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散文排行榜

第二十九章 記黃包車牌號的母親

　　葉延濱

　　1

　　每次回到成都，辦完該辦的事情，總要安排半天時間，邀成都的親戚一道到去磨盤山陵園看母親。

　　母親去世多年了，那年就是在磨盤山殯儀館送走了母親。真是讓人難忘的事。我剛到北京不久，收到了家裏的電報：母病危，速回。母親生命的最後都是在醫院度過。她得的是肺氣腫後來發展到肺心病。每時每刻喘不上氣，最後離不了醫院裏的氧氣管，隻好把醫院住成了家，一住就數年。好在她算“老紅軍”，能有一間單人病房。我在成都工作的時候，每個星期天都和妻子帶著兒子去醫院陪母親。兒子一直進了北京，才知道原先他對“星期天”的認識是片麵的，他一直認為“星期天就是人們上醫院看病人的日子”。我調離成都後，在外地工作的妹妹調回了成都，照顧母親。離開成都時，我感到母親的不舍，但我的調動，可以讓在外地多年教書的妹妹回到省城，母親也就鼓勵我到北京工作。母親名叫張淑容，出生在遼寧西豐的大富商家庭，“九一八”後，隻身從東北流亡到了北平，參加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革命起點就是“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按組織部門的資曆年限計算，人們都習慣稱她“老紅軍大姐”。我離開成都，兩年間回去過一次，醫院也發過幾次病危，但都在事後才告訴我。這封電報極短，讓我有不祥之感。收到電報，給妻子打個電話，我立即到東單的民航售票大廳，買了最近的一班飛機票，回到成都已是傍晚。從機場直接打出租到了醫院，母親已深度昏迷了，脈搏微弱。我坐到她跟前，喊她，連喊數聲，她的眼皮抖動了幾下。妹妹和妹夫說，媽總算等到你回來了。他們讓我到醫院門口小飯館吃點東西，大家都沒有一天沒吃飯了，就留下長期陪同的阿姨守著母親，出去吃飯。還是不放心，我們匆匆吃碗麵條充饑，就趕回病房。前後不到半小時，母親在我們離開時停止了呼吸。這令我深感遺憾，在她生命最後一刻，還是沒有在她身邊陪她。同時我也感到震撼，母親堅持最後一絲氣，隻是要等兒子回到她身邊，聽我喊一聲：“媽，我回來了！”然後，就安詳地走了。

　　母親去世後，把母親的骨灰埋在哪裏？有人說青城山，風水好。有人建議安放在龍泉驛，那裏春天滿山的桃花，風景也好。但最後還是安埋在磨盤山陵園。這是個小山丘，但離城最近，我隻要回成都，花半天時間就能來給母親掃墓。

　　上次是我們全家和成都的親友都來到這裏，難得聚集在一起。不是節假日，陵園顯得寧靜而肅穆。山不高，但一排排青鬆守著整潔的墓碑，空氣裏彌漫著鮮花和野草的氣味，讓我感到慰藉。我們在墓前給母親燒了紙。墓園裏有專用鐵桶，把紙燒在桶裏，不會汙染環境又不會引起火災。又找到香爐，點上蠟燭和香火。把帶來鮮花一朵一朵摘下來，擺放在墓座上。有人過來，問，需不需要給墓碑描字？給一百元！於是兩個工匠又把石碑上的字全用金漆描了一遍。點蠟、燒香、燃紙錢、擺鮮花、描碑文，一件一件地做，我們又陪母親度過了半天時間。

　　懷念一座小山丘，這小山叫磨盤山，因為母親在那裏。懷念是心在顫動，總需要一種形式，否則，我們難以釋懷！靈魂需要肉體，當失去肉體後，我們說死亡降臨了。死亡需要墳塋，因為死亡最好的證明是人們的懷念。送別親人，這真是人生必修的一課，自從送走了母親，我感到又走過了人生一道門坎。是她把我送到這個世界上來，又是我把她送出了這個世界。母親走後，常常讓我從夢中驚醒，醒來以前，她還和我在一起。我每次回成都，都盡量擠出半天去這個小山丘，因為心靈需要一個實在的證明，不是證明給別人，而是自己。形式是必要的，六祖慧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必染塵埃。”這是徹底精神第一以至“空無”了，然而在這徹底之中仍需要借助“語言”這個形式啊！

