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

第二十六章 偏見

　　徐則臣

　　鹽不荒心慌

　　東邊出事了。9.0級的地震剛結束，海嘯跟上來，“2012”般的滔天巨浪如大兵壓境，把日本弄得一團糟。禍不單行，我們的鄰邦還沒來的及從地震和海嘯的噩夢裏回過神，福島的惡魔又現身了，核電站冒完熱氣就開始爆炸。核危機取代地震，在日本上空迅速全球化。因為輻射物質可以隨風飄散，風到哪它就跟到哪，可能影響整個世界。於是這幾天我們前所未有地關注春天的風，謝天謝地，它正朝東南走。

　　盡管風向背對我們，大家還是不放心。兩天前收到一條短信，說核輻射開始了，雨天別出門，萬不得已，出門務必護住脖子，小心甲狀腺；昨天又有一條，建議補碘囤鹽。我真沒太當回事，但凡風吹草動，從來傳聞不斷，要麽謠言，要麽妖言。今天與朋友聊天，說起輻射和碘鹽，方知好幾個省市已經鬧了鹽荒。我就順手給家裏打了個電話，我媽說，消息已經晚啦，昨天晚上就已經脫銷，十塊錢一斤你也買不到，還是粗鹽。我又給嶽母打電話，正好家裏鹽用光了，嶽父趕緊下樓買。兜了一大圈，把周圍幾個店鋪和超市全跑完了，兩手空空地回來，一袋也沒買到。超市現在排了一長串的隊，等著買醬油，據說還限購。售貨員說，待會兒醬油賣光了，就隻能買鹹菜疙瘩了。到下午，我打電話回去確認，嶽母說，還是沒買著，去了趟菜市場，海帶也漲價了。前天還五塊錢一斤，現在變十塊，老板傲慢地說，今天不買，明天就二十了。

　　真是荒唐。沒鹽了買醬油，沒醬油了就買鹹菜疙瘩；因為海帶含碘，馬上也奇貨可居。很像“非典”時候，聽說熏醋管用，超市裏遭劫了似的，轉眼醋就光了；聽說板藍根有效，所有的藥店板藍根脫銷；後來傳說抽煙可以預防這種詭異的肺病，不抽煙的開始叼上了，咬了無數次牙跺過無數次腳才戒掉的立馬開戒。我不明白的是，咱們就不能淡定點兒？如果說在我家鄉，因為靠黃海，眼神好點兒的能望到日本，擔心受核汙染慌亂一下，還說得過去；在北京，此來關山萬千重，至於著急成這樣？好像世界末日已然來了。脫銷的脫銷，漲價的漲價，且不說大災大難是否“如在眼前”，就是真堵到跟前，咱們也不至於亂得如此失去章法吧。

　　看電視新聞，最近這東西真是個烏鴉，張嘴就沒有好消息，但有些報道還是能夠溫暖一下人心。比如日本的災民乘車，就算大難如此，也照樣排好隊秩序井然地上車，過災難的生活也過得從容不失風度；比如，沒聽到多少打砸搶、哄抬物價、趁火打劫的違法亂紀事。正是在這個中午，我的小說日文翻譯，家住東京的日本人，給我打來電話，關於她麵臨核危機的日常生活，她說，一如往常，順其自然。她女兒在距離福島一百二十公裏的地方生活，也一如往常，順其自然。她平靜地說出“順其自然”這四個漢字，讓我動容。我不知道如果我們大難當前，會是什麽模樣。反正我不樂觀。以我在北京的生活經驗，隻要稍微落幾個雨點，整個城市立馬就亂，喇叭齊鳴，汽車開始搶道，行人開始闖紅燈，你在街邊站半小時都未必能打到車，而在平常，空車一輛輛從你身邊跑過。我們就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把自己藏到安全的地方，爭先恐後，迫不及待。原因何在？素質？這樣宏大的詞匯容易招惹是非，也許解釋起來也未必十分恰切，但可以肯定，絕不是因為中國人都是急性子。

