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
繪事後素
我曾被幾個中學同學七手八腳地抬著走向足球場,因為我身上藏著一隻蟋蟀。他們必須把我抬到一個沒有雜草的開闊地,才能真正動手去搶那隻蟋蟀。他們要避開斷磚,避開雜草,避開一切蟋蟀蹦出後可能躲身的任何角落。
這樣,他們就開始追我,我拚命地跑,想擺脫他們。我向足球場邊緣跑去,那裏有雜草,我現在不可能把蟋蟀向空中拋去,同學們會一擁而上的。
孔子在論繪畫時說“繪事後素”。大意是要畫的東西背後是一片素白。這樣畫什麽就看清楚了,我的同學們也懂得幾乎相同的道理,要想能看見它,要抓住蟋蟀,它蹦跳的地方,也必須是一片廣闊的空白。
我的蟋蟀千萬不能在廣闊的空白場所蹦跳,在醒目的場所,蟋蟀將不屬於我。我開始在斷磚堆邊打滾,以保護蟋蟀不被搶走,又得提防在扭打中把它捏死。此時,蟋蟀如能被我放走,它尚有生還逃走的機會。但是,我在與他們扭打時,更為擔心蟋蟀蹦到斷磚的黑暗中,從此不知去向。
“打手”們要想奪得蟋蟀,就得連人帶昆蟲將我抬走,他們還得千辛萬苦去創造一個容易抓住蟋蟀的環境,首先,要毫不留情地剔除斷磚,怪不得在我翻滾時,有人已在將斷磚甩出很遠。
他們想就近辟一塊開闊地,但考慮到有些難度,斷磚確實太多,隻得忙著喊“不要壓到他的拳頭”。於是,聰明人索性將我抬了起來,走向“繪事後素”中的那個“後素”境界。
在足球場中央,他們剛放下我,我就拚命跑。他們先四下看看,有沒有蟋蟀蹦出。他們分析說:“還在他手上,快抓住他!”原來,他們抬了我好半天,才來到空白處,神思有些恍惚。一到空白處,便將我當蟋蟀放下了:“看你還能跑多遠。”他們氣喘籲籲地說。
我逃跑,他們當然看得見。當我快接近足球場邊緣的草坪--斷磚後麵的圍牆時,他們有所警醒:“別讓他跑掉了!”這時,我真聽不懂,“他”是指我還是指蟋蟀。我沒聽說抓蟋蟀的人能跑過哄搶蟋蟀的人。在球場邊緣我跌倒了,我一直空攥著拳頭在跑,意思是說蟋蟀至今還在我手裏。他們也看得真切,全都聚精會神看著我拳頭的任意揮動,生怕有所不恭。那的確是一隻珍貴的蟋蟀啊,在當時值五塊錢。
我實在無能為力了。已被同學們團團圍住,我隻得手臂一揚拳頭伸開,說:“你們去搶吧。”可是,包括我在內,誰也不知道蟋蟀蹦到哪裏去了,因為我的手上根本就沒有蟋蟀了。
倒是我們打架時的勁頭,成為“故事”留在這個類似“後素”的空闊的足球場上,經常在記憶裏呈現出來。
關於“聖女”
我參與中華炎黃聖火火炬傳遞活動安徽段推選“聖女”的工作。選出來的聖女的使命,是到黃山光明頂去采集安徽“希望之光”火炬的聖火。
我推測,今天選拔聖女的過程,已經進化了許多,當然也簡化了許多。但我仍然想到了“捕獲”這個詞。捕獲一個女孩,然後冊封為聖女,經過精心地“飼養”後,然後在人群簇擁下送她上山。
聖女安詳的神色和聰慧的氣質是必備的。她試圖微笑,我知道這個微笑是她即將麵對黃山光明頂的太陽而提前綻放的花朵。
她的確很美,她不是為了我的讚美而微笑。她的憧憬,使她的麵容朝向窗外,我小心地拉動窗簾,現在還沒有到必須曬黑的時候,她站在光明頂上,必須渾身潔白。
我跟美學家談過這個問題,她長得很美,但為什麽卻不理睬我?聖女如同景色,我們融於景色的意蘊之中,景色中的陽光和風立即圍攏過來,景色對我們,厚愛備至。我們的風景觀念混淆了人類之愛最初的動因。
我們在捕獲到一個女孩的過程中,喜歡上了她,這個喜歡,不論聽起來達到怎樣的心誌高度,喜歡隻能作為女孩達到“聖女”標準的一個尺度,並不說明我們的愛情必須得以回應。
我們愛上了一個女孩,一樁值得珍視的事情,珍藏著一段經曆,常常是以是否得到她為悲劇或是喜劇的尺度,一切以我是否幸福為尺度。
我們愛上了永遠都不會屬於自己的那個聖女,但是,選拔聖女,又必須以我們是否愛著她作為評價尺度。把經曆千辛萬苦得到的“捕獲”,奉獻出去。
在遙遠的過去,奉獻出去的聖女稱為祭品,隻有祭品才有足夠的純潔去接受太陽的洗禮,然後被太陽擄去。
請問太陽,請宣讀聖女的評判標準!派誰與你接洽?
