭也是海內大儒，他的理想是要成為“當代中國的孔夫子”，成為當局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首席顧問。為登“天子堂”，急於做“有意義”的事情參加了“梁效”寫作組，結果順了第一回，就難免第二回、第三回。結果，一路順將下來，馮先生幾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最後，“國師”沒當成，反倒當了“梁效”，頗為情義所不容。

　　讀書為文，到底該不該去追尋那點“意義”呢？

　　正好最近我因寫作之故也重讀了《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這本書。書中陳寅恪先生的三位高徒，同樣才高八鬥，但其迥然不同的三條人生道路，令人歎息腸熱，掩卷長思，似乎正好回答易先生的“意義”之問。

　　第一位，是“又紅又專”的汪篯。1911年，中共中央成立的曆史研究會決定設立曆史研究所，政府希望身在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能夠北返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但陳寅恪不為所動，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說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有研究者說，一個“畏”字神形俱現地表達了陳氏的思想與感情。當中國科學院高層正為派誰去赴廣州勸說陳寅恪頗為躊躇時，正在北京馬克思列寧學院學習的年輕學者汪篯得此消息，主動請纓，欲充當南下勸說的“使者”。這個請求讓正感左右為難的郭沫若等輩大為驚喜，當即表示準與此行。於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域嶄露頭角、風頭正健的“明星”汪篯，作為“特命全權大使”，懷揣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與副院長李四光親筆簽發的兩封“重量級”手諭，帶著誌在必得的信念，於1911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汪篯與老師陳寅恪的深情厚誼非同一般。他是陳研習隋唐史的弟子中才華相當突出的一位，從二十二歲便開始追隨陳寅恪，悉心研究其治史方法。並曾在兩年多的時間裏，輔助清華園裏的老師陳寅恪著述，吃住都在陳家，與老師朝夕相伴，深得陳之治史方法真傳。一直對陳寅恪行文格式甚有心得、並刻意模仿的汪篯，後來竟可以很嫻熟地將文言體的敘述方式轉化為白話文，其流暢瀟灑別具一格。

　　此時的汪篯接受了馬列主義教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已然是一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建設新社會的狂熱激情和一名革命者的滿腔熱忱，正讓他全身貫注著一股“新人”的無窮動力。對新時代的順應，又使他從思想到了語言都發生了深刻的巨變。這與向來具有“舊我情結”的陳寅恪可謂格格不入。

　　當汪篯於11月11日抵達廣州後，仍像五年前在清華園那樣，毫不見外地直接住進了陳寅恪家中。殊不知，陳寅恪和汪篯無論是思想還是對社會的看法上，此時都與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輕氣盛、不明就裏的汪篯在陳宅住下後，在與陳氏的交談中，用剛剛在馬列學院武裝起來的革命者頭腦，以“黨員的口吻”、“教育開導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陳寅恪進行嚴肅的政治味十足的談話。先前的得意門生如今居然用這樣充滿“時俗”的語氣和自己說話，此舉令一生不問政治的陳氏勃然大怒，竟脫口說出了“你不是我的學生”的激憤之語。遭此棒喝，汪篯才於驚愕惶恐中頭腦稍微清醒，但師徒已經反目，挽回已無可能。師徒會麵連續兩天，陳寅恪“怒罵”那些與他相熟、並加入了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之為“無氣節、可恥”，比喻為“自投羅網”，未免沒有指桑罵槐之意。汪氏隻好灰頭土臉地搬出陳宅到中山大學招待所暫住。後來盡管汪篯做過許多亡羊補牢式的努力，陳寅恪怒氣未消，總不釋然。陳寅恪北返之事，也因其堅持“允許研究所不學習馬列主義”的固請而流產。他在致中國科學院的答複中說：“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這既是對科學院的答複，也可看作是對汪篯發怒的一點緣由吧！

　　這次會麵後，汪、陳師徒再沒有見麵的機會。可誰知道，從始至終，汪篯其實都摯愛著自己的恩師。他回到北京大學曆史係任教後，總對講台下的學生不自覺地流露出對陳寅恪的敬意以及對他治史方法的肯定。汪篯一直惦記恩師，後來還托人捎去大包北京風味食品，並一一指點來人，哪種點心哪種蜜餞是老師最愛吃的。陳寅恪收到禮物很高興，但師徒之間的裂痕終究無法彌補消融，汪篯再沒有能向老師當麵傾訴他的赤誠之心了。

