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

第二十一章 落日前的憑吊

　　耿立

　　一

　　辛亥百年的5月27日下午4時，到了洹水北岸的袁世凱墓。原本的路線是想到殷墟去，車行目的地的方向的路上，安陽的朋友說，袁世凱的墓就在殷墟附近，於是就和兒子先去袁世凱墓地，憑吊一下為晚清送葬的梟雄袁世凱。

　　兒子喜歡文史，常和我切磋晚清史實，他說袁世凱最像三國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曹操，孫中山則如到處依附人的劉備。章士釗的回憶文章裏有：

　　“當時最號激進如汪兆銘者，頭腦較為清醒，彼能認為辛亥之成，出於南北形勢之偶然，非革命黨本身力能所致。於是總統一職，中山先生堅持不讓時，兆銘公言：‘袁固多詐，孫亦無恥。’李筱垣（李書城，同盟會發起人之一。1911年11月2日起，黃興是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他任參謀長）謂曾見汪劄，確如此說。”

　　汪精衛是南北會談時南方代表團的四位參讚之一，洞悉和談過程的枝枝節節，即使到了1912年的2月3日，和議早已達成，隻待溥儀下詔退位，在同日本人談判中，孫中山坦率地說：

　　“倘近數日內，無足夠之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則軍隊恐將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將麵臨瓦解之命運……之所以斷然實行漢冶萍日中合辦，以取得五百萬元資金者為此；此次又苦心焦慮，欲以招商局為擔保，籌措一千萬元借款者，亦為此。然而，雖經種種籌劃，而時光荏苒，交涉迄無結果……於軍隊解散、革命政府崩潰之前，作為最後之手段，唯有與袁世凱締結和議，以防天下大亂。”讓出臨時大總統的位子，實是孫中山的無可奈何之舉。

　　在武昌新兵兵營偶然打響的第一槍，把氣數已盡的清朝打出一個大洞的時分，以及武昌起義的過程中，我們看不到孫中山的影子，他從黃花崗的陰霾裏還沒有走出，還在舔舐著傷。當時他正在地球的另一端，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寫道：孫中山那時已經貧困潦倒，正在科羅拉多州一家餐館打工端盤子。武昌起義三天之後，孫中山才從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當然他也不十分激動興奮，因為武昌起義本來就跟孫中山的同盟會沒有直接關係，況且孫中山一直在兩廣活動，反對在長江流域進行革命。武昌暴動的發起人是共進會和文學社成員，以及武昌的一些新兵。令清朝把腸子悔青的是湖北新兵是張之洞為晚清點的豆，想延續大清的血脈，誰知收獲的卻是摧毀清朝的果，成了壓垮清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凱離開北京三年重又回到權力的中心，莫理循寫道：有一群安靜並且秩序井然的人從火車站到他的居所，夾道歡迎他的到來。

　　武昌起義隻是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鍾，但真正給清王朝致命一擊的卻是袁世凱。12月28日，袁世凱到紫禁城覲見皇室，談論清室優待條件的細節。《每日電訊報》駐北平記者第二天報道說：昨天袁世凱、太後和親王們會談。在皇宮中出現了戲劇性的辛酸場景，一些王公大臣哭道：臣罪該萬死。隆裕太後再次昏迷，整個皇宮中充滿悲戚。袁世凱迫使清朝退位，正是辛亥革命最重要最關鍵的一環。我想，如果不以意識形態劃分，拋卻國民黨對袁世凱的妖魔化，若論推翻帝製，把帝製臨門一腳送入曆史蒼茫的，真是舍隻有1.58米小個子的袁世凱還能有誰出其左右？

　　天上雷聲隱隱，辛亥百年到來了，袁世凱墓前蕭索。在安陽，我是先尋找袁世凱歸隱的舊跡洹上村不得，就到了據說距離洹上村東一裏的袁林，沒有香燭，沒有牲醴。

　　展廳裏有“洹上村”三個字的石刻，人說這是洹上村的舊物，而村子已經沒入了曆史的虛空，連黍離之悲的荒野也找不到了，在洹上村的舊址已經被現代人聳起的樓宇所占據。

　　看到了一領蓑衣，是袁氏當時的舊物否？我曾看到一幅當年上海的《東方雜誌》上刊載的袁世凱披蓑衣、戴鬥笠，悠然垂釣的黑白照片，但那兩眼的如炬火的光，透出了他做漁父的不甘。1909年1月2日，二十六歲的攝政王載灃將五十歲的袁世凱解職，逐出京師送了個名號“回籍養屙”。老家是回不去了，袁世凱原籍河南項城，據說，袁世凱的母親原是袁府的一個大腳丫頭，有一手好絕活兒：會雙手烙饃，烙出的饃似宣紙一般薄，味道特別好。袁世凱的父親生來愛吃烙饃，很喜歡這個大腳丫頭，後來便納其為妾。不久，便生了袁世凱。袁世凱自幼就認為自己的福氣是母親帶來的，所以一直很孝順。母親85歲離世那年，他親自護棺回項城，因為他哥不容許袁世凱母親與其父親同葬於祖地，袁世凱大怒，以後再不回項城，而是住到了洹水邊上的安陽洹上村，垂釣洹上，並自稱“洹上漁翁”，袁世凱的這張照片叫做“蓑笠垂釣圖”，《東方雜誌》說：“袁世凱頭戴鬥笠，身披蓑衣，身邊放著一個魚簍，一副娛情山水、魚樵足樂、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樣子。”這年他五十歲了，到了知天命的年齡，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宰相伊尹，也是在洹水隱居三年，然後重獲商王的重用。

