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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成人禮

　　徐則臣

　　“那你們不許說話。”

　　“吃蛋糕的時候也不行？”我說。

　　“就你話多。”行健說，“我說話的時候你們誰都不能插嘴。”

　　我們點頭。蛋糕在屋頂上，奶油上插著二十根蠟燭。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驢肉火燒店。我去吃晚飯，照慣例，四個驢肉火燒、一碟油辣小鹹菜、一碗小米稀飯。不需要我開口。我坐下來盯著一隻螞蟻沿對角線爬過桌麵。一個女聲問：‘請問您吃什麽？’我抬頭看見她，第一眼的感覺是：幹淨、清爽，適合穿白裙子。但我還是很生氣，除了前三次，我在這裏吃了一年多，頭一次有人問我吃什麽。米籮知道，我脾氣不好，但從來不對陌生人發火，尤其是女的。”

　　“嗯，我作證。”米籮說。

　　“讓你不要說話。”行健說，“我跟她說，就那三樣。她笑笑，轉身去了廚房。P股很好看，圓潤，結實。別笑。兩分鍾後，她把晚飯用托盤端過來。然後她坐在吧台旁邊的椅子上，兩腿並攏，若有所思地看著門外。店裏就我一個客人，沒有人這麽早吃晚飯。吃完飯我得去打廣告，陳興多規定，一天要打五千份。”

　　“他他媽的瞎扯，一天怎麽可能打出五千份小廣告？”米籮說。

　　“我那不是剛來嘛，不懂，他就把我往死裏用。讓你打岔--我說到哪了？”

　　“晚飯吃早了。”寶來說。

　　“對。一直就我一個人。她看著門外，下午的陽光照到她半個臉上，細密的小汗毛看上去是透明的。她很白，頭發梳到後麵紮了個馬尾辮。讓我想想。頭發真是黑，沒有劉海。她坐在那裏像一幅油畫。盡管我隻敢時不時瞟一眼，我也知道門外她什麽都沒看見。眼神不聚焦，嘴邊帶著笑，那樣子跟睜著眼做夢差不多。”

　　“她笑起來有酒渦。左邊的脖子上還有一顆痣。”米籮補充。

　　行健白了他一眼，抓起酒瓶對嘴灌了一大口。米籮不吭聲了。

　　夕陽半落，我們坐在屋頂上。桌子上擺著驢肉火燒、油辣小鹹菜和小米稀飯，還有鴨脖子、麻辣鵝、豬頭肉和啤酒。蛋糕在另外一張椅子上。

　　“想起那天下午，我的腸胃就會發抖，像饑餓一樣難過。她就是一幅油畫。哪天老子發財了，一定要找最好的老師教我，學油畫，我要把那個下午給畫回來。”

　　“然後呢？”

　　“我吃完就走了唄。”

　　沒意思。抒了半天情，吃完就走了。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說真話，進了門我才想起來，從昨天晚飯後到現在，我早把她忘了。她又過來問，我原樣報了一遍。兩分鍾後，托盤端上來。她在同一個位置上坐下，拿筆在吧台上的一張紙上畫起來。陽光照到她的臉、脖子和半個肩膀上，她低眉順眼，像另一幅油畫。”

　　“能不能來點新鮮的比喻？”米籮說，“我覺得她挺性感的，像鞏俐。”

　　“你這不是比喻。”我給他糾正。

　　“不是也像鞏俐。”

　　“屁！鞏俐多豔。她才不屑去化妝。”行健說，“我就覺得她像一幅幅油畫，怎麽了？不愛聽喝你們的酒吃你們的肉！”

　　“愛聽，”寶來說，“我同意行健，她不化妝。你繼續講。”

　　“吃完飯我就走了。”

　　“靠，吃飯，像幅油畫，然後吃完走人。行健你來點實實在在的幹貨會死人啊？”米籮有點兒急。

　　“皇帝不急太監急。我說到第三次了嗎？”行健說，“第三次我就跟她說話了。我說，葉姐呢，她怎麽不在？她說，小葉回家了，我幫幾天。我說，哦，前次我還欠葉姐三塊錢，還給你吧？她說，也好，我代她收了。”行健停下來吃麻辣鵝和豬頭肉，然後喝酒。

