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
這道原那道原
李巍打電話來,竟有瞬間的驚詫。重溫那獨有的說著普通話的口音,便感知到一種重逢的欣然,是伴著驚詫的欣然。大約有幾年不通音信,依舊儲存著這位彩雲之南的老朋友的別致的口音,久別重逢的欣然就自然地發生了。他約我散文稿。我不僅貿然應允,而且隨口提出讓他命題,在我的生活範圍內,看他對什麽話題有興趣。如果我確鑿也有生活體驗,便可謀篇。他說讓他想想再說。他想過之後便點題了,讓我寫少年時期所經曆的和白鹿原相關的生活。我當即應諾。這自然是地理概念的白鹿原。原是西北地區特有的一種地理地貌,實際就是一方小小的平原,大約因為規模太小而不能稱為通常意義上的平原,故叫做原。有好事者為了區別原與平原,給原字左邊添加一個土字變成了塬。其實古人都沒有多此一舉,白居易一首七絕寫到白鹿原:寵辱憂歡不到情,任他朝市自營營。獨尋秋景城東去,白鹿原頭信馬行。且不究什麽人幹齷齪事惹得詩人心煩要到白鹿原上揚鞭驅馬暢快抒情,單是說這原字原本就沒有畫蛇添足似的土字作偏旁。再如毛澤東的名作《沁園春雪》裏的“原馳蠟象”的原字,也未有土字作偏旁,而陝北地區也有規模大小不等的多種原,毛澤東把大雪覆蓋的一道原擬為蠟象,足見得詩人的情懷和氣魄。
西安周邊有好多道原,城北有龍首原,自然是因其地形像一條揚頭的龍而得名。據說漢高祖劉邦之所以把皇都圈定此地,要借龍脈之氣象便是諸種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點。從西安城端直往南靠近終南山的神禾原,傳說遠古時生長雙穗的穀子,便有了神禾原的名稱。曾經的西北王胡宗南在此原為蔣介石修建一座闊綽的行宮,老蔣曾站在原頭觀望原下的滈河小平原和背倚的終南山的風光。作家柳青於上世紀10年代初相中此地,在原頭一座廢棄的破廟裏安家落戶,兼職深入生活,一住就是11年,創作出史詩《創業史》。悲劇也發生在這道原上,他的夫人熬不住“文革”的迫害,跳入井裏飲恨而去了。神禾原東邊是少陵原,兩原之間有潏河流過。少陵原上有漢宣帝劉詢和他的許皇後的陵墓,兩座陵墓相隔一段距離,許皇後的陵墓規模較小,便有少陵之謂,且成為這道原的名稱。此地在秦時曾設杜縣,漢宣帝的陵墓被稱作杜陵。然而,此原卻是依其皇後的小陵墓而得名少陵原,竟然比皇帝劉詢還風光。少陵原東邊便是白鹿原,兩原之間有頗為寬闊的河穀,發源自終南山的滻河自南朝北流過,河川裏曾經有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母係氏族的人群在此漁獵,也種穀,村落遺址被稱為“半坡遺址”,遺址旁邊的現有的村莊稱半坡,位置在白鹿原的西邊坡根下。白鹿原的北坡下,也是一道河川,有灞河自東向西流過,是發源地秦嶺的山勢造成的倒流河。灞河原稱滋水,一個讓人感覺溫馨的名字,卻被要稱王稱霸的秦穆公改為霸河,以顯示其統一中國稱霸天下的壯誌和野心,後人為霸字添加了三滴水,成為灞河。