　　有時，懷念就是這樣，靜靜地坐著，能聞到那青草的氣味，能有一片碧綠撫慰著你的心靈……

　　2

　　我小時候是喜歡養小動物的。養過鴿、兔、雞、貓、狗、金魚、蟋蟀還有蠶。養蠶是在剛進小學的頭兩年，說起來已是半人世紀前的事了，但記得還很清楚，這一點我也很奇怪，怎麽像是昨天的事情……

　　最早的蠶種是向人討來的，巴掌大的一張舊報紙上，有一片密密的蠶籽。開春不久，還凍手，就把這片紙捂在貼身的內衣口袋裏。幾天後，黑黑的小蠶寶寶就出來了。找來紙盒，盒蓋上用錐子穿出一些小孔。放上一層剛從桑樹冒出來的嫩葉子，用毛筆把黑黑的小蠶掃進盒裏，也好像把自己的心掃進那小盒去了。那是一種快樂，也許正是這人生最初的快樂，讓人同時記住了童年。那一年，母親因為與地委書記意見不同，加上其他的一些事，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在地委宣傳部長的位子上受了開除黨籍的處分，調到成都市教育局當中教科長。我們住的地方叫將軍衙門，在衙門府後叫西勝街的巷子裏。那院子大，從窗上的彩花玻璃，可以想見這院子曾風光得很，我們住在西房，南房姓王，東麵是個書庫，南麵是個開會的房子，但沒開過會。天井裏的磚都被雨水繡綠了，滑，也就沒人在天井裏玩。隻是有一叢含羞草長得很喜人，用手一觸，它就癱在地上，像戲裏邊的美人昏倒在地，你轉身過一會兒，它又容光煥發在陽光裏招搖。母親到這裏後依然很忙，平時顧不上我們，連星期天也常是和老師們坐茶館談事。星期六母親通常要帶我們姐弟倆看一場晚場電影，電影院離家遠，那時這城裏公共汽車隻在幾條大街上跑，電影散場後，昏黃的街燈下，回家的路真是太長了。

　　童年就是簡單的快樂加上簡單的憂愁。在我養蠶的日子裏，我的快樂和憂愁都是蠶。看蠶吃桑是非常開心的事。蓋上一層桑葉，蠶先伸出一星兒嘴，啃出一個缺口，露出一頭，然後沙沙地出一大塊地盤，當它們全爬在上麵來了，桑葉已被啃得隻剩下葉脈了。它們一個個昂起頭，四處晃動，要吃。這副乞食的模樣給我留下很深的記憶。院子裏隻有一棵桑樹，不久便被各家養蠶的孩子摘光了，一到斷了糧，我就眼淚汪汪。母親衝我吵一句：“哭什麽，沒出息！”便騎上車，到院裏有桑樹的老師家裏去討。還不能總去給一家找麻煩，我養一季蠶，母親要跑半座城。那時，我讀的寄宿學校。星期天上學校的時候，要用一隻大竹籃，把一片片擦得幹幹淨淨的桑葉，整整齊齊碼放在裏麵。上麵蓋一張濕毛巾，這就是我的蠶寶寶一周的食品。到了蠶寶寶長大了，變胖了，身了發亮了，吃得也更多了，一籃子桑葉堅持不到周末就空了。母親就在星期四給我送桑葉到學校來。一到星期四課外活動時間，我就在校門邊轉悠，盼望母親身影。那時我見到母親真是快活極了，我不知道母親為什麽願意為我送桑葉到學校，這違反了校方的規定，寄宿學校平時是不能探視學生的。

　　我之所以記得養蠶的事，大概因為養蠶對於一個城裏讀寄宿學校的孩子是有太多麻煩和太不容易了。養蠶隻是讓我找來這一些小東西讓自己去關心，也給在逆境中的母親添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蠶吐絲了，結繭了，那些繭一動也不動了，我的養蠶事業也就告一段落了。不知道繭能幹什麽，裝進紙盒，收起來。隻是想到這些小黑毛毛蟲就這麽長大，還能吐絲，還結這麽美麗的蠶繭，世界在我心裏也就可愛了。這些蠶繭也真神奇，因為它們，我剛讀一年級時的情形，也保留下許多珍貴的片斷。今天是我母親的祭日，記得她停止呼吸之後，我從她躺了四年的病床上，抱起她時，她輕得好像吐盡了絲的蠶，能飄起來……