　　汪篯其實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著真誠追求與真誠信仰一代人的縮影，他後來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研究寫作，但其論史文章中仍多見其師陳寅恪的風格影子。汪篯悲劇的成因在於“陳門弟子”和“馬列信徒”的矛盾，陳寅恪在對中國科學院的答複中明言：“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是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天人交戰之際，汪篯最終走了另一條道路。隻不過，命運並沒有特別眷顧這位因“又紅又專”而被稱之為“黨內專家”的汪篯。

　　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勸說陳寅恪北歸任職無功而返後，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學教育界高層人士的信任，同時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輕視。1919年“反右”鬥爭開始，陳寅恪自然是靶子，作為陳門弟子的汪篯隨之地位一落千丈，遭到了來自同一陣營“革命戰友”的批判和圍攻。汪篯精神受到極大刺激，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大病一場後體重一下子減去10多斤，埋下人生悲劇的先聲。

　　“文革”風潮興起，汪篯這位無論在學界還是官場早已失勢的陳寅恪的得意門生，更是成為“造反”對象，陷入“兩頭茫茫不到岸”的窘境。學生們特意在他家房門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翌日，當造反的“革命闖將”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下飄搖。憤怒的“革命闖將”見狀，不問緣由就大聲指責汪仇視“文革”而故意破壞搗亂。工作組立即把汪找來，命令他當麵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複原。汪篯隻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這些小小“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當天夜裏，汪篯壓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發，遂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不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篯痛苦不已，在家中殘酷號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牆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淒慘可怕的聲音，於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顯然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當眾人把門強行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僅10歲，成為北京大學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難者。一位本來可以做出更多有“意義”事情的學術天才，卻成為瘋狂年代政治祭壇上的第一批祭品。（嶽南著：《陳寅恪與傅斯年》）

　　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兒女，汪篯的人生悲劇無疑是整整一代人的縮影。盡管他如同受難的耶穌拖拽著帶血的十字架走向毀滅，但無人能質疑其信仰的堅貞與忠誠，哪怕這裏麵有著近乎偏執與愚忠似的蒙昧成分。放眼當下，文壇學界又充斥多少“三高”--偽清高、假崇高、裝格高呢？麵對今天許多人的正襟危坐，義正詞嚴，我更願意對汪篯血浸的信仰表示一種歎惋與敬意。

　　第二位，是“亦官亦文”的金應熙。相較於書生單純淒然“殉道”的汪篯，金應熙的人生顯然複雜甚至難以評說得多。據說，陳寅恪曾經感歎過，他最好的學生還是共產黨（員）的學生。這位金應熙便是一位公認的才華橫溢的學人。他和其師陳寅恪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記憶力驚人。1918年，有人問金念過多少首唐詩。答曰1萬多首。聞者驚疑，因為《全唐詩》總數才1萬多首。但人們對此不存懷疑，因每有學生問其唐詩出處，他都可把整首詩念出來，解釋其中僻典，被讚為“懂得加記得尤其難得”。

　　而金應熙的人生追求顯然誌不在學術而在官場。盡管他最有希望承傳陳寅恪的衣缽，仍然於1910年春離開嶺南大學的講壇，調到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任幹事。從此成千上萬的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多了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幹部，而在學界，則失去一位很有潛質專心致誌的學人。三年的幹事經曆，使金應熙失去了“寧靜致遠”的治學心境，開啟了後半生從校園到了社會、從學術到政治不斷疲於奔命的旅程。“學人金應熙”與“黨員幹部金應熙”更是處於不可自拔的矛盾旋渦中，留下一段心靈痛苦扭曲的曆史。

　　金應熙顯然一生都致力於要把所謂好鋼都用在他認為的“刀刃”上。而他最為人詬病的，是連他自己在交心檢查中都承認的“我有很嚴重的跟風意識”。1917年“反右”前，他入黨提幹，成為中山大學曆史係副主任，是重點提拔對象。《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記載，中山大學曆史係的一些老人，清晰地記得這樣的細節：在一些風向還不明朗的政治會議上，金應熙每次赴會都準備兩份觀點截然相反的發言稿，何種風向占優，就掏相應的稿子念。