　　袁世凱自小任性放誕，一旦在洹河釣魚，確實有點滑稽，他被攝政王開缺後，聽從楊度的勸言，垂釣洹河，韜光養晦：

　　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不應人。

　　於是袁世凱派人到處置辦魚簍、鬥笠、蓑衣、釣竿、釣線、魚鉤、魚漂、抄網等一應用具，凡是一個漁父要有的都要齊備。就選一個春陽和暖的日子，袁世凱戴鬥笠、衣蓑衣、踏芒鞋，如出境的演員緩步走向洹水。袁世凱自小不事稼穡，鋤禾砍樵、打漁撒網的農活自是外行，至於垂釣既沒興味更沒耐心，“春釣灘，夏釣灣”，醉翁之意不在酒，隻在山水之間耳，洹上垂釣原本就是作秀，可假事也要做的像真的一樣，那才是高手，這時他寫了《自題漁舟寫真二首》詩：

　　其一

　　身世蕭然麵不愁，煙蓑雨笠一漁舟。

　　釣絲終日牽紅蓼，好友同盟隻白鷗。

　　投餌我非並得失，吞鉤魚卻有恩仇。

　　回頭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須一笑休。

　　其二

　　百年心事部悠悠，壯誌當年苦未愁。

　　野老心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無磐石，歎息神州持缺甌。

　　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

　　袁世凱春日釣柳絮，夏季釣荷花，秋風時釣刪繁就簡，白雪皚皚時釣寒江蒼茫，天地一白；蓑笠垂釣，這一相似的情景也發生在兩千年前渭水邊上：八十歲的薑子牙用直鉤釣魚，那用意是顯豁的，那樣的垂釣是沒有詩意可言的；袁世凱原版克隆兩千年前的太公薑子牙，也一樣沒有幾多的詩意，他不是濮水上的泛舟者閑釣者莊子，雖然天下的水是相通的，但天下的人心卻隔膜。權利對莊子來說，是不能承受的重，莊子在權利到來時候瀟灑的造型是：

　　莊子持杆不顧。

　　這形象一直定格在曆史的深處，而薑子牙和袁世凱卻做不到對權利的不顧，他們也不顧，是不顧一切地擁抱權力，擁抱天下，而不是渭水和洹河的清且漣漪的波濤，夫子說：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袁世凱在洹水可以洗軍旅和仕途已跛足的何其跋涉的雙腳。

　　讀晚清史。在袁世凱墓地。青史與黃壤，心生感慨，袁世凱是曆史上一個讓人可佩可惋可憐的人物。

　　讓人可佩是由於他雖懶讀經書，和聖賢的子雲詩曰隔膜，但也少了些條條框框的束縛，在關鍵的節點敢於豁出去，用熱血做賭，這點袁世凱仿佛劉邦和朱元璋再世；袁世凱敢於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論資格，這點像曹操再世，袁世凱在顧維鈞留美歸來，即拔擢起用，對與自己有罅隙的張謇、梁啟超，任用時不念私仇，對曹錕這原本一個布販子的出身，卻不限流品任用如常，最後曹錕竟做到了總統的位子。魯迅在《太炎先生二三事》描述過太炎先生與袁世凱的糾葛，是很有趣的事。當時正值冬天，章太炎足蹬破棉靴，手搖折扇，扇下墜吊著一枚景泰藍大勳章，直闖總統府。但袁世凱並沒殺章太炎，隻是軟禁龍泉寺而已。袁世凱使起黃金來，把黃金看做土塊。他建立現代化陸軍，設立保定陸軍學堂等軍事院校，創辦北京天津現代化警察部隊，他辦實業興學堂，在晚清新政中，《劍橋中華民國史》說：沒有一個晚清管理能在同樣短暫的時間比袁世凱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此言不虛，他在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位上，好評如潮。

