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九章 午夜來獾--關於自然生態文學

　　張煒

　　一

　　這裏說一隻獾的故事，用以詮釋和感悟不同的生命與自然的關係、揣測其中的一些奧秘。

　　在山東半島東部海角的林子裏，有幾條通向海洋的幹涸的古河道、一些無水的河汊。這種地理環境有利於一種叫做獾的動物的棲息。有一年當地要建立一處文化設施，就在林子的一角圍起了一塊荒地，麵積約有一百餘畝。從幾萬畝的林區來看，這一百多畝太微不足道了，而且是樹木相對稀疏的地方。它由一道加了柵欄的矮牆為界，算是與茫茫林野隔開了。幾幢不大的房子在柵欄牆內建起來，並養了一條叫“老黑”的大狗，它與看門人老陳形影不離。由於這個圍起的地場遠離鬧市，所以入夜後非常安靜，除了傾聽若有若無的海浪，再就是林中傳來的幾聲孤獨的鳥鳴。

　　可是不知從哪一天開始，人們發現每到半夜大狗老黑就緊張不安起來，最後總要貼緊著老陳的腿盯向一個方向，脊毛豎起一陣猛吠。這樣的情形幾乎每夜都要重複，時間總是午夜。有人就問老陳那是怎麽回事？老陳肯定地回答：

　　“那是一隻獾，它一到半夜就要翻牆進來。”

　　“為什麽？”

　　“我也不知道。”

　　日後有人尋過那隻獾的蹄印，稍稍研究了一番，結論是：這隻獾曾經在柵欄牆圍住的地方生活過，因為牆內有一截老河道，兩條幹水汊上有幾個洞穴，大概其中的一處做過它的家。總之，它每到了半夜就要想念家園故地，所以這才翻牆入內，夜夜如此。

　　按我們的想象和推論，柵欄牆外邊是無邊的林野，那裏才是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也更適合它的生存，而且有更多更長的老河道和水汊--但問題是隻有這片被柵欄圍住的地方才是它的出生地，於是任何地方都不能替代……這隻獾是如此的固執，無論是明月高懸還是漆黑一片，隻要到了半夜就要攀牆過欄進來，惹得老黑不停地吠叫。

　　主人老陳不得不一次次平息老黑的怒氣：“讓它來吧，礙不了咱們什麽，它不過是進來溜達溜達。”

　　一隻獾尚且要念念不忘自己的家園，更何況是人。

　　事實上人對故園、對遭到踐踏的土地所表達的憂傷和憤怒已達到極點。比如我們有“自然生態文學”--它在國內通常被稱為“環保文學”。

　　作為一個文學的主題，它與今天的物欲主義潮流是格格不入的，並且站在了這個潮流的反麵。它反對為了滿足物欲而向大自然無限度地索取，主張節製開發和保護環境。作為一個文學門類，它在世界上越來越時髦了。它闡述的主題和內容直接涉及到人類的生存之危，並預兆了更多、更複雜的問題，其意義遠遠超出了文學本身。

　　人的不安與焦慮是一個老舊的話題，但人類在網絡時代所表現出來的巨大惶惑倒是前所未有的。人們安靜下來也會有“午夜的衝動”，渴望返回自然，就像那隻被柵欄矮牆圍在外麵的獾。不同的是人卻難得攀牆而入。由於隔了這樣一道不可逾越的牆，人對自然的叩問和深思就變得越發急切了，並且要用比以往更激烈的方式表達出來--文學方麵的表現隻不過是一個側麵，是其中的一種而已。

　　網絡時代將海量信息推擁到周圍，充斥在各個角落，真正是無遠弗屆。人的日常判斷依據主要是遠離現實的二三手的東西，不得不在虛擬的生活中遊走，變得不安和脆弱：再也難以腳踏實地，常常要忍受一種極大的不自信和懸空感。人的內心也有一片安居的大陸，它現在正一點一點地抽離--這種難言的痛苦無時無刻不在折磨我們。正因為這樣，二十一世紀的文學有了某種共同的匆促和焦慮感。嚴格來講，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如果缺少了這樣的恐懼，就談不上時代的深度，也是不真實的。