　　3

　　成都杜甫草堂外的浣花溪旁，辟出了個開放性的詩歌公園，我們出席公園剪彩儀式。草堂已經成了繁華的鬧市區，一幢幢嶄新的樓房，將草堂圍在中心。草堂變得像進城的鄉下人，怯怯地坐在高樓新宅中，保持著安靜，唯有安靜是草堂最後的尊嚴。也許這安靜也有價，門票六十元一張。於是愛進公園喝茶打麻將的成都市民，難得邁進這個高貴的去處，而把草堂留給外來的遊客，讓他們在靜靜的草堂裏聽杜甫的詩，也發一點天地之悠悠的感歎。

　　我的感歎不會遠回唐朝，隻回到半個世紀前。那是剛解放不久的成都。草堂寺、百花潭與浣花溪，這幾個毗鄰的近郊好去處，是成都市民春節“趕花會”和春天踏青的地方。這片成都西郊的風景地，是我童年記憶的導遊圖。我與母親住在錦城西南的“將軍衙門”附近，向西就到青羊宮。青羊宮是一座道觀，它名氣大，因為每年春節“花會”在此舉辦。青羊宮邊隔溪相望百花潭。剛解放時這裏是個小型的動物園，從青羊宮到百花潭，浣花溪相隔，那時沒有橋，用木船架起浮橋，過橋收門票。我第一個幼兒園“成都育才保育院”，就在百花潭的後麵。周末回家和星期天返園，都要路過百花潭。動物園裏關小動物，保育院裏關小朋友，大概“同命相鄰”吧。青羊宮還算是城區，盡管是在城外挨著老城牆。百花潭多了一道溪水與城牆相望，完全是鄉下風景了。再往西行，就是杜甫草堂，老成都人都叫草堂寺。原先這裏是有一座寺院，後了香火少了，名氣壓不住杜甫了，草堂寺也就改叫杜甫草堂。當年杜甫在此住了三年零九個月，此後代代修葺擴建，到清代嘉慶年間最後重修完成，形成現在這個規模，一座很了不起的園林建築群。小時候我常常在草堂裏遊玩，原因是父親所在的大學，位於草堂西麵的光華村。新中國成立後，舊大學進行調整重組，十三所大學和專科學校合並成“四川財經學院”，父親在這所學校擔任領導工作。四川解放後，父母從武漢一起進川，分別在川南兩個地區工作，父親在樂山任專員，母親在另一地區任宣傳部長。1911年後，父親調進成都組建大學，母親也進了成都，但已被降為成都市教育局的中教科長。父母也離了婚。我和姐姐就經常在“將軍衙門--青羊宮--百花潭--杜甫草堂--光華村”，這一條路線上來回往返於父母之間。

　　那時，這條路線就是野外遠足的鄉村郊野路線。公共汽車隻開到將軍衙門西麵一站的通惠門，再向西就出了城。我們平時和母親住在城裏，寒假和暑假才到光華村，住父親處。老百姓往來行走，隻有兩種交通工具。獨輪車也叫雞公車，多運貨物用，也坐人，人坐在車頭，推車的人在後麵推。這種車走得慢，但載重大，壓得獨輪嘰嘰咕咕叫，得了“雞公車”的名字。另一種就是人力車，成都人叫黃包車，坐起來比雞公車舒適，兩個車輪也大，拉車人一溜小跑，也快。一般人外出難得坐它，相當於現在的高級出租車。成都人稱之為“包車”，可見不便宜。我們姐倆去父親學校度假，母親就要叫一輛黃包車。坐黃包車去光華村，相當於今天的出租跑長途了，是件大事。母親總是在街頭認真挑選，一是慈眉善目的老實人，二是要身板好的年輕人。找到車子後，母親總是再三叮囑，然後記下車號和車夫號衣上的號碼。才揚起手與我們告別，一直在街邊望著我們遠去。

　　那時，從城裏到草堂再到光華村，很長的路，路上行人也少。砂土的馬路，沒有鋪柏油，難得有汽車開過。偶爾有一輛車開過，就會揚起滿天塵土。汽車真少，汽車也沒有汽油，駕駛艙旁掛著大爐子燒木炭，邊跑邊喘，一口氣上不來就拋錨。這樣的車，一路上也見不到幾輛，好在有兩旁田野茅舍，“錦裏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園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也真是童年記憶中的美景！

