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

第二十七章 2020年給朋友的一封信（外二篇）

　　張頤武

　　××大兄：

　　近好，我有幸從2012年穿越到今天給你寫這封信。已經很久不寫長信了，這種形式似乎早就過時了，隻是為了專門表達自己，才想起用這個老派的形式。

　　人們都說過去是今天的影子，其實今天又何嚐不是過去的影子。過去和今天永遠有扯不清、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我們現在生活的2020年其實就是2012年的投影而已。陽光之下遍地是新事，但陽光之下也並無新事。其實這個年頭和那個年頭，當然有迅速的變化，讓人感慨的起伏，但其實普通人的日子還是要一天天地過。到了什麽時候，都還會有高興和不快，戀愛和失戀，得意與失落，這些基本的人生要素都不會缺少，社會怎麽變化，這些其實都不會變換。今天和我們八年前談論的一切當然大有區別了，科技在大變，互聯網在變化，我們的生活有了巨變，但人性其實和幾千年前沒多少變化，這麽看的話，我們的生活也未必就和八年前有天壤之別。人不能相信太浪漫的事，也不能相信太悲觀的事情，八年前有人告訴我許多故事，今天這些故事有的是現實，但有的根本不靠譜。就和三十年前有人告訴我們的一樣，那些其實早就是曆史的諷刺了。

　　看看八年前的一切，有些就是浮雲，但有些東西留了下來。今天從北京的家裏向外望去，一切又變了，門口的大商廈由於網購的發展關門了，電視台已經有網絡公司參股了，電視劇開始變為網絡劇了。電視已經變成了網絡的一部分，就像當年的農業突然被工業吸納進去一樣。QQ和奇虎今天已經在世界上變成了大家都用的軟件的供應商，網絡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我們手裏拿著的那件像我們器官的東西還叫手機，但它當然是一切的終端。至於華為和中興就不用我們多說什麽了。過去北京周邊的廊坊、固安這些地方已經變得格外繁榮，大家都開始搬到這些地方，你已經住在廊坊了。其實中國的麵貌真正在這些年裏的改變是三四線城市繁榮了，已經看不出哪裏是大城市了。全球情況也在變化，中文也很普及了，這些都是變化，現在到西方留學的都是要學關於西方的文化、社會、價值觀和哲學等專業的人了，這其實是個有趣的變化。葡萄酒還在中國蠻流行的，但白酒已經變成了世界各地酒宴的一部分。我們其實就是世界，現在沒人關心你出國還是在國內了。過去我們看著是小孩的80後、90後已經成了社會的棟梁，而00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已經畢業了，正要在職場上開始人生的新旅程。他們的觀念開始影響和衝擊我們了。新一代開始對於“計劃生育”這個詞感到陌生，已經有幾年聽不到它了。中產階層開始越來越有了自己的影響力，對於自身的權利的伸張已經越來越明顯了。這些零零碎碎的小趨勢其實正是世界的大趨勢。