　　八月底的天不冷不熱，幾隻鳥從我們頭頂飛過。離這裏不遠，北京的高樓大廈像熱帶雨林一樣急速擴張。我們喝酒吃肉，在一間平房低矮的屋頂上，一起想象愛情。除了行健，我們三個人其實都覺得愛情十分遙遠。就連行健的那個“她”，我們也相當懷疑，愛情難道不是個重口味的東西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喜歡她。我還不知道如何喜歡一個人。有一天我站在屋頂上向南看，看到了葉姐的院子裏空空蕩蕩。葉姐租的房子，一間屋，另外兩間房東住。房東在白石橋做生意，一星期難得回來幾趟，相當於葉姐一人占一個院子。我從屋頂上下來，踢踢踏踏往南走。經過葉姐的院子時，我推一下，不動，就趴在門縫裏往裏瞅。突然有了腳步聲，我沒來得及從門前撤回來，門打開了。她也嚇了一跳。我肯定腳後跟都紅了，說話都結巴了。我說，我……我就是順道經……經過這裏，看……看看葉姐回來沒……沒有。她說，沒回，我住這裏。我連道歉的話都忘了說，轉身就走，恨不得一跺腳人就沒影了。

　　“隔幾天我才敢去驢肉火燒店。她不再問我要什麽，直接端上來四個火燒、一碟油辣小鹹菜和一碗小米粥。結賬的時候她問，去哪了？我低著頭說，沒去哪。她轉身到抽屜裏找錢，說，出門在外，注意安全。她以為我出遠門了。出門的時候我差點哭了，除了爸媽，到北京以後沒人跟我說過這句話。我回過頭，她正對著門外看，對我笑了笑。她比我大，笑擺在那兒。她的嘴不大，但笑得寬闊平和，全世界的好東西都能裝進去。我的腸胃劇烈地抽搐一下。我上心了。”

　　“抽根煙接著說。”米籮幫行健把煙點上，“怎麽個‘上’法的？”

　　米籮把“上”字說得很曖昧，他已經迫不及待想聽到關鍵處了。

　　“米籮你閉嘴！別人你可以隨便亂說，她不行。”行健說，“我也亂說，我也可以是個爛人，但我決不拿她亂說。有個詞叫‘褻瀆’，你看書多，你知道。我得給自己留點好東西。我開始每天去吃兩次驢肉火燒，吃得我都惡心了。吃了三天，她說，好吃也不能偏食，你得注意營養均衡。我點點頭，好，聽你的。在她不上班的時間裏，我爬到屋頂上，看見她進門，在院子裏走，洗衣服，進屋，再出去。偶爾，能看見她穿很少的衣服，把洗澡水潑到外麵。”

　　“我想起來了，”寶來說，“有段時間你打完廣告回來，不管多晚都要爬到屋頂上轉一圈，是那會兒吧？我說呢，這家夥深更半夜到屋頂上當詩人啊？”

　　“我也想起來了。”米籮說，“行健你實話實說，穿得有多少？”

　　“有時候隻穿內衣，有時候內衣都沒有。白白的身子。什麽？反應？當然有反應了，老子他媽的是人，不是木頭。就是因為看見她的身體，我開始對她有了身體上的欲望。一柱擎天有了一點實質的內容。就是那時候我發現，我十八了，開始想女人了。”

　　“那你們什麽時候，那個--”我的兩個食指慢慢地頭碰頭。都懂的。

　　“個小東西，這事你也明白了？”米籮笑話我。

　　我拿啤酒瓶跟他碰一下，喝一大口。出門在外讓我們早熟，人情世故乃至七情六欲，都得一個人麵對，沒有人可以依靠，沒有人與你分擔，你知道你必須獨立承擔生活了。來北京才幾個月，我覺得像進了培訓班，迅速地感知和體悟到生活可能出現的不同麵向。

　　“那要到生日那天。”

　　“去年的今天。那之前呢？”

　　“生活如常。”

　　“沒勁。幹貨，我們要幹貨！”

　　“哪那麽多幹貨？你們都活了起碼十七八年了吧，又有多少幹貨？”行健說，“那時候不像現在，已經結束了，你知道謎底，反而更功利地、迫不及待地奔著那個結果。那時候我在一個焦躁但美妙的過程裏，我像被一種遠處飄過來的香味招引著。幽香，淡淡的。聞著妥帖，放不下，又抓不著。很平常，我去火燒店，看見她，腦子裏和身體裏裝著她，一遍遍憂傷甚至悲哀地經過她的門前。見到她、經過她的院門時，我心跳得轟轟烈烈。你們說，我是不是應該多讀幾本書去當個他媽的詩人？”