　　如今，杜甫草堂變成城市中的盆景。高樓如去，車水馬龍。站在這裏，真的找不回我的童年了，還有那個記黃包車車號的母親……

　　4

　　我對於家庭和幼兒園外麵的“社會”，最早接觸的就是茶館，是成都的老茶館。老茶館是最具成都特色的民俗生活場景，一張木桌，幾把竹椅，便可開張迎客。茶館有大的，比方說，當年的人民公園、武侯祠這些較大的公園，都有大茶館，茶館都是雨棚式的開放建築，有頂沒牆，房柱之間有低矮的木欄，木欄不高，可坐，人多的時候也可供單幫的茶客，坐在木欄上，倚著屋柱品茶休息。茶館四麵開放，圍著茶館的院壩也是茶館的組成部分，擺滿了竹椅木桌，院壩裏的樹木，便為茶客遮陽，太陽斜了，樹蔭移了，茶客隻是把竹椅挪動一下，並不礙事。大的茶館，茶館裏外，能擺幾十張茶桌。小的茶館，開在小街窄巷子，三五張桌子，都擺在街邊上，茶館小得隻有一盤灶，擺著幾隻銅茶爐。

　　我是上幼兒園的時候，常在茶館裏泡著，因為母親坐茶館。母親坐茶館是剛解放不久在成都當教育局的中教科長的時候。她在延安時期就當過延安中學的老師，在我印象中，這一變故對於剛三十來歲的母親，並沒有讓她的生活變得灰暗。工作中結交了許多名校的老師，周末常和老師們在茶館裏聚會聊天。每次三四位，一聊就半天。

　　成都的老茶館規矩好，客人泡了茶，從早喝到晚，隨意，如果單個的人來喝茶，要出外方便走動一下，隻要把蓋碗茶的茶蓋放在椅子上。摻茶的師傅就不會收茶碗，你可以回來接著喝。茶錢便宜，一杯有品級的花茶也就一角錢，公園裏的這種大茶館就像大集市，烏泱烏泱一大片人，茶客喊“摻茶羅！”茶師叫“來！來羅！”還有笑的罵的吵的鬧的，整個茶館就像一壺開水，咕咚咕咚地熱氣騰騰。有句老話：鬧中取靜，我以為正是說的成都老茶館。

　　在茶館裏沸騰的聲浪就是最好的屏風，讓每張桌子上的人幾乎隻能聽見自己同伴講話，熙熙攘攘的茶客們便各有洞天，相安無擾。和母親常一起喝茶的老師都是成都幾所名校的骨幹教師。我想，除了談工作，還有氣味相投吧？他們都尊重母親，談話中總用“張科長”這個稱呼。大概這是母親身上的“遊擊習氣”？反正，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再沒有見到過愛和老師們坐茶館的“教育科長”了。

　　老茶館不像現在的時髦茶樓，擺出一副“飲茶品茗”的高雅，老茶館是市井的社交場所。據說以前老板會貼一張“莫談國事”的帖子。這個帖子我在茶館裏沒見過。茶館是個開放的環境，說雅一點是“陽光下的交際場所”，凡是能見光的事，在這裏都能做。會朋友、談生意、相親見麵、看書讀報、聽評書、曬太陽、捏肩膀、挖耳朵……一聽金屬鑷子劃出的聲音，那就是掏耳朵的師傅過來了。我跟著坐茶館，便用小人書打發時間。茶館裏有出租連環畫的，一分錢看兩本，五分錢便能暢快地看上半天，大人們談什麽，也就從不關心了。

　　想到老茶館，是掂量母親和這些老師的友誼，真是那句“君子之交淡若水”。據說成都的茶館文化盛行，是與當年南征的“八旗子弟”有關係。清兵南征，一批滿蒙子弟留在成都，他們生活的地區便是後來的“少城”，這些閑人，讓成都變成消費之都，遍地飯館茶館讓成都活色生香。我們家進成都就住在少城區，在將軍衙門後的西勝街一所公館裏住著全機關的家屬。剛進城的共產黨不是吃鐵杆莊稼的“八旗子弟”，在老百姓心中還真的很清廉。在我記憶中，不知跟著母親進了多少次茶館，但從沒有和任何老師一起吃過飯。“下館子”在那個年代是很奢侈的事情，沒有人動這個念頭。