　　袁世凱他做事，他改革，他意誌堅定，看準目標，做起事來雷厲風行，果斷斬決，一意孤行，不計後果。但他也因鋒芒畢露，常常在到達頂點的時候就跌落下來。

　　說袁世凱可惋，是他出身中原腹地，雖是新政的中堅，但他不學，高友唐《高高軒隨筆》雲：“南皮於萬壽山附近六郎莊築小園避暑，恒召幕僚於茅亭敲詩鍾消遣。戊申八月十五日，以中秋兩字鶴頂格，令每人擬十聯；擬畢，小飲賞月。忽詢近日有何新聞，餘對有友自滬來，聞鄭孝胥評論時人，頗滑稽。謂岑春萱不學無術，公有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端方有學有術。南皮撚須笑曰：‘餘自問迂拙，鄭謂我無術，誠然，然有學二字，則愧不敢當，不過比較岑、袁多識幾個字。袁豈僅有術，直多術耳。至謂端有學有術，則未免阿其所好。學問之道無窮，談何容易，彼不過搜羅假碑版、假字畫、假銅器，謬附風雅，此烏足以言學耶。’觀於此，南皮對袁、端之感情，可見一斑。”

　　袁世凱有術是有術，但因為不學，使他不明大勢，他促成了清帝退位這場“不流血的宮廷政變”，使中國才不致陷入曠日持久的內戰中，這於國於民，袁世凱都是曆史的功臣。但是，中國數千年來不斷改革修正的政治社會體製，仍是一隻蟲子，死而不僵，仍具有非凡的生命力，雖奄奄一息，但就是一口氣不絕，它並不會因為革命趕走了皇帝就同時跟著殉葬而亡。

　　《三國演義》裏說曹操勢力強大的時候，孫權曾寫信給曹勸他代漢稱帝。曹操將孫權的信拿給大臣們看並笑罵道：“孫權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爐火上烤啊！”從曹操的內心說他也不是不想稱帝，但時也命也各種條件具備才可，要是心急就想吃熱豆腐，條件不成熟便貿然行事，反而會招來殺身之禍。袁世凱不是不知阿瞞曹操的心事，在稱帝這樣的大事上何以如此低能如此糊塗，說白了，還是心中的賊未去耳，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這“賊”就是我們傳統發酵的小農特有的做皇帝的春夢。

　　唐德剛曾為袁世凱辯護曰，“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一個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惡名，他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遺臭萬年了。‘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現，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這兩重德性，在政治圈內是不易生存的；縱能勉強生存，也要遺臭後世的。我國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曹操，便是個真小人。但是‘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是有其安定漢末亂局之功勳的。可是他遭人辱罵，也是兩千年不能平反”。

　　孔夫子說，“大德無虧，小節出入可也”，我們覺得袁世凱可惋，錯就錯在不明大勢，錯在“大德有虧”，錯在晚節不保，若小節的偶誤，那曆史是可原諒的，但他的玩笑開得太大了，不但拿自己的名節開涮，而且還拿曆史大勢開涮，這就是昏。

　　讓人憐，是袁世凱在龍床上隻躺八十三天，可說事如春夢，就再換了別的床開始挺屍，落得惶惶如喪家犬，身死名裂天下笑，過把癮就死。“絕處高樓多風雨，莫到瓊樓最高層。”這是袁世凱次子袁克文所作，黃袍加身是加身了，袁世凱最終登極圓了他的中原子弟的皇帝夢，也讓祖墳冒了嫋嫋青煙，但卻在舉國聲討中唾罵聲中下了台，灰飛煙滅，做帝製最後看家的鬼。

　　辛亥前，啟蒙的梁啟超曾大聲鏜蹋地激烈反對革命，梁啟超認為當時國人民智未開，國體不可輕變，走君主立憲的漸進改良才是中國的首選。可惜的是，當時的顓頊的清廷和激進的黨人都把這劑良藥當成了春風驢耳。一俟袁項城要搞洪憲帝製的時候，盡管也是君主立憲製的名號，梁啟超卻再挺筆再戰，率先撰文發難，帝製已是死了的製度，就好比扔進豬圈後被踐踏的佛像，再也無法引起人們心目中的敬畏和服從；梁的意思很顯豁，帝製一旦被打破，就如破碎的銅鏡斷難複原；即使勉強複原，也難再產生神聖與威嚴的光環。可惜心竅已迷的袁世凱還是聽不懂梁啟超的話。

　　袁世凱的可憐處是折過身來再關上門搞專製、搞獨裁、搞家天下，到末了終究是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皇帝的夢隻是大夢一場，醒轉後複歸虛空；而袁世凱的死，也給後來者提供了一個警示的顯示屏：此路不通。從這意思說，我們的曆史是應感謝袁世凱的，曆史的手指指著一堆腐肉說：這就是稱帝者！

　　二

　　辛亥革命進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憲帝製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就煙消雲散了，而今袁世凱歸隱的洹上村隻是一個名詞，並非地標，人們指點在袁世凱墓地西一裏許就是曾經的洹上村，現在已是片瓦無存，就如孔尚任的《桃花扇》的套曲：“俺曾見，金陵玉樹鶯聲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過風流覺，把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何等悲涼！洹上村先是被馮玉祥讓兵將居所內之器具、書畫、古玩等拿到當時的河南省府開封去兜售，如雜貨鋪子一樣開張，名人書畫扇麵一元一個，洹上村的袁世凱舊宅開辦起了“彰德高級中學”。