　　“你應該寫小說。”我說，“你跟小說家一樣會羅嗦。”

　　米籮和寶來咧開嘴笑。行健也笑了。

　　“那我該怎麽說？難道要我跟你們說，我很想給她寫情書？我的確是寫了，寫完就撕了。我把不敢當麵說的話都寫在信裏了。我在寫‘我想你’、‘我愛你’的時候都哭了。我還是撕了。不敢給任何人看。戀愛的時候你是個詩人，同時你也是個賊。何況我隻是暗戀、單戀，人家根本沒把我當回事，沒往心裏去。我不能怪她，我隻是個貪吃驢肉火燒的顧客乙，小屁孩一個。可我馬上十九了！我膽小如鼠，然後就到了生日。”

　　“我和寶來一塊給你過的。”米籮說，“你非要把生日蠟燭點到驢肉火燒店裏。”

　　“你是全世界第一個吃驢肉火燒慶祝生日的人。”寶來說。

　　“我們把蛋糕拎到火燒店，才發現那天她歇班。”行健說，“開頭我吃得很失落，後來因為悲傷，才覺得身上有了勁兒，我吃了好多肉，喝了很多酒。你們倆都沒見過我喝那麽多啤酒吧？你們以為我醉了？那點酒哪能放倒我？對，吃完蛋糕我是趴到桌上了，我隻是想讓你們先走，我想一個人難過一會兒。我十九歲了。過去覺得十九歲很遙遠，可是在北京的一家火燒店裏，遠離家鄉和親人，想著一個陌生的女人，它這麽簡簡單單地就來了。我趴在桌上把襯衫袖子都哭濕了。然後我站起來，捧著剩下的蛋糕--我先喝幾口。”行健又開了一瓶燕京啤酒，一口氣下去半瓶。

　　“然後呢？”

　　“到了她的院門口，開始敲門。”

　　“哪來的？”她問。

　　“給你吃的。”行健說。他讓自己瞪大眼，隻有這樣才能保持住自己的膽量。他也擔心眼睛一閉自己就哭出來。他很想把眼睛閉上，七瓶啤酒的重量都壓在眼皮上。

　　她帶他進屋。酒喝多了鼻塞，行健還是聞到了一股與脂粉不同的怡人暖香。她的長頭發散開披在肩膀上，穿著拖鞋，粉白的光腳跟有點向外歪。日光燈放大了她的影子，其實他比她高半個頭。隻有一把椅子，行健坐著，蛋糕還捧在手裏。她坐在床上，兩腿並攏，拖鞋自然就吊在了腳尖上。床單是天藍色的。一本書打開後倒扣在床頭邊的桌麵上。她像在店裏看著門外一樣看著他，似笑非笑。行健避開她的目光，努力睜大眼，捧著蛋糕走到她跟前，說：

　　“我十九了。”

　　她接過蛋糕，抹了一塊奶油連食指一起放進嘴裏。“蓬蓬鬆鬆的甜，”她說，“都十九了。”她又抹了一塊奶油送進嘴裏，看著他垂在她身邊的兩隻一直在哆嗦的手。看了足有兩個鍾頭。這是行健的感覺，他覺得度日如年，不知道此刻該繼續站著還是退回到椅子上坐下。“送你件禮物，”她說，“去，把門關上。”

　　關上門。她對他招招手，行健重新走到她床邊。她用紙巾擦了手，開始給站著的行健解襯衫的紐扣。

　　現在想起來行健還覺得像在做夢。七瓶啤酒都喝到了頭腦裏，他昏昏沉沉晃晃悠悠，這件事他在睡夢和想象裏操練了無數遍，很多次女主角就是她本人，他可以像專家一樣條分縷析地把每一個環節都說清楚，但事到臨頭，他隻能相信的確是喝多了。腦子裏的酒變成糨糊，整個人都在抖。他隻記得她光著身子躺下後，對他說：

　　“到我身上來。深呼吸。聽話。”

　　像一次溺水，艱難、漫長又短暫，有種窒息一般的美。噴射的時候他覺得自己身體過了電一樣火紅透亮，然後是從頭皮開始貫穿全身的爆炸。他趴在她身上，眼角滴出淚來。離開家這麽久，他頭一次饑腸轆轆地想家。