　　但現在許多苦惱仍然在，沒有計劃生育，但生育的意願還在下降；有了基本的保障，但人們的苦惱還是很多很多；我們可能比八年前掙得多，比八年前安定些，但我們的焦慮和不滿足的感覺依然存在，完成不足的苦惱還在，但比八年前好點兒了。現在輪到00後感到苦惱了。舊的苦惱少了，新的苦惱就多，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就來了，這其實沒有什麽可說的。我覺得兩個大趨勢會從八年前延續到今天，一是中等收入者的不斷壯大，二是年輕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但有些不變的東西其實會讓一些人失望，他們在八年前預測過什麽什麽熬不到今天的，但其實熬住了，這是由於多數人其實並不希望一個社會瓦解，也不希望已經獲得的一切和已經到來的機會就此喪失，盡管現實不盡如人意，但總還在不斷向前，而且起碼不比別的國家壞。在別人暮氣沉沉的時候，其實我們還有興致繼續下去，而且還能做得可以。沒有發現需要另起爐灶的理由，這就夠了，夠讓一些人失望了，但他們不失望就會有更多另外的普通人失望，因為這些人不想承擔不可預測的一切，他們需要有確定性，有觸摸得到的現實感，而不是各種五顏六色但空洞的烏托邦。不可能出現那種在一些人認為是美夢，但另一些人覺得是噩夢的情況。中國的社會可變的很多，也真變了許多，但我沒有看出今天會有那種想象中被一些人視為美夢成真，或被另外一些人覺得災難降臨的時刻。變化都是一點一滴的，各種人在經曆了長時間的磨練和考驗之後都會調整自己的目標。他的目標未必都是錯的，但太急切，太一廂情願，無論如何是辦不成事情的。廣場上的激情早就遠了，但必須要有不斷的、連續性的、積少成多的改變。這些改變其實是必然的，沒有人不需要、不歡迎這樣的改變，但這改變不可能讓我們的日常生活垮掉也是同樣必然的。我們從一種解放的激情夢想，回到了每一個具體的生活的改善和調整之中，我們會痛恨、批判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此要毀掉自己的生活或讓自己的社會沉淪到一個貧弱無力的狀況。這個代價真正明智的人不會付，盡管他們要求的理想很高，但這理想總得和曆史的趨勢和理智的判斷相合。滿足一些人的往這邊，就會讓另一些人堅決不答應，但滿足另一些人往那邊，也會讓另一些人不答應。他們之間拉鋸式的較勁沒有止息，但他們都不會最後變成主流，而隻是多元的眾聲喧嘩的一個部分。許多人在發言，包括最激烈的人，但其實沒有人願意為了某些虛幻的肥皂泡毀掉自己的真實的生活。把話說透，生活往往要作出的選擇並不是好和更好，而是首先是保住不更壞，然後慢慢努力做到讓事情更好。沉默的大多數在這樣的狀況下會起作用。

　　其實中國和世界都很簡單，就是這樣的小趨勢決定了大趨勢，我們每個人最終的世俗理性一定超過浪漫幻想，因為我們經曆得太多太多，已經有許多人在給我們上課，從俄羅斯到中東，這些課都很有啟發性，這啟發不浪漫，很現實，也很有用，讓大家輕易忘記都不現實。其實世界上的事有些時候就這麽明明白白，讓誰輸掉一切去賭一場沒譜的局，大家都不敢，因為其實我們沒必要上賭桌，就靠我們自己的一點一滴的努力，一點一滴的奮鬥，一點一滴的改進，一切已經早就不是舊觀了。不浪漫，但會實際有用的一切會更加起作用。不要求一種根本的解決，而是在過程中不斷地試錯和調整，不斷地選擇和實驗，不斷通過各種不同力量的博弈而達到一種新的狀態。我覺得中國人已經足夠聰明了，這就是走向未來的力量。不會聽忽悠，不會浮在表麵，這就會讓社會好得多。

　　對了，馬上就是諾獎季，讓我們猜一猜，誰是今年的獲獎者？不僅僅是文學獎，而且還有所有的獎項都要猜猜。

　　昨夜星辰

　　每個星期四早晨，我和妻子要上第一節課，所以非常早就要到駒場。這時來上課的老師非常少，我們總是和一位卷發的日本人老師劈麵相遇。他麵容嚴肅，不苟言笑但儀態優雅。他在別的學校任教，在我們這裏擔任非常勤老師。我們總是相對點點頭，就各自忙自己的事情了。這種相遇多了，也就有了印象。一次，他在我們的教研室貼了一個招貼，是由他帶隊到中國進行“京劇之旅”的預告。我和妻子還私下議論，這個人原來非常喜歡京劇，妻子還從他的風度和表情中猜度他會喜歡京劇的旦角戲。我們對於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但前幾天突然聽到他出了車禍故去的消息，聽說他開的車和一輛大卡車相撞，就再也沒有起來。星期四我們去學校，再也沒有看到他了。有幾位老師和他是同學，當然會參與喪事。我們和他僅僅是點頭之交，自然不能謬托知己，他的生活世界和我們也截然不同，僅僅隻有這每個星期四早晨的相遇，好像兩條平行的線偶爾有了一個交點。但這距離如此之近的死亡還是讓我們難過。一個每周相遇的人突然就消失了，我和妻子都感到生命的無助和脆弱。過去讀鄭逸梅的小品，讀到過有關車禍造成死亡的記述，有“市虎殺人”一說，當時覺得將汽車稱為“市虎”是非常風雅的名目，但對於死亡卻沒有什麽特別的感受。因為他所寫的人物和我們毫不相幹。但現在我似乎能夠體會鄭逸梅的感慨了。他寫的那個人和他的關係大概和我們與那位老師的關係相似，所以有所觸動。我想，死亡在這樣的時候顯得非常真切，沒有什麽回旋的餘地，就在我們的旁邊。這種死亡和“人必有一死”的終極思考其實並不一樣。當然，像拉康的心理學其實就強調，人無非就是在不斷趨赴死亡的囚徒。但這種趨赴卻是有自我意識的，如同病死或者無可逃避的死亡，像慷慨就義或者被判死刑之類。毛主席曾經思考人的死亡有“重於泰山”，有“輕如鴻毛”，這是中國人人都知道的說法，但那還是可測的死亡。像最近的在JR車站救人的韓國人李秀賢，可謂“重如泰山”，像中國的腐敗分子之類，就“輕如鴻毛”。但這樣不可思議的車禍，“泰山”“鴻毛”都無從談起，它沒有任何理由，沒有任何邏輯，沒有任何可以琢磨的線索，它們最好地凸顯了生命本身的無能為力。它們好像沒有根據，但其實可能顯示了生命的本質。我們自己認為自己的一切有一些可以確定的東西，其實未必正確。我們偶然來到世界上，又偶然地結束生命。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偶然，這樣偶然的死亡可能正是生命的必然所在。