漢文帝把他的陵墓選定在灞河河畔的白鹿原西頭的北坡上,史稱霸陵,亦稱霸陵原。“沛公軍霸上”即是說劉邦和項羽奪鹹陽時駐軍在霸陵原上。霸陵原多見於史籍,民間尚未流行。北宋時,大將狄青在白鹿原西部屯兵養馬,從此便將白鹿原改名為狄寨原,一直延續到今天,一個古老的鎮子也稱為狄寨鎮。這道原東西長約10華裏,南北寬約10華裏,自東向西縱斷著一條深溝,把此原割裂為南原和北原。我的家在北原的北坡根下,是一個五六十戶人家的小村子。出了我祖屋後門不過十來步,便是白鹿原的北坡坡根;走出我家前門不過五六百米,便可以掬灞河水洗臉了。
在我從少年到成年的甚為漫長的歲月裏,隻知此原叫狄寨原,竟然不知詩性爛漫的白鹿原這個好名稱。小說《白鹿原》出版10年了,褒貶且不論,卻把塵封在《竹書紀年》裏的白鹿原的名稱複活叫響了……
割草摟麥
出生在農家屋院裏的男孩子,從小小年紀就幫父母幹農活了。我卻記不準自己究竟是從幾歲開始動手幹活的,按鄉村人歸結的普遍規律,說男娃子一頓能吃完一個饃饃,就是好幫手了。我據此判斷,可能是在我六七歲的時候。我同樣記不清先學會的哪一種農活,卻籠統記得我能幹的農活有拔草、割草、摟柴火、摟麥穗、掰包穀和剝包穀等。幼年從事的這些農活,有的是我喜歡幹的,留下了愉快的記憶;有的是難以承受的不想幹卻不得不幹的,便鑄成一種傷痛。
我最喜歡幹的農活是割草。我家和隔壁一家同族本門人家合養一頭黃牛。牛喜食青草。每當春天青草長出來,我便背上柳條編織的小號籠子提上割草的短把兒鐮刀,下到灞河河川或上到白鹿原坡去割草了。當時不知白鹿原的名稱,隻說上坡割草。割草總是結伴去,幾乎沒有一個人獨自行動的行為,除了結伴搭夥兒熱鬧有趣,還有至關重要的一條,便是安全。那時候溝梁縱橫的原坡上還有狼族活躍其間,常常就有某人在某道坡梁或某條溝穀裏撞見了狼,甚至還有某村的小孩被狼叼走的駭人聽聞的災禍發生。父親總是在我出門割草時提醒,不要單個上坡,找倆伴兒一搭去。
村子裏和我同齡或不差上下年歲的夥伴不過三四個,今日我找他,明日他會來找我,三四個人聚齊了,便商量確定到哪一條溝或哪一道梁去割草,說著諞著嘻嘻哈哈便走出村子了。麥子收罷進入伏天的酷熱季節,陽光如噴火,夥伴們不約而同在坡梁下的溝道裏遮蔽了陽光的背陰處坐下來,玩一種抓擲石子的遊戲,或者打撲克,直玩到太陽西斜,才抓把短把鐮刀去割草。最富誘惑的快活事兒是逮螞蚱。螞蚱有麥螞蚱和秋螞蚱,前者是生長在麥穗上發出吱吱吱的叫聲,我曾和小夥伴們在麥子地裏逮螞蚱,著急處就忘記了已經黃熟的麥子,踏倒了麥子,招來麥田主人的叫罵。不過,這種麥螞蚱叫聲很單調,我們很快就把興趣轉移到秋螞蚱這靈蟲上來了。所謂秋螞蚱,是相對麥螞蚱而言的,在麥螞蚱完成一次蛻殼可以鳴叫的時候,秋螞蚱才從埋在地皮下的卵蛋裏化育成蟲鑽出來,滿體嫩綠如同剛剛蛻殼的綠豆。秋螞蚱生長在長滿酸棗刺棘的田坎上、荒坡上和墳地裏,捕捉很難。我和夥伴們根本等不得它完成三次蛻殼羽化完成為可以鳴叫的螞蚱,就在刺棘叢中尋找,常常被刺棘的尖刺刺得腳麵和小腿布滿血印也不在乎。逮著小小的秋螞蚱,裝進竹篾編的螞蚱籠子裏,每天喂它野穀苗的內芯。眼看著它在小籠子裏一天天長大,完成三次蛻殼成為一隻羽翼豐滿的螞蚱,發出鈴鐺一樣響亮有節奏的歌唱,我常常陷入一種沉醉。這種秋螞蚱生命力很強,如果喂養精到,往往可以鳴叫到深秋以至霜凍時節才會完結,給平靜也顯孤寂的農家院子添一縷歡樂的聲響……逮秋螞蚱太專注也太投入,往往忘記了割草,無論逮著秋螞蚱的興奮或逮不著的懊喪,都會在拾起短把鐮刀開始割草不久便淡化了,隻畏怯草割得太少父親那責備的眼色。