太陽會說:“以你們的人類之愛為標準,以你們舍不得奉獻出去的那個生靈為我的所愛。”
被人的基本體驗所驗證的美的生靈,所驗證的關於男女的泣血故事,那個基本的主題就是活在收藏和供奉之間,活在寧死也不交出去的衝突之間。一個廚師做出了菜肴,他在廚房偷偷地嚐了一口,以驗證是否值得端上那大廳裏燭光閃爍的圓桌。我和“聖女”曾經擁抱過一次,我的擁抱感覺,如同廚師背著人嚐嚐自己親手烹調的菜肴,以驗證這是否是值得走向太陽的女孩。
我現在回憶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培植這位女孩的。
我給她講解,作為到光明頂上采火的聖女所必須具備的心靈,你應當聰慧、安靜、全神貫注;我為她找來采火鏡,在圓鏡的四周貼上彩色塑料紙;我坐在她身旁,為她擋住車窗外秋天的陽光,因為采火聖女的麵容應當是潔白的。
我全神貫注地凝視著她赤腳登上峰頂,麵容朝向已過中天的太陽。她雙手捧起采火鏡,伸向太陽。大約過了兩分鍾,她腳下的火種盒裏騰起了青煙。火,點著了。我為她作為我們所有人的代表與太陽接洽、引來火種而流淚。我甚至甘願為這位聖潔之女捧鞋,在她下山的時刻,忽然想到她該穿鞋時,又立即奉上,然後,我仍然退到一旁。
我們可以說,這是為了某項慶典儀式的需要,是工作的內容。當我和其他人讓她懂得什麽是回眸顧盼,懂得該以怎樣的身姿伸出雙手時,我們前呼後擁把她送上了山,我們交出了這個女孩。
我們一致認為,這位美好的聖潔的女孩,是我們工作的結晶。我們可以毫無雜念地完成把一個普通女孩轉變為“聖潔少女”的工作,我們可以無所用心地生硬地按照聖女工作的程序完成這一製造工藝。我拋棄憐惜、愛護之情,成為冰冷的工作人員,這個工作人員的全部行動,即是對陽光的欺騙。
在我們這些人的質樸頭腦裏認為有價值的事物,它是我們的最後精神財富。那麽,太陽也會認定是有價值的,神靈最後的裁決是:既然你們從心裏感到這是好的,那我也就裁定這是好的,那麽,就請送上來吧。
我在去光明頂的途中,鍛煉了我的情感生活,學習到了對於女孩應有的責任。假如真的有聖女,也是我們創造了聖女。之所以把一個普通的中學生命名為“聖女”,這就是宿命般地決定了我們的精神生活的屬性。它是農人在田地耕作,他生產的稻穀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供奉出去,因為這一點,在儀式的創始階段就說得很清楚。
我逐漸地察覺我與“聖女”訣別的日子將越來越近,在光明頂上那全場靜寂的時刻,我對此看得更為明白。
她是聖女,她的命根屬於迎接陽光這唯一的儀式。在這唯一儀式之外的任何心靈的恭候和侍奉,隻能在世俗生活經驗範疇內加以引申和討論。
當有一種強大的力量或是命令,正確地指導我的精神悸動、走向時,在世俗經驗中往往把它判斷為“製約”。
箴言不可易義的性質表現在,它事先早已向凡界打了招呼:她是聖女,人的使命是培育出這麽一種生靈。
而世俗體驗,往往試圖阻斷她最後上山的路。
因此,人類生活中的所有悲劇經驗,所有被掠奪感的產生,所有這不是“我的生活”的突然發現,還有,失去的愛情最終的詠歎,大概都可以從恢複箴言的銘記中得到相應的改善。
旗杆在握
我要手持鮮豔的紅旗,然後加入到紅旗如海的遊行隊伍中去。但是,如果有另外的一個同學也想當紅旗手,哄搶紅旗的時刻就來到了。
這個同學慢慢地踱到我手持的紅旗下麵,在寒風中抖動的紅旗以旗幟的一角從同學的臉上掠過,在他臉上寫下被抽打過的痕跡,他開始埋怨我沒有把紅旗卷好,手已經開始摸向旗杆。我其實早已料到他的意圖,應該盡快把紅旗卷到旗杆上,現在還沒有到展開紅旗的時候。我旋轉旗杆,與布店裁縫把展開的布飛快地在木板上纏繞的道理差不多,這自由的飄揚在回歸的途中反倒繃得很緊。紅旗眼看就要回到旗杆上蜷縮,卻伸出了最後的利爪,趁著風勢,又在企圖搶奪紅旗的同學的臉上抽了一下,然後縮回紅色的利爪。
這終於成為搶奪的理由。同學說:“你展開它,我要看看它。”我的雙手緊緊攥住旗杆,這是防止搶奪最確切的把握。這位搶奪高手,自然不會從我最確切的把握處入手。我與他各持旗幟的一半,在經過幾次拉鋸式較量後,他的眼睛盯上了旗幟的頂端,他的手指在頂端上輕輕一檸,這就等於抓住了一件衣服的帶環扣衣領,隻需往上一拎,立刻露出了衣帽架。卷曲的紅旗被抓到要害處,同學往自己懷裏一扯,旗杆自然露出來了。我無法用語言描述紅旗被搶奪,手中隻握有一根筆直旗杆時的瞬間窘迫。失去了紅旗的旗杆原來就是竹竿,我已是告別了打鬧時期的少年,我握住一根竹竿幹什麽。
