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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我的“延川老鄉”--關於北京知青的記憶

　　厚夫

　　1011年8月初，我有幸在橋兒溝魯藝舊址前，為正在延安幹部學院學習的“全國高校主要領導延安培訓班”學員們講授了一堂《魯藝與延安文藝的繁榮與發展》的現場教學課。這個班有兩位曾在延安插過隊的北京知青：一位是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鍾秉林教授；一位是浙江大學校長楊衛院士。鍾秉林校長當年在延長縣插隊，而楊衛校長則在我的家鄉延川縣插隊。在此之前，我雖一直沒有見過大名鼎鼎的楊衛院士，但這毫不影響我對他的了解。我少年時代，曾在家鄉的縣級文藝小報《山花》上讀過他的詩歌，他當年是位文藝青年。

　　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我與楊衛校長的交談在現場教學課之前就很順暢地展開了。楊衛旁邊的西安交通大學校長鄭南寧院士，似乎奇怪我的普通話，他問我：“你也是北京知青？”未等我開口，楊校長就說：“他是我的延川老鄉！”“延川老鄉？”鄭校長更加疑惑了。我趕緊解釋：“楊校長當年在延川插隊，我是延川人，我們這就成老鄉了！……”我的話把鄭校長逗笑了，我和楊校長也會心地笑了。

　　是啊，“延川老鄉”這個樸素得不能再樸素的詞語，在我和楊衛心裏卻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包括信任和理解。而能用“延川老鄉”這個詞把我們這兩位未曾見過麵的人的情感緊緊焊接在一起的，則是那場讓眾多北京青年與這塊土地發生聯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一

　　“文革”期間，先後有二萬八千名北京知青來到當時的延安地區插隊，其中的大部分人是1969年1月初來到延安地區的各個縣農村的。有資料記載，我的家鄉延川縣當時接納了兩千多名北京知青，全部來自海澱區，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還是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這些知青裏包括現任總書記的習近平同誌、已故著名作家史鐵生先生、著名作家陶正先生、浙江大學校長楊衛院士、美國某文圖公司總裁孫立哲先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美華女士、著名畫家邢儀女士，等等。我的老家禹居公社禹居大隊梁家溝生產隊，這個當時隻有二十戶人家的單一姓氏的小山村，呼啦一下子來了十九位北京知青，他們對這個小山村的文化影響可想而知。我現在仍能清晰地記得他們的名字：錄誌宏、趙紅梅、李萬英、任穎光……

　　我生於上世紀6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來到梁家溝村時，我的年紀還小，尚不能清楚地記得他們到來時的情景，但經常聽爺爺像講“古朝”一樣講述他們的新鮮事。爺爺抽著旱煙鍋，不緊不慢地說：“文革開始了，這群北京娃娃們沒有事情幹，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發話了，這些娃娃們剩在北京城裏會無事生非的，幹脆送到延安農村去鍛煉鍛煉，給他們這些生驢駒們套個籠頭，壓壓身子，調教他們哩……”爺爺好像穩坐朝堂的決策者一樣，能把事情說得有根有據，有板有眼。最高領袖當年是否有這樣的決策考慮，這一切已無從知曉了。然而，當我在中學語文課本上學到孟子言：“故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時，我更加堅定了北京知青來到延安農村就是壓擔子的一道工序的想法。現在看來，我當年眾多幼稚的想法今天終於成為現實。這批腳踩過泥土的、曾接過地氣的北京知青，今天已經真正成為中國的棟梁。

