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一章 文人的長短

　　李國文

　　唐貞元十八年五月（公元801年），時值初夏，風光明媚，初露頭角的韓愈，作華山遊。那年，他三十五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好年紀，何況剛剛拿到太學裏的四門博士委任狀，情致當然很好。雖然四門博士，約相當於今天的研究員，在冠蓋滿京華的長安，屬較低職位，不為人待見。正如時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標出“一級作家”字樣，會有人因此將他，或她，當作一盤菜嗎？不過，京師官員的身份，對一個苦熬多年的文士來說，也算討到一個正果。做一名公務員，古今類同，在有保障這點上，總是值得欣慰的事。

　　他從唐貞元二年（公元786年）來到京師應試。此乃全國通考，要比當下高考難上十倍，他用六年工夫，一連考了三次，都以名落孫山告終。直到唐貞元八年（公元791年）第四次應試，老天保佑，得中進士。隨後，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謀官，中了進士，不等於就可以到衙門做事，還要參加遴選官員的考試。隻有成為公務員，方可留京或外放。唐代的科舉，一方麵要有學問，一方麵要靠關係，且後者甚於前者。韓愈是個弱勢考生，一無門第背景，二無要人薦舉，不過他性格倔強，相信自己本事，三次參加吏部博學鴻詞科會試，三次撲空。不認輸的韓愈，接著上書宰相，陳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足堪大用，求其擢拔，不知是宰相太忙，還是信未送達，寫了三次信，都石沉大海。看來命也運也，難以強求。

　　正好，宣武軍節度使董晉赴任，需要人手，他投奔而去，在其手下任觀察推官。後來，董晉病故，他又轉到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屬下任節度推官，不久，張建封也病故了，不走運的韓愈連一個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也幹不成，隻好回到洛陽賦閑。總而言之，從貞元二年到貞元十八年，他有一首《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的詩，其中一句“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饑”，讀來十分辛酸。不過，文學講誇張，詩歌講比興，難免浮泛的成分，可信，也不能全信，韓愈的日子不算好過，確是事實。所以，韓愈一生，怕窮是出了名的，一篇《送窮文》，大談窮鬼之道。元人王若虛諷刺過他，“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還奇怪他：“退之不忍須臾之窮。”韓愈發達以後，很會摟錢，漸漸富有，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唐人劉禹錫這樣形容：“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稿酬之高，駭人聽聞，但有了錢的他，為人為文，仍哭窮不止。

　　現已查不到他怎麽謀到四門博士這位置的，但可查到“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欲率其徒伏闕下，請愈為博士”（見《年譜》）這樣一條花邊新聞。看來，他有群眾，還有輿論支持，說明他頗具能量，挺能折騰。竟然蠱惑國子監的師生一眾，聚集紫禁城下，伏闕示威，要挾最高行政當局，必讓德高望重的韓先生來教誨我們，不然我們就罷課罷教。學運從來是領導人頭疼的事，也許因此，韓愈得以到太學裏任四門博士一職。這說明十六年他漂在長安，混得不錯。窮歸窮，詩歸詩，苦歸苦，文歸文，聲望日高，人氣頗盛，否則，眾多太學生也不會成為他的鐵杆粉絲。

　　一個有才華的文人，不使勁折騰是出不了頭的，韓愈一生，證明了這條真理。話說回來，你沒有什麽才華，或者，有點子才華也不大，還是不宜大折騰，因為要折騰出笑話來的。同樣，你確有才華，確有本事，你要不折騰，對不起，你就窩囊一輩子吧！在整部文學史中，所謂的文壇或文學界，無論過去、現在、將來，總是一塊既得利益者和未得利益者充滿矛盾和進行鬥爭的地盤。凡既得利益者，因為害怕失去，無不保守求穩，循規蹈矩；努力壓住後來者腦袋，不讓他們出頭；凡未得利益者，因為沒有什麽好失去的，無不劍走偏鋒，創新出奇，想盡辦法，使出吃奶的勁，踢開擋道者，搬開絆腳石。看來韓愈成功的“葵花寶典”，奧秘就在與他始終以先鋒、新潮、鬥士的姿態出現有關。