工宣隊長沒有看見剛才發生的一幕,他在喊:“紅旗隊集合,準備出發!”我是個手持竹竿的人,抬頭望上去隻看到紅旗獵獵的幻影。我拖著一根竹竿怎麽去集合?我隻好將竹竿掖在腋下,表達一個希望藏匿竹竿於腋下的念頭,此刻竹竿如針該有多好。
我總算擠到了這個滿目紅旗飄揚的隊伍的中央。我將竹竿又重新垂直地把握在手,竹竿在準備豎起時,掛住了別人的正興高采烈飄揚的旗幟,我的竹竿周圍的許多紅旗似乎都簇擁而來,想打聽竹竿上為什麽沒有任何飄揚痕跡的道理,簇擁而至的紅旗看上去很像是緊緊係在我的竹竿上飄揚的紅旗,我已旗杆在握。
這時,工宣隊長看見已搶到紅旗的那個同學正披著紅旗也要往隊伍裏鑽,急忙喝住:“你的紅旗怎麽沒有旗杆?”同學指了指隊伍裏麵,工宣隊長往隊伍裏望了很久,卻沒有看出什麽破綻。每個同學都有一杆旗,每個同學的麵容都躲在紅旗後麵,偶爾閃出個別紅撲撲的臉,仍是嚴肅模樣。此時,友善的紅旗饋贈性地部分地飄揚在我頭頂的旗杆上。風啊,拚命地吹吧。
風聲卻送來了工宣隊長的命令:“現在風太大,大家把旗幟都卷到旗杆上。”
隨著一聲令下,偃旗開始。像是成群的紅鯉魚最後閃一下鮮亮的尾巴,頃刻就要沉入海底,剛才還在我的竹竿上飄動的紅旗都先後離我而去,一根孤零零的竹竿在紅旗隊伍中即將出現,而竹竿上一根沒有被削淨的竹枝,像一根生硬的鐵釘,咬住了一麵紅旗,咬下了一塊紅綢。
我被工宣隊長發現了。他和藹地詢問:“你旗杆上的旗幟哪裏去了?”工宣隊長是在向我詢問,這說明了他的眼力。兩個紅旗手,分別掌握著旗杆和旗幟,他一眼就看出是誰搶了誰。被選定的紅旗手,當然是首先握杆不放鬆,搶也搶不去。我看看竹竿,表示我是正宗旗手。他又說:“你們真會搶,都搶到了紅旗頭上來了。而且,還剮破了好端端的旗幟,現在,隻好請你出列了。”
我舉著竹竿出列,那一塊紅綢在竹竿上飄,聲音很小。一陣更猛的風將其吹落,吹到那個肅立的紅旗隊伍中去了。我正繼續拖著竹竿向前,被工宣隊長喝住。他想得很周密,擔心我一不留神將竹竿揮舞過去。任何一件東西,譬如“武器”,在脫手之前,人們都會情不自禁擺弄一陣,再說,手上有所持的人,向垂著雙手的工宣隊長走去,究竟是什麽意思。我因手中的竹竿尚無正當理由脫手,才由剛才的高舉,變為拖曳而行,其本意,是讓這難堪形象漸漸消亡,我趁天黑無人時,往任何角落扔掉它就行了。工宣隊長完全是誤解了,將我的拖曳而行姿態,當成了掩飾前行,或是匍匐前行。眼下,我隻好站住再說,我聽到他的命令:“你把竹竿放倒。”我不懂,已經拖拉在地上的竹竿,究竟該如何放倒。工宣隊長厲聲解釋:“把竹竿放到地上,你先回家休息去吧。”我規矩地執行著命令,放下了手中所持,並且朝著地上笑笑,報以最後的羞澀。
苦難,如果僅是為了震撼
攝影記者賀延光靜悄悄地將照相機對準病房裏的小患者,他想拍下點什麽。但是這個小女孩發現了有人在拍她,便急忙用手中的雜誌擋住了臉,並說:“叔叔,您不要拍我,我媽媽還不知道我在這裏呢!”
這個小患者大概也隻是躲在病房裏看雜誌,並不是在這裏生病。還有,這真是詩的邏輯:隻要她媽媽不曉得她在生病,小姑娘自然也就是健康的了。小姑娘在說話,製止了對一種真實境遇記錄的發生。
感謝賀延光記下了孩子的話,我也像當年背誦語錄一樣背誦著它,就是這句話,背在身上真是比辭海還要厚重啊。
我也要學會去製止什麽。一九八一年我參觀了北京的星星畫展,第一次看見了畫家羅中立的油畫《父親》。這幅和領袖畫像一樣巨大的父親造像原來是由黃土高原的層層溝壑堆積而成,父親正端著水碗卻暫時沒喝,不知是等待著水該涼一些,還是期待著陽光把水曬熱。而父親扶著碗沿的拇指上的指甲汙黑卻清晰可見。
這就是逼真的藝術所帶來的震撼效果,開始我想說:《父親》這幅畫,破天荒地畫出了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農民的苦難和淳厚,這幾乎是一句空話。我是空曠展覽大廳內眾多簇擁觀眾的一員,我們在震撼之餘也不知到底在怎麽想,我們都說不出一句話。在《父親》麵前我們徘徊接著走開,這麽多年過去了,那個“父親”終於也在說:“藝術家同誌,請不要這樣畫我,我媽媽還不知道我已變成這般模樣。”
我也的確在套用小女孩的心聲,因為站在蒼老的父親麵前,我們還不會想到他還有媽媽,因為逼真已經是底蘊,已經像大地一樣。在逼真的後麵,不會再有什麽,於是,藝術家可以盡情地去畫。
倒是當年審查這幅畫的幹部懂得:逼真的農民形象要有所遮蔽,這就有了畫家在父親的耳朵上畫了根圓珠筆的妥協方案,以示父親也有文化。父親固然“有文化”,但他苦難的麵容,一經發布已經盡人皆知,唯獨至今沒有聽到他母親的哭聲。