　　再是日本人來了，洹上村做了彈藥庫；後來的內戰，這裏成了國共雙方軍隊廝殺的戰場，再後來，戰亂消失了，人們發現洹上村已是破敗不堪，有的房屋毀於戰火，而那些四合院的門窗幾乎全部被人拆走。

　　最後洹上村的“寨牆磚半數”撐起了安陽工人文化宮，人們在有袁氏印跡的包圍中載歌載舞，歌唱新生活。

　　袁世凱居住洹上的那段時間，和他友善的兄長袁世廉也恰解職在家，袁世凱整天陪著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是和妻妾子女共享天倫之樂；或是與幾個文人騷客，吟詩鬥酒，風花雪月……和當時晚清人的娛樂喜好一樣，袁世凱最喜的，就是把戲班子請到家裏唱堂會，一大家子人家，把院落塞得滿滿當當，呷著茶，聽著高亢的梆子戲。聽到入迷處，袁世凱會不由自主地用河南腔大叫“中”。等到戲散了，袁世凱還會像接見演職人員一樣，把戲班子的班主叫到跟前，關心幾句，噓寒問暖，拿出幾封包銀作為賞錢。

　　袁世凱是粗人，畢竟隨張謇學習過幾天經史子集，於是也就忙裏偷閑以詩言誌，在洹上，袁世凱詩興大發，倒塗抹了不少詩，還編輯出版了詩集。昔日權重位高的袁項城，一下子轉身成為蓑衣鬥笠超塵脫俗吟風弄月的隱士，這樣的兩極變化和落差，在當時如火藥桶的中國，引起了竊竊的議論。

　　事實上，“退隱”後的袁世凱貌似與世無爭，流連於山水之間，但仍然鷹揚虎視時刻注視著天下的風雲動向。在袁居室的不遠處，有一個毫不起眼的小房間，便是當時宅院中最現代也最為核心的一個所在：電報處。在離開京城時，袁特意帶回一個小電台，通過這個渠道，袁世凱足不出戶便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震蕩盡在掌握。

　　安陽的友人指點說：洹上村西北二裏處就是小屯村，也就是聞名於世的殷墟，在袁世凱開始洹上垂釣的時候，人們開始尋找藥店神秘龍骨出土的地方，但費盡辛勞還沒有找到這片地方，其實那震驚天下的甲骨文的出土地就在袁世凱隱居的旁邊一二裏處，在袁世凱歸隱的十年前，即公曆1899的深秋，北京街頭藥店裏的作為藥用的龍骨被一個叫王懿榮的山東人發現了，王懿榮是當時國內頂級的古文字學者，金石學家，國子監祭酒，主持著皇家最高學府。王對古代彝器上的銘文有過深入的研究，偶然的一次熬藥的時候，就看到藥包裏沒有磨碎的“龍骨”上的古文字，那勾勾畫畫，如圖如符的造型，就一下子驚醒了他敏感的神經，他不僅立刻收購了達仁堂裏的全部“龍骨”，而且還著人四處搜集。由於王收購龍骨時出手大方，且多多益善，結果在京城內外，“龍骨”也就從一種不重要的藥材變成了很貴重的文物，不少人為了錢財也紛紛到處尋找有字的甲骨龜板了。

　　在王懿榮之前，就有人聽說河南出土過有字骨板，以為是“古簡”。王懿榮見到了龍骨實物，就下意識地判斷出眼前的這些所謂的有字龍骨，與《史記》中記載“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的論述有關，隱藏在曆史深處的“五帝三王”史實，在中國曆史上一直缺少實證，屬於傳說的範圍，而眼前擺著的的卻是那個時候先民們問天占卜用的卜辭，而且不是一片兩片的吉光片羽，而是汪洋恣肆的成千上萬！

　　占卜，即使現在還在我們身邊活著，其實是人對命運的敬畏與茫然，就通過占卜來詢問天意，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特別是在初民時代，大事問小事問，像戰爭的勝敗、族群的凶吉、農業的收成，是朝廷史官們必須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塊整修過的龜板，刻上一句問話，例如，幾天之後要和誰打仗，會贏嗎？然後把龜板翻過來，在背麵用一塊火炭烤出裂紋，根據裂紋的走向和長短尋找答案，並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結果刻上。

　　餘秋雨先生寫過一篇《問卜中華》的大氣磅礴充滿憂思的文字，是他對古代文化和文明在現代命運的回應，他在文章中曾發問：

　　為什麽三千多年前的聲聲問卜，會突然湧現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個深秋？為什麽在地下沉默了那麽久的華夏先人，會在這個時候咣當一聲擲出自己當年的問卜甲骨，而且嘩啦啦地流瀉出這麽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華夏先人強烈地感知到了，他們的後代正麵臨著可能導致萬劫不複的危難。