　　應該說，要想在文壇立定腳跟並發揚光大，第一領先，走前一步，第二創新，與人不同，第三折騰，敢想敢幹，這是生死攸關的說不上是秘訣的秘訣。哪怕用膝蓋思索，用腳後跟思索，也該明白，沿續前人的衣缽，前人的影子會永遠罩住你；跳出前人的老路，沒準能夠開辟自己的蹊徑。一個人，即使對親生父母，也不會甘心一輩子扮演乖寶寶的角色，何況有頭腦，有思想，有天賦的文人呢？所以，一個青年作家，若總唯唯諾諾於文學大師，點頭哈腰於資深前輩，鞠躬如儀於理論權威，燒香拜佛於文學官員，絕對不會有出息的。不敢說NO，不敢逆反，跟著一幫文學木乃伊走下去，結果成一具文學僵屍，那是必然死定了的事情。

　　在韓愈之前，有一個叫陳子昂，字伯玉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職，頗受武則天賞識，授麟台正字（相當於國務秘書）。因他見解睿智，能力出色，敢出奇牌，行為獨特，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關過他又放了他，曾擢至右拾遺，官四品地高抬重用，也曾一抹到底解職歸鄉，將他拋棄。最終，詩人竟遭到一個小小縣令構陷，瘐斃獄中。死時隻四十多歲，實在令人惋惜。當初，他從四川射洪來到長安為官，這個慷慨任俠，風流倜儻的文人，很快成為那些活躍的，時代的，風頭的，逆反的，非僵屍型同行的核心人物。長安很大，比現在的西安大十倍，沒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實行戒嚴，這一夥潮人，吃喝睡住，成天廝混在他身邊。陳子昂不甚有錢，但敢花錢，這與韓愈有錢還哭窮正好相反，經常邀朋聚友，高談闊論，文學派對，座無虛席，或評彈文壇，或刻薄權威，或笑話同行，或索性罵娘。因為，初唐文人仍舊宗奉“梁陳宮掖之風”，駢文統治文壇，而為唐高宗文膽的上官儀，以宮廷詩人的身份，所寫的輕靡藻麗的詩篇，竟成為時人競相仿效的“上官體”，流行一時。讓陳子昂相當惱火，什麽東西，老爺子這種“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玩藝，怎麽能夠大行其道呢？於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熱之餘，拍案亂噴狂言，對主持文學領導層麵的要員，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薊北台，朔風呼嘯，山海蒼茫，天高地闊，心胸豁朗，這是陳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絕對欣賞不到的大氣派，大場麵。他想到當時那種很不提氣，很不給力的花裏胡哨，空洞無物，精神萎靡，情誌衰頹的文字；想到承繼著六朝以來，駢偶浮豔，華而不實，毫無生氣可言的文風；想到這一切與盛世王朝絕對相悖的文學狀況，隨即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結論。在這樣的大時代裏，讀不到震撼靈魂，振奮人心的大塊文章，真是好不爽，好不爽啊！於是，脫口而出，寫下這四句名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首詩幾乎無人不知，解釋者也其說不一，其實，陳的這首吊古傷今的《登幽州台》，並無悲天憫人之意，而是充滿著詩人對於當時文學走人絕境的憂慮。有人說他呼喚時代，呼喚英雄，這就是絕對的扯淡了。從李世民到武則天，皆是唐朝最強盛的時代，二人也是唐朝最傑出的英雄，用得著陳子昂在那兒迎風掉淚麽？這四句詩，是領風氣之先的文學呼喚，具石破天驚的警醒意義，從此揭開唐代文學運動的序幕。

