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七章 莫言了不起之種種

　　劉再複

　　之一：莫言是文學英雄郭靖

　　1011年底，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舉世聞名的諾貝爾文學獎。由於諾獎非凡的世界影響力，莫言能獲獎所引起的各方爭議也就不足為奇。不過，正常的爭議應在“審美判斷”的範圍內進行，即討論其文學水平是否名副其實。但目前對莫言的爭議中卻設置了太多的“政治法庭”與“道德法庭”，指責莫言為“鄉願”，就是一種嚴酷的、膚淺的、帶政治性的道德判斷。這種判斷之所以淺陋，是因為它完全沒有麵對莫言的“根本”即莫言的文學創作。莫言的深邃精神內涵和“莫言”這個名字所呈現的良知方向，全在作品中。隻要閱讀一下莫言的作品，就會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現出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氣和道義水平。從《透明的紅蘿卜》到《蛙》，他的所有作品都直麵中國社會現實，直麵中國國民性。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良心的呼喚，都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火熱的正義感與道德感。莫言創作了十一部長篇小說、三十篇中篇小說、八十多篇短篇小說、五部散文集、九部影視文學劇本以及兩部話劇作品。莫言著述等身，但隻要讀一部《天堂蒜薹之歌》，就會感受到作品中磅礴的浩然正氣和大悲憫之心。小說中的中國人是那樣貧窮，那樣可憐，那樣卑微，那樣悲慘，那樣無助；而站在中國人頭上的鄉村小官僚又是那樣凶惡，那樣殘忍，那樣虛偽，那樣狡黠。讀了莫言小說，再麻木的心也會哭泣。

　　當然，作家的現實主體性與藝術主體性是有差距的。莫言在寫作中把個性、人性、野性甚至“魔性”發揮到極致。作為作家，莫言時而像大魔術師，筆下的語言魔術、情節魔術、主題魔術、手法魔術等變幻無窮；時而像“撒旦”，把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權力敘事”和“政治意識形態敘事”完全顛覆了。但我們不能要求莫言在現實生活中，也應充當魔術師與撒旦。我喜歡莫言，正是喜歡他在寫作中才華橫溢，而在現實生活中卻有點傻。要是莫言太聰明，決不會有今天的文學成就。我能理解莫言，他是一個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學創作的人，文學寫作是他的第一生命，為了保護這一絕對生命，他把其他事情看得不那麽重要，也不會認真地動腦筋，甚至沒有什麽感覺。許多才華橫溢的天才麵對政治性遊戲都很“麻木”、“糊裏糊塗”，莫言也是如此。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中的大英雄郭靖，正因為他有點傻，所以才能學到“降龍十八掌”的真功夫；黃蓉因為太聰明，所以隻能學到“打狗棒”的小功夫。莫言就是文學英雄郭靖。

　　之二：莫言是帶上花紋的大鯨魚

　　也有不少人還把莫言的中國作協副主席這一角色與諾貝爾文學獎扯上關係，其實我覺得這兩者之間一點關係也沒有。諾貝爾文學獎之所以有威信，是它曆來隻看“作品”，不看“頭銜”。諾貝爾沒有勢利眼，諾獎沒有勢利眼，這是諾獎一以貫之的尊嚴，也是諾獎贏得全世界敬重的原因。

　　“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共有十四人），是莫言的世俗角色；而“作家”才是莫言的本真角色。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寫作的成功，正是他一直堅守、捍衛住自己的本真角色，讓本真角色像天馬行空、鯨魚躍海，充分地放射出內心蘊含的光和熱，從而寫出世紀大畫卷式的文學傳奇。至於世俗角色的“作協副主席”烏紗帽，對他來說，並不重要，也不足掛齒。和莫言相遇相處過的朋友告訴我，隻要和莫言有所接觸，就會聞到他全身都是作家味、泥土味，根本沒有半點“作協副主席”味，更沒有一絲一毫的官味。莫言獲得這麽高的文學成就，他根本不需要作協給予的頭銜。更重要的是，他當了“作協副主席”之後仍然一如既往地以赤子情懷和大自由的心態寫作。“烏紗帽”沒有成為他的緊箍咒，帶上“齊天大聖”名號的孫悟空還是孫悟空，帶上“副主席”的魔術師還是魔術師，帶上花紋的大鯨魚還是大鯨魚。把“作協副主席”看得很重要的不是莫言，而是莫言的質疑者和文壇表象的看客。

　　勿需諱言，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一直麵臨著諸多層麵的幹擾與困境，但根本的困境並非來自外部環境，而是作家本身內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給的，也不是政府給的，而是自給的。隻有自己意識到自由，覺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莫言是“黃土地上的奇跡”，他生長在貧瘠的鄉村裏，環境惡劣到極點，“困境”困到令人難以置信，可是機遇卻在苦難深重的困境中。莫言給作家的啟迪是多方麵的，其中最重要的啟迪之一是：饑餓、苦難、貧窮、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學最好的搖籃。

　　不過，外部人文環境的自由寬鬆也確實有益於創作，像莫言這種“顛覆性寫作”和他的批判力如此強大的作品，能夠深受讀者歡迎，出版暢通無阻，說明當下作家的寫作自覺與自由度較之前強多了。莫言獲獎對於那些真愛文學、真把全部生命投入文學的作家肯定會產生積極的影響。所謂積極影響，是指創作心理影響。“彼能往，我亦能往”，這一心理肯定會在當代作家中持續擴大。