　　他們顯然有點生氣，擲出甲骨提醒後代：這是多少年的家業了，怎麽會讓外人糟蹋成這樣？

　　“他們甚至惱怒了，擲出甲骨責斥後代：為何這麽垂頭喪氣？至少也要問卜幾次，最後探詢一下凶吉！”

　　於是王懿榮聽懂了，劉鶚聽懂了，羅振玉聽懂了，王國維聽懂了，那些人感到中華文化的召喚，他們要做貞人，在民族危亡，自信力委頓的時候，來喚醒這個民族。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來說，實在是黑暗期間冰河期。那麽多的血淚，那麽多的白骨流離，那麽多的煎熬，那麽多喪權辱國的條約，使一直自認為天朝子民的中國人大吃一驚，悲憤交加。然而，讓他們最感絕望的不是自身生命危在旦夕，而是中華文明麵臨淪亡。生命隻屬一己，而文明關及祖宗。十九世紀，已讓很多中國人對於維係群體生存尊嚴的中華文明，產生了根本的動搖。

　　這個時候，文化擔當的王懿榮站了出來，這個時候劉鶚站了出來，羅振玉站了出來，王國維站了出來；

　　這個時候，康有為站了出來，梁啟超站了出來，譚嗣同站了出來，孫中山站了出來，也是那個時候，不知袁世凱是否感到了肩上的使命，但隻有他走到離殷墟一二裏的地方來接地氣來了。

　　我們知道1908年，一位古董商人酒後失言，使羅振玉得知了一個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陽城西北五裏處，洹河邊的一個村落，叫小屯，那裏有甲骨出土。

　　於是羅振玉派弟弟到小屯去打探消息，誰知到了目的地，那場景實在令人吃驚。當地村民知道甲骨能賣大錢，成十成百的村民都像發瘋般的大掘大挖。一家之內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氣，等到古董商一來，大夥成筐成籮地抬來，一片喧鬧。為了爭奪甲骨，村民之間還常常發生械鬥。連村裏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經撿拾過的泥土堆裏去翻找，羅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內就可以收購到一千多片。

　　羅振玉憑著到手的大量甲骨進行仔細研究，很快得出結論，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穩定、最長久的都城遺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辭就是殷王室之物，從此，一直像神話般縹緲，因而一直被史學界“疑古派”頻頻搖頭的夏、商、周三代，開始從傳說走向“信史”。

　　那個時候袁世凱就在離殷墟不遠的洹上村，人們說，當黃昏的時候，袁世凱常步出洹上村到洹河散步，到附近的田野散步，那時不知他看到過那些挖甲骨的農民否？是否能觸動他的神秘的感應，袁世凱是十分迷信的，甲骨文中有一種“貞人”，他們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曆史曾多次記載那些貞人因為泄露了天機，自身遭遇往往不佳。

　　袁世凱是中原土地上長大的子民，他的身上有濃重的宿命的色彩，傳說他請了殷墟附近一個有名的瞎子，也像殷商時代的貞人一樣給他算命，瞎子告訴他說，到辛亥八月節，官星就動了。果然，辛亥武昌的那聲槍響就是農曆八月十九，那聲槍響後，果然機會來了。

　　武昌義旗一舉，恰如登高一呼，山西、湖南等省便紛紛響應，其他各省督撫的警報也如同鵝羽煽動著翅膀般直飛朝廷，要求增派軍隊，以防不測。慣於吟詩作賦的攝政王載灃接到那些警報後，一下子就變得手足無措，隻得慌忙召集內閣的一班大臣前來商議。

　　皇族內閣的人，多的是袖手談心性的主；一到動真格的，就你看我，我觀你，麵麵相覷，束手無策。當時的攝政王載灃本是問計於大家，看到如此場麵，真是脊骨寒徹直到五腑。

　　打破沉默的是奕劻開始保薦一個人可以把革命黨搞定，即袁世凱。

　　載灃聽了奕劻的話後，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奕劻說：“要不用袁世凱的話，就怕大清要完了。”

　　三天後，奕劻的親筆信便送到了洹上村，請袁世凱出山出任湖廣總督。

　　曾經滄海，小小的湖廣總督能有什麽誘惑？袁世凱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了，於是，袁世凱說自己“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並以最近“交秋驟寒，又發痰喘作燒舊症，益以頭眩心悸，思慮恍惚”為由，拒絕了清廷的開價。

　　袁世凱的理由正當且使載灃有苦說不出：當年不是你以“足疾”將我趕出京城麽？那麽現在就還你個足疾未大愈，報應不爽。

　　袁世凱是以緩拖延，但清廷不能不急，正是風雲眉睫之前，攝政王載灃環顧左右，朝中無可用之人，皇族內閣裏軍谘大臣載濤，海軍大臣載洵，自己的兩個弟弟都是不諳世事，做個承平的王爺可，哪有氣魄膽識手腕收拾當前的星火燎原之勢？受命前去平叛的陸軍大臣蔭昌，雖曾留學德國，算是懂點軍事，但他卻從來沒有指揮過軍隊，沒經曆過槍炮的對壘，戰場的曆練。