我們開始熱衷於藝術的逼真運動,還是在北京,在那個“798”藝術工廠區,現在有一組礦難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遠遠望去不知道廣場上的一群人怎麽都變成黝黑黝黑的模樣,我蹲下身本來想揭開地上死者的被單,原來被單是以石頭鑄成。雕塑群中,除了有死者,還有活著的孕婦和孩子。我們打著領帶穿著皮鞋的人從這裏經過,那個被石頭鑄成的孩子,隻是抬頭看他的母親,而從不抬頭看我們。在參觀者中,還真有膽子大一點的小朋友,拎著氣球,圍著礦難雕塑滿場跑,他想驚動他們,但他們仍然紋絲不動。小朋友終被他的母親喊回了身邊。
到底是滿足了一個災難事實的描述,還是滿足了藝術家以求逼真的藝術心理,我耳邊又繼續響起那位病中女孩的箴言。現在該由那位黯然神傷的孕婦說出:“雕塑家先生,請不要把我們鑄造成已經死去,也不要把我澆鑄成我已經懷孕,我們的媽媽還不知道我們躺倒在這裏。”
這大概可以成為批判家們批判我想掩蓋人間真實苦難的口實,是的,除非他們沒有母親,除非他們隻是苦難本身。我也曾以凝重的心態偷偷地欣賞這苦難礦工們的造型細節,我甚至伸手摸摸那個悲傷的孕婦像石頭一樣硬的肚子,瞬間覺得她忘卻了躲閃。我的好奇心以摸摸那個孩子的腦袋作為參觀結束,這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母親,這樣連苦難都是孤獨的。迄今為止我們隻懂得口頭上的“價值關愛”,卻無從知曉“價值悲痛”。因為,關愛隻能從悲痛中而來。
在我們這個國度,人間災難消息的發布,最初有時的確是以“隱瞞事實真相”的方式進行的。一個戰友犧牲了,唯獨必須相瞞的就是在家鄉井邊正在提水的他的母親。所謂悲劇通報的難點就是通報時刻的來臨。其他人知曉沒有明顯的意義,死者的戰友們藏著死者的遺物但誰都沒有膽量走向老人。那放下木桶的腰身還沒有站直,誰敢破壞母親此時的無知狀態,無知就是寧靜。所以欲言又止,說出戰友陣亡的事實,那話語中的意味真比蠶絲還細。誰都害怕看見母親因悲痛而崩潰。
在我們這個國家,隱瞞事實真相到後來蛻變成向高級首長隱瞞,但上麵下來的首長卻聽到了什麽風聲,非要親自去查看老百姓是怎麽生活的。首長走了一遭後感慨地說:“隻知道老百姓苦,但沒有料到有這麽苦。”一點不錯,關於人民的苦難隻是首長心中一種掛念。當首長終於在某一天受到了強烈的“視覺衝擊”,這個衝擊不是別的,正是人間的呼籲。
但是藝術家看上去也在呼籲,因為呼籲可以成名。但是,令我尊敬的賀延光先生在說:“直接表現苦難是最簡單的,如果僅是為了觸目驚心,去展示視覺刺激,而不考慮自己的照片對被拍攝者生活的影響、人格的損害,這樣的心態是很可怕的。因此,要有點忌諱。”
這個世界上的藝術家們早已把藝術“要有點忌諱”這個準繩拋到九霄雲外。愈演愈烈的所謂視覺衝擊力和聽覺衝擊力已如同潮水。最早我注意過那個“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時刻,竹竿將大紅燈籠挑起,在某個屋簷下燈籠懸定,掛鉤聲哢哢作響。我想藝術家肯定迷戀這種音響質感,但是也太誇張了。那個“泰坦尼克號”,為了保持災難的風度和震撼,在下沉的最後時刻仍然念念不忘船舷上的燈火輝煌,我們從欣賞藝術和生活裏的所謂“小小質感”開始,藝術品位在慢慢地上癮,現在也開始學會欣賞災難的質感了。
賀延光先生提到的藝術對人格的損害,我甚至理解為藝術正對母親造成損害,說到底,任何苦難和災害的當事人不論他們人間的年齡有多大,他們的心中一定有一個偉大的母親在愛著他們。生怕母親受到驚嚇這是唯一的宗旨,因此,苦難的寫實必須有所忌諱,這才是苦難中人真正的心聲。藝術家應當照顧這種心聲。
二戰期間,當“藝術家”還戴著鋼盔,手持卡賓槍在戰場上服役的時候,那時,他們的行為隻是忠實地執行法西斯當局所下達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務的程序是:坑已經挖好了,然後將女孩推下去,最後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這算不算“行為藝術”,這個行為的唯一主題就是宣告殘忍。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賓槍的人麵前,平靜地說道:“叔叔,請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媽媽回來就找不到我了。”我們的理解曾經有誤,小姑娘不是在報道噩耗而是希望母親能把她從深埋中拉出來,然後一塊兒回家。這是在滅頂之災麵前勇敢地破解活埋的深度、破解所謂視覺震撼,我們人的最早的童聲。因為人是有母親的。
