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散文排行榜

第五章 春寒中的法國人

　　馮驥才

　　料峭今春，兩封帶著涼氣的郵件送到我手上，打開一看，是來自海外有關文化方麵演講的邀請函。一封是巴黎的人文基金會，一封是英國幾座大名鼎鼎的大學。一算時間，演講中間與前後有不少時間的空白，可供我隨心所欲地到處跑跑看看，這可是個好差事！立即喚起我很大的興致，於是我為自己精心安排了一條穿花串珠般的路線，將許多人文勝跡勾連一起，還突發奇想，打算將此行的見聞、感知、交談與思索交錯起來，以一種全新的、不拘一格的、一任自然的文本寫成一本書。我所設想的這種文本不僅我沒寫過，也不見別人寫過。寫作的誘惑是你的想法先叫你自己興奮起來。

　　這種寫作的最奇妙之處，是邊看邊想邊寫，與行程同步。也許是一段思想文字，一節情景抒寫，一兩句斷想，一些值得留住的談話，都是一時的發現、心得、情懷、感悟與靈性，也帶著那些時間與空間的美妙和鮮活。

　　多麽叫人激動的寫作試驗！

　　這次我選擇的路線是先在巴黎演講，待上幾天，會一會幾位久居此地的老友，看博物館--巴黎的一多半財富在博物館裏。巴黎有五百多個博物館，上次在巴黎住兩個月，使勁看也不過看了二十多個；再有，便是舊地重遊，享受一下人生少不了的懷舊情懷；緊跟著向西直奔大西洋，從莫奈故居所在的吉溫尼，到卡昂、亞眠、裏爾，直抵加萊，路上可以一邊拜謁古跡，一邊到這片一戰和二戰期間燒焦過的土地，感受人類那兩次包含著大榮大辱的自我浩劫。跟著穿過那條著名的海底隧道去往倫敦；至於在英國行走的路線都會在後邊的文字中美妙地出現。這一切僅僅設想而已，我還沒有去呢，到底會幸遇到或遭遇到什麽全都渾然不知。但願到那時，我誇讚自己--老馮真算一個能當好導遊的材料！可同時我又不放心自己，我的毛病之一總是自以為是。

　　好，就這樣，1月10日這天淩晨一點鍾我登上飛往巴黎的飛機。我從包裏掏出iPad，鎖定“飛行模式”，寫作就在機艙裏開始了。

　　3月20日北京--巴黎

　　春雪

　　今天下午忽然天降大雪，舷窗外雪片又大又密，整整一冬也不見如此大的雪，我喜歡有聲的大雨和無聲的大雪，不多時一些停在停機坪上的飛機全包著厚厚的白雪，像白糖做的。因之起飛延時，花了至少一個小時才用熱蒸汽融掉了機翼機身上的雪被，否則上了天就會結成可怕的冰殼。這大雪叫我嘀咕起來，今春以來依然盤踞大地上的嚴寒要來伴我此行？

　　天上的生日

　　係安全帶時有點費勁兒，肚子裏還裝著老母親給我包的“送行餃子”。

　　“送行餃子迎客麵”--中國人真懂得生活。外出的人要吃足肉餡大餃子，上路才會有勁兒；而回家的人來一碗順順溜溜的熱湯麵，吃得滿頭流汗，五體順暢，渾身一鬆，汗毛眼兒全都張開了，在外邊的辛苦勞累即刻都消散了。

　　母親今年九十七，依然敏感又清醒。老人全靠精氣神，母親這“精、氣、神”三字一字不缺。這勝過我心中的祈禱與祝福。

　　我對母親說：“您這餃子既是送行餃子，也是催生餃子。”

　　母親笑了。母親對孩子生日，往往比孩子還在乎。

　　1月10日是農曆二月初九。今天是我的生日，而且是頭一次在飛機上過生日。我說像神仙過生日，因為隻有神仙在天上過生日。同行的夥伴向空姐要了兩杯紅葡萄酒，與我“當”的輕輕地碰一下杯，把我這一年一度為生日祝福的碰杯聲悅耳地散布在沒有人說話的機艙裏。

　　今天正好又是春分。這一天由於太陽不偏不倚直射地球攔腰的赤道上，晝夜時間相等，日月陰陽均分。於是在享受著天地在這一節令裏特有的均衡時，我心中默默為自己唱一段生日歌。