　　人說，蔭昌領旨率軍前往湖北時，身穿竟然是長袍馬褂，腳上蹬著的是軍用長靴，上半身散淡，下半身丘八行武。這時，旁邊有人向他恭賀大任，蔭昌眉頭一皺，道：“嗐！慶賀個啥，我手下一個兵都沒有，朝廷讓我去湖北督師作戰，您說我這倒是拳打啊，還是用腳踢呀？”

　　蔭昌真是說對了，北洋軍大都是袁世凱一手帶大的，蔭昌是一兵一卒也說不動：統領馮國璋就不用說了，下轄第六鎮的統製李純、第二鎮的第三協協統王占元、第四鎮第八協協統陳光遠，一個個都不肯用命，蔭昌就成了光杆司令，就是這位蔭昌乘火車到了河南信陽就把車停下。那裏離武昌還有很遠，根本沒有進入湖北地界，這位大人不敢下車，而且車前車後各掛一個火車頭。為什麽？要南進也便當，要北退也便當。後來看到有一隊人過來了，立刻：撤！有個膽大的參謀下去一看，原是一群摘棉花的婦女。

　　軍情急如星火，載灃也隻好派出袁世凱的老友、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親往洹上村力促袁世凱出山，袁世凱當下提出了“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指揮水陸各軍的兵權”等六點要求，價碼不答應絕不出步出洹上村半步。

　　清廷無奈，隻能全盤接受六點要求，袁世凱才勉勉強強地從河南彰德出發，前往湖北督師。

　　袁世凱出山，北洋軍拚死效命，很快便攻下漢口。隨後，袁世凱又返回北京，組建了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新內閣，正當清廷盼望著袁世凱能盡快剿滅武漢的革命軍時，袁世凱卻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凱看來，當時的局勢已不僅僅是局限於武漢一地的事，而是各省早成分崩離析之勢；即使能剿滅了武漢，但其他省份的革命黨又如何對付？何況，袁世凱心裏也清楚，清廷對他並不信任，一旦渡過了這座橋，難免不兔死狗烹，自己的命運又將如何，還是未知。

　　此時的袁世凱已經是百煉成鋼成了繞指柔，沒有了慈禧太後，他絕不會輕易聽從清廷使喚，對無槍無人的革命黨起舞附和也不是他的意願。他要做的，就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憑借手裏的槍杆子一方麵利用革命軍來要挾清廷，另一方麵又借清廷的勢力來威脅革命軍，連哄帶嚇，既打又拉，將革命軍和清廷玩弄於袍袖之間股掌之上。

　　袁世凱是中原深處黃土裏起來的，雖不是村夫，但也知道一些鄉間的事，當時袁世凱曾給他的幕僚們說過鄉間拔樹的故事，袁世凱說：“各位，你們知道拔樹的辦法嗎？專用猛力去拔，是無法把樹根拔出來的；過分去扭，樹一定會斷折。隻有一個方法，就是左右搖撼不已，才能把樹根的泥土鬆動，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樹，還是兩百多年的老樹，要想拔這棵又大又老的樹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鬧革命的，都是些年輕人，有力氣卻不懂如何拔樹，鬧君主立憲的人懂得拔樹卻沒有力氣，我今天忽進忽退，就是在搖撼大樹，等到泥土已經鬆動了，大樹不久也就會拔出來的。”

　　真是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清朝這棵樹，被刪繁就簡的秋風，不，被無數如秋風一樣的身手左搖搖右搖搖，在搖撼中，最後轟然倒下，袁世凱關於樹的話，雖然直白，但真是清朝的一篇《枯樹賦》。清朝這棵樹也是此樹婆娑，生意盡矣。

　　在漢口被攻下之後，袁世凱就派出了親信前往武昌與革命黨人接觸進行試探，但因為雙方價碼差異太大，談判久拖未決，袁世凱決定再用力於軍事行動，以挫敗革命軍的士氣。隨後，北洋軍向漢陽發起猛攻，並很快攻下。正當前軍指揮馮國璋打算乘勝將武昌一舉拿下風卷殘雲時，袁世凱卻命令暫時停戰。於是，馮國璋一邊給袁世凱發電報，說“武昌唾手可得、機不可失”，一邊又下令繼續炮擊武昌，並無放棄進攻的模樣。

　　馮國璋隻懂軍事不動政治，袁世凱得知後勃然火起，隨後連發七道電報，嚴令馮國璋立刻停止進攻。為了防止馮國璋壞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凱隨後將其調回北京，委派另一親信段祺瑞為前敵指揮。馮國璋畢竟隻是個軍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深層的權變，更不懂得他的袁世凱其實是在清廷和革命黨之間進行平衡和博弈。

