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五章 仰望思想者

　　從維熙

　　上

　　如果不是我記憶失靈的話，記得早在二十年前的1991年，我就在上海報刊上讀到過陳思和與王曉明探尋人文精神的文章。之後，在全國報刊上又陸續讀到王元化、劉再複等人的文章。雖然筆者當時沉溺於中國曆史殘月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負荷和苦難的筆耕，但那次別開生麵的人文精神大討論，還是深深吸引了筆者的眼球，因而到了二十年後的1011年，筆者還是對上述學者存有敬意。

　　何以如此？實因我們中國今日之文學走向，雖然出現了少許攀登文學珠峰的佳作，但也存在不少有失曆史真實的作品；以及以娛樂至死為文學坐標的偽文學，喧囂於文學市場並占有相當的領地。其中，獨占鼇頭的是濫竽充數的電視劇，它們以頌揚昨天曆史與今天成就為名，酒裏摻水成了失真於生活的瓷偶，盡管經不起曆史和今天的過濾，但仍然招搖過市成為人文一景。

　　今年暮春，一位東北的中年文友來訪。一次人文精神的趣談，就是從“變態”的電視開始的。友人首先詢問我如何打發晚上的時間，我說：“我已是年過八十的老朽，晚上和妻子到公園去散散步，或者和朋友通通電話，反正絕不在晚上筆耕了。”他說了聲“妙”之後，然後對我闡明主題：“我年紀雖然比您小幾歲，可是活得沒有你輕鬆。白天筆耕，晚上便賴在屋子裏看那些虛情假意沒有骨血的電視劇。比如，一些寫抗日戰爭的劇目，看了像幼兒園‘逗你玩’的演出--裝扮上近似於今天的時尚美女，她們手拿老式弓箭，竟然箭無虛發，百發百中地射中日本鬼子。您想想小小東瀛日本，不過是個彈丸之島國，何以能占領偌大的中國國土？這些演員不反思我們國民性的殘缺，反而把中華民族之痛，當成魔幻故事胡塗亂抹！因而我常常忍不住要高聲罵上兩句：‘這些粉麵朱唇的玫瑰，你們大概不知道一場血色的抗日戰爭，我們死了三千多萬戰士和同胞吧，簡直是一群沒有靈魂的白癡！’”

　　我說：“要罵首先你該罵咱們作家自身，沒有那些死了靈魂的文人和那支鑽金錢眼之筆，何以會演繹出那麽多低俗作品來？沒有那死了生活真實的劇本出籠，又何以會出台那麽多肥皂劇和那些低俗的演員？如果九泉下三千多萬抗日英魂和死難同胞有知，一定會和你一樣，為褻瀆了抗日戰爭的濃濃血色，而高聲痛斥這些追求時尚的肥皂泡沫劇的。”

　　他開玩笑地用巴掌輕輕打了自己一耳光，自我解嘲地說：“對！對！主要責任不在演員，而在我們這行當裏一些文壇裏的混世蟲！”這是一次使我難忘的人文笑談，但其內核確是今天人文精神的滑坡。其實，我和友人談及的話題，隻是人文領域墮落的冰山一角，自視我們民族缺憾的作品，可謂少而又少。自視民族殘缺和不足，這是文人精神的重大課題--可惜的是，我們文苑很少見到自審不足的作品出世。

　　記得有一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當年“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所發的一張自悔鬥死他們的老師，並拿走老師家文物的帖子。我感動之餘，不由得想起了蘇聯時期在文壇執政的法捷耶夫，早期他按著斯大林意誌整肅作家，讓許多作家流放他鄉，使其中的部分作家的文學才能連同體軀，葬身於“古拉格”及俄羅斯邊陲。後來，他的人文良知終於蘇醒了，於是便有了1916年的一天，他用一顆子彈結束自己生命的人文軼事。