　　“反右”運動開始，金應熙熱情高漲。1918年，聽到上頭放出批陳的風聲，而且是來自“最上層”的旨意，正在北京出差的金立刻打道回府，趕回廣州連夜組織對老師陳寅恪的批判。諷刺的是，金應熙太熟悉他的老師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有的批判論證，都能打到點子上。更其不堪的是，金應熙踐踏了陳寅恪的信賴與私誼，違背基本人倫道德準則，連先前像他這樣的至親好友才得與聞的私隱，也拿來當作批陳的靶子。在論證陳寅恪的感情還停留在封建時代時，金應熙連續引用了陳寅恪的數首詩為證，公開指稱陳“諷刺馬克思主義”。在中山大學校園裏的大字報張潮中，金應熙批評老師陳寅恪的史學方法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認為是一種“反動”。陳寅恪的夫人把金應熙的得意之作抄錄回家，哭著念給陳寅恪聽，陳勃然大怒，說“永遠不讓金應熙進家門！”（陸健東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令陳寅恪深感悲哀的是，他那些極有才華、深為他賞識的門人弟子，大都是自覺追逐新潮，批判本師所授之業，金應熙不過是給他刺激最深的一位罷了。

　　從此，金應熙背上“背叛師門”的紅字。運動風頭過後，金應熙自悔前狀，登門負荊請罪，采用傳統方式跪在老師麵前請求寬恕，請求還做陳寅恪的學生。陳寅恪隻淡淡地說：“你走吧，免我誤人子弟。”

　　金應熙在學術界以“博”著名，學術界評價他治學的特點是“學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開闊的學術視野”。著名史學家周一良把他列為陳寅恪三大弟子之一。從學識才華來說，金應熙是陳寅恪晚年最有可能光揚陳氏史學的第一人。然而金應熙在官場與學界之間搖擺不定，曆次政治運動一起，他便急於奉召上場，天賜良質和黃金歲月都銷蝕在各種“救火”應景、寫各類緊跟形勢的應時文章中。金應熙這樣的聰明人，內心何嚐不充滿痛苦？如他所言“不能拿出像樣的著作”，早在政治運動風起雲湧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成為他自己無法為外人道的一塊心病。晚年蓋棺，雖然也有“工運專家”、香港研究學者等一堆頭銜，但真正熟悉他的人卻一聲歎息：可惜了，這麽一位人才……

　　金應熙的口袋裏裝著兩份發言稿，但誰能捫心自問自己的口袋裏有多少份發言稿呢？麵對金應熙，誰能有更多的道德優越感？雖然不再生活在那個嚴酷的年代，但麵對利益之惑，大勢所趨，我自己曾有過多少次言不由衷？金應熙不管從官從文，也算是有真才實學的一代名家，今天那些以文博名、以名弄權、以權養文的附庸風雅之人，還見得少嗎？最怕文人無行時，那種官字兩張口，有奶便是娘，口口聲聲超然物外，實則寸土必爭，寸權不放的文人，今天是多了還是少了？

　　第三位，是“既癡且堅”的劉節。1967年，全國已瘋狂至極。失明多年的陳寅恪已然成為鬥爭焦點。當年底，紅衛兵要抬陳先生去大禮堂批鬥，陳夫人知道虛弱的陳先生要是真的被拉出去，可能就很難保命回家了，於是她出麵阻止，卻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此時，陳寅恪的學生、中山大學前曆史係主任劉節挺身而出：讓我代表老師去挨鬥！批鬥會上，“小將”們對劉節輪番辱罵、毆打，之後又侮辱性地問劉節有何感想，劉昂起頭，凜然答曰：“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話音一落，招致紅衛兵們更加猛烈密集的拳頭。

　　其時，劉節已是66歲的老人了。一位66歲的學生代替77歲的老師遭受人格和身體的雙重蹂躪，卻還能喊出“光榮”二字，是何等的石破天驚！他是陳寅恪資曆最深的弟子，受業於清華國學院數位名師門下，在學業上得益於梁啟超和王國維，在精神與氣節上則主要得益於陳寅恪。1919年，當老師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時，正是劉節等學生出麵含淚請求陳寅恪為王國維寫下那篇著名的碑記文，“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與三光而共光”，這穿雲裂石的箴言，在劉節心中可謂洪鍾大呂，永銘終身。