　　跟著母親坐茶館的事情在1917年結束了。記得那兩天下班後，母親騎著車外出，很晚才回來。後來才知道，母親那兩天都在往學校跑，給她熟悉的老師朋友說一句忠告：“多聽少說！”記得有位老師在母親趕到他那裏的時候，他已因為經不住動員在大會上發過言了。這位老師姓黃，後來被劃為“右派”。

　　十年之後“文革”中，我們家再次遇到風浪，我獨自在成都為父親的事奔波。此時已被下放到大涼山的母親給我寫信，信中說，如遇到困難，生活無著，可以去找這幾個老師：九中的陳老師，十九中的張老師，還有附中的黃老師……

　　他們都認識我，記得我見到他們時，他們說一樣的話：“我認識你，你是張科長的兒子。”啊，那時，我隻是茶館裏讀小人書的孩子……

　　5

　　在大涼山的首府西昌城南十來裏，有個叫邛海的湖，湖西有座叫滬山的山，五十多年前，山下湖邊有一所學校，西昌師範學校，在這學校的一排平房中，有過我的家。那是“大躍進”後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的母親從成都下放到這個偏僻山區當一名教師。不久，我也從成都轉學到西昌，和母親一起生活。在下放以前，母親是省上一家刊物的副主編和某研究室的副處長，盡管在五年之前她受到過黨籍處分，降了職。但下放一事，沒有任何“新處分”的痕跡。她到西昌先是省教育口下放人員的“帶隊領導”。其他下放者到基層勞動了，她待在機關裏閑得沒事幹，又不願去監督巡視下放人員，於是就要求到學校當老師。不知是誰同意了，她就來到了這所師範學校。到學校後，她每月去領工資，發現自己比校長的多得多。她想，我來鍛煉的，於是她交了兩份申請，重新入黨的申請和要求把工資降到低於校長水平的申請。入黨的申請沒批，工資很快降下來了。從此她在大涼山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後，母親的黨籍問題得到甄別平反，恢複了黨籍和職務，但她下放問題和降工資問題“無法弄明白”。這二十年來她的檔案一直還在省上，她是真正地“自動下放和自動降級”二十年。

　　我從成都坐了三天的汽車，又讓一輛小馬車接到了這個家。

　　那時，這裏真荒涼。學校沒有圍牆，野獸常在房前屋後竄。大涼山剛搞過民族改革解放奴隸，社會治安也不太好，我到這裏一星期後，就出了一場凶案。師範校的邊上是民族幹校，那天民族幹校的會計從城裏領工資返校，就在師範學校下麵的小路上被人劫殺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讀了艾蕪的《南行記》，如果你今天讀這本書，就可以了解我那時的心境。

　　比蠻荒更直接的是饑荒。我到這裏後，正是全國的三年大饑荒。西昌是一個沒有大災的地方，除了夏天的泥石流，人們還沒有經曆天災的經驗。

　　在延安參加過大生產的母親，又在這裏讓我體會到許多難忘的事。

　　我們在門前的空地上種上了包穀，長得挺好，但周圍都是高大的樹木，沒的陽光，包穀稈就拚命地往上躥，老高老高，夏天第一場暴雨，它們就全倒了。我們在屋後種了南瓜。南瓜長得很大，二三十斤一個，又放得久，兩三個南瓜，就讓一個冬天，有了底氣。

　　饑餓年月，冬天特別難熬。越冷越餓，越餓越怕冷。在學校裏念書，一下課，大家就靠著太陽曬著的那麵牆，特別覺得“萬物生長靠太陽”“我們都是向陽花”真是唱到心坎上了。

　　在那個餓死許多人的災年裏，我開始了在大涼山裏的生活，這三年我長高了兩公分。這三年我就讀邛海另一側的一所初中，西昌川興中學。

　　現在，這地方是有名的航天城--西昌衛星發射基地。去年，我應邀去現場看亞太一號發射實況。我對主人說，我在邛海邊住過三年。“哎呀，那可是依山傍海最有名的風景區，著名的療養地。”是啊，我想起來了，那裏確實風光美麗，隻是住了三年，我都沒有注意到這山光，這水色，可惜了。