　　飛機像天上的船，沒有氣流搗亂時，平穩中有種行駛感。

　　生物鍾

　　時差是我每每越洋之行最難對付的對手。因為時差是生物之鍾不可調。友人說關鍵是我身體的生物鍾是瑞士製造，體內的對手比體外的對手難纏，人對體內的對手往往束手無策。有人告我別看任何鍾表，忘了原先的時間，還有人說他的經驗是盡量到處跑，不睡覺，使勁累自己，等到精疲力竭時再呼呼大睡一天，準能把生物鍾打亂，這方法有點自虐性質，而且這些“高招”對我都沒用，我天性的東西都太頑固。記得上世紀80年代劉心武告我一個更奇特的法子，在肚臍貼一貼“傷濕止疼膏”包治時差。我對他笑道，你這是給“傷濕止疼膏”做廣告吧。

　　拉丁區

　　早春的天氣特別脆弱，像得了感冒，說熱就像發燒一樣燒起來，說冷就冷得發抖，但這次巴黎的早春隻發冷不發燒。至今大地還看不到春天的綠，天上卻能見到春天的藍。如雪的雲團在這鮮藍天空的映襯下又白又亮。北京已經很多年看不到這種天這種雲了。據說其緣故是北京人眼睛全盯在地麵上，顧不上看天、顧天和管天。

　　這次落腳一家小店，距離上次的住所--法國人文學者公寓隻有“一步之遙”，撂下箱子拉著夥伴跑到那條街上懷一懷舊。沒想到十幾年過去，一切如此如故。那個猶太學校，那個土耳其烤肉店，還有書店、藥店、雜貨店、地鐵站口、道邊的鐵柱欄、古色古香的廣告亭，甚至那家守在街口的海鮮店和賣中餐的“小香港”飯店，全都依然如故，連小街上那些老牆老門老窗還是那樣古老斑駁，但好像也不會再老了。永遠一百歲或二百歲。熟悉巴黎的人知道，巴黎的老街每十二年修一次。房主掏錢，政府主營，之所以“整舊如舊”，是因為政府沒拿這種事當政績，更沒拿“破舊立新”顯示政績，反而當作了“命”--巴黎人拿曆史當命根子，意大利和英國人更是。

　　在這座城市中不僅風光依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氣質沒變。在那個自古就是情人約會的聖米歇爾廣場，天天仍然聚著不少年輕人。黑色柏油的地上白花花的，都是嚼得沒味吐出來而踩進地麵的口香糖，那都是為了見到情人香甜而忘情的一吻。一位健壯的琴手頭戴厚帽，把一架鋼琴搬到廣場中央，即興而激情地彈奏，著了魔的手指在鍵盤上飛舞，旁若無人，卻有不少人被他打動而圍觀四周，連音樂之都維也納也看不見有這種場麵。

　　法國人的浪漫是敢浪漫。

　　真正的浪漫是美的揮霍，真正的藝術都是揮霍美。

　　這一帶隻有一處發生改變引我注目。臨街兩三座房屋的山牆，用深淺兩種灰色畫了一些樹影，宛似陽光照耀上去的。然而，細心的人會發現此時四邊的樹光禿禿還沒發芽生葉--原來它是畫上去的。

　　這無意中表達藝術本質：藝術是不表現生活中有的，而是表現生活中沒有的。

　　前兩天，在電視裏看楊振寧與莫言討論科學與藝術的關係。楊振寧的話很有意思。他說科學家不是幻想，而是猜想。這使我想起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為什麽是猜？猜一定是這世界原本存在的；而幻想不一定是這世界存在的。於是，我找到科學與藝術本質的區別：科學是尋找世界裏有的，藝術是創造生活裏沒有的。

　　記得1999年我來巴黎，也住在這種用老房子改建的酒店中。緊靠著盧森堡公園。一座四層小樓，總共隻有十幾間客房，房間都不大，電梯是後來裝上去的，一次隻能上一個人。家具門窗都是“古物”，陳設的瓷器竟是晚清中國的出口瓷。這樣的旅店並不老舊，衛生間裏的設備相當現代。住在其中可以同時享受傳統與現代兩種文明。

　　這次被安排的仍是這種酒店（Relais Hotel du Vieux Paris），既緊靠塞納河邊，又身處曆史人文濃得化不開的拉丁區的旋渦裏，真是很可意！酒店隻有五層，從頂層閣樓斜坡的小窗望去，參差錯落的全是黑色的鐵皮屋頂，淡黃色的牆麵，高高低低全是灰色的煙囪。我好似在巴爾紮克筆下的那座伏蓋公寓裏遠眺四方。拉丁區絕沒有高樓，也很少見新樓。關鍵是不僅來自世界的遊客喜歡這樣，巴黎人自己更喜歡這樣。他們連莫奈、畢加索或莫泊桑曾經坐在哪個咖啡館裏哪個座位麵朝哪個方向喝咖啡都知道。洋洋得意地說這些事的並不是知識分子，而是普普通通的巴黎人。可是，我們北京人知道老舍在哪兒喝茶？上海人知道魯迅常逛哪個書店嗎？沒人關心這種“沒用”的事，我們的文化病是從來沒把文化當回事。