印象裏最不願幹卻不得不幹的農活是摟麥子。我家有十六七畝土地,絕大多數分散在原坡上,隻有三五畝可以澆灌的水田分作四五塊散布在灞河川道裏。養牛積攢的土肥,單是施到一年可收兩料的麥子和包穀的水田裏都不夠,原坡上的單料麥子根本施不上一次土肥,那麥子長得黃不拉幾的樣子,收割時幾乎搭不住鐮刀,散落在麥茬地裏的遺穗就很多了。村子裏鄉民把這種成色的麥子稱作猴毛,把小小的麥穗稱作蠅子撒(蒼蠅頭),把割這種麥子稱作薅猴毛。父親把一塊又一塊全是猴毛似的麥子薅過,我緊跟其後用粗鐵絲做耙刺兒的大耙子把遺落的猴毛摟起來。至今印象最深的是在離村子最遠的稱作唐家坡頂的那塊地,這是我家在原坡上最大的一塊地,大約兩畝還多,周邊沒有一棵樹。我拖著足有一米寬的粗鐵絲作耙刺兒的大耙子,一耙緊挨著一耙從東往西摟過去,再從西往東摟過來,確也如同為這塊剛剛薅過猴毛的猴子梳頭又梳身。這個鐵絲耙子倒也不太重,拖起來也不太累,關鍵是坡地上滾動的熱浪太難忍受了,火盆似的太陽就在頭頂噴火,被曬了大半天的麥茬子熱氣蒸騰,拖著耙子過去再拖著耙子過來的過程,是被翻來覆去的炙烤。盡管頭頂戴著草帽,頭皮和臉皮仍然感覺到難耐的烘烤的灼傷,身上和裸露的小腿更不用說了。從家裏帶來的沙果葉茶水早已喝光,汗水似乎已經淌幹流盡,口幹到連一口唾沫兒也吐不出,看著還有一大牛尚未摟過的麥茬地,有種想哭卻哭不出來的無奈。看到遠處一塊坡地上有一個同齡的夥伴也在摟著,心裏似乎有一種安慰,農家娃娃都得做這種活兒,且談不到勞動的單調和無趣,那時候還不懂這些高雅的詞匯,盡管切實地承受著……而當某天晚上和父親坐在院子裏吃晚飯,抓起母親剛剛蒸熟端到跟前的白麵饃饃咬下一口時,父親順口便會說,白麵饃香不香?香。愛吃不愛吃?愛吃。明年摟麥子,再甭撅嘴吊臉的了。摟麥子受苦招架不住的那陣兒,想到吃白麵饃饃,你就有勁了……這是我最初接受的關於勞動的教誨。
祭祖
我生活的村子叫西蔣村,建國初僅17戶人家,村子東頭有一條溝,流著清淩淩的發源自原坡上的泉水,供全村人飲水、洗衣,也澆灌小塊田地。溝那邊有一個東蔣村,更小,不過17戶人家,村子之間的距離不足二裏路。兩個以蔣姓作村名的村子,卻沒有一戶姓蔣的人家,我問父親,父親說不清楚,問比父親更年長的老爺爺,竟沒有一個人說得清白。我生活的西蔣村幾乎全是陳姓,隻有兩戶鄭姓的人家。陳姓共有一個老祖宗,我卻搞不清老祖宗的大名了,然而,這個陳姓老祖宗當屬11戶陳姓人家的始祖,也當是第一個在西蔣村這塊地盤上落腳的人,有族譜為證。