永遠地不驚動母親的神色,這應該成為我們的人心和品質,保持天下母親和天上母親那麵容的靜穆,是我們的守望和責任。而往往,我們看見母親微微閉目如此安詳,卻試圖去驚醒她。所謂朝拜和跪望,此刻人心並不真愛那個端坐的女神形象。
因而,我們日常的人心,賀延光先生看得最透。他要拍張生病小姑娘的照片,卻要讓小姑娘放心,他說:“你看你的,用雜誌擋住臉,保證不讓你媽媽看出來是你。”
是為警醒。
關於記憶
我是從哪裏來的呢?我最初的記憶源頭就是我還能記起被什麽人抱在懷裏,抱我的人大概站在一個巷口。我不清楚到底是被誰抱在手上,又是誰給了我一顆棒棒糖,生命卻從這裏轟然而至。
如果再往前追溯所謂記憶的源頭,隻能歸為恍惚,我的生命是瞬間出現的。
我出生在自己的記憶裏而不是由母親所生。關於我母親所生的說法,是我獲得一個被告知的後天常識。這些後天常識還包括,我出生後即被放進保溫箱裏,因此,我曾在醫院格外留意放置早產兒的保溫箱,為自己被放在這麽小的箱子裏而羞愧難當。我的記憶源頭也就是我的自我意識的源頭。
首先是關於疼痛的記憶。
我的初始疼痛並不是醫生往我嬰兒時代的腦袋上紮針的那個時刻開始的,因為我的記憶並無這段遭遇。真真切切的痛感體驗是一次意外,我被哥哥摟著去露天電影場看電影,途中我跌破了頭。送到醫院,醫生蒙住我的臉後,為我縫合傷口,我疼痛的意識就從那一刻開始。在此之前,我無任何疼痛的感覺。後來雖然還有一種旁人幫助描述關於我的疼痛故事:我曾從一張方桌上掉下來,我大聲哭叫,最後變為淒厲的抽泣。但疼痛的主體--我,卻毫無印象。我疼痛故我在。我的記憶裏不僅是記下了疼痛的滋味,而且還記下了在什麽部位疼痛。疼痛的意識知曉、疼痛的時間長度,深深感到我正沉浸在疼痛中備受煎熬,因此,我知道用手扯下蓋住傷口的潔白的紗布,是為了把疼痛從腦門上扯去,沒有料到卻牽扯到傷口;我的頭左右晃動,也是為了擺脫疼痛;更不用說淒厲的號啕的目的是為了把醫生們嚇走,或者是要製止他們在我的疼痛旁繞來繞去,竊竊私語。清醒地明白疼痛掉到我的頭上,在手腳亂蹬的行為語言中呼喊著另外的援助,這就是我的記憶發端。
有我能記住的事物,必然是我也曾經參與的事物。
我還記下了書中所讀到的某些事情,某些信息,我仔細回味,這類記憶中的事物似乎與“自我”無關。實際,記憶隻是說明我在什麽場合以什麽方式接觸哪些事物和信息。我記憶中有一艘沉船的故事,我覺得自己是躲在船裏的一個人,始終看到了沉船的全過程,但是,所謂記憶,我隻是記住了我是在看一場電影,我隻是記住了我在看什麽。
這就是說,記憶有它的外殼和外殼上的許多觸角,似乎是說明這個意思到底是通過什麽記住那個內容的。
我是通過什麽記住了我的童年,記憶萌發的原始事件呢?我顯然不是通過看電影記住了我在巷口的事情。我們可以假定,我記住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設定為最初的首要記憶,而其他記憶均可被指定為是我聽到的,或是我看到的。歸根結底,我在巷口的事也是我“看到的”,隻是不得而知我是怎麽看到的,我在巷口的確不是通過母親的敘述讓我知道的。
當我向孩子敘述有一根針頭在他腦袋上紮進,他是如何痛哭的情景。孩子說,完全記不得了。這樁事,好像認定為任何人都同樣適用。我的敘述如果生動,孩子就會記住他的腦袋是如何為躲避針頭而轉動的,他以後回憶此事,但又不得不加以說明,“聽父親說--”
醫生在為嬰兒紮針時,大都有這種樸素的想法,反正嬰兒不會說出痛苦,以後也永遠記不住是哪個醫生給他紮針,所以下手有點狠,針頭完全可以自由地多次進進出出。這裏含有深刻的哲學意味,以後的痛苦必須有人向他描述,或者是說,沒有任何印象的痛苦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麽一個“聽說”與自己有關的記憶和自己印在腦海裏的自己的故事到底有沒有區別,曆史故事和人物故事到底有沒有區別。
我是從哪裏來的,如果我僅有一點對昨天的記憶,我就是從我的昨天而來。如果我僅知曉現在我的此刻狀態,我就是從我此刻寫字的狀態中忽然迸發出來,成為一個有形的人。
在我的記憶無法涉及的地方,在我這個有形人之外的茫茫空間,那裏又有什麽?當我們窮盡了自己的記憶,不得不得出思維的結論,我們是從虛無中而來。
這很類似於我們視覺的窮盡。我看見遠遠的草地上正漫步著一頭奇形怪狀的牛,慢慢地那頭牛分成了兩個部分,兩隻犄角離開了身體,這與我逐漸向牛靠近有關。那頭牛肢體的分離更加鮮明,我終於看清楚了,草地上漫步著兩頭牛。我想到,在我的視覺之外,大概就存在著一個縹緲的虛空。