　　我仍能清晰地記得爺爺當年講“古朝”時的情景。爺爺說：“這些知青像星星一樣從天上撒下來，撒到咱這些山溝裏的。他們來時，用麵包喂狗、餅幹喂驢，把韭菜當麥苗哩！……”“麵包喂狗，餅幹喂驢？”孩子們生怕聽錯了，反問一遍。“是麵包喂狗，餅幹喂驢！”爺爺在此肯定地說。“噢！……”我們發出驚訝的笑聲。我們這小山村裏的孩子怎也不相信這事是真的，因為我們這群孩子中的大部分甚至連麵包與餅幹都沒見過、都分不清，而從爺爺的講述中那應該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種東西了。至於把韭菜當麥苗，這更讓農村孩子們好笑，稍有農村生活常識的人是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的。在孩子們驚訝與感慨之後，爺爺又說：“這些娃娃們原來什麽也不會，可隻用了半年工夫，鋤鐮老钁樣樣會使，成了好受苦人了！咱山溝裏條件不好，這些娃娃們可受了罪了！……”我那時候怎也想不明白，北京知青到山溝裏來就是受罪？那麽，我們這些像土疙瘩林裏刨出來的洋芋蛋蛋們，就不叫受罪？……這些幼稚的問題在當時幼小的腦際盤旋了很長時間，但又終於沒有問出口。

　　長大後，我對北京知青的曆史頗感興趣，在閱讀資料時才了解到當時的北京知青並不像爺爺所說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樣撒落下來的，而是輾轉來到家鄉的。1969年1月初，也就是農曆的1969年春節前夕，這些北京知青乘著西去的列車，一路向西。到西安後，乘火車到煤城銅川；再從銅川乘汽車到延安。到延安後，地區按照指標先分到各縣。到各縣後，縣裏再次分配到各公社的各村莊。這樣，北京知青像下階梯一樣，由北京到省城，由省城到縣城，再由縣城分配到各村，大概花費一個星期的時間。我也當麵問過北京知青“麵包喂狗，餅幹喂驢”的事情，他們說那是個別現象，麵包發黴了，就順手扔給狗吃了，村裏人就傳出去了，說知青糟蹋東西哩。哈哈，原來是這麽一回事情！

　　據資料介紹，當時延川的知青是各村隊長們趕著毛驢車從縣城接回村裏的。我的家鄉禹居大隊梁家溝村，雖說在公社的所在地，屬於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那種村子，但當時尚一不通公路，二不通電，人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與北京城簡直是天上與地下之別。那十九位從北京天上降落到偏僻落後的小山村的知青，首先要過“生活關”的考驗。

　　我聽母親說，這群知青來的時候快要過年了，生產隊專門配了個人給他們做飯。過年時，村裏把這些知青分派到各家過年，我家也分到一人。過了年，開了春，知青們就自己起灶爐做飯了。頭一年，知青們吃公家發下的糧，他們往往前半個月管飽吃，後半個月餓肚子，沒有調劑觀念，也不會節省著過日子。母親說，這群知青愛看書，每天晚上都點著煤油燈看書，第二天早上出工時就爬不起來了……事實上，我能想來母親所講述的知青們當年的狼狽樣。一群十七八歲的中學生（甚至還有更小的知青），他們在京城的家裏嬌生慣養，可謂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生活無虞。可就在一夜之間，他們落到延安地區的溝溝窪窪，雖說他們還滿懷戰天鬥地的激情，但麵對每天具體而繁瑣的日常生活時，自然就是手足無措的。

　　二

　　陝北方言，把“幹活”說成“受苦”，把農村人叫做“受苦人”。古代社會中，陝北人李元昊、李自成等揭竿而起的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忍受受苦的生活。但在轟轟烈烈之後，又是千百年不變的沉寂慣性。現代社會的劉誌丹、謝子長等，替窮人們打天下，也為的是讓窮苦人過上好日子。當上個世紀那場改朝換代的革命高潮推向北京城之後，新中國順理成章地成立了。可是原先在革命風暴中心位置的延安農村，卻在改變農民生存問題上沒有得到實質性的進步。

　　“文革”時期的延川乃至整個陝北，受苦是農村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北京知青插隊延安的初期，延安廣大農村仍然是“毛驢馱水，牛耕地；煤油點燈，粗布衣”，甚至連飯都吃不飽。交通不便，電力不通，所謂現代化的設施可能就是村裏的有線廣播，而“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仍舊是農村人遙遙無期的奢望與夢想。即使在北京知青來延安插隊幾年後的1971年，當時的延安地區仍很貧窮。1978年，新華社記者馮森齡頂住“左”的錯誤的幹擾，冒著風險，采寫了一組《延安調查》的內參，如實反映延安地區貧困狀況，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這才有中央一係列解決陝北貧困問題的政策。我曾在1009年接受《中國財富》雜誌記者采訪時，表達過“延安人應該給他立座碑”的觀點。當然，這更是後話。