　　照此看，一天之內碘鹽脫銷，也不算奇跡。畢竟這回傳說的不是幾滴雨，而是死神般無跡可尋的核輻射。但我還是想，最形而下的，隻要稍微克製一下，不讓自己那麽容易腦熱，集體主義的笑話還是可以少鬧一點兒的。自己嚇唬自己很辛苦，有失體統更辛苦。專家說了，碘並非防輻射的妙方，我們的食鹽主要來自內陸礦鹽，而不是海水；此外，鹽吃多了，小心齁出毛病來。

　　小博物館之歌

　　在國內旅行幾乎有了固定的程式，無非是到一個地方看看好景，吃吃好飯；高雅點的，聽聽戲，拜訪幾個名人；皆立此存照，然後打道回府，把吃的、看的、玩的與人津津樂道。到國外大抵也如此，不過常要多出一道：逛各種博物館。很難想象到了巴黎不去趟盧浮宮，也很難相信在紐約轉了幾天想不起進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到了阿姆斯特丹不要看看荷蘭國立博物館；就算附庸風雅一下也得去轉一圈。我沒跟過國外的旅行團，不太清楚遊玩的細則，但據說如果沒有特殊要求，博物館多半要列為項目之一。理由非常簡單：了解一個國家和城市，看一遍生活和藝術的老物件比多麽舌綻蓮花的導遊解說都直觀和有效。

　　這麽簡單的理由無須解釋。即便從最功利的角度看，花一張門票錢就把人家幾百上千年的好東西飽覽一遍，無論如何也是筆一本萬利的好買賣，何況有些博物館連門票都免了。反正這買賣我喜歡做，到哪去先查該地博物館的地址和開放時間，看完了再幹別的。大都市的看，小城市的也看，最後連幾十號人的小鎮上的博物館也看了。多少次看下來，反倒覺得那些聲名顯赫的大博物館沒啥可說的，它們的藏品舉世皆知，人人都能如數家珍；倒是那些不起眼的小館子，看起來別有風味，你想象不到的老古董正經八百地擺在那裏。因為地方小，因為生活瑣碎，曆史在這樣的小博物館裏變得如此家常和親切，仿佛另有一個微觀的曆史學存活在這裏。

　　某年秋，天降冷雨，我去美國中部的一個小鎮上看稀奇。鎮上居住著歐洲某地過來的移民，子孫依然保持著先民的古風，講環保，堅決抵製工業化，能手工的絕不機械，他們喂馬、劈柴，種植糧食和蔬菜，吃不了的拿出來在集市上賣，連同他們自製的手工藝品，他們把能見到的工業化的邊角料都轉化成藝術。那天我在集市上看到成堆的糧食、南瓜，和鐵絲、鋼片做成的小小的飛禽走獸。他們在雨中彈吉他唱歌。鎮子很小，還不如中國一個像樣的村子大，我在集市中間一扭頭，看見一個博物館。三間屋大，暖氣充足，我完全是抱著取暖的形而下目的鑽了進去。在當時，那是有生以來我見過的最小博物館，我想充分地暖和過來，不得不把每件藏品都看得很仔細。這三間房子完全糾正了我的宏大的“博物館想象”。

　　這裏和國家無關，和民族無關，和全球化更沒關係，隻和本鎮的曆史有關。從第一批來此定居的歐洲移民開始，他們的衣著、食物、生產工具、生活用品，他們的風俗、秩序，他們的照片，一百多年前的煙鬥、挖耳勺、餐叉和打獵穿的露了腳指頭的皮靴子，本鎮的第一台印報機，鎮上名門望族的詳細家譜，並配以每一代人的畫像和照片，本鎮的發明家、畫家、學問家及其作品，曆次戰爭中本鎮的烈士、英雄和照片，最古老的頂針和戒指，等等。分門別類。