　　其實，我們見證的死亡會有許多，每個人都可以講出許多這樣的經驗。我還記得我上中學的時候，在我所在的北京第十九中學，一天中午，我們幾個同學吃完午飯正在學校的大門前聊天，一輛旁邊的北京第三運輸公司的拖鬥大卡車正要開進大門。突然，後拖鬥在轉身時撞到了大門的柱子，柱子倒下來，當時就有兩個小孩壓在了下麵。我們跑過去，看到了那慘不忍睹的一幕，還有司機那張慘白的臉。兩個人當然當場就死了，他們都是我們的老師的孩子。那時是我第一次那麽近地麵對死亡，我所感到的恐懼和茫然今天也不知如何描述。當時還被來調查的警察叫住問了我們情況。我們敘述的未必完整，但那種驚怵的感覺，卻不會忘記。兩個我們在學校院子裏常見的孩子，竟然在幾乎一秒鍾之內和我們天人永隔，不能不讓人感到生命的無常。其實死亡離我們自己也非常近，生命的這種沒有方向、沒有道理的選擇其實隨時可能被我們自己遇到。這件事讓作為一個少年的我開始懂得敬畏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這種敬畏不是信仰，但隻是一種無奈的領悟。

　　還有一次是我研究生畢業之後的事，那時我留校任教，擔任一個班的班主任。第二年，一個學生自己在青龍橋附近的水中遊泳，但那裏接近一座大壩，水流非常急。他不小心卷入激流，被卷在大壩之中，當時就死了。我們負責給他辦理喪事，大家都覺得非常難過。一些學生還非常氣憤，似乎有抱怨學校管理不力的意味。那時侯是學生非常活躍的時期，對於一切問題都有要反思和追問的鬥誌。但事情發生時正是假期，學校也負不了什麽責任。但學生們在遺體告別時還是打出了一個“還我××”的橫幅。但這又有什麽用呢？人是無緣無故地死掉了。憤怒也最終沒有什麽依托。青春的生命的死亡也就是一種無奈。他的家長的痛苦其實說不出來。一個兒子好端端考上名牌大學，就這樣死了，的確是情何以堪。但其實學生們難過了幾天之後，生活仍然按原來的軌道繼續下去。死亡不會觸動得太久，因為我們最後都要經曆這一切。但這種偶然仍然無法讓人輕鬆。

　　其實，這些偶然死者可能是昨夜星辰，曾經閃亮過一下就無緣無故地熄滅了。我們自己的生命也這樣脆弱，也最終有熄滅的一天。但那無緣無故的一切仍然會讓我們看到生命的真切隱喻。