　　可能是受網上那張紅衛兵懺悔帖子和法捷耶夫的良心感召之故，我產生了找一本這樣的書來讀的念頭，於是便去了圖書市場。走進書山書海，終於讓我明白：反省自我的那個紅衛兵，隻是其中的鳳毛麟角。在書海中，我沒能找到一本自審自省的圖書，反而視覺神經受到強烈的刺激：一本本作為精神營養的圖書，像是得了時尚傳染病那般，除了書腰上被係上用以宣傳的腰封之外，封麵上還充斥著奪人眼球的豔麗色澤，外邊還要包上一層薄薄塑料衣裙……我不無感傷地對與同來書市的妻子說：“這些書的裝幀，如同給童真的少男少女，塗抹上麵油和唇膏，用以招徠目光。可是死了文化的自然本色，讓我想起古典小說《畫皮》中的妖狐。”

　　也算是巧合吧，從圖書市場空手而歸之後，適逢三聯書店的總編輯李昕到我家取稿，我不無憂慮地對他說：“時下的文學出版物，都喜歡塗脂抹粉包裝一番。我的回憶錄《黑與白》，是以真為鏡記錄下知識分子的曆史悲歡，希望在外包裝上保留與書籍內容同色。”李昕對我的認知深有同感。作為中國出版界旗手，他對我承諾說：“你說得很對，但我們‘三聯’的出版信條是，不為取樂時尚而丟失人文靈魂。”說著，他拿出一本震撼了許多讀者的新書贈我--那是在當時中國圖書榜中，排名第一的《鄧小平時代》。

　　李昕走了。深夜靜思，深感在當今物欲橫流的世界中，人生中那種沉甸甸“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在一些精神變異的文人中，正在化作風塵縹緲而去。何以至此？文人自身的墮落是主體，客體的誘因也不能回避。筆者記得古代聖哲留下過的兩句治國名言：“假鳳虛凰誤國，臥薪嚐膽興邦。”因而，我們隻著眼於對陽關大道的描述，而回避對中國曆史進程中九曲回腸的反思，是當今人文精神的盲症。從某種意義上去解讀，不僅是對曆史的失公，更是對後人的犯罪。

　　遙想遠古封建帝王年代，漢代文人司馬遷在漢代監獄中，盡管承受了“斷根”的極端懲處，還留下讓國人代代相傳的《史記》一書，讓我們後人撫摸到遠古曆史的跳動脈絡。難道我們當代文人，在二十一世紀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就死了直麵曆史真實的人文之勇，而避重就輕地寫一些應時小賣，以求自我輕鬆？記得從改革開放以來，每次黨中央的代表會議上，都對全黨提出要“求真務實”和“講真話”的要求，但不知何故，此要求到了一些文化部門和某些文人的筆端，總是變形走板。一些胸無強我中華之大誌、又不願去深思曆史的文苑“風箏”，隨著時尚風向，勾勒出一些“逗你玩”和“哈哈哈”之類的鬧劇--至於是否有失知識分子的良知，是否遊離了中華民族自古傳承下來的人文精神，這些是當代文學史不能忽略的話題。

　　筆者在這裏需要言明的是，社會生活中是真、善、美與假、惡、醜並存的，對生活中那些美好向上的事物，理應揮筆高歌。筆者反對的是失真的歌頌，像前文所述“紅顏美女一開弓，日本鬼子就應聲倒地”之類的偽作。筆者恪守的人文律條是：“圓月時當歌，殘月時當泣。”當然月圓和月殘，是指社會與曆史的變化曲線而言，絕非許多詩章中的那輪天上銀月。為了恪守這一人文精神，幾十年來我留給讀者的，大多是中國曆史一曲曲悲歌--因為近二十年的底層生活、知識分子的良知激勵著我，我必須給“文革”殘月時期的斑斑血色留下真實的文字圖像。而在曆史進入改革年代之後，國家用“以人為本”取代“階級鬥爭為綱”之後，精神感受則支持我寫過多篇國家的頌歌。