　　真慶幸三次來巴黎都住在拉丁區。

　　3月21日巴黎

　　麵包與煎餅

　　早晨又吃了最愛吃的巴黎麵包。巴黎的早點就這一硬一軟兩種麵食：一種是又硬又韌、與嘴較勁的長長的法棍麵包，一種是又軟又酥、與嘴親和的打圈的牛角麵包，就像我家鄉天津的芝麻燒餅與煎餅果子。一吃這麵包就顧不上血糖偏高，幾個麵包下去，身體馬上有勁，特別想幹點活兒。當然，這種麵包吃常了，身體裏潛在的根性就會發生作用，開始想燒餅與煎餅果子了，跟著來了鄉情，看來文化中最頑固的還是“中國胃”，要不唐人街上最多的店麵是中國餐館呢，王蒙稱之為“堅硬的稀粥”。然而當下也有些國人動不動來點“卡布奇諾”和“星巴克”，其實多數隻是在外邊裝模作樣地“咖啡”一下，回家照舊熱茶一杯。有人說喝茶吃飯隻是習慣而已。此話不錯，但是文化對於人，恰恰是一種日久天長自然而然的積澱與牢不可破的習慣，尤其是生活文化。正像海外的韓國人到處找韓國泡菜，土耳其人多半紮在土耳其烤肉店裏。

　　看來最不費勁走出中國的是飲食文化，但這種文化更多還是自給自足地進入了“中國胃”。

　　藝術家集聚地

　　安妮約我在巴黎十三區法蘭西大道上一家極特殊的飯店裏，邊吃邊議即將講演的話題。這地方處於近年快速“長”出來的新區。著名的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法國人文基金會都在這條大道上。一些體積宏大、四四方方、玻璃化的現代建築彼此相距甚遠。安妮用“你肯定喜歡這家飯店，它在一座藝術家集聚的老樓”這樣的話，來鼓勵我在這種西方現代社區中辦事，必須具備一種長途跋涉的精神。

　　這座飯店確實特別。它原是古代一座巨大的老磨坊與庫房--如今白教堂後邊蒙馬特高地那片出名的畫家聚集地的地價飛漲，很多尚未紅起來的藝術家便湧入這種廢棄不用的老房子裏。在現代藝術唱主角的法國，這老房子裏裏外外一片塗鴉。從地麵到屋頂都是率性的、放縱的、各走極端的視覺表達，摻雜一些不倫不類的裝置藝術，像樂隊演奏前各自在試樂器，隻發出自己的聲音，完全不管別人的聲音。我想起1999年年底也是在巴黎，當時巴黎市政府邀請五十位世界著名的雕塑家將作品擺在香榭麗舍大街，每件作品都奇大，一直擺到凱旋門，主題是《世紀末》。那天旅法雕塑家王克平約我去看，其中也有他的一組木雕。應該說王克平的作品在那中間是佼佼者，能“跳出來”的。其餘絕大部分是彼此雷同，都是一堆堆世紀末的破電視、家具、洗衣機、護照、廢報刊、照片和摩托汽車，散發著一種對“世紀末”的無奈又頹廢的情緒，隻是形式上各出奇招而已。記得那次見到高行健，他說他要寫一篇文章批評西方美術館先確定主題再請藝術家闡釋和圖解，從而扼殺藝術主體精神的傾向。

　　還記得我說，當代社會的兩種強勢的力量在扭曲藝術，一是商品，一是媒體。這兩種東西都喜新厭舊。藝術家很難從藝術深層裏不斷出新，隻能在形式上或在人們的眼球裏邊尋奇作怪。當代藝術一邊依賴資本的支持並受其操縱，一邊正在步入歧途，也許這正是市場化時代藝術的本質之一，隻有少數真正具有個性和藝術自信的藝術家能站在它的反麵。

　　進而想起十年前在中挪文學研討會上我演講的題目是《文學的自由》。我說，“文革”期間文學的自由被政治捆綁。現在不同了。但文學仍然不是自由的，因為文學受製於買方，受製於市場。當然，自由的文學並不是沒有出路，它必須超越市場強大的約束，需要藝術家的心靈比市場更強大。

　　知識分子到哪兒去了

　　市場化更深刻的問題是知識分子的消失。

　　這是我和安妮交談中都感興趣的話題。

　　“你說的是獨立的知識分子嗎？”

　　“知識分子一定是獨立的，而且是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在我們這兒，我們這一代顯然不如‘五四’時期那一代。”

　　“為什麽？被迫的嗎？”