每到大年三十後晌,陳姓的成年男子領著雖然尚未成年卻已懂人事的男孩齊聚我家,迎神拜祖。父親早已把不大平整的上房中間的地麵用濕土墊平砸實,清掃幹淨,把我家那張方桌擦洗得一塵不染,放置到後牆中間開著後門的位置;方桌上已經擺置了蠟台和香爐,還有四盤令人饞涎欲滴的油炸的餜子和點心;那幅族譜--俗稱神軸--就擺在方桌上,近乎一丈長,平時架放在木樓上,到此時父親把它拿下來了。待全村陳姓男人聚齊,由陳姓一位輩分最高年齡最長的老者主持儀式,開首是:點蠟上香。這項指令實際是老者發給自己的,話音剛落,他便拿起點燃的火紙,猛吹一口氣,那自燃的火紙便冒出火焰來。老者先點著左邊的插在蠟台上的紫紅色蠟燭,再點著右邊一支,再撮三根紫色的香,在蠟燭上點燃,一根一根又一根插入盛著細沙的香爐,雙手抱拳,跪拜三匝,然後退居方桌旁邊。在老者發出“點蠟上香”的指令時,侍立在方桌兩邊的父親和另一位男子便舉起族譜--神軸,緩緩地展開,再掛到牆上。也就在此同時,我家街門外便響起鞭炮的響聲,夾雜著雷子炮的震天轟響。侍立供桌前的陳姓男人們,依著輩分的高低,一個一個走到供桌前,從香爐裏抽出一根紫香(隻有主持的老者上頭一道香拿三根),在蠟燭跳躍著的火焰上點燃,雙手掬著插入香爐,再雙手抱拳舉到額頭鞠躬,然後跪地三叩首。有領著兒子的人,兒子在他右首照著他的動作做下來。我父親在陳姓的輩分最低,我自然更低一輩了,輪到父親朝拜列祖列宗的時候,已經剩下不足十來個人了(拜過的人都回家去了),我跟著父親一起鞠躬跪拜,心裏頓然也會潮起一種肅穆的感覺。
在我們家祭拜陳氏祖宗的事,據說有兩個因由,一是我們家有一幢三間大房,盡管這幢房子已經分為兩半,我家和叔父家各占一半,但作為敬奉祖宗展掛神軸卻是寬敞的,幾乎是別無選擇的。大約到1919年新中國成立,村子裏僅僅隻有兩三幢這種被稱作大房的房子,多數村民都住著單麵流水的比較窄小的廈房,廈房既供不起長寬都過一丈的神軸,也容不下祭拜的陳姓族人。再一個因由,據說是我爺爺曾經是村子裏說話很有分量的人,盡管輩分低,卻不影響他說話的分量,由他保存神軸年終祭拜祖宗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爺爺大約在父親剛剛成年時便英年早逝了,盡管父親再不具備爺爺說話的分量,保護神軸祭拜祖宗的活動依舊在我家順延。在我有資格跟著父親跪拜祖宗不過兩三次之後,這幅神軸轉移到另一戶人家,這戶陳姓人家蓋起了寬敞的三間新瓦房,而我家的老房子已經漏雨了,積雪融化滴溜的水滴浸洇了神軸--陳姓列祖列宗神聖到頂禮膜拜的族譜--那是不可饒恕的罪孽。在我跟著父親到這戶祭奉祖宗神軸的房子裏去跪拜的時候,對祖宗的虔誠已發生自覺,卻也因不在我家裏而隱隱感到一縷空虛……再沒過幾年,在破除封建迷信的“大躍進”年頭裏,神軸--陳姓族譜據說被焚毀了,大年三十後晌公祭的事再沒有舉辦過。我也留下了無法彌救的遺憾,搞不清陳姓四輩往上的祖宗,更不知進入西蔣村的陳姓始祖的大名了。
原上有個名叫窯村的村子,鄉民多姓陳,是從我們村子遷居到原上的窯村的一戶陳姓人家繁衍的族群,每到大年初一,他們搭幫結夥從原上下來,到我家(後來到另一家)祭拜祖宗,原上原下兩個村子的陳姓後裔相聚一堂,噓寒問暖,說收成,諞笑話,其樂融融,我和那些跟隨父親來祭拜祖宗的男娃子們,已經結夥玩耍了,同宗同祖的血緣,似乎確有某種親情的天然紐帶相係結。