　　我從沒見過如此瑣碎、細小、脫離宏大敘事的博物館。我們想象中的博物館首先要“博”，地方要大，存的東西也得大，要事關天下蒼生，要關乎宇宙洪荒，否則都拿不出手，難為情。但這個小鎮博物館就膽敢堂皇地把一切“舊”東西擺出來--這就是我們的曆史，我們這小鎮多少年來就是這麽一針一線地過來的。經過的就是曆史，這是我們之“所從來”。我在盯著某張照片旁邊的說明看，一個當地人過來，問我是否需要幫助，他對這裏所有掌故都門兒清。他很自信，對我翹著大拇指。我沒麻煩他，我知道他一定什麽都知道。

　　幾年後，我在故鄉和朋友聊天，想起了這個人。我對他肅然起敬，這是個有“出處”的人。當時我和朋友說到故鄉的物產和曆史，我突然蒙了，我對故鄉竟然知之如此之少，很多地方經不起別人的追問和推敲。即便有所涉獵的，也不過囫圇其大概，離深入和理解相距遙遠。和那個人比，我在故鄉成了一個沒有“出處”的人。我離開故鄉，飄在外麵的世界上，從此也就斷了和故鄉連著的根。反過來說，我就是生老於故鄉，就一定能成為有“出處”的人？未必，更大的可能是，我是個生活在故鄉的“異鄉人”。我很難像那個人一樣翹起自信的大拇指--我們的曆史風流雲散，被日常生活消磨殆盡；我們沒有什麽博物館，哪怕一間屋大的地方。

　　事實上，這幾年我斷斷續續看了很多國外的小博物館，小城市裏的，小鎮上的。東西未必有多好，有多古舊和微言大義，尤其像美國這樣曆史短少的國家，不少小鎮僅有幾十年曆史，但他們願意辟出一塊地方，隆重地收藏、紀念和展示出來。幾十年也是曆史，幾十年也得保存好來路和出處。

　　有一回和故鄉主管文化的領導吃飯，我在飯桌無數次提到小博物館，我想他肯定已經被我搞煩了，他一再說，再考慮考慮，再考慮考慮。事實很可能永遠被“考慮”。因為“咱們泱泱大國，曆史長得能讓洋鬼子背過氣去，弄間屋裝那百十年的小玩意兒，誰好意思？犯不上”。

　　不想當大師的士兵不是好運動員

　　倫敦奧運會開始了，漫山遍野都在談奧運。話題逐漸集中：前幾天在比較倫敦碗的開幕式如何勝過鳥巢的；這幾天開始說金牌，批唯金牌是舉之急功近利，然後得出疑問：為什麽到了場上非要拿金牌呢？英國大主教彼得的名言“奧運會重要的不是勝利，而是參與”成了最熱門的論據，顧拜旦也曾隆重引用過。大主教說得非常好，顧拜旦引得也當其時當其事，質疑和批判“金牌意識形態”也極其的正確，這都是人文地談奧運該有的樣子。不過，我不是很能理解的是，很多人用清高和鄙棄的懶洋洋語氣去說金牌，好像金牌是個不潔的東西，一談就俗。好像運動員們大老遠跑倫敦，要幹的就是在賽場上晃蕩一圈，若是伸手去夠金牌，層次就低了。

　　--固然，要死要活去爭那金牌，的確表情會很不好看，但是，假若一個運動員，去奧運賽場不為了爭金牌，那他千裏迢迢去幹什麽呢？

　　據我的理解，運動員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所從事的那項運動做好，盡其能力，做到最好，如果他的確是一個真正的運動員的話。這個盡力和做到最好，不僅是關上門修煉自己，還要一群人聚到一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把該項運動提升到更高遠的層次。作為競技體育，金牌不僅意味著個人所能獲取的榮譽，還意味了，該項運動所達到的程度。你要揚長避短，你要博采眾長，你要在競爭裏激發能量、提升能力，你的完善和增廣，也將是這項事業的完善和增廣。一個人得了金牌，一個得到金牌的人被曆史遺忘，一個新的金牌得主誕生；如此反複，一項體育運動在覆蓋和刷新中層樓更上，人類的潛能被最大限度地激發，人類在尋找和接近自己的極限的路上又前進了一步。金牌是漫長道路上的一個個台階。這個金牌是一種體育精神的物質外化，如果你的確敬業，如果你的確希望自己和這項事業更快更高更強，你的手伸向金牌，在我看來，這個動作就是最純正、最深沉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