　　“真有時代責任的人不可能被迫放棄責任，是自願的。市場的力量不是強迫你而是誘惑你。同時，在強大的資本與市場規律麵前，個體的知識分子愈來愈微不足道；在實實在在的物質世界裏，無形的精神會變得虛幻乃至虛無。因此說市場泯滅知識分子之前，首先泯滅的是思想。因為市場不需要思想。哎，你們法國也是這樣嗎？”

　　“一樣，完全一樣。不僅法國，歐洲全是這樣。”

　　“所以英國人弗蘭克寫了一本書《知識分子都跑到哪裏去了》。”

　　地上的煙頭

　　我的夥伴比我更注重環境。她發現巴黎第一變化是地上的煙頭多起來。法國人吸煙者多，男人十分之五，女人十分之七。自從公共場所禁煙以來，都跑到門外或街上吸煙了，街上沒有扔煙頭的地方，又不像新加坡那樣罰款。吸完煙隨手一擲，地上到處煙頭，多數給路人踩癟踩髒很難看。

　　法國人過於隨便，這是他們浪漫的一部分？但法國人隨便扔煙頭隻是“硬幣的一麵”，另一麵由於管理者。法國像個沒人管的國家，沒人管則隻有靠人人身上的文明。當然任何文明都會有缺點，就像巴黎地上的煙頭。

　　小墓地

　　巴黎新區充斥著工業文明特有的冰冷、概念化和形式主義、乏味的技術性與超人的能力。連一座當代設計師構思的小禮拜堂，也都是這種味道。牆上開幾個洞，表示與大自然交流；十字架後邊射出一束金光，說明主的存在。但這苦心營造出來的東西還是與人有距離，它隻是裝模作樣地站在遠處等你看，與你毫無關係，遠不如禮拜堂後邊一塊小小的墓地。1001年新區開辟時，不遠處一座窮人的集居的樓房失火，燒死四個小孩和三個大人。鄰近一所小學的孩子們同情那幾個被燒死的窮孩子，建議在這個“離上帝最近地方”的教堂邊兒上，建一座紀念性的小墓地，安葬那幾個在世上活得艱難無助和不幸的孩子，並親手繪製了一些圖畫，有蝴蝶、花朵、馬、鹿、小鳥、小孩、心和手印，表達他們心靈的憂傷與愛。一位設計師便把這些稚氣又真切的圖像，用雕刻與彩色鑲嵌的手法，製成三根不大的柱形的藝術石碑，充滿溫情地立在花園般的小墓地裏。在周圍一大片水泥構架、玻璃幕牆的寫字樓中間，這是唯一讓我記住的地方。

　　想要震動人心的，一定聲色俱厲；那種自然而然深入人心的，總是悄然無聲。

　　旅行者須知

　　什麽東西對於旅行者最重要？

　　有人說地圖，有人說睡藥或通便的藥，忘了會一路不順快。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奇怪，說他必不可少的是撓背的小撓子。他每次出門必帶，一次忘帶，分外的癢，而且奇癢難忍，又不好去找人抓，最後隻能找個有棱有角的門框，待到奇癢發作時將後背使勁往門框上蹭。

　　看來每個人首先都要對付好自己。

　　3月22日巴黎

　　從巴黎聖母院的懺悔室想到“文革”

　　我上次住的拉丁區那條小街，一出街口就能看到巴黎聖母院，屹立在塞納河的對岸。這次我的住處隻是換了一條小街，站在街口見她依然隔岸而立。我與她莫非有緣？

　　一座建築像一個人一樣，往往不同角度感覺不同。依我看，聖母院正麵莊嚴厚重，背影清峻空靈，好像兩個設計師之所為，然而鍾聲一響，頗為洪亮渾厚，聲動塞納，波卷鍾鳴，與正麵的氣息相一致。

　　已經多次進入巴黎聖母院，由於對雨果那部同名的長篇的迷戀，前幾次總想發現與小說的聯係。這次教堂內真正令我駐足的卻是立在教堂側麵一間間木製的懺悔室。記得我的第一部“傷痕文學”《鋪花的歧路》所寫並非那時代的訴苦與鳴冤，不是“文革”的苦難，而是向當時千千萬萬陷入政治騙局中痛苦又茫然的“紅衛兵”呼籲懺悔。促使我動筆的是一位悲憤滿懷的詩人，當時他的政治詩銳不可當。一次他與我喝酒太多，忽向我哭訴“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時他痛打自己老師的事。他悔恨難當，卻洗不清自己心靈的汙點。那一刻我感到他想自殺，擔心他自殺。他自我的悔恨不已深深觸動了我。盡管我是“紅衛兵”運動的受害者，並險些被逼瘋了，但此時我反而希望給這些被引入歧途的天真的年輕人以理解，呼籲他們用懺悔清洗心靈。可是這之後“傷痕文學”運動很快就過去了。我們對“文革”並沒有做更深入的理性的反思，沒有自我的拷問，沒有人性上的覺醒，便一頭紮進市場裏。等到我在《一百個人的十年》中，刻意設置了幾間像巴黎聖母院這樣的懺悔室，呼喊了半天，卻沒一個人走進去。上上下下都想從“文革”繞過去，或把“文革”蓋起來，都想裝得幹幹淨淨。如果我們每個人包括“文革”能從這懺悔室走出來，社會就幹淨多了。所以我在《靈性》中寫過：真正純潔的靈魂從懺悔開始。