　　其中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四川汶川地震後，天安門為地震奪走眾多國人之魂降半旗之舉。在我記憶裏，這是新中國開國以來，張揚人性的一聲春雷。之所以這麽說，實因昔日降旗之舉，隻局限於國家重要領導人的逝世。記得“文革”尾聲中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震後不僅讓整個城市瀕臨毀滅，而且奪走了二十多萬生靈的生命；但五星紅旗並沒因這次驚天動地之劫難，而哀垂下其旗幟。進入“以人為本”的曆史新時期之後，盡管汶川地震的亡靈比唐山大地震的亡魂要少得多，國旗卻低垂下來與國人一起掩麵而泣。記得，天安門廣場降旗那天，我正在中山公園迷離的細雨中欣賞鬱金香。因而留下那篇《流淚的鬱金香》--天落淚，花垂淚，我隔牆遙望那麵降下來的國旗，也悲喜交織而流下真情的淚水。

　　這種歌頌，是出自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愛國情懷，與一些文人作秀的文字，絕非同一品牌。這就是筆者一直信奉並實踐著“月圓當歌，月殘當泣”的人文信仰。

　　下

　　“上”文中對人文精神之愚見，是對老、中一代文化人的人文走向，有感而發的心語--其中包括對自身的人文剖析。

　　我個人認為，此人文精神坐標，對90後的文學新星具有參照價值。但不能忽視的是，他們異於老一代文人的是，他們生於改革開放年間，對往昔的曆史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陰晴寒暖，沒有親身經曆，而無從感悟。因而，筆者認知對於文學的新生代，不能苛求他們同前一代文化人的同聲同步--因為文學是生活的產兒，土地是什麽色澤，必然開出什麽樣的花兒來。比如文苑後起的韓寒、郭敬明等，讓他們信筆直書1917年的反右、“文革”初期的知青下鄉，以及“文革”年代“人人挨鬥，人人鬥人”的血色故事，難度是太大了--他們當時還沒有在中國版圖上落生。

　　但相同之處在於，無論你筆觸什麽年代的生活，深藏在文學中的真、善、美的因子，不能因年輪相異而缺失。筆鋒要敢於撕裂假、惡、醜的五髒六腑，為社會的進步出一份綿薄之力。借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要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人文精神，在人生與文學的征途上，既不被金錢、仕途、娛樂至上所誘惑，筆鋒還敢於挑開其背後的故事黑幕。這是恪守人文精神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則是眼睛要向下看，因為在社會底層的悲喜人生中，深藏著國家的渾濁與清明。人活在世界上，不能隻為自己快樂而活著，心扉中不能忘卻中華民族上個世紀被弱肉強食的苦難曆史。故而文人手中那支筆，理應為民族的偉大複興，滴下每一滴墨汁--這應該是超越老、中、青文化人年齡界限，而共同背負著的人文重責。

　　古希臘神話中，有篇名叫“偷火者”的神話：人類在那個年代，還不知道用火取暖，一個名叫普羅米修斯的人，從太陽神阿波羅那裏，偷來了火種以溫暖人類苦寒的心。為此他承受了神中之王宙斯的重重懲罰，被捆綁在高加索的懸崖上不說，宙斯還派了一隻老鷹，天天來啄食他的心髒。但他對偷火給人間之事，不僅沒有一絲反悔，反而為此而自豪。這則神話，讓我聯想起了勞改歲月中一個真實的“偷火者”精神肖像。他名叫薑葆森，當年在清華大學水利係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間他和為胡風申辯的美學家呂熒一起被抓進勞改隊，從此就扮演起“偷火者”的角色。因呂熒一直病魔纏身，薑葆森自己雖然也有心髒病，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當上了呂熒的監號“保姆”。最為動人魂魄的一幕，發生在津北茶澱勞改農場的大蘆花蕩裏：寒冬時節，呂熒病危，薑葆森拉了一輛雙輪木板車，到蘆花蕩裏去割蘆葦，為彌留人間的呂熒取暖。

　　後來呂熒離開了人世，他又在呂熒的土墳前，立上一塊紅磚，用粉筆在紅磚上寫上呂熒的名字。他怕粉筆筆跡被雨水衝刷一淨，又跑到木工房裏偷拿來黏合劑，將其噴射於粉筆字上，以求呂熒英名長存。瞧！這不是續演了“偷火者”的中國故事嗎？因而在右派平反後，我和他成為最親密的朋友--在他因心髒病複發離世後，我特意到他的墓地前默哀，並流下了思念的淚水。之後我將這寫成專文，悲泣當年在文聯大禮堂批鬥胡風時，唯一為胡風辯護的呂熒，並為中國版“偷火者”薑葆森的美好心靈，畫了一幅逼真的肖像。從文學的角度去闡述薑葆森，可謂是苦難中真、善、美的人文典範。