　　她撫著他的後背說：“好，聽話。”

　　他知道自己弄得一團糟，時間短得她都沒來得及出聲。但她在收拾的時候還是跟他說：“非常好。”

　　穿好衣服，她坐在床上，他坐回到椅子上，就好像他們的位置沒有變化過。

　　“你經常站在屋頂上看我。”她說。

　　行健不吭聲。

　　“我問了小葉，她不記得你欠過三塊錢。”

　　“真欠了。”

　　“好吧。”她笑笑，“來北京多久了？”

　　“一年。”

　　“這麽小。為什麽不念書？”

　　“念不動。就被親戚帶出來了。”

　　“你還小。”

　　“我十八了。”

　　“知道。”她笑起來，“我是說，你還不知道為什麽要出來。”

　　行健從沒想過這個問題。念不好書，家裏人說，不能閑養著，出門找點錢，磨練一下也好。他就來了。碰巧陳興多在北京，如果他在上海或者廣州、南京，此刻他就會待在上海、廣州或者南京的某間小屋裏。

　　“十八歲那年我中師畢業，在鎮上一所小學當老師。”她說，“那時候我去的最遠的地方就是到市裏念師範學校，離家四十五公裏。我想到更遠的地方去。縣城有個小火車站，有趟車去北京，兩天一班。從小我就想坐上那趟火車，跑得越遠越好，但我不知道為什麽要往遠的地方去。直到我中師畢業，一次火車都沒坐過。--我有個故事，你想聽麽？”

　　“想。”

　　十八歲那年，我當了小學語文老師。在一間玻璃碎了一半的教室裏，紅瓦的房子，四十個學生。學校隔壁是中學。那年分了一個北京來的大學生，聽說是北大的，犯了大錯誤，又是攔車又是演講，還到處散發文章，都說沒坐牢是給了他恩典。但他課講得好，整天讀書，認識很多我們沒見過的字。帶我的師傅跟他熟，經常讓我幫他借書、請教個問題，就認識了。帥？嗬嗬，沒你帥。但他人好，不喜歡笑，一天到晚板著臉。我們都知道他心情不好，這事擱誰身上誰心情也不會好。小鎮哪盛得下這樣的大才子，可他別的地方也去不了，很可能一輩子隻能待在我們那地方了。但他跟我說，你要多出去看看。我問去哪裏，他說，能去哪裏就去哪裏。隻要別在一個地方蹲死圈了。蹲死圈你知道嗎？我們那裏的方言，就是豬一直待在圈裏，哪也去不了，哪也不敢去，直到被抬出去殺了，死了。

　　“你可能猜出來了。對，我喜歡他，沒什麽難為情的。當然，那時候喜歡一個人還是挺害羞的，我還是個小姑娘。十九歲生日那天，我去找他，那天是端午節，他的舍友回家過節了，他一個人在宿舍裏看書。我們在一起了。我也哭了，但我很開心，我願意。他送了我兩本書還有一句話當生日禮物，那句話他說過好多次：你要多出去看看。你困了？”

　　“沒困。”行健說，把力氣都用到眼皮上，睜大，再睜大。眼皮很沉，但他很清醒。“我在聽。你繼續講。”

　　“又過了一年，他考上研究生走了。我知道他遲早會走。這樣的人隻要給他機會，他能幹成任何事情。我在小鎮上繼續教書。我看他留下來的書。我不是讀書的料，很多書我都看不懂。但我逐漸明白了他說的要多出去看看的意思了。我越來越想出去走走了。我不好高騖遠，就是想到遠處去看看。我們不再聯係，一年以後我有了男朋友，他是我同事。我們的關係很好，雙方父母都滿意，開始談婚論嫁了。有一天我去縣城買教學資料，順路經過火車站，開往北京的火車正好在啟動，車頭冒著白煙像頭牛悶頭向前跑，我突然覺得很難受，眼淚就下來了。回到學校我跟男朋友說，我要去北京。”

　　“他怎麽說？”