　　但可惜我們沒這麽做。於是，沒有肅清的“文革”製造的“人性惡”在今天充斥利益博弈的市場化的社會裏雙倍地發酵了。所以我還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文革已進入我們的血液中》。

　　懺悔是人性的複蘇，也是“文革”後社會進步的曆史良機，但被我們錯過了。曆史的機遇一旦錯過，十倍的力量無從挽回。

　　在巴黎的演講

　　在巴黎的法國人文基金會的演講，是我此行的重中之重。我1999年在柏林伯爾基金會演講的題目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困境》，這次演講的題目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困境與文化界的應對》。這次多了兩個字“應對”，是因為近十年我們已有了初步的文化自覺，並把這自覺付諸行動。此次演講想對西方學者闡述當代中國文化界的遺產觀、文化的自覺與使命感，以及十年來付出的努力及其方法，還有當前麵臨的問題。

　　我相信，這是首次向西方學者作有關中國文化界既是學術的又是現實的介紹。

　　我所演講的重點是：

　　1.中國社會“急轉彎式”的轉型與文化遺產遭遇的特殊性和緊迫性。

　　1.十年來中國文化界的應對、方法與成果。

　　1.初步形成的文化遺產保護體係。

　　1.文化遺產麵臨的新問題。

　　1.為什麽傳統村落保護是今後十年的關鍵。

　　在演講後的交流階段，來自法國科學院、文化部門，一些大學的相關的專家對我國文化遺產不僅十分關切，其切入的問題也相當關鍵。比如我們正在啟動的傳統村落名錄的評定是否會帶來旅遊開發性的破壞？

　　這也正是我深感憂慮之處。我們可能出現的問題也被他們看到了。

　　我在結束演講時說：前天在北京將上飛機的時候，上海譯文出版社來電要我為即將出版的美國人邁克爾麥爾的《再會，老北京》寫幾句話。我當即寫道：“麵對無比強勢、金錢至上的時代潮流衝擊得七零八落的老北京，我們常常會無奈地說，‘再會，老北京！’可是如果一個外國人也這樣說。除去因為他對老北京愛之太深太切，還含著一種譴責。譴責我們對文化的粗暴、功利和無知。但他有權利這麽說，因為老北京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財富！”

　　“因此感謝你們的意見與支持。”

　　演講中間我還說道：“我與巴黎有種神秘的緣分。巴黎是給我文化啟示最多的城市之一。也許我本身是作家，我所主持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就是直接受到法國的三位作家巴爾紮克、梅裏美和馬爾羅的影響。特別是馬爾羅，他在做法國文化部長時開展的‘文化普查’直接給我以啟示：我努力推動的中國的‘文化遺產日’的設立也來自法國。十年前我從巴黎回國，那年六十歲，我們啟動了為期十年的非遺普查。十年過去，這次從巴黎回去，我七十歲，又要開始全國傳統村落的調查與保護……怎麽？你們不信我七十歲了？我也不信。我常常忘記自己的年齡。”

　　“忘記年齡的人才會永遠年輕。”

　　3月23日巴黎

　　吉美博物館的西域神女

　　吉美博物館對我有一種特殊吸引力，那是因為在中國尚沒有自我的文化保護的年代，這個博物館就開始動手大規模收藏中國的古文物了。最令我關注的是，從19世紀末到10世紀初西方探險家在新疆絲路遺址與甘肅莫高窟一帶的考古發掘之所獲，尤其是伯希和由敦煌搬到法國的佛教藝術品，大部分放在這裏，我想看明白究竟都有什麽。

　　我知道1900年8月--這位年輕、博學又幹練的法國漢學家鑽進敦煌藏經洞，將堆滿在這神秘的洞窟裏的唐宋遺書徹底翻閱一遍，從中挑選出經卷遺書六千餘卷和唐宋繪畫二百多軸，拿回到法國後分別放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裏。為了搶救這批無比珍貴的曆史文獻，我國那一代的學者跑到法國用極其艱苦的手抄方式，將這些遺書“備份”回來，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搶救”。然而那一批學者全是文字學者，對伯希和與斯坦因從絲路到敦煌搞到手的藝術品所知寥寥。

