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散文排行榜

第二十七章 大雁情

　　紅孩

　　到了一定歲數的人，談到人生的經曆與經驗，總愛用閱人無數來形容。想想自己從北京郊區農場，走入京城二十載，成長為知名的作家、媒體人，除了自己的努力、家庭的支持，更多的是在不同的時期得益於不同老師的幫助。

　　一九八三年，我在上高中時就開始從事文學創作。那一年，我中考失敗，在重點中學、師範學校錄取無望的情況下，我把希望放在文學創作上。在這之前，我的作文一直不錯，小學時，也曾在《三夏戰報》上發表過打油詩。見我整天悶悶不樂，伏在椿樹下的板凳上胡亂地寫東西，在農場果園上班的母親對我說，場裏有個燒鍋爐的劉師傅喜歡寫文章，我可以帶你去找他學學。這樣，我便在果園鍋爐房裏見到了我從事文學創作的第一位老師。

　　劉師傅不到五十歲，麵容黑黢黢的，背有些駝。我跟他講話，他先是衝你憨憨的笑，然後再把他的想法告訴你。幾次交往下來，我發現他的神情總是很抑鬱。我便問母親怎麽回事。母親長歎了一聲，說劉師傅是好人，本來他是有些技術的，還會寫文章，場裏的廣播一直由他管。有一年，場裏一個作風不太好的女知青勾引他，他們在廣播室擁抱時被領導發現了。這種事本來是兩個人的事，可是那女知青一口咬定是劉師傅非禮她，結果劉師傅在場裏做了檢查，最後被安排在鍋爐房，代管澡堂子。

　　去了一個多月，劉師傅某天突然對我說，你的散文和詩寫得比我好，我不能耽誤你，我給你介紹幾個農場機關的領導吧。

　　劉師傅說的幾個農場機關的領導指的是農場宣傳部部長孫雨山、工會副主席劉金聲和工會幹事陳友福。這幾個人在我最初的文學創作上是我的啟蒙者，也是我的親密夥伴。在農場工作的六年，人們每談起不務正業、一心癡迷搞創作的一群人中，我們幾個人的名字一直是捆綁在一起的。我們這個農場是不缺乏文學因子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浩然曾經專門來看過從蘇聯進口的康拜因拖拉機，八十年代前後，張抗抗、陸星兒、柯藍、柳萌、雷抒雁、陳祖芬、王宗仁等名家也都先後來參觀輔導過。在我之前這裏也曾出過兩個作家，一個是《兒童文學》編輯部主任楊福慶，另一個是一九六九年到山西插隊後來成名的李銳。不過，他們倆沒有在農場工作過。記得一九八五年李銳在《當代》上發表了反映農場生活的中篇小說《紅房子》後，我們幾個人爭相看了好幾遍，那興奮勁兒甚至超過了李銳本人。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孫雨山、陳友福等人已經退休，而劉金聲則已告別人世。去年，農場局宣傳部的退休老作家胡天培約我到南郊農場參觀。看到農場的變化，我感慨萬千。我真有心寫一部反映農場生活的長篇小說或報告文學，可我眼下因為工作的繁忙、身體的不適暫時還不能了卻這個心願。我把這個想法打電話告訴了孫部長，他說他很期待。

　　一九八三年八月，天氣還異常悶熱。一天，孫部長告訴我，說最近農場局的《北京農場通訊》和朝陽區文化館的《芳草地》兩家報紙編輯部的老師要來農場組稿，希望我能參加。說來有趣，這兩家報紙來的兩位負責的老師都姓劉，似乎我跟姓劉的老師天生有著緣分。

　　《北京農場通訊》的老師先到農場來的。老師叫劉遠英，一米八幾的大個子，說話十分豪爽，後來有人告訴我，他父親新中國成立前曾經是唐山市的市長。或許由於這個原因，他在五十年代後期被打成了“右派”。在組稿座談會上我的發言劉老師聽得很認真，吃飯的路上他悄悄對我說，你的觀點很新穎，我喜歡，有稿子就直接給我。我當時感到很受寵若驚，不久便把一篇小小說《回鄉》郵給了他。原想自己是初學乍練，這小說不一定能被老師看上。哪料，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五日那期《北京農場通訊》副刊上，我的《回鄉》竟然發了頭題，還給配了插圖。接到樣報那天，我舉著報紙在回家的路上盡情地歡呼雀躍：我的小說發表啦，我要成為作家啦！

　　《回鄉》是我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北京農場通訊》雖然隻是個工作性質的內刊，可在我心中是以後發表作品的任何一家報刊都不能替代的。可惜的是，由於幾次搬家，這篇作品的原件已經找不到了。這將是我永生的遺憾。此後，劉老師又幫我接連發表了《農場漫步》《一個妻子的獨白》等五六篇作品，使我在農場局係統很快有了一些名氣，為我多年後離開農場調到市裏的新聞單位奠定了基礎。劉老師如今要是還活著，該有九十歲了。