　　我在這裏有必要對延安農村當時嚴酷的生存環境作一番陳述。先說住的問題吧。當時的延安農村，居住條件差的問題尤為突出。插隊到延安的北京知青，與到黑龍江、內蒙古、雲南的兵團知青的最大不同，在於這兩萬八千名知青是撒到延安農村的，有的村子四五人，有的村子十多人，像我的老家梁家溝屬於較多的，有十九位。這些知青接觸到中國最貧窮地區的真實情況，而不像兵團知青那樣始終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整體，與百姓沒有更深切的接觸。這些知青在北京城裏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而到了延安農村住的是在黃土崖上挖出的窯洞，儼然成了“山頂洞人”。土窯洞裏既沒有木板床，更談不上席夢思，隻有一盤小土炕，多人擠到一起，衛生條件自然無法保障。在陝北農村，人們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數的幾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再也洗不到澡。農村人又沒有換洗衣服，這樣虱子、跳蚤這些窮人的寄生蟲就尾隨而至。我小時候，經常與小夥伴們比賽捉虱子，對虱子大開殺戒，全麵圍剿，但往往是幾天的消停，因為虱子的繁殖太快了。虱子多了也就不癢了，那時的農村人，誰身上沒有兩隻虱子？還有跳蚤，這個能跳出自己四十倍身高的小昆蟲，咬起人來很疼，它在陝北叫“虼蚤”。這種小昆蟲既善吸血液，也善跳躍，極為機智，人要捕獲是很困難的事。夏天的時候，一隻跳蚤往往折騰得人一晚上睡不好覺。這些小小的昆蟲，陝北農村人尚很難對付，更不要說細皮嫩肉的北京知青了。北京知青來到農村後，不服水土也表現在對於虱子與虼蚤的抵抗能力差。這些機警的小昆蟲們，嗅到與陝北農村人不同的人體氣味後，往往能準確地捕捉目標，群起而攻，饕餮大餐，洋洋得意。現任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習近平同誌，當年曾在距我的家鄉禹居村六七公裏左右的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他在1001年任浙江省省委書記時，曾接受過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欄目記者的采訪。他說他當年在延川農村插隊，是過了“五關”的曆練--即跳蚤關、飲食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關。他對跳蚤尤其記憶猶新，“當時跳蚤搞得我們痛不欲生。我皮膚過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膿包，全身長瘡啊，這種情況下怎麽辦呢？嚴重到我們把六六粉撒到床單上睡覺，否則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後沒事了，硬扛過來……”在當時的陝北，虱子和跳蚤幾乎是家家無法驅除的寄生蟲，知青們也是一樣。久而久之，他們也就慢慢地也適應這種“虱子多了不癢”的生活。