　　在“文革”中，劉節受到戴高帽、剃光頭、被抄家、遭毆打、罰勞改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艱難的時期，劉節仍寫下這樣擲地有聲的人生信條：“人格同學問是一致的，決沒有學問好而人格有虧的偉人。假定有這樣的人，我們來仔細考查他的學問，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談，因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他表示：“假定有一種勢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靜為學，我當然要抵抗。……設若有一種勢力要阻礙我的誌向，使我不能如願以償，我當然要拿出毅力來。”

　　在那個精神上兵荒馬亂的時代，多少人無所適從，又有多少人進退失據？劉節這樣一位柔弱的老人身體裏，究竟包裹著怎樣堅硬的骨頭？

　　劉節的錚錚鐵骨，人所共知。上世紀10年代，舉國開展對胡適的批判。過去與胡適有過往來、接觸的學者，紛紛忙於檢討、揭發批判胡適思想的危害性。而劉節卻公開說：“批判胡適，搞壞了學風，百年後自有定論。”到了1918年夏天，舉國迷狂掀起“大躍進”運動，劉節再次發出不合時宜的逆耳之音：“什麽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一起發瘋倒是真！”

　　1918年，劉節很快成為眾人針鋒相對的活靶標。批鬥的場景滑稽可笑，挑戰劉節的是中山大學曆史係大部分師生，橫刀立馬的堂吉訶德隻有一位，那就是孤零零的劉節。他平時在課堂上對學生講得最多的是：“曆史家要有很強的自信力，一個曆史家要堅定不移，不要因為一時的風浪而動搖不定。”現在，他的同仁與學生都大兵壓境，看他能否實踐自己的諾言了。十五位同仁聯名寫了一張題為《劉節，請你批判唯心論》的大字報，咄咄逼人地喊話：“曆史上的唯心論者，滿口仁義道德，實際壞事做盡。”孤軍奮戰的劉節奮起反駁：“我的唯心論是特殊的，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盡管遭到全國學術界的猛批，但直到1961年的一次會議上，他仍然說：“我是學孔子的，我從孔子得到了好處，我不能忘恩負義，馬克思主義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學說我用得上。”

　　劉節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堅守者，也是師道尊嚴的捍衛者。1918年7月9日，在批判史學界“厚古薄今”山雨欲來的政治風潮中，劉節被暗示隻要他出麵批判陳寅恪，將會很快過關。批判會上，劉節慢條斯理說話了：“批判（陳寅恪）有如大興文字獄。清朝乾嘉時代的學者不敢講現代，隻搞考據。因為當時大興文字獄，講現代者要砍頭，比現在還厲害……”批判會頓時變成聲討會，與會者憤怒聲討劉節已經站到敵人的立場上，完全與人民為敵！

　　劉節才不管這些呢！這位久負盛大名、並已過知天命之年的教授，逢年過節照樣到陳宅看望老師，不僅執弟子禮甚恭，而且正式行傳統的叩頭大禮，一絲不苟，旁若無人。1961年春節，中山大學與曆史係組織人員上陳宅拜年，看透世態的陳寅恪嚴加拒絕，搞得校方十分難堪。隻有61歲的劉節一人私下裏硬著頭皮闖進門去，在陳寅恪大發脾氣聲中照樣行叩跪大禮。

　　陳寅恪這三位學生所走過的道路，無疑在今天的中國具有相當的典型性。無論時代如何演變，人同此心，凡同此理，種種表現，大抵如此。學問可以不做，人卻不可以不做；學統也可以不要，人格卻不能不要。沒有人格的獨立，哪有獨立的精神？沒有意誌的自由，又何來自由的思想？這話說說容易，求仁得仁之難，每個人都能意會神傳，做起來卻遠不是這麽簡單。

　　其實，文人無行之惡果，沒有比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筆下《拉摩的侄兒》更甚的了。狄德羅以驚人的敏銳洞察了所有投機文人的投機心理。和巴爾紮克《高老頭》中的伏脫冷一樣，這部小說給了我極大震撼。

　　《拉摩的侄兒》是一部對話體的哲理小說，是一部驚世駭俗的作品，它通過一個放蕩無恥的人物“拉摩的侄兒”的言語，使他的靈魂和盤托出，一個極其複雜的畸形人物便躍然紙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閱讀此書後受到深深的震撼，馬克思稱之為“無與倫比的作品”，恩格斯則譽之為“辯證法的傑作”。