　　寫到下放大涼山，想起了母親的幾個同事，那時奴隸製的彝族地區剛實行民主改革，大涼山基本上還是四個字：窮鄉僻壤。我與母親做伴也到了大涼山。有多荒涼？學校建在半山坡上，山上的花豹鑽進豬圈咬死了豬，花豹拖不動肥豬，便在圈內飽餐美食，吃飽了，竟然不能再從豬圈木柵欄鑽出去，被人生擒了。門前有盜匪，後山有豺狼，頭一次身處如此險惡的環境，便對身邊的人特別關注。母親的同事中，大多是當地的教師，也有不同凡響的人物，讓人終生難忘。

　　一位是學校的音樂教師，氣度非凡，高挑美人，在這荒山僻野就是仙女下凡。她和母親關係很好，常到家裏與母親聊天。她沒有男人，卻帶著一個小女孩，小女孩不像媽媽，兩條眉毛又濃又黑，像個男孩。那時總有運動，還時興寫大字報，一來運動，老師們的事就被好事者們寫成大字報貼在牆上。寫音樂教師的大字報總是用“糖衣炮彈”代替她的名字。問母親，母親說：“別信那些，這是個不平凡的女人，讀大學時，與學校一位地位很高的人發生戀情，有了這個女兒，為了保護那個男人，她主動申請支援邊疆，來這兒當了老師。”這個女老師讓這蠻荒之地，充滿了一種溫馨氣息，讓我從盜匪和花豹的噩夢中走出來，發現這裏滿山遍布著黃色的紫色的小花。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位頭發斑白的男人，來學校裏，先找我母親，後來又與這位女教師見了麵。他就是那個女孩的父親，那次見麵後，這位父親將女兒接回了省城，而音樂教師依然孤身一人，終老於大涼山這所平常的學校。

　　還有一個男老師，對我母親很好，因為我母親在北京讀書時，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他總是這樣對別人介紹我母親：“張老師就是林道靜！”這位男老師是個混血兒，老爹是美國人，男老師喜愛遊泳，學校前麵有個大湖，讓他十分開心，每天上完課就泡在湖水裏。他能在水底潛水行走，這讓我十分不解。他力氣也大，學校裏凡有義務勞動這類事情，他也一個人頂在三個人。他像個大男孩也愛和孩子們一道玩。我問他：“你為什麽不去找你爸爸？”他笑著說：“他是帝國主義！”如果說音樂老師像個仙女，這男老師就像個洋人王子，這窮鄉僻壤之地也就有點“綠野仙蹤”的味道了。隻是很快地男老師就離開學校了。不久，三年自然災害也影響到這裏，學校一天就開兩頓飯，一頓飯每人一隻饅頭或半碗蒸飯。這位體格碩大的老師，以前一餐就要吃四五個饅頭，熬了幾個月，實在餓得受不了，他便給那位美國老爹寫了信。不久，上麵便給他辦好了所有的出國手續。看來，他那個爹還是個有權有勢的人物哩。臨走之前，他來向我母親告別：“大姐，不是我不愛你們，我實在太餓了，真的。”就這麽說的，告別詞簡單得讓人想忘也忘不了。

　　6

　　晚上電視裏又出現了那位說東北話總是飾演母親角色的老演員，妻子說：“這演員真像咱家老太太，老太太真是個心善的人，我想到那個困難的時候，周末為你留的隻有一根幹癟的胡蘿卜。”她說完這話，一下子弄得我倆都沉默了。老母親去世多年了，妻子一下子說起幹癟的胡蘿卜，又把我引回到五十年前……

　　這根幹癟的胡蘿卜讓時光回到了五十年前。母親是從省城下放到大涼山“基層鍛煉”，下放後遇到三年自然災害。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就近--上學的“西昌專科附中”隻辦了一年就撤銷了。學校撤銷，農村來的同學就失學回鄉，學校裏少數城鎮戶口的學生便安排到其他學校讀書，我去了川興初級中學。西昌是川西高原中的一塊壩子，也就是四周高山圍起來的一塊小盆地，盆地的中央是叫邛海的湖泊，這使西昌有了高原明珠的美譽。母親所在的師範學校和川興中學隔湖相望。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交通十分不便，我從家去學校，隻能沿走田埂小道，老鄉說，這段路有三十多裏，我每次回家，都要走三個多小時路。