　　除了古希臘神話中的“偷火者”讓我得到人文精神的啟迪之外，意大利雕塑家羅丹用他的雕刻刀給人類留下的一尊“思想者”的雕像，更是讓我高山仰止：他微微弓著身軀，用手背托著他的下顎，神態莊嚴肅穆，似在審視著宇宙中的一切，包括審視自身靈魂。這尊“思想者”的雕像，酷似十月裏成熟的向日葵，低垂著它沉甸甸結滿果實的頭顱，沉思默想著人生。我每每仰望這尊雕塑時，都會感受到心靈之沉重，自身生命的輕飄，從而向往著人生臻美的成熟。一個人--特別是文化人，如果自身不去主動追求生命之重，不正視自身的盲區，精神就會成為隨水而去的無根浮萍。浮萍隨水雖然可以輕鬆並風光一時，但可悲的是不知自己的人文歸宿。作為文化人，是應該在激流中尋覓自身之重的，因為文人不是隨水浮萍和長著四肢的空具人形的木偶，人有大腦可用之思，人有眼睛可用之於審視人間萬象，美者文筆讚之，惡者文筆伐之。“思想者”激勵人，做搏擊風浪的勇者，而不做弱者懦夫。當然作為一個時代前行者的文人，更應蔑視那些以鑽金錢眼為人生極致，而忘卻國家和民族複興的人。

　　當今世界上有如下的兩種動植物，可以與中國社會對號入座：動物中有一種名叫象虱的寄生蟲，它是依附於大象皮毛中，隨大象穿過熱帶密林而遠行千裏的物種；植物領域中，有一種名叫風流草的家族，它自身不會跳舞，但是一旦風起雲湧，它則會聞風起舞。筆者以人文視覺去剖析此宇宙奇觀，無論是象虱依附於大象行走千裏，還是風流草在風潮中舞姿百媚，都不是靠自身力量生存，因而隻能獲得臨時的美麗瀟灑--在“思想者”麵前，這些瞬間的逍遙和輝煌，都是自卑自賤靈魂失重之行徑。

　　在這裏之所以提及“象虱”和“風流草”，並非“無的放矢”的孟浪之言。如果將其人物化之後，現實生活中這種人實在太多了。比如新出爐的啃老族，天天鑽進網吧的浪子群體，加上坑、蒙、拐、騙和黑色暴力事件的頻發……都是有誌於民族複興和強我中華文化的人的筆墨應當關注的對象。筆者特別希望後來的文學新人，成為“思想者”精神的傳承火炬，而警惕跌入精神的黑穀。之所以這麽說，實因文化界也不乏丟舟棄漿、從弄潮兒到“風流草”的例證。據報紙刊載：有的剛剛綻放光彩的女歌手（還是攻讀相當好的專業的女大學生），竟然自輕自賤地舍棄奮鬥之誌，心甘情願地做了“三陪”，將其本來可以演繹出的流光溢彩的青春戲劇，化為依附於龐然大物體軀上的“象虱”。何其悲哉？

　　凡此種種，“思想者”若同是人生的透視機，更是一麵勵誌的明鏡。特別是對文人來說，在自審其形，自正其影的同時，理應弘揚“思想者”的內在神韻，“橫眉冷對”假、惡、醜時，筆鋒利如三尺青鋒；對真、善、美“俯首為牛”時，當為其兌現而鞠躬盡瘁。千萬不能把這種人文精神，置之於稿紙方格之外--如果心口不一，文人就成了俄國作家果戈裏《死魂靈》中的那具活屍了。

　　當然要實踐這一人文標準，對於文人來說是艱難的“馬拉鬆”。筆者奉上這篇人文精神求索的心語，一是向二十年前人文精神大討論表示敬意；二是與當代文苑的攀登者--特別是文壇後來人互勵共勉。

　　原載《文學報》201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