　　果不其然，袁世凱最終用高超嫻熟的政治技巧，不費一兵一卒便將那些皇族親貴包括攝政王載灃在內一並掃地出門，趕出朝廷，最後又誘迫隆裕太後在清帝退位詔書上簽字，最終把清朝統治中原兩百多年的皇權還給了曆史。

　　三

　　公正地說，袁世凱是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的信奉者，他有才，但德不勝才，他仗義疏財，篤好交遊，上自騷人俠客，下至屠沽者流，他機關算盡，你可以說他不高尚，但他很真實，要做就做真小人，有一副好肝膽。

　　官場有自己的潛規則，在清朝的官場，沒有人不願追逐名聲和地位的，這從小說可滿足個人的欲望，封妻蔭子，從大說也是所謂的體恤國家為國盡忠，但是道德有了瑕疵有了虧空，也就往往會成為衡量一個人攻訐一個人的利器，人們說袁世凱是一個告密者，攻擊的人自己先就在道德主義的高坡上立足，有一種所謂人格的優越感，然後以道德的評價為火器，進行一場道德的審判和掃射。

　　人們說袁世凱是戊戌變法中的告密者，傳統的說法是譚嗣同在1898年9月18日帶著光緒的兩道詔書深夜密訪袁世凱，說袁勤王，殺榮祿、除舊黨，袁當時滿口答應，稱“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未料9月20日袁一回天津，就向榮祿告知所有維新派的計劃，榮祿急忙闖頤和園向慈禧告變。9月21日慈禧回宮，囚禁光緒，宣布“親政”，捕殺“六君子”，戊戌政變成功。現在的史料研究表明，慈禧9月19日就已經回宮，“使舊說失去時間與空間的憑籍”，袁世凱的主動告密說也就立住不腳了。

　　我在鄉村高中讀書時候，在高中課本上，曾讀到梁啟超寫的譚嗣同秘密會見袁世凱的文字，印象很深，那場麵如同電影蒙太奇，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不是雪夜訪戴的詩意，也非雪中送炭的高古，那是捕殺慈禧的一次冒險的動員，不論是譚嗣同還是袁世凱，在心裏都不能不掂量這件事情的分量和後果，以光緒的名義捕殺母後，在道義上也是立不住腳的，雖然曆史上不乏玄武門之變的李世民和燭影燈紅宋高祖兄弟的相殘，但弑母的想法，我以為懦弱的從小就被慈禧養在宮中的光緒，怕是沒有這個膽量：

　　初三夕日，君（譚嗣同，下同）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曠代之聖主也。

　　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意即太後把光緒騙至榮祿兵營宣告廢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聞。

　　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慈禧住處）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

　　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願所聞也。

　　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製，惟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複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之後，竭死力以補救。……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殺榮祿如殺一狗耳！

　　袁世凱的圓滑和回答的擲地有聲，不能不使人佩服，袁世凱何等的江湖曆練，他對付書生氣的譚嗣同是股掌之間，他知道這是一次以卵擊石的買賣，勝算和成本是他首先考慮的，他心裏不能不掂量，同樣的一件事，而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則是如此記載的：

　　初三日早，暾穀（即林旭）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折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穀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起程出京……籌劃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乃囑譚複生（譚嗣同）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裏，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泄。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

　　康、梁的的文字都寫到袁世凱當時的態度慷慨激昂，“殺榮祿如殺一隻狗一樣”。但袁世凱提出殺榮祿必須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皇上必須到自己的營中來親自下令。

　　袁世凱《戊戌紀略》中是如此寫他和譚嗣同會麵：

　　（初三日晚）正在內室秉燭擬疏稿，忽聞外室有人聲，閽人持名片來，稱有譚軍機大人有要公來見，不候傳請，已下車至客堂。急索片視，用譚嗣同也。

　　餘知其為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

　　袁世凱隨後寫道：一段寒暄過後，譚嗣同先說了一通他與康有為曾怎樣向皇上力薦袁世凱，但都因榮祿阻礙，使得袁世凱的晉升緩慢。之後，譚嗣同話鋒一轉，出示了在袁世凱看來非常可疑的光緒手諭：讓袁世凱在榮祿前宣讀皇上的命令後，誅殺榮祿，然後，“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營，大事可定。”

　　予（袁自稱）聞之魂飛於天外，因詰之：圍頤和園欲何為？

　　譚雲：不除此老朽（慈禧），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予謂：皇太後聽政三十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為訓誡，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

　　譚雲：我雇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祿，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請旨辦理！

　　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準也。……

　　予見其氣焰凶狠，類似瘋狂，然伊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曆，如明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隻好設詞推宕。