古先哲老子在思考世上的有形之物到底從何處而來,與一種窮盡的視覺也很相似。記憶的窮盡與視覺的窮盡均在一個有形之物麵前止步。老子的思維隻是服從了思維的惰性。實際上他想不下去了。他終究無法“看清”,這個“無法看清”,幹脆就是世界萬物的源頭。他在得出了一個世界和人從何處而來的終極結論後,從此不再思維。從根本上講,老子思維的原推動力是思維趕快結束後休息,他持的是一種終止思考的哲學。
人,一定要被告之,是母親所生,這就導致出這樣的結論:母親的回憶成為我的源頭,我出生在他人的回憶中。
人,經常在回憶他自己的經曆,每個人自己的回憶中,夾雜著其他許多活人的成分。
空碗和米飯
我聽到敲門聲。先是敲鄰居家的門,過了一會,分明敲到我這邊來了。敲門者手上似乎持有羊骨頭,所以,敲門聲很沉穩。
我不敢妄稱他是“乞丐”。我靠在門框上,說實在對不起,我家裏沒有米飯。
敲門聲說,我不是來要飯的,我找你要一個碗。我摸到一個不鏽鋼的餐具,放到他張開的米袋裏。他說,我有了碗就不怕了,於是走了。
這個人的說法非常別致。他敲門的目的不是為了要飯,而是為了甩給我一句箴言。依照他的說法,人在世間,必須首先有碗,然後碗裏才會有米飯和萊。當我的腦袋伸到碗櫥裏去尋找食物,腦袋碰響的不是食物,正是空蕩蕩,並且疊加起來的碗和碟子,響聲證明,我有足夠多的碗。
此時,借助敲門者光顧,我才想到,難道一點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嗎?碗櫃裏躲藏的碗裏沒有堆滿米飯,碗應該感到窘迫。假如取一隻碗放到桌上,再配以筷子和湯勺激勵,那情景將會怎樣?我並非虛妄,怪就怪在米飯和碗暫時還不在同一個地方,就像魚和水分了家。我得出結論,米飯在外麵的大千世界中。我幾乎又導引出行乞者的箴言,有了碗就不怕了,我也帶著碗出門就行了。
美國哲學家兼作家梭羅曾經住在瓦爾登湖畔,許多旅行者離開了自己的路徑,找到了梭羅的小木屋想要討點水喝。梭羅回答,我家沒有水,我可以借水勺給你們用。這個所謂“借”,也就等於贈送了。
這也就是水和水勺(類似於飯和碗)相互躲藏,互不謀麵,但有親緣關係的實例。那麽,梭羅家的水究竟在哪裏呢?他指了指瓦爾登湖。旅行者們拎著水勺到湖邊舀水喝去了。
中國作家張賢亮恐怕也懂得碗太重要了。
他在小說《綠化樹》裏提到了那個倒黴的章永麟。章永麟有一個從資本家父親那裏繼承過來的美國罐頭盒,被他像護身符一般時刻帶在身邊。章永麟對這個裝稀飯用的罐頭盒有一番活的見解,他把“碗”遞進食堂窗口,必須凝神盯住碗裏是否傾斜,從而來斷定裏麵稀飯的多寡。他太關切碗在別人手上的命運了。
後來,章永麟偶遇一個叫馬纓花的農村婦女,她為餓得頭昏眼花的章永麟捧來了帶著手指紋的麵饃饃。瞧她手持白麵饃饃大概是生活箴言幻化而成,那指紋印如同文字在教育資本家子弟。
人的眼光首先要盯住食物,然後才能談到其他。
這裏發現了通靈感應的偏差:章永麟忘記了碗,假如他掬起手指做碗狀接過贈與那還好說,他卻是躲到一邊東張西望,饃饃被吞咽下去。
現在,那個白麵饃饃甩到美國罐頭盒裏的聲響已經永遠聽不到了,它的饑餓感占了上風,一時顧不得那麽慎重了。任何食物,不論孬好,當首先必須放到碗裏才是。
那麽,碗到底是什麽呢?當我像敞開心扉似的敞開自家碗櫃,是不是因為空碗太多,我將它們稱為“盛食物的器皿”,連佛學辭典也是這麽解釋什麽是“缽”的。
聽說禪宗大師弘忍圓寂之前,就是送了碗給他徒弟惠能,還送了件袈裟,這叫做“衣缽相傳”。
弘忍的本意是怕後人不相信惠能是他的關門弟子,“恐怕未信其所師承。故以衣缽為驗。”我想,更為醒目的倒是,有了“缽”後,再披一件袈裟,手持一根錫杖,惠能從此出門在外,自然方便、從容多了。原來,僧人出門,從來不自帶幹糧,也從不備什麽米袋子,因此,僧人遍看世界,凡人都是施主。
這是否就是說,自己也欲自備盂缽出門去了。至少,關於碗的動靜,是我傾心的方向。
有人晃動鋁製飯盒,小勺子在盒內叮當有聲,這就喚起我童年時代的饑餓。我的饑餓感不是由直接撲鼻的飯菜香味引起的,那時飯菜因油水不足,根本沒有一種強勁飄散的勢頭,我往往尋聲而去。後來也知道往碗裏夾好幾種菜是一種幸福,這歸功於:不是菜多,而是碟子多的緣故。
因而,我堅信,首先是有了碗的靈光,然後才是有米飯的。這個道理很難說通,米飯又沒有長腿,怎麽會跑到我的碗裏來呢?的確,米飯和碗並不和諧相處,而是分裂著,這誘使學問家們用“不長腿”的米飯來教育人,全部人生指南,教會如何有“本事”,把米飯等等驅趕到自己的碗裏。