賣菜
白鹿原上的這村那寨和白鹿原下的這寨那村的人家,多有親戚關係,原上的姑娘嫁到原下或原坡上的某戶人家,也多有原下的姑娘嫁到原上某個村寨的人家,親戚間的往來就很頻繁。單就我們這個不足10戶人家的小村莊說,竟然有六七戶人家都和原上有這種最親近的親戚關係,而我母親的娘家(我的舅舅家)就在白鹿原西頭的五坊村,兩個姨媽家也在原上的兩個很大的村子。這樣,在我尚未懂事也爬不動坡上很陡的土路的時候,據說是由父親背著我上原,每年正月頭上去向舅爺、舅奶、舅舅、舅母拜年。到我能走得動的時候,一大清早起來便跟著父親母親出門上路了,從我們村子通舅家的原上的村子有一條斜路,有七八裏,盡管天氣很冷,走上原頭的時候早已渾身淌汗了。
走上原頭的感覺是奇異而又新鮮的。天太寬闊了,直到眼睛所能抵達的模模糊糊的終南山的群峰(那時候尚不知終南山的稱謂,當地鄉民隻說南山);往北看,對麵的北嶺(即驪山的南端,同樣在那時尚不知驪山的稱謂,當地鄉民隻說北嶺),竟然遮擋不住天了;原上一馬平川,遠遠近近散落著大大小小的村寨,無論如何望不見東邊原的盡頭,便有一種神秘感。我之所以會有這種感覺,完全是我生活的小村莊所在的特定地域造成的。我們的村子緊緊倚靠著白鹿原的北坡,站在村子的任何一個角度,滿眼都是熟悉不過的坡坎和峁梁,刀裁一樣的原頂遮住了天空;往北看,便是驪山的南麓,同樣遮住了天空;在南原和北嶺之間的天空,藍的天或陰的天,永遠都是窄窄的一條長綹的天空,當地鄉民自我調侃說,生在咱這地方,一輩子隻看一綹綹天。綹綹,通常是說布條的,一綹布條。在我能夠獨立走上白鹿原的時候,寬闊的天和平坦無邊的地讓我發生奇異的感覺就不足為奇了。
在我更生動鮮活的記憶,是上原賣菜。
在我考上中學的時候,家庭的經濟來源沒有了,父親種樹賣樹供我們兄弟倆上學,無奈樹長得太慢,供給不上兩個中學生的學雜費。村子裏已經建立了農業合作社,即使勞動有盈餘,也得等到年終合作社決算後才能分配,況且多數人家都是倒貼戶。我在父親完全無法可想的困局裏,上完初一第一學期便休學了,後來在政府的幫助下複學,卻錯過了一個年級。記得是在複學讀完初一的那年暑假,出現了學生賣菜掙學費的新鮮事,而且很快形成了一股風氣。那些和我一樣先後考入初級中學的鄉村學生,其實大多數的家境相差不了多少,十個有九個都上不起每月大約要花費十元錢的學生灶,都是背著一袋子饃上學,每天三頓都是開水泡饃,伴著辣椒醬或鹹菜。即使如此節儉,每學期開學的十多元學雜費仍然成為每個學生家長的重而又重的負擔。這一年的暑假,不知由哪個村子的哪位腦門活泛又靈動的學生闖出一條掙學費的生財之道,從原下的農業合作社的菜園裏躉下時令蔬菜,第二天一早挑著菜擔上原,到原上的鎮子上去賣,賺下錢來,到暑假結束便高高興興交學費了。我很快就加入到這個剛剛形成的學生賣菜的不大不小的群體中了,心勁頗高,不用再擔心失學了。