　　我好像從未聽說過，哪個偉大的運動員曾以鄙夷和不屑的口氣談論過金牌；就像我從未聽說過，哪位偉大的作家瞧不上大師的稱謂。原因無他，隻在於偉大的運動員深解金牌之於競技體育的意義，而那些偉大的作家，更清楚大師所包含的文學奧秘。好運動員就該獲得好成績，就像好作家就該寫出好作品一樣。如此，再回頭看這句，“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概就不覺得那麽紮眼了。

　　而在我們的當下，談金牌和談大師，要麽被指為“惡俗”，要麽被冠以“裝逼”：談金牌，說明你急功近利；談大師，嗬嗬，還正大莊嚴，醬油瓶子裝醋，就你那小樣兒！

　　也許事實正是如此，我們已經習慣於在任何涉及名利的問題上，都從惡俗的名利角度去仔細端詳，忘了該事業的初衷，也把真正的職業精神丟到了一邊。是我們真的懷疑名利之後的職業精神是否存在，還是我們根本就失掉了穿越名利去正視和還原一種職業精神的能力？當我們冷嘲熱諷、憤世嫉俗時，清高地以為自己站在名利的小心思之外時，其實心眼兒早歪了：我們不在之外，我們比誰陷在其中都深。

　　“不等人”的新人之書

　　科技在進步，主要是人類的點子多了，一種隨著時光飛逝、字跡也跟著消失的書出現了。打開它，如果你不能在六十天內看完，那麽對不起，你必須跟這本書說再見。此書過去隻出現在神話、傳說和偵探故事中，現在擺進了我們的書店裏。阿根廷獨立出版人埃特納發明了這種“不等人的書”，他用一種新型的墨水，陽光照進書頁，空氣撫摸文字，魔法開始顯靈，字跡開始變淡、變淡、變淡，如同一聲歎息，直到兩個月滿還原成白紙。

　　這個創意挺刺激人，書有了保質期，你的占有者身份麵臨質疑和顛覆；我要是這樣的一本書，我會很開心，別以為拿到手就天下太平了，時間不等人。長久以來，我們的確練就了一套晃晃悠悠、拖拖拉拉、漫不經心的閱讀功夫，一本書看上兩年的大有人在；反正書在手邊，什麽時候都能看，最後就什麽時候都沒看。然後又憑空生出藏諸名山、傳之後人的虛妄自信，好像言之成文即可行之久遠了。埃特納提醒我們，靠不住啦，文字也是長腿的，你們得深刻反省一下自己的惰性和行動能力了。

　　當然，阿根廷人的初衷不在於發動一場出版和閱讀革命，他持的是一顆小小的焦慮和謙卑之心。他隻想讓這本書裏匯集的拉丁美洲的文學新人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被大家關注，短到在他們被遺忘之前，短到執文學權杖者和別的出版人足以充分地看見他們，讓他們在接下來的第二本書裏延續微弱的文學生命--鑒於文學新人的出頭之難，處女作中潛藏的文學生命的確太過微弱：它的印數不會多，市場不會大，關注的人極為有限，時刻麵臨被無數新的出版物覆蓋、滅頂和再也露不出水麵的可能。阿根廷人的擔憂十分正確，如果他們的第一本書不能在短期內被關注，就很難有機會出版第二本，文學之路可能就此畫了句號。

　　作家在起步之初有時候就這麽脆弱，他可以沉默著寫，但他扛不住寫作之外的世界對他報以更大的沉默。如果他的第一拳就打到棉花乃至空氣上，他通常懷疑的不是棉花和空氣，而是自己的手。