　　二

　　說到“自然生態文學”的寫作概況，因為我不是專門研究家，難以係統地總結，而隻能說說印象。我個人感到的真實狀況是：現在的文學寫作或者是不太關心自然生態，或者是格外關心。前者是十九世紀之後的文學所呈現的總的趨向，它伴隨了現代主義“向內轉”的集體特征，打量外部世界的目光紛紛收攏到了人的自身；後者則往往是依據現實功利而生出的強烈責任--這種通常被稱為“環保文學”的，常常是一些直接的呼籲之聲，一些記錄和陳列。

　　環保文學與物欲主義主潮到底是怎樣的關係？這裏還需要做一個甄別。物欲主義導致了生態惡化，生態惡化又威脅到物質的持續增長，甚至是最基本的生存，所以人們才要大聲疾呼。這當然是容易理解的，是必須的和必然的。

　　但作為文學的表達，它的目標和情懷，理應與現實的操作有所區別才好。這二者的混淆是可惜的。因為從現實層麵來說，為了向大自然有更多的、持續的索取，要求有所節製是必然的，采取嚴格的規劃也無可厚非。這是物質化社會存在下去的通行邏輯。而文學作品則不然，它感人至深的力量卻要來自非功利的心情，要有所超越。

　　功利化的、太切近和太直接的文學表述，將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物欲主義潮流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不是因為擔心生態惡化影響我們的生存，我們的文學還會痛心疾首地為之呼號嗎？答案是不一定或不太可能。原來我們所謂的生態文學中的焦思不完全是出於愛，不是出於人類對大自然應有的敬畏感和責任--也就是說，不是更高意義上的善意，而隻是因為恐懼、因為不能向大自然持續索取而產生的憂慮。這就是某些“環保文學”的遺憾。它沒有，也不可能化進生命的渾然和本能的感受之中，結果就從文學的肌體上剝離下來。

　　其實所有的文學都應該葆有人性的深度好奇，深入生命世界的本質--如果剝離下來，成為了一個專門的文學類別，就會在文學表達上陷入過分的自覺，並表現出功利心的峻急。這就走向了反麵。

　　實際上所有的文學寫作都應建立在自然生態的背景之上，而不是相反。無論何時何地，大自然永遠都是生命的基礎，文學表達一旦脫離，就會變得浮淺和狹窄。這恰恰也是網絡時代、一個文學小時代的特征。文學離開了萬千生命簇擁的自然和大地是不可思議的。

　　但是，強烈而直接的功利性也會使“生態文學”喪失應有的詩意。人對大自然的各種欲望，包括依賴和敬畏，都是渾然天成的，是生命的固有之色--它在許多時候是拒絕分析的。在文學中，這種生命情愫與本能無法量化、無法抽出。我們所謂的某些“環保文學”，正因為使用了文學上的“離心機”，於是就從整個生命體驗中甩了出來。

　　三

　　二十一世紀文學與自然生態的關係呈現出某種怪異和畸形。它是漸變的、由來已久的。其實不僅是生態文學，任何題材的文學寫作與現實的關係，都應該是超越功利主義的。文學對現實的過分自覺，會走向自身的單薄和膚淺。比如在剛剛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在改變自己的寫作主題，與以往的差距越來越大：手法更多了，狀態更活潑了，以往的那種簡單的理想主義、粗暴和單一的思想和藝術表達開始被拋棄。

　　不過當代文學在具有了全麵激活、呈現蓬勃生機的同時，也表現出對物欲的徹底臣服，即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這個時期，生命的自然感受力大幅度退化，人們對大自然或者視而不見，或者目光變得尖利起來--那是攫取的目光。

　　時至今日，二十世紀末開始的那股物質主義潮流更加猛烈了。在文學寫作上，即稍稍超越於“時代”和“潮流”者雖然極少，但總還是有的。比如縱觀新時期至今的一段文學裏程，會發現為數不多的“個案”，他們的麵貌多少有些不一樣，總算保持了一點生命的自然氣息。