　　拉摩的侄兒是一個潦倒文人，長期過著流浪生活，以教唱為生。隨著生活的浮沉和環境的變遷，他就像魔術師一樣不斷變幻著自己。但他絕不是個一般的流氓無賴和墮落文人。倘若我們進入他的靈魂深處，就可以看在他身上，人類的才智與愚蠢，高雅與庸俗，瘋狂與沉靜，正確思想與錯誤思想，卑鄙低劣與光明磊落那麽奇異地融為一體！再沒有人像他那樣深刻地意識到自我的尖銳矛盾和個人的雙重人格。他對人生有精辟的見解，對社會有深刻冷靜的分析，他那尖銳犀利的言辭能引起人們那麽多的思考，而他的揭露和唾罵又是何等的有價值。他不僅憤慨譴責社會不平，而且明確指出是金錢和財富遮掩了社會的惡習和罪行，一針見血指出了社會弊病的要害。他清楚地看到在拜金主義、人欲橫流的社會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何等的冷酷和殘暴。“在自然界中，一切的種類互相吞噬，在社會中，各種地位的人互相吞噬”。

　　他如此激烈地揭露和譴責現存製度，毫不留情地撕下現實社會的假麵具，但卻又從根本上否定了人類社會道德正義的存在。在他的心目中，根本沒有什麽祖國和人民的位置：“從北極到南極，我隻著見著暴君和奴隸”。他更沒有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感，甚至連對自己妻子、兒女應盡的義務也沒有--“拉摩應該保全他的本來麵目，做許多富有的強盜中間一個快活的強盜”，這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標，就是他的全部人生哲學。

　　拉摩的侄兒的作惡是在對社會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他的墮落完全是自覺自願的。他對社會的冷嘲熱諷，深刻揭露，甚至頓足唾罵，無非就像一個無賴去指責流氓，或一個流氓指斥無賴一樣，最終的目標還是要合夥打劫而同流合汙。他看到了弱肉強食的現實，看到了社會的殘酷黑暗，非但不否定它、反對它，而且積極地肯定、適應它：

　　我多少次對自己說：“喂，拉摩！巴黎有一萬張豪華的圓桌，每張桌安排十五人到二十人的席位，而所有這些席位中竟沒有一個是你的！有許多錢袋滿裝著金幣，這些金幣或左或右地流出來，但沒有一個金幣落在你的手上！……成千的無聊的陰謀家都穿得很體麵，而你將要赤身裸體！難道你愚蠢到這步田地嗎？難道你不會像別人那樣諂媚嗎？你不會像別人那樣說謊、發誓、作偽誓、許諾、守信或食言自肥嗎？你不會像別人那樣四腳在地上爬著嗎？”

　　這些就是他經常的獨白，是他的信念和“祈禱詞”。他的心胸如此坦率，又如此矛盾。一方麵他無情地唾罵、揭露並鄙視醉生夢死的上層社會，一方麵又死皮賴臉地要鑽進去，做統治者的幫閑，低三下四，任人作踐。甚至為了一個銅板他也曾“吻過小胡絲的臀部”。而這一切的目的都在於獲得金錢。如果有一天他富起來，就不僅要吃好的、賭錢、喝酒和玩女人，而且還會像一切重新得誌的乞丐一樣--“我就會把他們施於我的侮辱回敬他們！”他要用同樣的殘暴回敬這個冷酷的社會，他譴責惡行又要製造罪惡。真是坦率得可愛，又惡毒得驚人。

　　憑借他的聰明才智，完全可以有所作為，對人類有所貢獻，但他卻始終是社會的“多餘人”，一個蠢蟲。無怪乎狄德羅也驚訝道：“這樣的精明和這樣的卑鄙在一起，這樣正確的思想和這樣的謬誤交替著，這樣一般的邪惡的感情，這樣極端的墮落，卻又這樣罕有的坦白。”

　　盡管他自輕自賤，厚顏無恥，但內心並不平靜：“我懂得對自己的輕視，天生我才，卻一無所用，這才是一切痛苦中最殘酷的痛苦。一個人到了這步田地，幾乎比沒有生出來還好些。”當他卑賤地取悅於權貴的時候，他甚至這樣可笑地想：