　　一定有人說，文學是長跑，好書經得起一讀再讀，今天不讀明天讀了，今年不讀明年讀了，照樣能看出好來。一點兒都沒錯，所以好文學應該寫在紙上而不是水裏。隻是我擔心，等哪天你看出某前新人的好來時，他已經用打到棉花和空氣上的“原罪之手”改握了錘子，成了資深的鐵匠--除了鐵錘和火鉗，這世上再沒有什麽東西更適合這隻手了，包括一支筆。

　　一定也有人會說，文學是長跑，成大事者，必要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區區的兩年沉默都扛不住，說明他不配幹這個活兒。邏輯也成立。這邏輯放之四海而皆準，不論職業，不論人種。可是，有多少人能嚴格按照“理論”和“邏輯”過日子？

　　不過話說回來，靠趕著消失來要挾別人讀，的確也不像是發現天才和大師的好路子，倒像個促銷的噱頭。鼓勵是必要的，但一著急也可能變味兒。新人往往管不住自己，出版人沉穩了，他可能會比你還淡定；出版人上火了，他就有可能比你還猴急，心定不下來，浮躁得隻想往天上飛。我把這事說給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老兄聽，他用比阿根廷人慢得多的語調回答我：

　　“慢慢來，作家的成長要悠著點兒；隻有打了雞血的瘋子，沒有打了雞血的大師。”

　　也很在理。

　　“那麽你呢？”他用的完全是問前文學新人的口氣問我，“實話實說。”

　　我糾正他，現在我依然是文學新人。如果是我的書，做三五百本來蒸發，我很樂意，如此具有嚴肅的遊戲精神的創意，不試一下可惜了，沒準還能撞上幾個伯樂；你還能眼看著它變成無字天書，如同另一種虛構，必定是別一樣的體驗。但是你要讓我把所有的書都弄成這樣，假以時日讓它們變回白紙，那感覺可能會很像剛寫完的小說沒趕上存盤，生生被切了電源，再打開時，電腦和我腦都一片凶險的空白，那就杯具了。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希望更多的人看見我的文字；但同時我也更希望，每次打開自己的書，所有的文字都在。

　　--文字整整齊齊地排列在那裏，沉實，堅定，它們給我的信心和內心的安妥，勝過最終化為空無的著作等身，以及所有的榮譽。

　　文學是另外一種方程式

　　前些時候有股風潮，對當代文學進行重估，一派“唱衰”，一派“唱盛”，都吵到了報紙的娛樂版上。文學在邊緣了多年以後，又回光返照地熱鬧一回，讓很多人感懷不已。現在塵埃落定，都喊累了，我回頭去想當初看過的一係列文章和報道，好像除了“衰”和“盛”這非此即彼的宏大結論，並沒有回憶起更多的。法官很多，嗓門很大，都以文學最高人民法院的終審架勢落下了小槌子。但是，激動人心的裁判被從娛樂版麵上撤出來後，當代文學還是當代文學，今年的文學和去年的、前年的、大前年的，沒有任何的不一樣。作為一個從業七年的編輯，我依然覺得幹的是過去任何一個年份裏的活兒，隻是今年又重複地把它做了第七遍。盛衰之爭，爭完了就完了，沒看見文學有什麽反應，起碼沒有在文學內部引起真誠、持久、深入的反思。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是希望能從盛衰之間看出點什麽來的。比如，如何之“盛”，如何之“衰”；比如，如果“衰”，那我們該如何奔赴通往“盛”的大道上。我沒看到。和很多熱心觀眾一樣，在無數轟轟烈烈的大事情裏，我們又一次成了打醬油的。