碗的器皿性質,使有本事的人失去了對碗的尊敬和期望,更是無從知道碗對米飯的供奉是碗的風度,因而,也是持碗者的風度。但是,奮鬥至極的人,絕不會謳歌自己是本事有多大的人。艱苦卓絕的吃飯者之所以在餐桌前不張揚,是他深諳窗戶紙一點就通的。你的全部創造,仍然不過是偉大力量對你的饋贈,就像瓦爾登湖水是現成的,旅行者隻是彎下身用“水勺”把水舀上來。
這個原理的喪失,往往是因為你渴過了頭,你沉溺於剛才呈現的焦渴神情和掙紮姿態,你錯把掙紮當創造。顯然,水不是你的創造。能夠檢驗你對水懷有感恩之念的佐證是什麽呢?就是你得永遠珍藏那柄水勺。
既然想到這層意思,我的日常用語也幾乎與“米飯”二字無涉了。當我向食堂的玻璃窗內推進去一隻碗,我不用說話,飯菜很快就落定到碗內。在小說家看來,這沒有什麽可神秘的,你與夥房的人很熟啦,他們認識你的碗,並且熟知你的飯量,你自然不必向裏麵報到。果然不出小說家的預料,窗內的掌勺人換了個新麵孔,我聽到勺子在敲我的碗邊,有人在吆喝:“怎麽講?”在這節骨眼上,我愣住了。
本來,在這純屬吃飯的場所,我應該響亮地報出來:“來四兩飯。”而且,這寬闊的餐廳和支撐大廳的圓柱和掌勺的人有權利說他們都沒有聽清楚,我必須再說一遍。我不願說,排在我後麵的買飯隊伍就僵持著,在吃飯人的眾目睽睽之下,瞬間我成為孤單一人。
好吧,我不說,現在“他們”來了,陽光斜穿圓柱,像佩戴刺刀的士兵,我剛踏進餐廳門檻踩到的那根黑色橡皮管和角落的水桶,在我偷偷望上一眼之前,大概早已就是為我備好的刑具。
說吧,這是拷問,你得明白,你認為你是什麽人,還不趕快吐掉塞住你喉管的那顆詩歌釘子。那麽,好吧,我說:“來四兩米飯。”重新指指麵前的空碗。
我用竹筷像敲木魚似的敲著空碗。總有一天,所有的空碗都贈送出去,或者自覺碗太多,都先後扔掉了。但千萬不要忘記,當留下一個歸屬自己。當你隻有一個碗後,才有小蟲子爬進碗櫃,你撚滅蟲子,恢複黑暗,原來那是螢火蟲,餐具在熒光的點綴下變成了碗。
從此你懂得:碗剩一隻方知空。
繩索
用一根繩索拴在腰間,然後站在窗台上擦玻璃,我當然得仔細察看這根繩子是否結實。最可怕的情況,看上去繩索上的每條細筋都扭得很緊,卻被人偷偷用刀割了一下,這是我檢查繩索時的習慣想法。
顯然,在得出繩索是可以信賴的結論之後,我們從此不再想繩索的問題,我憑借繩索的牽製,身體在窗戶外傾斜,甚至拚命用腳蹬窗戶,讓繩索繃得更緊,充分表達我被繩索捆住,又佯裝掙脫,而從心靈深處洋溢出來的那麽一種優越感。
我得擦玻璃,忘卻了繩子和我的聯係,身體更加傾斜,高舉著手上的濕抹布。開始有髒水順著袖口流向腋窩。我的妻子曾經問我:“你的袖裏怎麽這麽黑。”我想了半天,回憶起這是高舉濕抹布所致,這是我辛勤做家務事的明證。我還曾經高舉過髒碟子,將它塞進定位過高的碗櫃,這時就有殘湯趁機也從袖口流進手臂處。“我的袖筒裏怎麽還有油?”這至今是個謎。有時我也洗碗,高舉清潔的碗向上,有清冽的水滴出碗沿流向我的手臂,那感覺像小蟲子爬進來,的確很舒服。我能保證我高舉的碗以後都可能是清潔的,卻不能保證我高舉的是一塊永遠幹淨的抹布,因為,高舉又髒又濕的抹布,表示我在幹活。
能夠盡量敘述我與髒抹布之間的關係,是我不再想繩索問題。繩索暗中的保護,確已不在我的思維範圍。我曾經思維過的我的生命可以傾斜的根基,那根繩索,甚至不用想,這是我的繩索。但我如果在想,這是“我的繩索”時,危險開始降臨了。
我在想,繩索是沒有問題的,但繩索的一端是係在水管上的。水管是否不堪重負,或者將牆內磚頭帶出,這磚的移動的確是肉眼看不出來的。
這是我的手,手指像鐵鉤一樣,放到哪裏,手指就情不自禁鉤住什麽。現在我的一隻手鉤住窗框,我的手臂是否能承擔起保護我身體傾斜的重任,我的手臂完全沒有數,隻有我心中有數。
我的心中到底對什麽有數呢?因為我在不斷地提醒手指務必抓緊窗框,我的手指絕對不會違背我的命令。說到命令,我對我的兒子在吃飯時經常把筷子從手上掉下來很不理解,我教導他說:“筷子要握緊。”兒子於是將筷子握得更緊,卻夾不住桌子上的菜。那麽就放鬆一點地握吧,這樣,沒過多長時間,兒子又把筷子掉到地上。
我從教導兒子的道理中開始學會如何教導自己。但在這弄得不好就會掉到樓下去的時刻,我卻不敢去暗示:“那麽,我的手就放鬆一點吧。”涉及有關性命安危的重大問題時,我們很快找到保證不出事的核心症結,那就是我不斷地下命令:“我的手必須要抓緊。”這就仿佛我不斷地從頭腦裏放出飛快報信的快鳥,一直重複相同的命令,給我的手隻下達一道握緊指令是不夠的,沒準它過一會就忘了,手稍有鬆懈,後果不堪設想。