　　再說吃的問題吧。農民要打一粒糧食，必須經過“春種、夏耘、秋收、冬貯”的過程，真可謂“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糧食打下了，要磨成麵才能做成食品。我的家鄉那時是條件相對較好的生產隊，磨麵尚且需要用牲口來推磨，這也是農村婦女們必備的功課。每天天蒙蒙亮就開始把驢拴在磨道裏推磨，常常能推到半後晌。推磨是個技術活，婦女們把麵磨成不同的等級，供家庭在不同的時節食用。“頭道麵”是最好的麵，有韌勁，也有麵香，一般是招待重要客人或逢年過節才吃；“二道麵”相對成色差些，但也隻能隔三差五才能吃上一頓，解解口饞；“三道麵”是黑麵，是平常的麵食，就這也摻玉米麵或高粱麵才能食用。麩子是喂牲口的好飼料，當然在困難的時候也要食用。母親說，知青們開始不會推磨，隻能央求村裏婦女們換工推磨；婦女們也樂意幹這活，也可以賺一些麥麩。再後來，他們就自己推磨了。麵推好了，距做成饃還有一個過程，也需要幾項條件：一是要發酵，麵發酵了，要打堿，才能蒸饃。不然，不是堿大就是堿小。堿大了是黃的，饃發苦；堿小了，饃是硬的，發酸。二是要燒火做飯。當時農村人燒不起石炭，隻燒柴禾，而光山禿嶺的農村砍柴也很困難。勤快的男人們往往跑上十裏八裏路，砍一擔柴。硬柴火旺，做飯也快；絨柴火弱，鍋很長時間開不了；濕柴更麻煩，一早上煙熏火燎的做不熟一頓飯。某種意味上，柴火的好壞是對男人們勤快程度的檢驗。生產隊裏，男人們早上要出工，到山上幹活；婦女們在家裏做飯。太陽照到窗欞上時，送飯人要敲鍾送飯。這時，各家各戶把準備好的早飯送到指定地點。有些人家因為柴火不爭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在規定時間內送到飯，送飯人也不等。一頓早飯，往往能看出誰家婆姨麻利、誰家婆姨周正。母親說，這些知青們當時受了罪，經常有時候連飯也做不熟，她那時也經常幫女知青們做飯。

　　吃在當時的延安農村，絕對是婦女們潛心鑽研的一門學問。陝北農村有民諺：“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的三四月。”三四月是陝北農村人最難熬的月份。那時，頭一年打下的糧食吃完了，種子剛剛撒到地裏，還看不到一點希望。我的老家梁家溝村的條件相對好一些，窮人家搭點糠葉還能勉強涉險過關。但對綏德、米脂一帶地皮薄、人口多的村莊而言，三四月裏的光景太難過了，許多人家隻好走南路討飯。我小時候，曾見到過成群結隊的討飯人群。等到了五六月份，情況就開始好轉，榆錢能吃，槐花也能吃，能救命的東西多了。再到七八月份，瓜果梨棗上來了，一年裏最能敞開肚皮的日子也來到了。這樣的日子，知青們也同樣不例外。我曾看過習近平同誌的一個講話，說他們那時吃飯沒有油水，把胡蘿卜和洋芋切好，倒進鍋裏一塊煮。有一天晚上，他覺得自己做那頓飯特別香。打開鍋一看，原來是黑燈瞎火打水時，打上來一條蛇和一隻癩蛤蟆，把蛇和癩蛤蟆煮到鍋裏了，所以這個湯特別香。民以食為天，吃是人生存和發展的頭等大事。想必這頓味道特別的晚飯，深深地嵌在習近平同誌的腦海裏。我還看過延川著名知青丁愛笛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資料，丁愛笛說他曾一連吃過三個月的辣椒麵拌飯。他說能吃三個月辣椒麵拌飯，還會有什麽克服不了的困難？看來，知青們了解民生，哀民生之多艱，是從吃與住開始的啊！