　　有半年時間，我在微博上遊蕩，打開電腦就要見縫插針地上去看一眼。我“關注”了很多文學中人，各種消息就馬不停蹄地從四麵八方趕過來。剛開始挺激動，滿大街都是碼字的，吾道不孤啊。看多了覺得不對，形勢全都一片大好，每個人表揚和自我表揚起來都不管不顧，“大師”、“傑作”、“空前絕後”、“第一人”、“最啥啥”，慷慨激昂。尤其到了年終，各種排行榜熱乎乎出爐，牛鬼蛇神都前排就座。其中不乏被我退過的稿子，至於該稿質量，此話題適合私下談；但現在，它是“年度最佳”。如此豪華的讚譽，讓我產生了大詞的眩暈。我認真學習了這些報喜信和表揚稿，發現有個共同點，即，多提供結論，少附加理由。滿眼的傑作和大師，就是沒人告訴你他們究竟偉大在哪裏。是因為微博的一百四十個字盛不下其偉大的理由，還是因為他們登上神壇理所當然，任何解釋都屬多餘？

　　當然也有差的，那多半就是“年度最臭狗屎”；或者對某一作品不滿，必定殃及作者，開始質疑此人江湖上的虛名，然後一堆轉載和評論，大家齊心掘他的祖墳。此類批評多施與他人，罕見自我批評。

　　“盛衰之爭”的戰神們很專業，微博上蓋棺論定的大仙很民間，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都習慣了奔著結果去談文學，上來就得給文學蓋戳，姿態昂揚，修辭壯觀，可我們還是找不到一條可行的路，一點點一步步實實在在地把文學弄好和弄得更好。你要不深入其中，你真會以為我們的文學長勢喜人，相當熱鬧；真應了那句話：中國之大，十三億人，自己跟自己玩也足以自得其樂。

　　--可是，文學麵對的終究不隻是十三億人。關起門來，那些宏大的斷語糊弄一下自己也許還好使，用它們來出口，可能有麻煩。我知道很多人對中國文學充滿信心，理由至少有兩個：一，大國崛起，全世界都不得不轉過臉來看中國，雞犬跟著升上天，文學在世界上也必將越來越有話份兒；其二，中國的變化翻天覆地，我們生活在荒誕的翻滾過山車上，有取之不盡的原材料--中國的作家有福了。

　　兩個理由都正當。前者可以參看近幾年中國文學的翻譯輸出。去年幾家英國出版社來中國，物色合適的作家作品去翻譯出版。在此之前他們大多一本中國文學都沒出過，但現在，他們說，誰也沒法忽略中國。後一個理由，歐洲的作家證實了這一點。前年在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幾個歐洲作家向我表示羨慕：中國作家都沒必要虛構，在生活身上隨便裁一截就是好故事，哪像他們，歐洲成熟飽和的中產階級社會，生活多少年不變，世界相當於靜止不動，找個好故事得把腦袋想大好幾圈。不能說他們沒道理，盡管更多的中國作家寧願過上找個好故事也得把頭想大的日子。

　　現在的問題是，有了這兩個理由，中國文學的“世界”之路就康莊了？我看未必。

　　某日與國外某版權代理人聊文學，向他推薦兩個國內挺有名的作家，他拒絕代理。這兩人的小說他都看過。一個他覺得其作品中的人物缺少尊嚴，他不能忍受一個作家無視和剝奪人物的尊嚴。即使一個人被踩到了生活的最底下，即使他糜爛、十惡不赦，卑微者也應該有卑微者的尊嚴，惡棍也應該有惡棍的尊嚴；作家的任務之一就是以藝術的方式為活著和死去的人找到必要的尊嚴。另一個作家他覺得其作品的底色“不潔”。這不潔源於作家對人物的冷漠和對齷齪的把玩。該代理不是個道德論者，也沒有精神潔癖。他聲稱自己隻是個生意人，但希望代理的作家內心足夠寬闊、博大和深厚，起碼在寫作的時候是這樣；因為作家內心和格局的大小直接決定他能賺多少錢。他可以代理一個惡棍作家，但不會代理一個惡的作品，那東西拿出去沒人要看。所謂的“惡的作品”，我們知道指的是什麽。