　　韓愈有一首《薦士》詩，其中一句“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認為陳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學改革的先鋒。從陳子昂到韓愈，約一百年間，嚐試文學改革的人士，絡繹不絕。包括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閣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駢文啊，即使這樣一位大手筆，他也認為唐代文風，沒有什麽起色，“骨氣都盡，剛健不聞”，讓他感到沮喪。同期還有蕭穎士，李華，顏真卿，元結諸人，用散文寫作，推動改革。但改駢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氣候，有什麽辦法呢？文學老爺的厲害，就在於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動他，比撼山還難。上官婉兒的祖父，除了武後能收拾他，一幫文學小青年徒奈他何？直到韓愈打出複古旗幟，加之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李翱，皇甫湜等誌同道合，才終結了宋齊梁陳以來的軟文學。

　　軟文學並非絕對不好，但若統統都是軟文學的話，文學離完蛋也就不會太遠。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學的發展，總是要與時代的發展同步，它倆是命運共同體，兩者有時吻合一點，有時疏離一點，但背道而馳是絕不可能的。時代變了，文學也得變，辛亥革命以後的五四運動，取白話文，去文言文，這一場僅僅是書麵語言的改變，竟比民國後剪掉清朝辮子，更讓國人震動，這也是時代變了，上層建築勢所必然的適應；同樣的道理，當下中國讀者為了期待與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相匹配的偉大作品，而恨鐵不成鋼地鞭策當代作家之不振作，不成器，痛斥那些文學癟三，製造出無數的文學垃圾，如陳子昂一樣地吼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地大放厥詞，話也許不甚中聽，但催促我們這個民族的壯麗史詩產生，期待我們這個國家的鴻篇巨製出現，熱忱之心，情急之意，是應該得到理解的。

　　現在來說攀登華山的韓愈本人，他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公元768年），逝於唐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11年），享年五十七歲。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後遷孟津（河南省焦作孟州市）。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因諡文，又稱韓文公。他還有一個不見諸典籍的響亮頭銜，為唐宋八大家的首席。唐宋兩朝，乃中國文學的最最黃金時代，文人如滿天星鬥，璀璨奪目，作品如大海湧濤，波瀾壯闊。就在這成百上千的傑出人士中，選了韓愈，柳宗元，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這八位，為大家，這是何等崇高的褒譽？我們知道，諾獎每年一個，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選了這八位，平均下來，每一百年才有一位，這就意味著八大家的每一位，等於得了一百個諾貝爾文學獎。首席韓愈，成為“百代文宗”，也就順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國人的記憶裏。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中國人，你讀過古文嗎？如果他點頭，這就意味著他知道韓愈，知道唐宋八大家，這是稍通文化的中國人，最起碼的文學常識。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外國人，你知道諾獎嗎？如果他點頭，你要是讓他一口氣，不查資料，不點穀歌，能說出八位獲獎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估計張口結舌者多。唐宋八大家的說法，始自明代，有一個叫茅坤的選家，編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鈔》，將韓愈名列領銜位置，一直為世人所首肯，延續至今，無人異議，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近年來，追求不朽，成了某些同行的心病，一些還健在的，有點子成就的作家，一些剛逝世的，有點子名望的作家，便有人來不及地為其蓋廟建祠，樹碑立傳，香燭紙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其實，文學史這把尺子，以數年、數十年計，而不是數百年來測量不朽，往往是不準的。新時期文學三十多年以來，從轟轟烈烈，到一蹶不振，從光芒四射，到了無聲息，一串一串的大師，一出一出的鬧劇，一批一批的不朽，一堆一堆的泡沫，都是我們大家躬逢其盛，親眼目睹過的。

　　如今，已成為廣東潮州的一個景點的韓祠，又稱韓文公廟，卻有值得人們思考的地方。唐代文學大師的廟，到隔朝宋代才修，說明古人對不朽一詞的慎重。這座宋真宗成平二年（公元999年）興建的廟，離韓愈逝世的唐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11年），已有一百七十五年的時間跨度。是真金白銀，是廢銅爛鐵，是騾子，是馬，經過兩百年的過濾沉澱，朽或不朽，自有公論，板上釘釘，毋庸置疑。由此來看，肉眼凡胎的我們，對於同時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斷，難免有藕斷絲連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哄，鼓吹，抬轎，雲山霧罩，撲朔迷離，薰蕕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讀者無所適從，莫衷一是，遠不如時間老人那樣看得準，看得透的。所以，在跟班和跑腿的馬屁簇擁下，在虛榮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紀念館以求不朽的同行，自封不朽，貽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話。再說，不朽又不是小籠包子，需要趁熱吃，至於那麽急著加冕嗎！該不朽，誰也擋不住你不朽，不該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賢蓋三千生祠，最後不也土崩瓦解了嘛！