　　等到1911年後通曉藝術的張大千、常書鴻等參與了敦煌的搶救，重點放在國內，主要是放在敦煌石窟裏邊，對於已經搬到海外的中古遺存，從未有人做過全麵又科學的了解、統計與研究。法國和英國的學者們倒是出版了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

　　前兩次來巴黎時，不巧都趕上吉美博物館內部維修。當我得知這次博物館正常開門，便迎門進去。使我震驚的是吉美關於中國古物的收藏不亞於盧浮宮和大英博物館，單說石造像，從北魏北齊到宋元非但代不空缺，而且中國所有名山名窟的造像都應有盡有，如天龍山、鞏縣、雲岡、龍門、麥積山、大足，等等。一尊近兩米高青石雕造的盛唐的《天王立像》在國內絕見不到。而伯希和從絲路與敦煌搬來的絹畫與雕塑更是超一流的曆史傑作。特別是那些由新疆龜茲石窟揭取的壁畫，以及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周邊絲路發掘的雕塑，應是我們古代雕塑收藏與研究的空白。

　　從雕塑史上說，佛教造像是首要的題材與內容。由印度經絲路進入我國中土的佛教造像，經曆了外來文化一步步中國化的過程，鮮明地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與同化力。印度佛教本無偶像，佛教造像源自亞曆山大東征時滯留在印度的擅長雕塑的希臘人。最早的佛像具有鮮明的希臘特征。隨後是希臘藝術的印度化。一種外來文化如能在本地立足和生根，一定要被本地的文化同化。在佛教東漸的過程中也是這樣，它由新疆通過絲路進入中原，不斷被當地文化融化，文化隻有被融化才被吸收。這過程出現三種樣式。先是被新疆本土文化融化形成的西域模式，進而是在進入陽關後被西北各少數民族本土文化與來自中原的文化“夾擊”下形成的敦煌樣式，再者便是進入中原後被徹底漢化的中原樣式。龜茲石窟是西域樣式的代表，莫高窟是敦煌樣式的代表，龍門石窟是中原文化的代表。我們對敦煌樣式和中原樣式的造像雕塑研究較為充分，但對西域模式基本沒有研究，因為大批經典性實物都被搬到海外。比如吉美博物館所藏一尊神女的頭像，造型之美不亞於維納斯。寧靜清雅的麵孔中帶著新疆一些民族特有的氣質與神韻，佛天的純淨使其超凡絕俗，美到極致。但這些雕塑在我國不僅從無人研究，國人也從未見過。我為她驚歎！稱她為--西城神女。

　　這批伯希和搬到吉美博物館的西域雕塑，與另一批斯坦因搬到大英博物館的西域雕塑，是我們敦煌學界研究視野之外的空白。一百年來，為什麽沒有一位學者跑到西方進行研究？是缺少經費還是學術眼光抑或文化情懷？當年劉半農、薑亮夫千裏迢迢跑到西方博物館以麵包充饑來抄寫流失的敦煌遺書，但今天我們的學界連一冊藏於海外的西域雕塑的目錄都沒有。我們的學術精神與文化精神難道不是在退化嗎？

　　站在吉美博物館裏，隔著玻璃麵對著這些搬不回去的中華瑰寶，我真是慚愧萬分。我們真是愧對曆史，有負我們的文化。

　　3月24日巴黎

　　如今多少王道士

　　一百年來的敦煌史上，一個小醜式的人物是王道士。

　　他傳奇般地發現了敦煌藏經洞，但他對洞內的驚天寶藏的價值並不懂得，隻知道能賣錢。英國人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弄走的那些無價無估的海量的華夏寶藏，隻是花了不多的幾個“小錢”。為此一個世紀裏，王道士挨盡臭罵。罵他拿文化賣錢。當然也有人為他辯解，說他是為了修理荒廢已久的敦煌洞窟，也為了建造道觀而籌資，他的問題是一個鄉野的窮道士文化的無知。但人們仍然不能原諒他，能說因無知而賣掉國寶就可以饒恕嗎？

　　曆史從來都是在種種悔之莫及中過去的，今人能做的隻有記住前人的教訓，不再做拿文化換錢的王道士。

　　可是，曆史往往沒有記性，有時甚至會變本加厲。近些年在海外的博物館和古董店常常可以看到大批的古陶、石佛、漢磚、唐俑、宋瓷、典籍文玩以及數不清的民間珍奇，都是走私出去的。前二十年在山西隨處可見的華美而大氣的朱漆描金的衣櫃，如今在國內已近絕跡。現在充斥香港市場的是各式各樣經曆數百年的時光磨礪出的沉雄凝重的藏櫃。前兩年我應邀去香港書展上演講，抓些空閑跑到香港的老街--荷裏活街上逛逛，那裏是香港出名的古玩街。各種高檔的古董店鱗次櫛比。不去則已，一去驚得失色。我說“失色”，是因為一位同行者忽問我：“你怎麽臉色都變了？”