　　劉遠英老師到農場組稿後不久，《芳草地》的劉延老師就來了。其時劉老師已經快六十歲了，滿頭白發，聲音清脆，很有軍人的風度。熟悉以後，得知她是四川人，上世紀五十年代參軍入藏，當獨唱演員，搞文藝創作，七十年代與老伴胡然（出演過《槍口從背後打來》等多部電影）轉業到北京，先在一家工廠工作，後調入朝陽區文化館擔任文學輔導幹部。劉老師來的這天中午，我從學校下課後匆匆趕來。因為天氣熱，弄得滿頭大汗。這時，不知誰從外邊送來一盒雪糕，我拿起一根送到劉老師麵前，說大熱天您吃一根敗敗火，這可是我們農場乳製品廠自產的。然後，我才拿起一根自己吃。這時，孫部長他們幾個人紛紛向劉老師推薦我，說我是後起之秀非常有才。

　　由於下午還要上課，我與劉延老師見麵不足一個小時。通過這次見麵，劉老師是否能記住我，還真不敢想。我試著把一篇散文郵給她，她很快就給我回信，接著又把發表我散文的清樣郵給我，告訴我說要等明年發出來。看著劉老師在清樣上為我改過的字跡，我感到無比溫暖。果然，來年三月，繼《北京農場通訊》我的作品後，《芳草地》發表了我的散文《走在故鄉的土地上》。再以後，我又陸續到文化館聽了多場名家的文學講座，如陳建功、鄭萬隆、趙大年、韓少華、晏明、徐放等，每次都是劉老師親自把他們接來。記得有一次在聽完蕭軍先生講座後，我也和其他學員一樣紛紛擠到蕭老麵前請老人家簽名。見我穿一件工廠特製的棉大衣，同樣穿著工廠藍色勞動布上衣的蕭老用手分開眾人對著我說：“小夥子你過來，我先給你簽。從你身上我仿佛看到我年輕時的影子。”幾年後，我與蕭老的女婿王建中老師做了同事，我把蕭老的話說給他聽。王建中老師笑曰：你與蕭老的緣分不淺呐！

　　劉延老師今年已經八十二歲。前年，她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記得她獲知自己被批準入會時，她高興得像個孩子。我理解劉老師，他們這一代人，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他們把人生最好的青春年華都獻給了祖國。等改革開放了，一切都活躍起來了，他們因為年事已高，不可能像年輕人那樣去投入，更不可能大紅大火了。為此，劉老師也曾感慨過，不安過。以我對劉老師的了解，她的散文絕對是可以站在當代女作家一線隊伍行列的。可是，由於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家庭，尤其是我們一批又一批年輕人身上，她怎麽能火起來呢？劉老師退休前，隻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過一本散文集《彩虹升起的地方》。退休後，七十歲時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跳舞去》，快八十歲時出版了散文集《聆聽歲月》。八十歲生日，我和一幫文友相約和他們一家人聯合編寫了《劉延八十》一書，這本書沒有書號，完全屬於自娛自樂，哄老太太高興。

　　在《劉延八十》中有一篇劉老師關於歌曲《遠飛的大雁》的文章。一九六四年秋天，北京西苑賓館裏住著兩支令人矚目的大型文藝團體，一支是參加《東方紅》大型歌舞排練的中央及北京各大專業文藝團體的藝術家，另一支是全國各地來北京參加全國少數民族文藝匯演的各族業餘文藝代表團的藝術家。當時，劉老師在拉薩市文化局工作，經過嚴格政審，被選到西藏業餘文化代表團擔任文字編寫工作。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除了在代表團離開拉薩前劉老師和葉玉林、廖東凡兩人共同創作了《好得很》《次仁窮窮開會回來了》《對歌》等一些演唱節目外，代表團赴京後的許多演唱歌詞、藏戲清唱等，基本上都由劉老師一人完成。因當時形勢需要，所有節目、歌詞演出或發表時，均以“民歌”形式出現，而不能署作者名字。其中，就包括劉延老師作詞，徐大猶記譜、填詞的傳唱全國的《遠飛的大雁》。二〇一〇年冬天，我請劉老師和她的女兒胡濱到位於北京東五環的紅色經典餐廳吃飯。這家餐廳的特色就是懷舊--“吃人民公社飯，聽革命經典歌曲”。在吃飯過程中，一個叫劉娟的小姑娘以甜潤的歌喉演唱了《遠飛的大雁》，隻見劉老師聽得非常入神，後來還情不自禁地跟著演唱起來。演出結束後，劉老師專門到後台找劉娟攀談。見狀，胡濱神秘地告訴我：《遠飛的大雁》這首歌是老太太寫的。我聽後感覺很詫異，這是真的嗎？這麽多年怎麽沒聽老太太提過一句呢？

　　回到家中，我上網百度搜索《遠飛的大雁》，詞條倒是不少，歌詞也全，但沒有一處標明詞曲作者，這是多麽的殘忍與不公啊！劉老師告訴我，這首歌的原唱是藏族女歌唱家曲宗同誌，隻可惜她三十多年前就英年早逝。

　　看著劉延老師的回憶文章，使我對老人家更增添了無限的敬意。三十年前，著名作家黃宗英老師曾創作了具有廣泛影響的報告文學《大雁情》，今天我不怕背著撞題的閑話，仍以《大雁情》為題，寫下這篇散文，借以感謝那些默默無聞的為年輕人成長甘於奉獻的老師們。我想，黃宗英老師若看到此文，她一定會笑著說，紅孩這個小挨刀的，竟敢偷用了我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