　　韓愈這個名字，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來有自，因他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人物。那些活著的和死去的蓋文學小廟者，可曾有創新、領先、走在時代前麵、令文學麵貌一變的努力？能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嗎？如果回答為NO，這種一廂情願，以為樹一個牌位，掛兩張舊照，放幾本著作，存數冊手稿，就會永遠被後人記住，那也忒自作多情了。

　　唐代的古文運動，說到底，是把丟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所以又稱之複古。不過，韓愈並非全盤照搬的複古，而是在繼承古文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全新的散文文體。雖然他主張“破駢為散”，恢複兩漢以來司馬遷、揚雄的自然質樸的文體，但他更主張“師其意而不師其辭”、“言貴獨到”、“能自樹立”、“辭必己出”、“文從字順”、“惟陳言之務去”。然而，去陳出新，談何容易。所以，他在《答李翊書》裏說，創新是“戛戛乎其難哉”的事情，問題還在於新生事物，不但不會得到習慣勢力，保守思想的接納，而是被抵製、被非難，甚至受嘲笑、受打擊。但他堅信，隻要能夠“處心有道，行已有方”，頂住壓力，衝鋒陷陣，古文運動的這場改革，在他看來，隻要“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地堅守陣地，倒下再起，總是能夠蕩滌浮華，掃盡豔麗，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韓祠建成以後，又數十年，對韓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蘇東坡，撰寫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現在，在潮州韓文公祠裏，還保存著這塊碑石。其中讚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以及“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複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登峰造極。宋人司馬光在其《答陳師仲司法書》中說到韓愈，“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備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也是臻至極致的讚美。

　　錢鍾書在《談藝錄》裏，對宋代高抬韓愈的現象，有過一番諷刺：“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嚐概奪而不與也。”

　　其實，北宋追捧韓愈，是一種必然，北宋立國，到真宗、仁宗之際，適與陳子昂《登幽州台》問世時的唐代，從貞觀之治，到武後臨朝，同處於盛世光景的輝煌中。因此，對於前朝文學遺產的揚棄，對於當代新興文學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務。而北宋所承接五代文學，除了綿軟無骨的花間詞，便是空泛無物的西昆體，可謂烏煙瘴氣，不成氣候，與前朝的“梁陳宮掖之風”，浮豔駢偶之文，有得一拚。於是，以韓愈為樣板，歐陽修、尹師魯奮起撥亂反正，加之司馬光、王安石、三蘇、兩曾的創作實踐，使文學重歸正道。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證明宋代散文進步於唐。

　　北宋的詩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礙重重的進程中前行。嘉枯二年（公元1017年）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選了蘇軾、曾鞏一批務實的，不作花哨文字的新秀，而將時望所歸的好浮豔，尚華麗，講形式，乏內容的考生除外，因為他們的文章繡腿花拳，華而不實。歐陽修本意，希望通過提倡什麽，反對什麽，來促進一代文風的改變。結果，事與願違，開封城裏，竟引發了一場落榜考生鬧事的風潮。在官道上包圍住主考大人，興師問罪，幸虧當時不興扔臭雞蛋，摔西紅柿，否則，歐陽修真得吃不了兜著走。“及試榜出，時之所推譽皆不在選。囂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

　　由此可以想象，北宋文人也許因為惺惺相惜心理，深感唐代韓愈進行古文運動之艱難，出於同誌式的知心，戰友式的敬意，筆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宋史歐陽修傳》也將韓、歐一體而論：“文章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不過，即使在北宋，韓愈成為搶手的績優股，溢美誇飾，不絕於口的同時，也有清醒者，既認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譬如司馬光在《顏樂亭頌》中說：“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仆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誌，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譬如歐陽修在《與尹師魯第一書》中說：“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苦，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這就是曆史的視覺差距了，曆史看一個人，總是聚焦於忠奸賢愚的主要方麵，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麵，如同電子學上的柵極作用，年代愈久，光輝的部分愈被燭照，愈被強調；時間愈長，無關緊要的部分愈益淡化，愈益虛無。