　　這根幹癟的胡蘿卜讓我又走上了那三十多裏的田埂小道。學校是周六下午放假。川興中學是川興公社辦的農村中學，幾排幹打壘的房子，再加一個平整出來的操場，便是學校，我剛去的時候，學校連圍牆都沒有，四周都是農田。有一條不長的土路連接進縣城的公路，公路也是土路，沒有鋪柏油，也沒有公共汽車。學校到城裏有十五六裏遠。從縣城再到母親所在的師範學校也有土石公路，還是十五六裏。每次從學校回家，膽子小，走到一半天就黑了，所以要走公路回家，公路上雖然沒有燈光，但總有來往的行人車輛給自己壯膽。那時候，不光是怕黑，還怕狼，當地人叫狗豹子。不僅怕狼，還怕山上的彝民，大涼山民主改革在1918年才進行，在此以前奴隸主下山來搶人當奴隸的事，還讓當地老百姓心驚肉跳，家裏的小孩一淘氣，大人就嚇唬：“還不回家，下山搶人的來羅！”那時，我才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要在荒郊野外裏走完三十多裏路，實在是“弟弟你大膽地往前走”，沒有人給我唱這支歌，隻因為路的盡頭就是家，就有想了一個星期的媽媽。我在這路上過了兩年，越走越大膽，到後來就不走公路，沿著湖旁走田埂小道，這樣會省兩三裏路，同時，走小路心裏緊張，腳下的步子自然也急，總覺得能早些回到家裏。直到今天，還能回想起那些田埂小路，那些蛙鳴和月色。能夠為我的心境還有當時感受到的山野風景相呼應的有兩本老書，一本是艾蕪先生的《南行記》，一本是作家高纓的散文集《西昌月》，艾蕪的是經典風光，蒼涼而清淒；高纓是在西昌深入生活之作，浪漫而綺麗。兩種情緒糅合在一起，就是在大涼山鄉村中學讀書的葉延濱每個周末步行三十多裏回家的心境。

　　這根幹癟的紅蘿卜讓我回到了那個漫長而饑餓的鄉村中學生活。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學生有每月17斤糧食的供應，由於沒有肉、糖、油、蛋等副食品，17斤糧食分配到每天就是每日三餐共九兩食品充饑。到了周六最後一餐的時候，家境不同的同學就會有不同的舉動。家境較差的同學，平時吃飯時，常把自己定量的食品讓給其他同學，說好周六的時候“償還”，這些同學到了周六吃飯時，就會“收回”平時省下的米飯，給家人帶回去。家景好的同學，就會把這一餐“還給”平時多吃幾口“借飯”的同學，空著肚子回家去，吃家裏的晚餐。西昌是山區，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靠湖的農家能偷偷下湖捉魚，生活比較寬裕。靠山的農家，能上山采蘑菇、拾山貨、打野味，過日子也能有點油水。苦的是種糧的農民，還有城鎮居民，有錢也買不到吃食。周末回家，母親總要給我留一點吃的東西。開始還有糕點，後來隻有些雜糧餅幹，到了最困難的時候，我記得母親從抽屜裏拿出來的是一根幹癟的胡蘿卜。胡蘿卜都放幹癟了，可以想得出來，母親早早地就留著它，留給周六回家的愛子。

　　細節，就是生命蓄存的文件密碼，一根幹癟的胡蘿卜，對於我，就是生命中一段難以忘懷的歲月和親情中永遠溫馨的母愛……

　　7

　　記憶是奇怪的，有時，記憶像個最吝嗇的精靈，選擇那些當時零碎的細部，留了下來，而且越在腦海中留得久，印痕越深，越在時光之後存放，越放大得清晰。記憶是對人生的一種珍惜，這種珍惜又使我記得我曾經珍惜過的事情。

　　不知道現在的《語文》課本中，還有沒有王願堅的《七根火柴》了。這篇回憶錄，用七根火柴的角度，寫下了紅軍過草地的千辛萬苦。這是一個短篇紀實文學，每次一看到那些動輒數十萬字的“巨型報告文學”作品，我就想到了《七根火柴》。我以為這是一篇寫長征的經典作品，用一個紅軍戰士對七根火柴的珍惜，表現了一場舉世矚目的長征壯舉中人性的光彩。