　　溫州：對一個城市的想象

　　我與一個城市

　　溫州與我有什麽聯係？

　　它是我的父親的家鄉，我的伯父一家的生息之地，一個遙遠的南方城市。在我的家中，溫州是我所聽不懂的方言，是幾位時常來往的親戚，是父親參加的校友會和那些老同學，是街上那些時時遇到的裁縫和老板，我能夠聽出他們講的是溫州話，卻無法聽懂意思。它對於我僅僅是一個模糊迷離的想象，一些零散破碎的有關親戚命運的記憶。這是一片我從未踏上過的土地，但它和我卻有一些無法擺脫的聯係，這些聯係既好像非常真實，又似乎非常虛幻。一切都非常陌生，卻又似乎相當熟悉。溫州的生活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是一個難解的謎。它既包含那些我常常辨識不清的特殊的食品，也包含“永嘉學派”這樣的特別的傳統，也包括“溫州模式”這樣的新的發展的可能性。我所感興趣的是溫州的特殊的地域文化，它一直吸引著我。我無法提供對於這種文化的詳盡而可信的闡釋，而隻能寫下我對於這種文化的想象而已。這種想象的根據無非是一個與這種文化有一種若有若無的情感的聯係。不過，想象也並非虛幻之物，它喻示了一種情感、一種寄托、一種期望，正是有了這一切，這篇文章才會有它存在的價值。我絲毫無意於概括溫州的文化特性，而隻是對一座城市表達我的敬意和熱愛。因為它既屬於我的祖先和父親，也屬於中國。

　　我想從一件小事引出這篇文章。我和父親有一次在北京的一個電子市場購買一些針式打印機的色帶，他極偶然地在一個攤位上聽到了一句溫州鄉音，我父親也立刻用溫州話回應了上去，父親和小老板都很激動，兩個人隔著櫃台，用我完全聽不懂的一種語言痛痛快快地聊了起來。站在一旁的我，看著父親突然變得熱切的神情、聽著父親已經有些不太嫻熟的溫州話，突然間有了一種感悟，與我朝夕相處、無分你我的父親，在他的內心深處原來還有這樣一段我不曾了解的經曆、有這樣一種我完全陌生的語言。在沒有我的日子裏，父親是怎樣一個人，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而這一切，身為他的兒子的我，卻是永遠也不可能真切地去感受了。於我而言，這當然是一份遺憾，更多的卻是一份好奇，父親的故鄉溫州是怎樣的？從我在遠離溫州的北京城出生的那一天起，因為父親的緣故，我與溫州之間便有了一根親切的連線，無論我是否踏上過這塊土地，無論我對它的語言多麽的陌生，這根連線都永遠不會割斷。

　　實踐型文化

　　溫州的文化特征是在它的曆史傳統的影響之下形成的。溫州的文化傳統的特點在於專注實用，乃是一種實踐型的思維方式。它關切實踐，關切經世致用，不作空洞的玄學討論，不發迂闊的議論。溫州的思想曆來強調直麵當下，強調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有所作為。這種特殊的地域文化傳統一直是直接影響溫州人的心理狀態的重要因素。在浙江經濟、社會、文化全麵興盛的宋朝，這種注重實踐的話語就成了溫州文化的主流。對實踐的執著成了溫州人價值觀的基礎。北宋“永嘉九先生”的代表人物周行己倡導的“知之則必用”、“用之則必盡”的觀念，正是這樣的傳統的一個例證。周行己的思想對於南宋“永嘉學派”有很大的影響。而南宋的“永嘉學派”更是所謂“事功學”的代表。它的代表人物如葉適、薛季宣、陳傅良等等都力倡“事功”。黃宗羲在概括“永嘉學派”的特點時認為：“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正是點到了問題的關鍵。葉適的“以物為本”的思想可以說是“永嘉學派”觀念的精髓。葉適認為“道不可須臾離物”，就把“物”上升為一種本體性的概念。葉適指出：“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而他有關務實的觀念具有一定的“重商主義”的色彩。這其實為溫州人商業意識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溫州的思想家往往又是身體力行的實幹家。因此，這種實踐型文化發展了一種世俗關懷，關切俗世人生的歡樂和痛苦，對於世間萬物保持持續的興趣。它構成了溫州人的基本的價值選擇。朱熹這位所謂宋代的大儒曾經尖刻地挖苦“永嘉學派”：“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個小土堆子便上去，隻是小。”其實，按黃仁宇先生的見解，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狹義的強調君子與小人之分，抹煞個人的私利觀，卻替以後專製皇權加強統製的基礎，其影響所及，達幾百年。今日中國之民法未盡展開，仍有以道德觀念代替法律的趨向，也不能與宋儒無關”。可見，朱熹的泰山雖高，但卻阻礙了人間的發展；“永嘉學派”的“土堆子”固然不大，卻是對普通人的真切的關懷。