白鹿原上自古缺水,俗稱旱原。無論大村小寨的鄉民,吃水是最大的困難,靠人力打下的深井,水多不旺,而且是人力所能挖到的極限深層了。吃水曆來困難,種莊稼自不待說是靠天吃飯,每年隻種一料麥子,不種秋田,在於秋禾更費水,而當地的氣候特征恰恰是十年有九年的伏天都缺雨水,蔬菜就更談不上種植了。原下人調侃原上人說,寧可給你一個饃,不舍得給你一碗水。更有甚者說,原上人早晨起來,為節省洗臉水,夫妻兄弟姊妹麵對麵吐唾沫兒洗臉……原下的一個又一個村莊,門前流著豐沛的灞河清流,每個村子都有引灞河水自流澆灌的水田,還有不少稻地。在個體經營時代,幾乎每個村子都有一兩戶心靈手巧善於撫育蔬菜的農民,便有了收入強過普通莊稼的菜園;到上世紀10年代中期農業合作社建立後,每個社裏都有相當規模的蔬菜種植地塊,作為合作社的副業。我們村子就有五畝地種植著傳統的韭菜、大蔥、蒜苗、茄子、辣椒和剛剛引進的洋柿子(西紅柿,番茄)等,合作社社員把這些蔬菜挑到原上的鎮子去賣。原上人自古以來就吃著原下人種的菜。
我在我們村子的合作社的菜園裏躉下時令蔬菜,多是大蔥、韭菜、茄子和西紅柿,總量一般不超過10斤,這是11歲的我挑菜上原所能承受的極限重量。
我和村子裏的小夥伴一起挑菜上原。天微明便爬起來挑著裝滿蔬菜的竹籠出門了,走不過一裏平地便上坡,目的地是狄寨鎮--我尚不知是用北宋大將軍名字命名的鎮子,大約十華裏遠,上原後到鎮子還有約三華裏平路,上原的陡坡路占過大半。我挑著蔬菜,出村子時尚不覺得壓迫,很快走過一裏平地開始踏上上原的坡路的時候,那裝著蔬菜的兩隻竹條籠便沉重起來,出氣也急促了,汗水也冒出來了,直到肩膀疼痛不堪雙腳也難以跨步的時候,便招呼夥伴歇一歇……從出家門到上到原頂,少說也要歇四五回,上到原頂的那一刻,肩頭的擔子幾乎是扔到地上的,當即躺倒在地,汗水似乎洶湧而出,喘著粗氣的嘴連叫媽的氣力都沒有了。然而,心裏卻是一種成功的輕鬆,最難的坡路爬上來了。待喘息初定,便拿出用布包著的饃來,肚子也咕咕叫起來,吃完一個饃,便挑起兩籠蔬菜直奔狄寨鎮了。
狄寨鎮街道的兩邊,任由各種商販自選位置,先到者便先占得街道中間人來人往最稠密的一方地盤。我選定地盤放下裝菜的竹條籠,把各色蔬菜都亮出來,便坐在地上迎接買菜的顧客。上世紀10年代中期的蔬菜價格,我從合作社躉來的時候,韭菜大約1分錢一斤,大蔥一角錢,西紅柿七八分錢,挑到鎮子賣出時的價格都要翻一倍,開始時咬緊牙關不給購菜者討價還價的機會,如果銷售不順利,便隻好忍痛降低售價了。印象深的事是算賬麻煩,那時候還用的是16兩為一斤的秤,買主如果買整數的蔬菜很好結賬,如果一斤二斤又帶著三兩四兩,結算就犯難了,我便用小木棍在地上劃拉乘法運算,往往惹得那些大叔小嬸癟著嘴笑,逗我說這個“土算盤”算的賬準不準?然後才掏出錢來付我。如果賣得順利,到人去集散的時候賣完最後一秤菜,挑起空籠走出集市的時候,便有一種想喊想唱的快樂;如果眼看著街道上的人越來越稀,籠裏的蔬菜還剩下不少,便著慌了,很自然地減價,而且大聲呼喊著“便宜了減價了快來買呀”之類的吆喝;如果仍然無人問津,便隻好和同樣沒有賣完菜的夥伴重新挑起菜籠,到鎮子周邊的村子去叫賣,肯定會貼本兒,這是令人喪氣的事。