　　再說說幹農活的問題。在陝北農村，農民除了春節期間短暫的狂歡“鬧紅火”之外，其餘的時間基本上是土地的奴隸。農活嚴格恪守二十四節氣，每年開春土地解凍後，受苦人忙著整地、送糞，收拾土地。芒種前後，要把一年的秋莊稼安付到位。耽誤農時，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穀雨過後，青苗破土而出，緊接著就要間苗、鋤草了。苗稠了，間距小，莊稼秋天的籽種掛不實；苗太稀了，浪費土地，成本太高。苗的行距、株距，全靠受苦人的眼力來判斷。好的受苦人，一鋤過去，留哪株鋤哪株清清楚楚。下罷雨後，還要追肥，促進莊稼生長。受苦人最擔心的是春旱，滴雨不下，種子難入土；即使入了土，也很難發芽拔苗。每到這個時候，受苦人就心急如焚，眼巴巴地望著老天，祈求龍王爺能下場透雨，保佑世間萬物。初夏時節，麥子熟了。受苦人又投入麥收新戰場，爭分奪秒地在龍王口裏奪食。因為這時的雨說來就來。受苦人稍有差池，夏糧就要成為泡影了。麥收過後，接著是打場，是晾曬，是入倉，程序不容閃失。稍容抽袋煙，緊接著就要翻麥地，預備明年的夏糧了。當然，秋莊稼也不容忽視，該鋤二遍的鋤二遍，該施肥的就施肥。白露時節，冬小麥就要安付妥帖，再抽出身子來收秋莊稼。秋莊稼雖說不像小麥是龍王口奪食那樣緊張，但也必須抓緊時間收割完畢。紅薯、蘿卜和大白菜，該入窖的要入窖；玉米、高粱該捋穗的要捋穗。到霜降過後，寒風起來，受苦人要把地裏的秋莊稼收拾幹淨。冬天不種莊稼，但也不能閑著，這是砍柴、送糞、打壩淤地的好時光。隻有到臘月裏年關近了，受苦人才能有幾天短暫的放鬆時間。在年複一年的輪回裏，這些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們，也要和農民們一樣地幹活，在麵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裏煎熬，而不是每天都有“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詩意。

　　我後來想，北京知青來到延安農村之前，絕沒有想到他們心中的“中國革命聖地”的延安農村，在建國二十多年後，竟還是如此赤貧如洗。他們當初是滿懷激情地奔赴陝北農村，在廣闊的天地裏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可這種連基本生存問題都沒有解決的延安農村，就是擺在這群從天而降的知青們麵前的真實情況。某種意義上，這也讓中國當年在以農補工、以農促城的城鄉二元對立的城市環境中長大的知識青年們，親眼目睹了中國的另一麵，認識了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對此，這些心懷遠大革命理想、以拯救天下勞苦大眾為己任的北京知青們，怎能無動於衷呢？事實上，他們也的確以其柔弱的肩膀扛起了遠大的理想，並進行最初的人生實踐。

　　三

　　前些年，我見到一位曾在富縣插隊的北京知青。他以讚歎的口氣說延川知青厲害：一是他們的學習成績普遍好；二是他們大都是清華附中學生，普遍有一種幫助貧下中農改山移水、改變落後麵貌的理想與抱負。這位知青對延川知青的總體評價準確不準確，我說不清，但我在少年時代就深刻地感受到北京知青文化的影響。

　　我1971年上禹居小學，那時學校裏有好幾位北京知青當老師呢！我上小學的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我們問知青老師，“毛主席是不是住在天安門上，到北京能不能見到毛主席？”老師說：“毛主席住在中南海。”“那毛主席怎就住在海裏呢？”“中南海不是海，是個地方名，就在天安門旁邊。”“噢，毛主席住在天安門旁邊……”那時，我們已經改口，喊自己的“大”叫“爸”、“媽”叫“媽媽”了。我們故意偷偷溜在父母的身後，猛地大喊一聲：“爸爸！媽媽！”驚得父母直打戰。他們回過神來責備：“嚇死我了！”伸出手要打時，我們早一溜煙跑了。那時，村裏孩子們可以用普通話字正腔圓地朗讀一些小短文，得到父母的表揚。