　　“他說好啊，放暑假我帶你去，看看故宮、天安門和長城。可是你知道我不是想旅遊，我想到北京待一段時間，現在就去，刻不容緩。他想不明白。我們開始吵架。他暴跳如雷，我不說話。最後，他把一個包和一個行李箱捆到摩托車上，送我到火車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包在懷裏，行李箱在他腳前。他不打算從窗口把箱子遞給我。他希望我下車拎箱子時再也不上去了。他把箱子放在站台上，看著手表對我說，我在車站門口等你，五分鍾你還不到我就回家。離開車隻有三分鍾。他從站台上消失。我下車，抓著箱子拉杆站在原地，看著火車在我麵前緩慢地開始前行，然後我跟著火車往前走。乘務員在關車門時對我喊，上不上呀你？我跑起來。”

　　“你上了車？”

　　“沒有。我到了車站門口，已經過了十分鍾，我男朋友走了。”

　　“你回家了。”

　　“我在縣城住了兩個晚上，坐下一班火車來了北京。”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找……找過那個人麽？”

　　“沒有。我隻是生活，做自己能做的事。謀生，在北京的各個角落，實實在在地生活。火燒店會是最後一個工作。”

　　“你打算--”

　　“嗯，回家。六七年了，該回去了。”

　　“必須走？”

　　她點頭。

　　“北京不好？”

　　“跟好不好沒關係。你不明白。人到了一定時候，你要聽自己的，聽從你最真實的那個想法，不管你麵臨的是什麽。我想回家了。”“葉姐也回去了？”“嗯，你葉姐。小葉決定回去的時候我還想，她被打敗了，妥協了，認命了。她扛不住了，我要挺住。後來想明白了，出來和回去都不是較勁兒，隻是順其自然。其實回去比留下來更難。”她把反扣在桌麵上的書拿起來，行健隻看見用白紙包住的幹淨封麵，“這書上說，法國有最好的信鴿，過去戰爭的時候常用。在前線把它們放飛，帶著戰況信息往家飛。它們必須橫穿整個戰場。這個過程裏，它們不能低頭，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血腥和恐怖的戰爭場麵；它們隻能向前看，要不到不了家。你明白嗎？”

　　行健不明白。但他瞬間有了勇氣承認這一點，他說：“我沒聽明白。”“我在說小葉的勇敢。出來難，回去更難，還有比梗著脖子不低頭地跨過一片戰場更勇敢的嗎？”行健說：“我明白了。”“你隻是聽明白了。以後你會懂的。”

　　“我還是有點糊塗。”米籮說。

　　“以後你就懂了。”行健說。

　　“故弄玄虛！”米籮哼了一聲，“懶得明白。”

　　“接下來呢？”我問。

　　“我離開了，她睡了。”

　　“我是說，再接下來出了什麽事？”

　　“什麽事也沒出。那兩天晚飯我繼續去吃火燒，她還坐在吧台前的椅子上看門外。我們沒說多餘的話。不該說的都是多餘的。晚上我來來回回地在她院門前走，每一次推門都是閂上的。又過了兩天，我想我不能考慮那麽多，我就是想聽她說說話。她說了，要聽從你最真實的那個想法。我就敲了門。半天門才打開，房東打著哈欠站在我麵前。我問，她呢？房東說，哪個她？你房客呀。哦，她呀，退租了，回老家了。”

　　我知道故事已經到了結尾，但還是忍不住問：“然後呢？”“沒有然後。我再沒見過她。”米籮掰起手指頭：“你們別吵，我算算，怪不得行健就喜歡二十八歲的女人。那女的二十八歲吧？”“我沒問。”行健說。“那她的名字叫什麽？”寶來問。“不知道。”“靠，一問三不知，白讓你睡了。”“米籮你他媽閉嘴！再亂說話我跟你急你信不信！”屋頂上一下子靜下來。隻有傍晚的風經過院子裏柿子樹的聲音。寶來說：“好了好了，行健二十歲了，該吹蠟燭吃蛋糕了。”我們重新高興起來，圍在蛋糕前，從四個方向擋住風，點上二十根小蠟燭。小火苗搖搖擺擺。米籮說：“這回我不亂說話了。行健，過了二十歲你想幹什麽？”“好好幹，”行健說，“在北京紮下根來。”現在開始吹蠟燭。行健閉上眼，閉上以後發現自己並不知道要許什麽願。

　　他憑感覺把自己移到西南方的那個院子的方向，睜開眼，吹滅了蠟燭。天黑了下來。

　　（原載《作家》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