　　這一部分人並不完全依從時代的風尚，也沒有那樣及時和匆忙地調整自己的寫作，而是一如既往地遵循心路的指引，服從自己對生活的長期探究，從而滿足個人的藝術表達。這使他們有可能成為一些單獨工作的人，葆有一份生命的淳樸。

　　人陷入物質主義潮流之後，再要葆有對大自然的敏感和敬畏之心將是十分困難的。曆經了現代主義對“心智”的全麵開發，又進入了一個物質與網絡的時代，作家讓自己的心身重新感知大地，這是難上加難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人與自然的關係理應是比較親密和貼近的。但是進入劇烈的市場競爭之後，這種關係不僅蕩然無存，而且走向了一種底層機智和實用主義的劣質，表現在文學寫作上，就是各式各樣的機會主義的盡情表演。

　　中年作家盡管處於最富創造力的年華，但因為具備了利益熟透的生存經驗，所以難以通過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驗。他們本來應該成為這個時期重要的文學和精神指標，卻沒能阻止自身的潰散。這個時期的文學表達是充分物欲化的，無法避免汙穢、性和暴力，犬儒主義，粗製濫造等等，有時會有一種被淹沒感。涉世不深的年青一代因為昨天的記憶不多，成長在新的物質環境中，於是擁有了格外隨意和潑辣的表達--他們與整個潮流的關係常常是親密無間的。

　　在今天，不同年齡段的寫作，在各自的創作所追求的目標上，實際上有一種異曲同工之妙：鮮有例外地追逐著市場效應。這就進一步脫離了永恒的思索，喪失了大自然的坐標，不再追求真理，格局空前變小。

　　閱讀中國當代文學，每每會有這樣的一種感受：我們擁有當前物欲世界的最龐大的一支伴奏隊伍。在這方麵，我們如今真的已經是“後來居上”了。透過表象的種種分析，很容易得出的結論是：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的第三世界，急於學習發達國家的文學，也極有可能學到其中最壞的部分，毫不猶豫地丟棄自己美好的民族傳統。時至今日，他們要比以前所鄙視的“墮落的西方”更多更淋漓地寫到性和暴力、更大幅度地展示“人性的惡與委瑣”--這在通常情況下會是閱讀中更為刺激的部分，也是“解構”和“解放”的靈藥和猛藥。

　　中國傳統通俗小說中並不缺少這樣的元素：我們有千奇百怪和極盡想象力的關於性和暴力的描述，這方麵並不稍遜於商業主義物質主義的西方。從曆史上看，中國古代的齊國在發展經濟的最能幹的人物管仲的管理下，國都臨淄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龐大的妓院。至於說暴力和酷刑，同時期的秦國有一個宰相商鞅，他炮製的嚴刑峻法大概是人世間最罕見最殘酷的。不幸的是這二位總是受到後人不吝言辭的極度稱讚。所以說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文學與生活都有各自的傳統，二者在交流和學習中總要對接，問題是不要把其中最可怕最惡劣的部分交集起來，一旦這樣也就糟透了。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希望在這場震耳欲聾的物欲大合奏中聽到獨奏和獨唱，看到能夠置身於生命曠野中的人--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五六千年的古老文明，總會貯藏起這樣的精神能量。

　　四

　　在曆史上，對現實的功利性有所超越的文學總是難忘的。這裏談談孫犁和汪曾祺，他們在當時和今後的意義，都給我們以啟示。

　　先說孫犁。這位文筆優美的作家經曆了戰爭，是我們熟悉的那一代革命作家。這個創作群體的主要特征是配合戰爭和階級鬥爭，以筆為槍，其作品是隆隆前行的革命列車上的一件件行李--有時也被視為“齒輪和螺絲釘”。可孫犁稍有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在同樣擁有濃濃的戰鬥和硝煙氣息的同時，個人誌趣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他描述山地的鬥爭，蘆葦蕩裏的戰火，公社化的過程，但這更多的隻是作為一種生活背景出現的--更大的背景卻是山川大地，即令人迷思和愛戀的自然，它下麵發生的故事才是各種各樣的，作家要用自己的筆來描寫和繪製。