　　這種實踐型的文化不僅僅是一種觀念，而且更多地表現在對溫州的文化想象之中。一種世俗關懷彌漫在溫州文化之中。如南戲的發展就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例子，而“永嘉四靈”的詩也是如此。南戲無疑是植根於市民文化之中的藝術，它的表達方式和價值觀念都有市民文化的世俗性的特點。它有一種來自平民百姓的世俗的趣味。它是在市鎮之中崛起的，也是商業文化發展的結果。它的天地正是在市民之中。而“四靈”的詩其天地也在日常生活之中，他們反對“江西詩派”大量用典的風格，而是注意白描，在平凡中發現詩意。如有名的趙師秀的詩：

　　黃梅時節家家雨，

　　青草池塘處處蛙。

　　有約不來過夜半，

　　閑敲棋子落燈花。

　　這裏的詩意正是來自日常生活，它給予我們的是一個場景，一個極為平易卻非常感人的人生片段。這正是溫州的意境。它不是孤絕超越的思考，而是世間普通人所麵對的情感，微雨、蛙聲和燈下寂寞的人，這是世俗的，卻充溢著詩意。它並不宏偉，卻很奇妙。

　　溫州的實踐型文化恰恰與它的商業氛圍有關。在南宋時溫州就是發達的海外貿易的港口。“其貨纖靡，其人多賈”，是當時人對於溫州的描述。商船往來於亞洲各地，為溫州帶來了活力和生機。溫州人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是不是和這最早的交流有關呢？但無論如何，這種通商的曆程畢竟打開了溫州人的眼界，告訴他們一個廣闊天地的存在。溫州人的精神世界正是由此在早期的商品和市場中成長的。這種文化特征似乎也是溫州在近二十年中急劇發展的精神源頭之一。溫州人的這種經營的能力在條件具備時會發揮得淋漓盡致。

　　堅韌與刻苦

　　在今天的許多外地人眼中，溫州人是堅韌而刻苦的。他們往往背井離鄉，在困難的環境中經營一些小本生意，如裁縫、製鞋以及自產自銷各類小商品，在北京南郊有一個頗具規模的“浙江村”，來自溫州的生意人占了大多數，我的一位朋友王春光先生曾對此做過專門研究。由於浙江村的環境不盡如人意，一時間爭議很大，可無論怎樣，溫州人的堅韌和刻苦的經營，仍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溫州的實踐是在商業氛圍中發展的，所以，溫州人的堅韌和刻苦決不僅僅是農業文化的刻板，而是滲入了精明和機敏。溫州人的認真中仍然有讓人感到有趣的聰明。而近二十年來溫州的發展以及財富的積累已經變成了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這發展的衝擊力改變了每一個溫州人的命運。

　　我想用我的伯父做一個例子。記得在1986年，一位溫州親戚來到了我們北京的家中，向我們講述了伯父的故事。“文革”結束後，已經50歲的伯父終於得到了平反，回到了溫州老家，麵對著一家老小，如何養家糊口、開始新的生活是最急迫的事。在剛剛回到溫州的前三個月中，伯父什麽工也沒做，而是在溫州城裏最繁華的大街上來來回回逛了個夠，和那些店主、生意人們搭訕著閑聊，了解些生意經，同時他發現在這條商業街上，獨獨沒有個賣鐵釘、螺絲的小五金店。伯父東挪西借，湊足了一筆本錢，帶著全家人開了這麽一家小店。據這位親戚講，伯父做生意是很辛苦、很賣力的，大家起早貪黑，出外進貨，為了省些本錢，五十多歲的伯父經常自己背著沉重的鐵製品從工廠走回店裏。其間，為了多掙些錢擴大生意，伯父的女兒、女婿又去了上海，在路邊擺了一個賣三黃雞的小攤。現在的伯父，已經把自己一手創立起來的幾家製鞋廠、五金廠交給了孩子們，在溫州安度晚年了。每當想到伯父一家的創業故事，我就不由得感慨萬端。伯父和父親生長在同一個家庭，卻因為人生中某些不可預知的因素，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伯父做生意的艱辛，是埋頭於書齋中的父親難於真切感受的，而父親為自己那一字一句的語言學研究所耗瀝的心血也是伯父難以想象的。如果說他們有什麽共同之處，那便是溫州人身上的堅韌和刻苦。我想，在80年代響遍全國的“溫州模式”就是由千千萬萬個像伯父一家這樣的溫州人造就的，也許從理論家筆下寫出的這個詞，會讓人們感到有些高深、有些遙遠，但隻要想想我們身邊生活著的溫州人，想想他們提供的種種生活必需品和方便之處，便會覺得，“溫州模式”原來是這麽簡單、這麽親切，溫州的財富便是這樣積少成多、集腋成裘地積聚起來的。正是依靠著這些普通人的努力，溫州的實踐型文化終於在今天發揚光大。