　　擺在這些古董店裏的古物水平之高、數量之巨，真是匪夷所思，而且以出土文物為主，一看便知這是緣自近年大規模房地產開發，還有瘋狂盜墓之所獲。比如漢唐彩陶，特別是各種陶俑，如女俑、文官俑、胡人俑，以及陶馬、鎮墓獸等，不單品相好、體量大、器物完整。有的稱得上絕品，在陝西省和西安市博物館裏也沒見過。一尊巨大的宋代木雕菩薩和一件一米多長的彩陶舞馬，精美絕倫，令人驚歎，但如此大型又易碎的對象怎麽能順利通關又確保運輸中完好無損？

　　於是我在香港書展的演講中講了我這次在荷裏活街的感受。我說：“看來從盜墓到走私出關有一條暢通的、與政府部門的腐敗相關的管道。我要設法與有關部門聯係，盡快切斷這種通道。我聽古董店的夥計說，購買者基本是歐洲人和日本人，中國人很少。我希望香港的有識之士能夠出資把這些稀世之珍留下來，我們的好東西已經不多了。昨天我就買了三件彩繪唐俑，非常精美，準備拿回去放在我學院的博物館裏。但我個人力量有限，抵抗不了盜墓和走私的人多勢大。”說到這裏我心裏一動，禁不住說，“如今的王道士怎麽這麽多？”

　　大家笑了。是啊，過去是人家老外鑽進藏經洞掏東西，現在是我們鑽進墓穴把東西挖出來送到人家老外手裏。今天的王道士比昨天的王道士還王道士。過去的王道士弄錢修洞窟，今天的王道士們呢？

　　而且，今天的王道士並不全都出於無知。記得前幾年一位在西北研究少數民族藝術的女學者來，說西藏阿裏那邊有一種民俗畫相當古老，意蘊極深，文化價值很高，她把一些畫的照片給我看。我看是明代以前所畫，確實極為珍罕。但她說叫一位長期在那一帶活動的外國人買走了。給老外通風報信和做中介的是一位大學教授，這位教授當然撈到不小的好處。

　　如今的王道士已是“專家級”了。這使我想起當年幫助不通中文的斯坦因與王道士討價還價，甚至為斯坦因在藏經洞中精選遺書的那個瘦高又精明的中國文人蔣孝畹--有了這類人我們的文化更無望了。可是，這些年究竟誰把文化推到錢眼裏了？

　　雞蛋

　　今天在巴黎以收藏中國和亞洲文物著稱的賽努奇私人博物館中，麵對著令人驚愕的布滿一間間展廳的走私文物，正在氣憤之中，忽然有人發一條手機短信給我，曰：“雞蛋，從外部打破的是食物，從內部打破的是生命。人生亦是，從外部打破的是壓力，從內部打破的是重生。”我立即給他回了條短信：“雞蛋，把它從外部打破，是人想吃煎蛋，叫它從內部打破，是人想吃燒雞，沒法逃出人的欲望。”

　　3月25日巴黎

　　春寒中的法國人

　　我站在塞納河邊的冷風裏，臉頰凍得居然有點發疼，耳朵裏卻聽著倫敦的朋友在手機中描述著那邊的奇冷，並說這是半個世紀來英國最冷的春天，其實根本還看不到春天，已凍死五千人了。我的下一站就去那裏，我仍不相信在英國會用可以凍死人的寒冷迎候我。春天到達人間從來都是艱難的，最初總是遇到一道冰牆死死擋在前麵，而隔牆的那邊，一準是柔和的春之綠，但此時此刻我們看不見也感受不到。不知在哪一天它忽然坍塌--你見過鬆花江和黃河堅冰崩潰時驚天動地的淩汛嗎？隨後春天就在我們的麵前神奇地發生了。

　　法國人今年流行瘦腿褲，這種褲子更像兩條細細的套筒，緊巴巴套在他們本來又細又長的腿上。女孩子下邊多穿長筒靴，上邊一件半長外套，一條長長的單色的圍巾在脖子上繞來繞去，最後一團堵在領口上。她們從來對自己的長脖子十分愛惜。法蘭西人種的臉正麵窄側麵寬。迎麵看秀氣的一雙小眼深陷在高高的鼻梁兩邊，嘴唇不厚，下巴尖尖。她們崇尚自然美，不刻意於修飾，衣服的顏色講究協調，很少穿花。如今這個時尚之都的名牌大多被四方遊客買光--尤其是被口袋塞著大把歐元的中國人買走。她們喜歡把包斜挎身上，包放在胸前。她們說這樣安全--這是我所看到的法國女孩唯一不是唯美而是實用的生活方式。自從法國“左”派當政，治安不好，沒學會斜挎包又好帶現金的中國遊客常常是盜賊獵取的目標。中國遊客到巴黎隻去幾個景點外加老佛爺。老佛爺是超大的時尚名牌的賣場，每天都迎來闊綽的中國買家，很少見法國人進進出出。我問法國朋友作何感想。他們說，你們買我們的東西當然好呀。但法國最好的東西並不在老佛爺。