　　這就有了一個個迷人的女性形象，她們含蓄的耐人尋味的心情表達得多麽生動逼真。這在當時的文學中是十分少見的，現實功利性較弱，因而顯得格外觸目。作家對女性的涓涓柔情，特別的愛惜之情，獨到的觀察，都充盈在字裏行間。這是比一般的兒女情長更深邃更細致的東西，它來自恒久不變的人與自然的關係：最別致的青春形象，迷人的天籟，無法言表的生趣。可見在那個統一的潮流和文學氣氛中，孫犁在一定程度上超脫了出來，保護了自己的藝術空間，並在這個空間裏生長起來。

　　再說離我們更近一點的汪曾祺，他的主要創作期就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代表作更是八十年代初產生的。同時期的作家在寫什麽？大家大致在寫兩個方麵：一是繼續對極“左”文化專製的控訴，二是對新時期新氣象新成就的歡頌。但汪曾祺基本上沒有寫這兩方麵的內容，而是獨自沉浸到往昔的回憶中去，把老舊生活的場景一一追記下來。這其中滿是他的個人誌趣和性情，十分飽滿。

　　他玩味往昔的做法，今天也許不算多麽特異，在當時卻是極為另類的，一般讀者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那時候人在現實的“潮流”之中，也就無暇顧及大自然所賦予的斑斕人性、大自然本身。

　　由此可見，孫犁和汪曾祺都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脫離自己身處的現實潮流，盡可能地保存了自己生命中應有的單純和樸實，具有一定的精神自由。當然，他們因此而成為那個時期難得的文學收獲。

　　那麽到了時下，我們究竟有什麽值得樂觀的方麵？這才應該是討論的重點。我們的樂觀在於：目前羅列的這一切雖然令人憂慮，但還不是完全無望，因為屈指算來，在短短的半個世紀的曆史中，作為寫作群體這起碼是第二次對潮流的“順馴”了--上一次是六七十年代，那時的文學主潮是寫“階級鬥爭”；而這一次則是對物質欲望的集體追逐和仰望。

　　這兩股文學潮流從表麵看起來是呈現兩極狀態的，但它的內裏、它的本質含義都是相同的：寫作匯入並跟從社會思潮與時尚，其境界並沒有區別和超越現實操作的功利層麵。當代文學在這兩個潮流中都未能幸免，也都是同一種命運。從人性和藝術的規律上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以後的文學命運也要大致如此。不過我們麵臨的是本世紀的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於更長的一段時間，我們是否可以企望藝術家的想象力、獨立性和人格的力量，有一個稍稍不同的麵貌？

　　中國有句老話：“事不過三”，意思是說，同類錯誤重犯“第三次”就很愚蠢很不妙了。由此說來，我們的當代文學仍然是有希望的。

　　五

　　東部半島上那隻午夜出沒的獾始終是沉默的。可是它即便發聲，我們也無法與之交流，隻能一邊窺視那張可愛的花臉，一邊猜測它的行為以及心緒。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是為了“生態”問題而來，它還沒有那樣的自覺。它對故園的留戀是一種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它在黑夜裏嗅著往昔，走走停停，如此而已。對這道矮矮的柵欄牆和所有的人工痕跡，它除了費解還有恐懼，所以它對自己的行為非但沒有強調和炫耀，而且絕不呼喊和喧嘩。它甚至有些羞澀，當然不會在陽光下進入，而必要選擇自己的午夜。它有家園記憶的本性，是這個本性讓它痛苦。

　　比起這隻獾，我們現代人也許喪失了這種痛苦--那種摻雜了懼怕和莫名羞澀的情態，我們人類是沒有的。我們麵對自然也許是清晰的責任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勇氣--可也恰恰是這種勇氣，把我們賴以棲身的大自然給徹底毀掉了。