　　於是，後人隻記住“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的韓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論”其實“無異庸人”的韓昌黎。

　　韓愈一生，最有影響，最為風光的一件事，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最為英雄，最為知名的一件事，為“忠犯人主之怒”的諫迎佛骨事件。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佞佛的憲宗李純要將法門寺的佛骨，迎至長安，供人敬奉。出於捍衛道統，出於尊儒排異或出於自我感覺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請，兼禦史中丞，賜三品衣，為行軍司馬，以功遷刑部侍郎”（見《年譜》），韓愈上《諫迎佛骨表》：“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李純閱後大怒，批示付以極刑。幸虧丞相裴度為之緩頰，保住了一條命，流放廣東潮州。

　　從此，人們記住了上書“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的錚錚鐵骨，記住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悲壯詩篇，然而，並不在意他反佛辟佛的同時，卻與和尚們交往頻密。令人不可理解的，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裏，老衲出入門庭，小僧趨前奔後，而且據宋人朱熹說，那都是些酒肉無賴之輩，就不知這位非佛主義者韓愈所為何來了。到了潮州以後，又與一位名叫大顛的法師，結為莫逆之交，書來信往，甚為投契。欽慕之，服膺之，連蘇軾也認為韓愈的拒佛，“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所以，東坡先生為了他心目中一個完整的，而不是人格分裂的，自相矛盾的韓愈，斷然聲言韓的《與大顛書》為偽作，“退之家奴仆，亦無此語”。

　　其實，人有長短，物有好壞，君子心裏有小人的因素，偉人身上有痞子的影子，高尚的人未必不卑鄙，而王八蛋也許並非一無是處，這才是一個真實的複雜世界。雖然，儒學原教旨主義者將複古重儒的韓愈，在孔廟配享的排位，列於孟軻之後，等同於聖人。但聖人並非完人，他發配到潮州以後，巴結，甚至馬屁大顛法師，是否期待這位大德高僧，影響那位佞佛的唐憲宗，而對他被貶的政治處境，有所改善呢？按他當年“三書抵宰相求官”的臉皮厚度，未必會不存此心。

　　韓愈終於登上華山，在其《答張徹》詩中，有“洛邑得休告，華山絕窮陘”句，用他最害怕的這個“窮”字，來形容他的華山之行，可見對這次旅遊，想起來後怕膽戰的場麵，猶耿耿於心。那天，到達華山最高峰後，定睛環視，千峰壁立，萬丈深淵，立刻頭暈目眩，魂飛魄散，麵如死灰，像散了架似的，顫抖不已。上山容易下山難，上山時，隻看到腳前方寸之地，尚可勉為其難地行走，下山時，那腳下卻是命懸一線的生死之途，往下，深不可測，往遠看，雲霧縹緲。稍一不慎，滑跌下去，連屍首都找不著。想到這裏，腿肚抽筋，渾身涼透的四門博士，哪敢再走一步。精神崩潰的他，完全失控，賴在山頂，竟放聲大哭起來。據唐李肇的《唐國史補》：“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傳世的韓愈肖像，很是莊嚴肅穆。據五代陶穀說，弄錯了，那是南唐韓熙載的畫像，因兩人都姓韓，都官至吏部。真假姑置勿論，但如此一位準聖人，一臉眼淚鼻涕，該是一個什麽德行？

　　世界複雜，人更複雜，從出生到死去，自始至終，處於矛盾當中。因此，這個矛盾的組合體，有其長，必有其短，有其優，必有其劣。文人，隻是多一點掩飾裝扮的功夫而已。所以，看人，要懂一點兩分法，而看文人的話，尤其那些大師，則必須一分為二，千萬別被他們唬住。

　　原載《文學自由談》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