從初中一年級到高中一年級,每年暑假都是以割草和賣菜為主要勞動項目。原上有三個較大的集鎮,另兩個集鎮每逢集日,除過下雨天,我都會挑著兩籠蔬菜去趕集,多數時日裏都可以賺一元上下的人民幣,也有賺不到錢乃至虧本的倒黴事。無論如何,每到暑假結束背著一袋子饃上學去的時候,口袋裏裝著我自己賣菜掙來的學雜費,是一種坦然,乃至驕傲。有一年賣菜收入頗豐,母親竟到供銷社買來機織的“洋布”,在鎮上的裁衣店為我做了一件四兜的製服,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製服。
木板秧歌
1910年春節過後的一天晚上,父親把我叫到方桌前,鄭重卻也平和地說,你明日個去上學。我也不覺得太驚奇,上學的事在年前已經說過不止一回了,隻是明天就要走進學堂的時候,還是有一種說不清楚是緊張或是受製約的異樣的感覺。我沒有說話。父親接著把一支新買的毛筆遞給我,還有一遝寫大字的仿紙,說,你跟你哥合用一個硯台。我哥早我兩年上學,筆墨紙硯備全。我接過寫大字的毛筆,拔下那個竹筒筆帽兒,毛筆的竹竿尖頭是一撮紫紅色動物毛做的筆頭,我當即聯想到在原坡上割草時撞見的狐狸尾巴的毛,據說好毛筆都是用狐狸的尾毛製作的,稱雞狼毫。
學校設在村子東頭的一孔窯洞裏。我們的村子倚著白鹿原北坡的坡根自東向西排列,我家是西頭倒數第二家,後門外的坡地卻是河卵石和河沙的沉積層,這是不知幾千乃至幾萬年前,灞河曾經流過的河床。村子東頭卻是黃土崖,不見一粒沙石,村民便在崖根下鑿成冬暖夏涼的窯洞。這裏的窯洞又高又深且寬闊,裏邊用土坯壘成隔牆,一家兩代乃至三代共住一孔窯內。作為學堂的這孔窯,是村子裏有房子住的一戶人家放置雜物的閑置的窯洞,提供給鄉民作學堂,已經使用許多年了。這孔窯洞學堂容納著二三十個學童,是我村和東蔣村以及處於原坡上的僅有十多戶人家的史家坡三個村子的求學的子弟。請來的教書先生的報酬,由上學的學童的家庭分攤,那時候不論錢而論麥子,大約是新中國成立前國民黨的紙幣貶值得和廢紙一樣,人們常說背一口袋紙幣買不來一口袋麥子,鄉民們的交易便是以物易物,無論賣地賣樹嫁女兒,都以麥子或包穀為易物。聘請來的教書先生,也是議定一學季給多少斤麥子,具體給多少,我那時不用關心。
我拿著父親昨晚交給我的毛筆和一遝寫大字的仿紙,拘束而緊張地走進那孔窯洞,在自家的方桌旁、自家的長條凳上坐下來。那個時候的鄉村學堂,沒有公用桌凳,由學童搬來自家的方桌或條桌和凳子上學,有的學童的家長約定合用一張桌子,我家的方桌四邊可以坐八個學童,我和我哥之外,另有四五個同村的學童共用一桌。
緊靠窗戶是一個土坯壘成的炕。緊靠炕邊支著一個方桌。桌上擺著一摞書和一摞紙,還有一個插著粗杆細杆毛筆的筆筒,還有磨墨的硯台。先生正襟危坐在桌邊的椅子上。先生很年輕,穿一件淡藍色長袍,正在給學童寫影格。初入學的學童先把先生寫好的影格墊在仿紙下麵,然後按著影格上的字的筆畫在仿紙上照寫。我不敢到先生的方桌跟前去,由我哥把一方仿紙送到先生桌上,要求為我寫一方影格。約略記得是從一到十最簡單的十個字,我把影格鋪到仿紙下,模模糊糊可以看到仿紙下的筆畫,用蘸了墨汁的毛筆照寫起來,盡管橫筆不直豎筆歪扭,卻總算是我捉筆寫出的第一張漢字了。