　　我的記憶中，當時延川全縣範圍內出名的知青有好多，其中孫立哲、丁愛笛、習近平和陶正最為有名。

　　孫立哲是在關莊公社插隊的清華附中學生，他自學成才，敢在擀麵的案板上做闌尾切除手術、婦女子宮大出血手術，他的事跡很快在縣裏傳頌開來，他是延川百姓家喻戶曉的“救命菩薩”。據說當時的衛生部不相信一個赤腳醫生有做過三千例手術的神奇事跡，專門派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黃家駟教授實地考察。黃教授考察了一個月後，得出了孫立哲的醫術相當於一個從正規醫學院畢業並有三年臨床經驗的專科醫生的結論。這樣，孫立哲名聲大振，《人民日報》專門報道過他的事跡，當時的中小學課本上也登他的事跡。1971年，風靡延川的《延川十唱》中的第一唱就唱的是孫立哲：“一唱孫立哲，赤腳好醫生，天天出診在山村，土窯洞裏治大病。孫立哲對病人，熱情負責任，手術大病根能除，一心為人民。”我少年時代曾見過孫立哲一麵。那時，他已經出名，乘著一輛草綠色的救護車到處巡診。他來到梁家溝村，給村裏一個叫“尋吃”的人家的小女孩看病。村裏大人、小孩聽說孫立哲到村後，竟把尋吃家的院子圍得水泄不通。我記得孫立哲當時二十多歲的樣子，個頭不高，寸頭，劍眉，有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文革”結束後，我聽說他挨整了。再後來聽說他到美國讀醫學博士學位去了，因身體過敏的原因棄醫從商，成為美國一家圖文公司的總裁。他當年與著名作家史鐵生在一個村子插隊，他後來還把史鐵生接到美國住了一年。後來，我還看到過一則報道，說孫立哲發誓要給延安捐一座現代化醫院。捐一座現代化醫院的資金量太大了，這可能要花費他一生的積累，但他的這種精神非常值得感謝，說明他心裏還裝著延安。我前兩年在鳳凰衛視上看到他回村時記者同步拍攝的畫麵，他回到村裏時，關家莊人像過年一樣，秧歌隊在村口迎接他，還殺豬宰羊，用狂歡的形式歡迎歸來的親人。看到這組鏡頭時，我的眼睛濕潤了。孫立哲，延川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你！

　　丁愛笛是《延川十唱》中的第二唱人物，外號叫“丁牛”，意思是很有牛勁。歌詞這樣唱到：“二唱丁愛笛，張家河插紅旗，紮根農村誌不移，緊跟毛主席。革命接班人，敢於反潮流，頂逆風、戰惡浪，革命路上大步走。”丁愛笛也是清華附中學生，他曾在張家河村插隊時，主動請纓擔任生產隊長、大隊黨支部書記。他帶領全村百姓沒日沒夜地苦幹巧幹，打壩造田，栽種果樹，發展副業，僅過了幾年功夫就使村子初具新農村規模，他與同村的女青年結婚，立誌紮根農村成為全省知識青年的先進典型。生產承包責任製後，他眼看著自己創造的成果一夜之間毀壞，含憤考取上海的一所大學，離開了他深愛著的黃土地。前幾年，我在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節目中看到他。節目中說他大學畢業後下海經商，多次被騙，甚至是血本無歸，但屢敗屢戰，又重新打拚，成為一家知名的民營公司的總裁。他雖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鑠，神采奕奕。他說，有在延川插隊時吃過的苦墊底，這輩子沒有邁不過的檻！好一個丁愛笛，依然是當年的“丁牛”樣！

　　習近平當時雖沒有寫進《延川十唱》，但同樣也很有名，他當時在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梁家河村在文安驛鎮對麵的小山溝裏，距鎮子二三公裏的樣子，而文安驛與禹居雖說是兩個公社，也不到四五公裏的距離。當時，這兩個公社隻有一個文安驛集市，我們這群小孩每逢集市，總要走到文安驛集上溜達一遭。習近平在梁家河村插了七年隊，鄉親們沒有因為他是“黑幫”子女而歧視，相反給他入了黨，選舉他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讓他放手工作。他在擔任村大隊黨支部書記期間，帶領全村群眾打壩造田，大辦沼氣，還建成了陝西省第一個沼氣化農村。“沼氣”可是個好東西，既可以做飯，也可積肥，還衛生與環保，真可謂“一氣”幾得，在幹旱少雨缺少肥料的陝北農村確實有推廣價值。我記得大概是三四年級的時候，縣裏發文件，讓全縣人學習文安驛公社梁家河村大辦沼氣的經驗，我也參加過挖沼氣池的義務勞動。現在回過頭來想，在當時的情況下，建沼氣村無疑是一場深刻的農村革命：一是能徹底解決農村人的燒火做飯問題，解放生產力；二是有效解決農村的肥料短缺問題；三是因建沼氣池能引起農村的“廁所革命”和公共衛生革命。當時，陝北農村人的廁所叫“茅廁”，蛆蟲亂爬，是公共環境最差的一個場所。一到夏天，綠頭蒼蠅嗡嗡亂飛，讓人惡心不已。習近平同誌是1971年被鄉親們推薦到清華大學上大學的，這樣他離開了插隊七年的梁家河村。1001年，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誌在接受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欄目記者采訪時說，他在離開梁家河的那天早晨醒來，發現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院子裏為他送行。他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是的，男兒有淚不輕彈，隻是未到動情時。我看見接受采訪的習近平同誌的眼圈有些泛紅，他控製住了自己的回憶情緒。但我卻對著熒屏落淚了，一個懂得尊重曆史與感恩大地的人，他會走得更遠的，我心裏默默地祝福！