　　也許把這個問題置換成影視更能說明問題。前些天網上熱議某國內大片。實話實說，在“妓女代女學生赴死”這一情節被強調出來之前，我也沒往心裏去。但我得承認，這種質疑成立，你也無法用“事實如此”來為自己開脫，這不是紀錄片。我們還得承認，之所以在之前沒能及時意識到，因為這種生命的等級觀念深入我們的骨髓，是集體無意識，一不留心它就跳出來。但你不能因為它是集體無意識，就疏於防範和檢點：它是我們靈魂裏的盲點和小；而你是一個藝術家，你在從事與靈魂有關的事業，你推脫不掉。其後我看了同期的另外兩部電影，對此會心尤甚：的確存在更“正確”、更好的電影。這兩部電影是，斯皮爾伯格導演的《戰馬》和伊朗的小成本製作《西敏與奈德：一次別離》。

　　至於中國多故事，別人不羨慕我們自己也清楚。有識之士一直怒其不爭，我們的發展風馳電掣，我們的變化滄海桑田，我們的時代波瀾壯闊，我們的故事無邊無際，我們的作家哪裏去了？我不負責任地回答一下：我們的作家寫故事去了。

　　就是因為故事太多，作家被坑了。故事的豐足慣壞了我們。小說要故事，故事俯拾皆是、唾手可得，不為故事發愁，慢慢地讓我們也懶得為小說發愁，慣性演變成習焉不察的本能，由此我斷定，大多數作家的小說觀事實上已經簡化成：小說就是故事--找到一個好故事，就等於寫出了一個好小說。所以，我們看到大多數作家都在追著故事寫，忘了小說不僅僅是故事，而是故事背後那個巨大的陰影。但故事的好壞、離奇與否還是成了很多作家判斷小說的標準。所以，關於小說，我們往往張嘴就是故事的時間跨度、人物的數量、情節的起伏、性格的複雜程度等這些外在的指標，反倒把更深重的問題忽略了：我為什麽要講這個故事？它跟我有關係嗎？

　　編輯多年，讀了無數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的小說。從第一頁開始，我就知道這小說跟作者沒關係，無關他的焦慮、疼痛和疑難，人物在他的身體之外活，也在他的身體之外死。薩拉馬戈說：每一個小說都要解決我的一個問題。而我們的故事鋪天蓋地，我們來不及有問題。

　　基於此，我倒希望看到這樣一幅文學的圖景：大神們放下質檢的槌子和印章，多解決問題，少談些主義；大仙們兜住板磚和口水，忠直誠懇，說清楚你為什麽喜歡了，為什麽又不喜歡了；而作家，最好回到內心去，把門打開到最大，查問出自己。標題看上去的確很熱鬧，但繁榮不了文學。文學是另外一種方程式，重要的是求解的過程，而不是算出結果。

　　世界和平與葫蘆絲

　　漢字很奇怪，你問天下是否太平時，我覺得這問題與我息息相關；你若問世界是否和平，我覺得它離我很遠；好像天下比世界小，好像天下圍在你身邊而世界必定遠隔重洋。基於對漢字的偏狹理解和日常生活中的錯覺，在談論我們的生活是否麵臨動蕩和威脅時，我會給出兩個不同的答案：天下太平，因為我的生活目前比較安穩；而千裏萬裏之外的世界，和平正在經受考驗，反動和殺戮每天進行。談論後者，我常常覺得“世界”在另外一個世界，我從各種新聞報道中得知，那裏打起來了，那裏也打起來了，那裏還要繼續打下去；作為“和平”對立麵的“打”字，於我大多時候隻是一條訊息，看完就完了。對很多人來說，現世安穩，每天在日常生活的忙碌裏奔波，別人的戰爭與和平其實就會變得很抽象；死亡抽象，傷痛抽象，數字和毀滅也抽象，因為我們無暇他顧，因為我們不在現場，因為我們沒有切膚之痛。說句“政治”十分不正確的大實話，如果不看新聞，這兩年忙起來我都想不起“世界和平”這回事。