印象裏的先生眉目清秀,卻不苟言笑,看去和善的臉上,一旦被哪個學童惹得生起氣來,也夠怕人的,順手便抓起擺放在方桌上的足有三尺長的窄木板,抽打那個學童的手掌,打得學童尖聲哭叫,他也不會饒恕,說打五板絕不少打一板。我確鑿怯懼那把木板,窩著貪玩的野性子,避免了木板擊掌的懲罰。我已記不清學習課目的內容,卻記得這種延續到1910年春天的老式鄉村學堂的格局到秋季就廢止了。據說穿藍袍的先生被政府收編,集中培訓去了。人民政府派來了一位新教師,穿著四個兜的幹部裝,個頭高大且粗壯。他到處向鄉民申明他是人民教師,要稱他×老師,不許再稱他先生;對入學的孩子要稱學生,不能稱學童了;最讓鄉民們新鮮的是,這位人民教師的報酬由政府每月發給,不用學生家庭分攤,村民們驚喜地說,娃娃念書不掏錢,新社會真好。
我上學的第二年春天,村子裏實行了土地改革,我們村子沒有劃定一戶地主或富農的農戶,比我們村子少一小半農戶的東蔣村劃定一戶地主成分的人家,土地和財物被分配給窮人了,作為三合院的坐莊建築--三間大房收歸為公有,議定為初級小學的學校。這樣,1911年的下學期,我和同學們就在這幢寬敞的大房子裏上課了。教室寬敞了,光線也比窯洞亮堂了,卻要出村子跑遠路上學了,東、西蔣村之間縱著一道不太高的土梁,梁的兩邊是兩條不太深的溝。那時候一天上三次學,我和西蔣村同學便來回翻六次溝和梁,卻也從來不覺得累或苦。也是從這學期起始,教室裏有了女學生,都是耐著心到鄉民家裏說服開導,應該讓女娃上學識字,女學生逐漸多起來了,還有十六七歲的大姑娘也認字求學來了。
每天下午,這位老師領著我們在農民的打麥場上扭秧歌,雙手上下輪換甩動,高過肩膀,三步一跳,左右扭擺腰身,動作不複雜,很容易做到,難的是排列的兩隊不僅要步調節奏一致,而且兩隊要互相交叉變換隊形。後來老師又教給我們一種竹竿秧歌,因為多數學生家裏沒有竹竿,老師變通為柳條,我們從灞河灘到處都有的柳樹上砍下擀麵杖粗細的柳樹枝,剝掉皮,是潔白的柳竿,再用紅顏料塗成紅白相間的彩色。按照老師教的竹竿秧歌的舞步跳起來,仍然是三步一跳,右手拿著的竹(柳)竿合著腳步擊打左肩再擊打右肩,最後擊打跳起來的腳掌。同學們個個都練得認真,跳得滿頭大汗也樂在其中,尤其是打麥場邊有許多男女村民和小孩圍觀的時候,大家跳得更認真了,吹著哨子伴著節奏也更來勁了。
教育局的管理部門組織了一場秧歌賽,分片舉行,原坡地區的初級小學匯聚在中心小學,我們的竹(柳)竿秧歌別具一姿,獨領風騷,隨後被安排到原坡和原上的村子裏去表演(還有另外幾所學校的秧歌隊)。每有節日慶祝活動,我們的竹(柳)竿秧歌都受邀表演。我大約剛交上十歲,跟著老師和同學,攥著一根磨得溜光的竹(柳)竿,扭遍了原下原坡和原上的大寨小村,兜裏裝著自家的饃或鍋盔,所到之處的村子或學校供給開水,歇息下來便吃饃喝水,依舊勁頭十足地扭。
直扭到四年級畢業,在當年考高級小學難似考秀才的升學考試中,我竟考中了。當時學習的情況已經基本無記,隻留下竹(柳)竿秧歌的記憶。在我後來到原上或原坡的這村那莊走動的時候,偶爾竟會泛出少年時到這裏扭秧歌的情景。
原載《大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