　　這話很中肯。我想，誰懂得這句話誰就懂得了法國人。

　　“把海河建成塞納河”

　　十多年前中國城市的造城高潮中充滿豪言壯語。我的城市--天津，把一個口號叫得山響，就是：“把海河建成塞納河。”

　　初聽這個口號嚇一大跳，我真怕把海河“搞”得不倫不類。我曾寫了一篇近萬字的意見書遞交給城市的相關領導。同時，還口頭申訴我的理由。我說天津是一個華洋並存的城市。由於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1860年以來，成為西方列強進入中國、威脅朝廷的必經之地。中西文化在這個原本是北方碼頭的城市裏激烈衝突又相互融合。這一城市特質鮮明地表現在僅僅五公裏的海河兩岸，或者說坐在海河船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西方人是從東向西進入天津的。五公裏的海河明顯可分成三段。由解放橋（即萬國橋，在租界入口處）一帶到勸業場地區，洋人勢大，建築形態是外來的；從勸業場地區到東南城角是華洋雜處之地，顯示兩種曆史勢力及文化的交錯與衝突；從東南城角到三岔河口基本是天津本土社會與文化的形態，天後宮、大胡同和老城全擠在這兒。

　　從這一條河所貫穿的城市形態就可以看到近百年西方人強行進入東方的曆史。這種遺存與曆史特征不是海河獨有的嗎？

　　記得我在市裏一次官方的會上毫不客氣地說，把海河變成塞納河是愚蠢的，也是妄想。塞納河有盧浮宮、巴黎聖母院、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四件人類文化遺產，我們也照樣建嗎？複製人家的曆史也是我們的榮耀？我們能把自己獨有的海河整理好就不錯了。

　　這次會議後，這個荒謬無知的口號不見了，但海河上多了兩件洋貨。一是把塞納河上最華麗的巴洛克風格的亞曆山大三世橋複製一個，放在海河上；一是把倫敦眼也複製一個放在海河的一座橋上，自稱為“天津眼”。

　　今天，我站在亞曆山大三世橋上真是尷尬至極。感覺我的家鄉有點像個“小偷”。

　　西方的教堂是精神的，我們的廟宇在商業化久聞日耳曼大街相當古老，街旁有一堆生滿野草的紅磚的廢墟，乃是古羅馬遺址，據說裏邊還有羅馬人的浴池。一些咖啡館曾經是莫泊桑、畢加索和印象派畫家經常光顧的地方。他們所坐的椅子是原物，擺放在原先的地方。一座斑駁的石頭造的教堂是巴黎最早的教堂，已有近千年的曆史，但我從未進去過，這次經過必須進去看個明白。

　　教堂的穹頂不高，哥特式的石頭建築，曆史過程太長，每個時代都留下痕跡，比方羅馬式券洞、古典主義的木雕神龕、巴洛克式的壁畫，叫你感到時間在這空間裏一直賴著不走；教堂殘破，傷痕累累，光陰昏暗，到處是陰影，但我喜歡這裏邊時間久遠和沉靜無聲的氣息。我發現教堂給信徒準備的蠟燭很便宜，有塊小紙片上寫著“自取”，價錢一歐元一支。不像我們的廟宇，隻要香火一盛，香燭價錢翻番，開始宰客了。

　　記得一次會議上我說，一個宗教現象令我們深思：西方的教堂全是純精神的，我們的廟宇大都商業化了。甚至有的廟宇還要搞文化產業。佛也要錢，誰還信它？

　　規劃什麽

　　抓住好天氣在巴黎轉來轉去，去感受它規劃的宏大。我在埃菲爾鐵塔上領略過巴黎規劃的大手筆。中國北京，還有一些古城和古村，其原始的規劃布局也都曾想著它的永久。麵對未來才會有大手筆。

　　現代中國城市無“手筆”可言。每一屆官員都急於在任期內建立惹人注目的政績。那就一定要拋開前任重新規劃，以開天辟地，另立“偉業”。城市成了官員們彼此沒有延續性的政績的堆積場。這便是中國城市造城的本質。

　　原載《上海文學》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