　　在我準備開始寫這篇文章時，父親特意找出了溫州一中北京校友會的通訊月刊供我參考。在這幾本鉛印的小冊子中，我看到了許多溫州人的生活故事，也發現這所浙江名校的確是桃李滿天下，僅在北京的校友中，就有院士、大學教授、高級工程師、考古學家、著名作家等各界精英，這些溫州校友有一個共同的經曆，都是少小離家，外出求學，在他們治學的過程中，也深刻體現著溫州人堅韌和勤勉的精神。但同時我也發現，真正讓溫州名揚天下的近二十年的財富積累和這些學人自身關係甚小，在他們彼此的通信中，更多的是為溫州親友的富裕生活而欣慰、為故鄉溫州的繁榮而驕傲。翻看著這些小冊子時，我腦海中常常出現十幾年前伯父一家含辛茹苦做生意的情境，當然現在的他們已經不用那麽辛苦了，但我今天仍能經常見到的許多溫州生意人還是那般艱苦地勞作著，奮力地售賣著。那些散落在全球的溫州籍知識分子與那些在本地創造著的人們之間好像相距很遠。發展具有的巨大衝擊力似乎尚未引起更多的關切。但我希望兩者之間在共同的家鄉認同之外建立一種真正的聯係。

　　麵對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挑戰

　　目前的世界正麵臨著許多新的挑戰，無論是亞洲的金融風暴，還是俄羅斯持續的社會危機，還是處於急劇發展中的IT產業和Internet網都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對於溫州來說，它的來自自身傳統的實踐型文化和近年來的發展也麵臨挑戰。如何在跨世紀的時刻為溫州創造新的可能性是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在這裏，如何在溫州已經具有的民營資本的基礎上，創造“知識經濟”的生長點，發現新的“知識英雄”，似乎應該是我們關注的焦點。正是比爾蓋茨或者王選這樣的人將高科技和產業結合，才使得財富的創造有了新的形式。美國近年來的奇跡般的經濟繁榮，即所謂“新經濟”的基礎正是IT業的成長。溫州的實踐型文化和堅韌與刻苦的精神實際上也有自身的局限。它的格局和眼光常常比較狹小，受到經驗的製約，朱熹嘲笑的“土堆子”的說法當然無理，但換一個角度，卻也點到了問題。溫州人凝聚力很強，即使遠走他鄉，同鄉人之間的“社群”仍然異常緊密。這有互相幫助的好處，卻也往往限製了其發展及創造性。我們往往隻是看到了溫州在小商品方麵獨占鼇頭，卻很少聽說它在高科技方麵的產業的成就，我們知道溫州有許多經商致富的英雄，也知道有許多溫州籍的知識界名人，卻很少聽說在溫州的將知識與產業結合的“知識英雄”。如何使得一種全球化的眼光進入今日溫州人的視野，在“知識經濟”的發展中再次領先一步，是我們共同的新課題。這當然需要散居全球的溫州籍知識精英以及溫州所需要的全球各地的人才與溫州人一起努力。它一方麵是對溫州文化的“實踐”特征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另一方麵，需要對於當下的敏銳的認識。溫州需要新的創業者，他們有前輩的孜孜以求的堅韌與刻苦，有商業的頭腦，但更具有“知識經濟”的思考方式和全球化的眼光。他們才會在近二十年來積累的財富的基礎上創造新的輝煌。溫州需要新的產業，它會延續發展的一些特色，但會有全新的格局和全球競爭的能力。溫州人會再度用自己在過去二十年中表現的能力讓世界震驚。我想，我一定會在那個名為www。wenzhou。org的網頁上看到這一切。這會使我和溫州之間的情感更為真實。

　　我們期待溫州的新的未來。它的未來是我們共同的中國的未來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