　　陶正，也是當時有名的北京知青，他是以清華大學高中畢業生的身份來延川關莊公社鴨巷村插隊的。他來插隊時，專門從北京帶了台油印機，癡情於文學，發誓要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難的窮人。1971年，他與穀溪、路遙、聞頻、軍民等人，創辦了“文革”時期具有“泥土氣息”的縣級文藝小報《山花》。《山花》的創刊，開創了延川文藝的“山花時代”。從此，以路遙、穀溪、聞頻、陶正、荊竹、海波等人為核心的“山花作家群”登上中國當代文壇。新時期以來，“山花作家群”越來越壯大，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就有十餘名之多，這在陝西乃至西北地區都是個奇跡！陶正當時最有名的詩歌，是與高紅十合作的長詩《理想之歌》，我上小學時曾學過，記得開頭是：“藍天，白雲……”1971年，陶正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到北大中文係上學去了。再後來，他成為北京市一名專業作家。新時期以來，他以陝北農村生活為題材創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說，先後多次榮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優秀短篇小說獎，在文壇刮起過“陶正旋風”。

　　除此以外，陶海粟、吳美華、蔡玉珠等人也很有名，我在小時候就經常聽說他們的事跡。相反，在關莊公社關家莊村當飼養員的史鐵生當時卻默默無聞。據說史鐵生那時候的主要工作是喂牲口，副業是給村裏當畫匠，畫家具。他本身有先天性的腰椎裂柱病，村裏人給他安排了相對輕鬆的農活。誰也不曾想到，他在攔牛時遭遇了一場瓢潑大雨。大雨澆透了他，讓他發燒感冒，引起腰椎裂柱病發作，才釀成後來終日以輪椅為伴的大患。他回到京城後，開始文學創作。他把目光投向當年插隊的小山村，並在那時找到了溫馨而美好的記憶。他對我的影響是1981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獲獎以後，我知道延川走出的作家中不僅有路遙、陶正、穀溪、聞頻、荊竹，也有史鐵生。史鐵生這篇用散文化的抒情筆法所創作的小說對我影響很大：原來陝北農村平淡無奇的生活，經過作者的深思過濾後，賦予了抒情的詩性。這篇小說教給我如何發現生活中的美，並如何加以提煉與抒發的技巧。史鐵生1010年11月11日淩晨病逝後，我用最快的速度寫出兩篇悼念散文，表達一位深受他文學影響的延川晚輩的懷念之情。在延安插過隊的北京知青成為作家的很多，如高紅十、梅紹靜、葉延濱、陳行之等，他們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對我產生過影響。

　　四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已經滲透到十多萬人口的延川縣的各個領域。那時，許多知青已經開始參軍、招工、上學，紛紛離開了延川縣。而留在延川的知青們，也當民辦教師、公社專幹、文化館專幹、宣傳部幹事等等。當然，北京知青與當地青年結婚的現象也不在少數，有當地小夥娶北京姑娘的，也有延川姑娘嫁北京小夥的。當時的文學青年、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路遙先生，他的愛人就是曾在關莊公社插隊的“清華才女”林達。