　　我們急切的功利性無所不在。我們的傳統中也許有著過多的實用主義的心智，並且從現實操作的層麵上給予了不適當的推崇。比如長期得到讚賞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我們就將現實應用和精神推崇混為一團--現實生活中，有人正是出於對“覆舟”的恐懼，才有了對“水”的善意。可是我們不禁還要設問：既然乘舟者也來自“水”，“水”才是他的母體，即便“水”不能“覆舟”，不是也要對它愛惜與敬畏嗎？這應該是乘舟者的本能與責任。因為懼怕而不得不施與的“善意”，當然是大打折扣的。

　　我們文學中對待自然的態度，一如對待“水”的態度：現實的社會治理不可不考慮這種“水舟”邏輯，可是文學上卻要上升到道德與理想的層麵，回到生命的感動。這是有所不同的、不容混淆的。我們熱愛自然，保護自然，不是因為害怕報複，更不是為了有效地索取，而僅僅因為她是萬物的生母、她的無可比擬的美、她的神秘動人，還有--我們隻是她的一粒微小的分子……

　　如上說到的那隻獾，它僅僅是置身於自然之中，與萬千生命融為了一體。它是懵懂渾然的，可能絲毫談不到自覺--就這一點而言，與我們人類是有本質區別的。人早就從那種渾然之中走了出來，與自然傲然對立，所以就與大自然的情分上論，已經遠遠不如一隻獾了。

　　從文學中考察人與自然的關係，會發現不久前的人類還不是完全如此的。比如我近來再次讀了《白淨草原》，這隻是十九世紀的作品，它記錄的天籟、神秘無盡的自然，更有人與之不可分離的依存關係，那種生活狀態，又一次深深地打動了我。這喚起了我的陶醉，我追求的另一種生活，以及願意為保衛我們曾經有過的那種日月而鬥爭的衝動。它不是“自然生態文學”，但它顯然更有力量和作用。還有《離騷》，它寫滿了自然之美；甚至連《瓦爾登湖》，也不是我們慣常所理解的那種“自然生態文學”。再近一些，就說孫犁和汪曾祺吧，他們的柔美篇章裏有多少大自然的描寫。他們自己和筆下的人物，都是躺在大自然母親的懷抱中呼吸的生命--他們的這些作品因為真實自然和格外飽滿的生命內容，才讓我們更加感動，並能夠長久地記住。

　　對比一下，我們就能夠很容易地將不同時期的文學質地區別開來：以前的人對於大自然的情感是難以分離的，是混沌無界的，是沉浸其中的；人對自然的歌頌或牽念不是出於無奈之情，也不是因為逼迫而生出的責任心，更不是出於對物欲的關切而推導出來的功利心；那時的“生態文學”如果有的話，當是更純粹和更高境界的，因而也是更為激動人心的。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明白這不僅僅是在談論“自然生態文學”，而是憂慮我們現代人的生命質地、不同的質地所呈現出來的不同情狀、網絡時代文學中的生命倫理問題。

　　如果說梭羅隱隱表露了對於現代化即將來臨的恐懼和深憂，那麽現在已經再也找不到“瓦爾登”了，我們已經陷入無可逃遁的絕境。我們在嚐試追問：我們文學中一以貫之的強大的人道力量、我們追求真理的恒心，今天能否恢複？在這種修複中，我們可能會對物質主義保持一種戒備，這並不難；難的是其他，比如我們怎樣還原和追溯渾然一體的思想境界--人對自然擁有了“現代”理解力之後，還能否尋求和借助生命中的本能力量？這種力量由於沒有了簡單和直接的責任與功利，從而具備了更深更強的文學感動力。

　　因此我們才注目那隻午夜來獾，稍稍留心它的行跡，體味一下它與我們有什麽不同，它的沉默和羞澀到底來自哪裏、因為什麽？

　　原載《天涯》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