　　但是這兩年，我祖父總把“世界和平”掛在嘴上，動輒跟我談國際形勢，提醒我哪裏“不安全”，哪裏又“緊張”了。祖父久居鄉野，此生去過最遠的地方是省城南京，離家一千裏地。那時候他還年輕，是個教書先生，長江大橋尚未建成，他坐輪渡登上六朝金粉之地。現在祖父年逾九十，活動範圍以家為中心，方圓五公裏以內，到鎮為止，因為沒什麽事需要到比鎮上更遠的地方去辦。祖父每天看電視新聞，世界上哪個角落稍有風吹草動，他就知道。因為我在北京，他連北京的天氣狀況也能報得出來。

　　這幾年出國比較多，出門前我會跟祖父告個別。他就在電話裏說，最近中美關係緊張，一定要去嗎？前天又有恐怖分子劫機，飛機能不能不坐？歐洲經濟危機很嚴重，社會不太穩定，晚上別一個人往外跑。敘利亞又打了，會不會影響你去的國家？如此等等。我就寬慰祖父，我隻往安全的地方跑，去談文學，又不是打仗。祖父說，今天這裏槍響了，明天那裏冒煙了，哪還有能睡得著覺的地方。

　　世道如此，還能怎麽辦？我勸不了。

　　祖父歎口氣，這世界是亂了。

　　祖父教書之前被抓過壯丁，讓他拿槍去殺人。那時候國共內戰，日本鬼子也騎著高頭大馬在我家鄉亂轉，因為認得幾個字，祖父被委以一個小頭頭的職務。可他殺雞都下不了手，哪是拿槍的人，扔了家夥跑莊稼地裏躲起來了，天黑前不敢從高粱秸捆裏露出頭。這事後來成了祖父的罪證之一，“文革”時被戴上白紙糊的高帽子遊街。批鬥和遊街也是祖父不能承受之重，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轟轟烈烈的事他都扛不住，一頭從二樓上紮下來。還好命沒丟掉。此後他被從學校裏揪出來，成了豬倌，每天和幾十頭豬打交道。

　　七十歲以後，祖父很少再提過去，他開始關注“世界”。孫子輩的已經開始在外麵跑，出門念大學，工作，在不同的城市成家立業，出國；他希望能為我們這一代人想象出一個安穩、寧和的環境--隻能是想象，因為世界每天動蕩，就沒有消停的時候；他無論如何也使不上勁兒。盡管他不提過去，但過去肯定一直都在，那個時間裏有他對“和平”最切身的體認。也因為這個體認，他會本能地將風吹草動的當下“世界”與他的過去迅速建立起聯係，世界於祖父而言比我近得多，就在眼前，任何有悖人道、涉嫌恐懼與殺戮之事都讓他警醒和驚懼。他都要在出門前提醒我。

　　若幹年前，父親跟我說，祖父的二胡拉得很好。我很震驚，長這麽大我從沒見過祖父碰過二胡，一次都沒有。我問祖父，祖父說，忘了，不會拉了。一晃又多年，祖父依然不碰二胡。不知何故。

　　有一天和朋友聊天，如果從戰場歸來，你最想幹的一個職業是什麽？我把自己硬塞進戰爭與和平的大問題裏。仔細想了，還是想不出。回家時坐車橫穿北京，看見車窗外一個賣葫蘆絲的男人在路邊走，脖子和肩膀上掛滿自製的葫蘆絲、笛子和簫。他走得緩慢，低頭吹著《月光下的鳳尾竹》。那男人的形象低調謙卑，而曲音欣悅祥和，給我一種劫後澄明之感。人和曲子突然讓我與“世界”有了聯係，似乎想象裏的視野也開闊到了地球的另一邊，“和平”一詞有了確切的含義。有答案了，我給朋友發了條短信：

　　遊走街巷，賣葫蘆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