　　我們梁家溝村的知青潮退卻後，給村裏留下三眼公窯。其中的一眼公窯架囤裏，竟放著大堆鋪滿灰塵的知識青年用書。我和夥伴們把這些書全部偷回家，這些書籍也成為我少年時代認知外麵世界的重要窗口。它們的名字我大都還能記得：《美帝國主義侵華史》《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各國概況》《世界地理》《世界曆史》等等。我後來嗜書如命的習慣，均是少年時代培養起來的。當然，我們這批1960年出生的延川農村孩子，受到北京知青的文化影響是多方麵的，我們從小開始學說普通話，從小就開始刷牙、講衛生，均是受到他們的影響。直到今天，我在延安大街上行走，隻要是看到操著純正普通話的知青們，總會投去敬重的目光。我對1918年下放到陝北子洲縣、新時期後成為著名詩評家的北大中文係高材生沈澤宜老師動情地說：“您來陝北，是您人生的不幸，但卻是陝北人的大幸！”是的，這句話同樣也能套用在北京知青那裏。不管是什麽原因，兩萬八千名北京知青曾在延安走了一遭，有些人甚至把生命也獻給陝北，至今仍有三百多名北京知青留在延安工作。從曆史的角度而言，北京知青對延安的文化影響是深遠的，也是長遠的，有可能超越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陝甘寧邊區時文化人對陝北的影響。

　　1011年10月份，我赴京辦事，見到北京師範大學技術教育學院博士生導師衷克定教授。他當年也是一位北京知青，曾到延安縣臨鎮公社的一個隻有六戶人家的小山村插隊，在那裏待了六七年。本來應是我請他吃飯，但他卻提前預訂了一桌豐盛的飯菜，並告知我說，必須給他在京請客的麵子，因為是家鄉的人來了。我隻得作罷。喝了幾口酒後，他動情地說：“我的青春就在那個小山村裏，我晚上做夢能經常夢到那個村子。1991年後，我有能力回到村子裏看看，每過兩三年，我總要一個人背著行囊回村子裏，看看鄉親們。前不久，我回到村子時，鄉親們殺了一隻羊款待我。我和鄉親們喝著酒，吃著羊肉，拉了一晚上話……”說著說著，他的眼圈有些濕潤，話語有些哽咽：“我這次回到北京後，突然有個想法，我想立個遺囑，讓家人在我死後，把我的骨灰勻出一部分葬在村子裏。我這輩子無法和這個小村子分開了……”他還說，他返京後把這個奇怪的想法告訴同村插隊的戰友，他們也十分響應這個提議。此時此刻，我能充分感受到衷教授的心情。從延安走出來的北京知青，他們的生命已融注進了這塊土地的密碼，他們的生命已經和這塊黃土地融為一體了！

　　衷教授還講到他國慶節期間回到延安時的趣聞。他一人漫無目的地在延安街頭閑逛時，卻聽見前麵傳來熟悉的北京口音，他定睛一看，原來是北京師範大學某學院的教授。他們彼此之間都認識，衷教授和他對視了半天，互相喊到“老插”，又相互捶胸頓足。他們在一所學校同事幾十年了，互不知道相互的身份，想不到今天是以這樣的方式增進了友誼。這位教授當年在延安縣的貫屯公社插隊，他也是領著一大幫同學回村看看的。於是，衷教授又跟著他們的隊伍走了一回貫屯村。衷教授講完這個故事後問我：“你說奇怪不奇怪，緣分往往就在那回眸之間！”是的，這正是不解的延安情所牽的手啊！

　　回到延安後，我專門索要了一套延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的北京知青資料集《回首青春》，並用掛號方式寄給衷教授。這套資料的附錄中收錄了當時到延安插隊的兩萬八千名北京知青的名字以及插隊的縣區，是一份十分珍貴的資料。

　　我在翻閱這份資料時，突然意識到這兩萬八千名北京知青，每個人都是一部生動與鮮活的曆史。我眼前矗立起一座曆史的大牆，上麵鐫刻著他們的名字，熠熠生輝，一直到永遠！……

　　原載《美文》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