　　當他們收留我們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曉得我們的本性，我們自私、卑劣和背信棄義的靈魂嗎？如果他們認識我們，那就很好。彼此就有了不言而喻的協約，他們將要給我們好處，而我們早晚要以惡意來報答他們對我們的恩惠。

　　這種農夫和蛇似的流氓哲學，真誠和坦率簡直到了令人可愛的地步，使他的醜惡甚至披上了一層馬戲團小醜似的詼諧外衣。

　　拉摩的侄兒的人生哲學看似很達觀，閱曆很深厚，他玩世不恭地聲稱自己要做一個富有快樂的強盜，但他並不快樂，或者說內心其實有些悲涼。靈魂的悲劇造成錯落的性格，墮落的性格滋長可悲的靈魂。他的玩世不恭和看透世界其實很不徹底，既不像宗教信徒那樣否定現世而寄望於來世，更不是無為而治去靜觀其發展，而是一種赤裸裸的無賴享樂主義，帶著一種深刻的人生淒涼。他說：“在最後一瞬間，我們都同樣地富裕了，伯爾納用盜竊、強奪、和使人破產的辦法留下了二千七百萬金幣，和什麽也沒有留下、慈善院將給一塊裹布作為他的壽衣的拉摩是一樣的。”“不管你是在大理石下麵成是在泥土下麵腐爛著，你總是腐爛。”人死皆空，一切還有什麽意義呢？這是一種何等的淒涼和虛無。他向“我”反問道：“你們相信有一種給所有的人造出來的同樣幸福。這是多麽奇怪的幻想嗬？”他根本不相信任何真理，不相信人類會走向光明和進步。他的議論很容易使我們想起《浮士德》中的魔鬼和《高老頭》中伏脫冷的語言來。

　　拉摩的侄兒厚顏無恥的自白變成了對現存製度的無情控訴，而恰恰是這種製度產生了這樣的人物。他是新舊交替時期所產生的一個怪胎，是人類文化思想之樹上結下的一個毒果。狄德羅以深邃的思想和高度的藝術表達能力，表現了一個可悲的震撼心靈的靈魂。大師的心靈都是相通的，陳寅恪也認為，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沉淪不遇。

　　那麽我們熟視無睹嗎？對此，狄德羅這樣語重心長地說：

　　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現了這樣一個人，他會像一顆酵母一樣，開始發酵，使每個人都恢複了他自然的個性的一部分。他動搖著和鼓動著人們，他令人們對他表示讚許或斥責，他使真理顯示出來，他使人認識誰是善良的人。他把惡棍的假麵具揭穿了；這時候有知識的人才傾聽他並且學會辨別他們。

　　那麽回到易先生的“意義”之問上來，是否隻有鐵屋中的沉默一途？胡適先生早年的回答是有名的四個字：“功不唐捐。”他在《信心與反省》一文中就說：“我們的前途在我們自己的手裏。我們的信心應該望在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下什麽種，出多少力。”“播了種一定會有收獲，用了力決不至於白費。”世界上不乏“拉摩的侄兒”這樣的人，但國家進步民族覺醒的真正推動力量，卻隻有劉節這種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是精神文化的薪火相傳者。劉節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一生堅持學術的獨立，捍衛學術的尊嚴，不為任何時代潮流所動，治學與為人一以貫之，他說：“這樣的學問才不僅是為謀生的職業，而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真生活。這種生活是很快樂的，是前途無量的，這才是真正的成功。”劉節所堅守的，在我們這個時代也式微了，這才是真正的悲哀。無數時代悲劇已經啟示我們，知識分子再也不能跪著學舌，而要站著思考，這裏我更願意引用資中筠先生的幾句話：

　　當前我國急需開啟民智，掀起一次再啟蒙……造成的精神枷鎖，否則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縮之虞。在這方麵，號稱“知識分子”者責無旁貸……首先，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製“頌聖文化”，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麵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平等、憲政、民主，這可以說是今天的“道統”，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無關“西化”或外部壓力。……見縫插針地做一些紮實的啟蒙工作，繼承百年來先賢未竟之業，建設以民主和科學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時日，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興或許有望。（資中筠：《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

　　原載《隨筆》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