　　我們生活的現實，已經到了五光十色的時代。我記得，在我少年時期，最困難的歲月，我們珍惜每一根火柴。那是瘋狂的“大躍進”之後的三年災害時期，物質空前匱乏，所有的東西都需要配給，都要憑票證定量供應。我記得，有糧票，糧票還分粗糧票、細糧票、全國糧票、省糧票等。縣裏自製的糧票叫“搭夥證”，不能流通購買糧食，隻供在單位食堂就餐，然後各個單位的食堂可以用它到糧站購買糧食。此外還有食油票（每月三兩）、棉花票（每年半斤）、糖票（每月半斤）、糕點票（每月半斤）、布票（最少的一年每人一尺五寸）、肥皂票（每人一塊）、肉票（最少的一年每人每月半斤）、蜂窩煤票（城市居民專有）、煤油票（電力不足的小城市居民專有），等等，還有逢年過節發的茶葉票、香煙票、豆瓣醬票、酒票，豆腐票……如果要了解中國人在1960年前後維持生命的最低生活的最低保障，就可以去調查一下那個時候的城市居民的票證發放情況。那些郵票大小的票證，讓人們感到生命的依靠。在所有票證中，還有一種叫火柴票。

　　說到火柴，我們就會想起安徒生的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那個可憐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夜用火柴的光，點燃了自己的夢想，讓生命最後時刻有些許光明和溫暖。但我在讀這個課文的年代，正是中國人連火柴也需要票證才能買到的年代，因此，這小女孩不斷劃燃火柴的舉動，在我們那一代孩子眼中，也許顯得太奢侈了。我們更理解《七根火柴》，知道每劃一根火柴，都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有一年，在我的記憶中，火柴也要憑票供應，一家兩盒火柴。火柴在那時不貴，兩分錢一盒，但沒有票，也買不到。兩盒火柴，不足兩百支，平均每天六支。燒三頓飯，晚上停電點煤油燈，點蚊香，還不是每一根都能劃燃。兩盒火柴，一個家庭維持生存最低的需用量。如果家裏有一個抽煙的人，這就不夠用了，兩分錢的火柴就成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擺在全家人的麵前。

　　四分錢，兩盒火柴，在那個饑餓和寒冷的年代，讓我看到了母親堅韌而樂觀的靈魂。我在一篇小文章裏說過下麵的這個細節。那時候每天清晨，學校大食堂燒早飯的時候，燒柴草的灶孔下堆著從灶裏落下的柴草灰燼，灰燼中還有沒有熄滅的紅炭渣。下放到大涼山當師範學校老師的母親，就到夥房的灶孔去端一盆柴草灰。壓得緊緊的一盆炭灰，可以從早上到下午都保持著熱氣，用小火鉗撥開灰燼，還有豆粒般星星點點的小火炭。就這樣，不僅能取暖，還能省下火柴，留在沒有炭灰的時候用。

　　用手指捏著火柴，劃一下燃起來，那火花真好看。小心地點燃煤油燈，黑黝黝的屋子頓時有橘紅色的光亮。“真好啊，有火柴的時候，就不怕停電。”這是我最早的對光明的禮讚。在那個最寒冷的冬季，我們家除了每月兩盒火柴，母親還有一份“特殊的供給”--每月一斤肉，一斤黃豆，一條香煙。這是配給“老紅軍資格”的待遇。母親雖然被下放到大涼山當一名普通的教師，但不知為什麽，這個待遇沒有取消，讓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候，有了這點奢侈品。買肉的時候盡量挑肥一點的，連皮帶骨頭的一斤肉，把皮和骨頭加上青菜做一鍋肉湯。剩下的肥肉熬成油，把瘦肉剁成肉末，在熱油裏做熟了，然後一起放在一隻小罐裏，一小罐有肉渣的豬油。以後的一個月，做菜的時候，用竹筷挑上一星兒，青菜就有了肉味了。

　　一根火柴點亮油燈，半星油煮一碗青菜，在那個最困難的年月，在那個叫大涼山的深山裏，讓我感受到母愛，那麽真切，那麽細膩。

　　原載《延河》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