　　前不久我到李歐梵家，他送我《人文六講》，便談到西方英美小說想象力的貧乏和他們所處的環境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中產階級，其生活體驗太有限了，身邊的現實不夠多姿多彩，對曆史的回憶皆從書本中來……唯一可以發揮的就是敘事技巧。然而，技巧沒有想象力的支撐和現實的視野，也隻能落於玩弄文字的層次。所以有些理論家認為：文學原創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李教授所說的這一西方文學困境，正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機遇。中國當代作家經曆的生活不僅多姿多彩而且還經曆過莫言似的大苦大難、大愛大恨，生活體驗刻骨銘心，倘若能夠充分表述，一定會有所成就。莫言的代表作既有現實的深廣度又有想象的視野，其成功的密碼正是在此。他的震撼力來自開掘現實的深度加上非凡的想象力，而凡是刻意經營技巧的作品，如《十三步》，倒不那麽動人。莫言給中國當代文學提供的基本經驗，乃是敢於衝破一切教條的束縛，敢於直麵現實、直麵人性，把苦難化為資源，把困境化為機遇，把“慘淡的人生、淋漓的鮮血”化作長江黃河似的審美形式，而並非敘事技巧。莫言的成功，不僅啟迪了中國作家，恐怕也能啟迪歐美作家，也許還能刺激他們從沉迷於“敘事技巧”的傲慢中解脫出來。

　　之三：莫言在“上帝的金杯裏撒尿”

　　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中文係讀書，我與他有一段課堂之緣。出國之後，邀請我到科羅拉多大學的葛浩文教授，罷黜百家，獨尊莫言。他不僅翻譯莫言作品，而且整天念著莫言的名字，於是我也跟著念，跟著注視莫言的文學步伐。從1981年秋天至今將近三十年中，莫言給了我四次創作的衝擊波。第一波是他的中篇小說也是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這篇小說，藝術完整，基調淒楚動人。其主人公黑孩，未說一句話，卻見證了那個時代的全部苦難和中國人承受苦難的人間最頑強的生命力。其文學價值決不在《阿Q正傳》之下。衝擊波的第二階段是小說《紅高粱》連同電影《紅高粱》的出現。這部小說從語言上說缺少《透明的紅蘿卜》那種無窮韻味，但在精神上卻進一步把生命之火點燃，同時又顛覆了曆史，即顛覆了習慣性的權力敘事。第二次衝擊波，是《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國》。這兩部作品，一部是現實寫作，一部是荒誕寫作，二者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會批判力度，讓人讀後驚心動魄。第三次衝擊波是九十年代中期所作的《豐乳肥臀》，此部長篇把《紅高粱》的曆史解構推向極致，尤其是把中國人種退化的敘事推向極致。這是一部充分個人化的百年中國滄桑史、情感史、人性史、命運史，像重磅炸彈似的一掃教科書的慣性敘事。最後是新世紀的第四次衝擊波，《檀香刑》（1001）、《生死疲勞》（1006）、《蛙》（1009），一部接一部地爆炸，既是在“文壇”的空中爆炸，又是在讀者的心中爆炸。莫言每一部小說都在突破自己，對於一個已經創造出八部長篇小說的作家，要突破自己絕對不是簡單的事。但莫言卻不斷變幻自己的麵目和手法，把想象力發揮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要完整係統地闡析莫言的文學發展，得待莫言研究者專門細致的探討，在此我隻能說說印象：莫言的第四衝擊波比前三波寫得冷靜一些，而且更重審美形式，更可回味，筆法更成熟，思想性與藝術性更為統一。《蛙》的後半部甚至隱含“我”和“姑姑”的懺悔意識：“姑姑”一生激進，扼殺（強迫流產）了九千多名嬰兒，晚年卻和丈夫捏了九千多個泥娃娃，而且最後捏的那一個，象征的是“我”的精子的嬰兒。這種救贖情懷說明莫言在“一瀉千裏”的寫法中已放人“冷觀”與“審視”，很值得研究者注意。十月中旬我讀了許子東教授評《蛙》的文章，看到他早已注意了這一點，他在闡釋“泥娃娃的隱喻”時，指出“這是一種奇特的懺悔”，很有見地，也對我很有啟發。他的《生死疲勞》，更是心靈、想象力、審美形式的完美結合，絕對是百年來人類文學的經典極品。

　　總之，莫言獲諾獎，從表層意義上來說，它推動和吸引世界更多的眼睛關注中國當代文學；鼓舞中國當代作家更有信心、更有精神地寫作。從深層意義上來說，莫言給中國當代作家最大的啟迪是：文學是最自由的領域，它的創造完全可以天馬行空，不拘一格。莫言把自己的體驗、發現、想象、手法均推向極致，這既是他的“文本策略”，也應是文學創作的文本策略。莫言雖說是在“講故事”，但他卻講出大氣象、大格局、大悲憫，講出荷馬史詩似的大敘述，講出巴爾紮克世紀畫卷似的大結構，這就是靠他不拘一格地創造，不把任何教條、任何金科玉律放在眼裏地創造。莫言敢於宣稱“文學就是在上帝的金杯裏撒尿”，這不是粗野，而是衝破牢籠的大氣魄。魯迅在一百年前作《摩羅詩力說》，就期待中國能出現敢於蔑視教條的摩羅精神、撒旦精神。這種精神，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原載《長江文藝》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