我的思維要停留在手的上麵,思想要在手背上紮根。我站在窗戶上到底是幹什麽來的?也就是說,我來到此地的目的。我試探著用另外一隻手去擦玻璃,因為實在不敢對擦玻璃之舉有所專心,我碰了半天玻璃仍然沒有擦幹淨,隻是把玻璃上的汙濁重新趕到玻璃的各個角落。從宏觀上看,汙濁仍在老地方。我們的思想在指揮兩個以上的舉動時,其中必定有一個是偽跡。這樣,我就懂得了,我跑到窗台上的目的,就是為了不要讓我從這裏掉下去,我跑到一個危險的地方,在研究如何保全自己的問題,由此展開思維。
這是我的手,這大概不會有歧義吧。如同我們習慣上說,這是我的心靈,也無人反駁。為證明這是我的手,我從鉤住窗框的五根手指中,格外騰出一根手指在窗框上動彈了一下。不錯,這是值得信賴的手,和我朝夕相伴的手。這個念頭一出現,又有一根手指試圖也想在窗框上彈跳,這個現象是我思維生涯中反複想弄懂的問題。對於我的手,我想控製它,但千萬不要表示出對於手的滿意。所謂滿意,所謂滿有把握之說,是我的意誌將要離開時刻的休眠前奏曲,我的手背不再發燙,因為我的目光離開了它。
如同將軍不斷地對士兵下達重複的命令,將軍會很累,我也不相信,我的心靈所指的任何關鍵所在能夠保全我的性命,我唯一的結論:最好做個膽小鬼,那麽趕快從窗台上下來吧。你們感受太多,但你做事卻做得太少。那個明淨的玻璃窗正在向我召喚哩。
祖國,究竟是指什麽?
親愛的朋友,一場噩夢般的洪水剛剛退去,當我看見家園那黑色的屋頂重新呈現的時候,當我們又向著土地重新撒下種子,不是一把一把,而是一粒一粒,當我們在帳篷裏展開那溫暖的棉衣,遠處又傳來校園裏孩子們的讀書聲,我們想說什麽?
此時,你是否聽到孩子們正在朗讀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兩個字:“祖國。”接著孩子們又低下頭,把這兩個字寫在作業本上,老師提醒孩子們“祖國”二字不要寫錯。
誰能告訴孩子們,祖國究竟是指什麽?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向著溫暖的太陽睜開眼睛,我們能記住乳汁的甘甜,我們感受著世界上的各種事物,每一種能喚醒我溫暖感覺的事物都令我怦然心動。
孩子和母親走向田野,孩子認識了麥穗。孩子把手伸到淙淙的溪水中,於是他們有了水的感覺。這是我們腳下的泥土,在冬天泥土進入睡眠周身被白雪覆蓋。
那麽,祖國究竟是指什麽?我們牢記在心的一種具體的溫暖和具體的懷念究竟能升華出什麽?假如,老師現在問我祖國是指什麽。
我指一指我經常在上麵翻滾的那個草堆,這是不是祖國?老師肯定會搖搖頭。那麽我指向沾落在手上的露珠。有一次,我感受到有一種風很涼爽,涼爽的風大概就是祖國,但老師仍然搖搖頭。那麽誰能回答祖國究竟是指什麽?
但我現在隻能這樣問:正在重建家園的人們,你們現在需要什麽?他們需要一根渾圓而又結實的房梁,為支撐家園的屋頂。他們需要一塊堅固的岩石,為使大堤永不潰破。他們還需稻種,為使來年的田野鬱鬱蔥蔥。
我看見一位大娘擁抱著我們的戰士,但我們仍然要問:她擁抱的是誰?我看見一件件越冬的棉襖從四麵八方運來,但我仍然要問:這些溫暖究竟是什麽?我看見年輕母親的乳汁滴在一位受傷戰士的傷口上,我在思索這一片滋潤之處肯定還有更為博大的意蘊。
這時,我忽然頓悟,令我心曠神怡的各種感覺,我所看見、觸摸到的偉大生活,正像一萬條小溪流歸向大海。我內心蓮蓬勃勃的寬闊熱愛,像浪花撞在礁石上空又回歸大海。我說:能使我產生無限熱愛之情的這種生活、這個地方,就是祖國!
一朵孤零零的花朵可能是芬芳的。我們在鮮花匯集的地方,買一束花回家。從花團錦簇的地方走向城市的小巷深處,我們感受到獨自享受花朵搖曳多姿的欣喜,我們將可能走向孤獨。但是如果我們舉起花束,朝著另外一個方向,匯入共和國歡慶的人流,讓所有孤獨的芬芳隱入花團錦簇,那麽,祖國便藏匿在這醉人的芬芳之中。
沒有真實的渴望,就不會懂得祖國;沒有真實的孤獨,也不會呼喚祖國;土地、田野、森林都以祖國的名義向我奔騰而來。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即使我的心髒停止跳動,但生機勃勃的祖國永遠存在。我將一把泥土撒向天空中,泥土依然回到大地的懷抱中。
我正感受著生活中的所有豐富和世界上的最大幸福。在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一個孩子像灰塵那樣。
祖國,究竟是指什麽?
現在,我指向天空,指向大地,指向漫天招展的五星紅旗,我還指指這顆怦怦跳動的心!
原載《中國作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