　　對袁世凱這久經沙場和官場的人來說，在沒有看到上諭之前，他絕對不會貿然出手的。袁世凱自述道：當時他強調了兩點：一是殺榮祿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舉事不易，因為營中槍彈均為榮祿控製，必須先設法預貯彈藥，然後方能依策行事。並且，在自己的新軍周圍，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城內也有旗兵數萬人，自己的軍隊隻有六七千人，怎麽能辦成此事？對於袁世凱提出的第一條，譚嗣同回答說：20日早晨袁世凱請訓時，光緒帝自然會親自下達命令。而對袁世凱所說的第二條，譚隻好表示同意，並且，認為袁世凱是“奇男子”。

　　9月20日這一天早晨，光緒在宮中第三次召見袁世凱。袁世凱後來在《戊戌紀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見，袁世凱並沒有得到譚嗣同所稱的密諭，光緒帝也絕口不提兵變的事情。袁世凱利用了這次請訓機會，大膽向光緒帝進言道：

　　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過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讚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勇猛之士，但閱曆太淺，辦事不能縝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諫。

　　袁世凱這一番話可以說確切表明了態度。在骨子裏，袁世凱是看不上康有為等自命不凡的書生的，也覺察到年輕的光緒皇帝在性格、經驗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點，所以就勸光緒穩妥行事。這不能不說是袁世凱的肺腑之言和真實想法。

　　宮闈政變向來是一成敗難料的冒險，當時的袁世凱隻是一混跡官場幾十年普通的漢族官員，隻是仕途奔競，並沒有資格也沒有資本進入高層的權力角逐。

　　袁世凱雖傾向維新，但當時光緒的維新詔令僅僅得到浙江巡撫陳寶箴的響應，維新派勢力尚弱，還不足於圖大事。

　　如果設身處地為袁設想，無論他是幫助“帝黨”殺戮“後黨”，還是幫助“後黨”剿滅“帝黨”，都要承擔著道德與良知的折磨。畢竟他隻是聽到譚嗣同慷慨激昂的一麵之詞，而光緒帝對維新派布置的政變計劃知不知情？也沒有證據表明光緒帝在麵見袁世凱時對他提出過參加政變的要求；腦袋如果沒進水，誰都知道當時國內掌管實際最高統治權的是太後慈禧，即便光緒帝有膽量向袁世凱提出捕殺太後的請求，但任何頭腦清醒的大臣都絕不會隨口允諾，幫助皇帝殺戮或者囚禁母後。

　　這裏牽扯的不僅僅是個人安危的事，而是麵對的江山社稷，萬一失手，那對社稷和國家神器傷害更大，那民族的傷痛更大，世事如棋，鹿死誰手？變數未知，後果孰定，更何況是譚嗣同的一次夜間的陡然造訪，就能讓一個人豁出身家性命以卵擊石嗎？

　　所謂的捕殺太後的密詔，本是康有為偽造的，康有為說他攜有光緒皇帝9月16日通過楊銳帶給他的密詔：“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開妥速密籌，設法相救。”直至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楊銳的兒子楊應昶將密詔原文呈交都察院，人們才發現，原來密詔不是寫給康有為的，而是寫給楊銳等四章京的。其原文稱：

　　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末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誌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密詔反映的是光緒的激進改革理念和行動受太後掣肘時的焦慮。並非告急的密詔，“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將舊法盡變，盡黜昏庸之人”這一假設，皇帝是虛前席詢問良策，而非授權救援行動，況光緒皇帝還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聖意”，且光緒帝指名“妥速籌商”的，是四位軍機章京。康有為充其量也隻能列入“諸同誌”之中，康有在當時的光緒皇帝心中，決非可依靠的股肱，康有為偽稱密詔內容是：

　　朕唯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後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後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慮，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這就麵目全非了。康有為並將自己的名字加入所謂“密詔”，到處招搖和集資，更顯示其行事的不擇手段。

　　據康有為《自訂年譜》中的說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譚嗣同出示了光緒的密詔，旋召梁啟超、康廣仁、徐致靖、徐仁鑄、徐世昌同讀。眾人“痛哭不成聲”，“經畫救上之策”，“乃屬譚複生入袁世凱寓所，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又說袁答“殺榮祿乃一狗耳”，建議“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名誅賊臣也”。這是整個戊戌變法那個時期使形勢驟變的最為關鍵的曆史謊言。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戊戌政變並非因袁世凱主動告密而發生，但袁世凱後來的被動匯報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事實上，袁世凱在得到政變消息後，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榮祿和盤托出了譚嗣同的密謀。慈禧太後在得知維新派想謀殺她之後，惱怒至極，於是使得原本和平的訓政轉變成為一場流血的政變。光緒皇帝和珍妃身邊的太監也倒了大黴，被杖斃四人，另枷號十人，就連光緒也被軟禁在灜台。

　　其實，如果劃分政變的主要責任，應該是康有為的偽造密詔要負主要的責任，而非袁世凱一人被動匯報而獨擔告密者的責任，康有為被人追捧而袁世凱被千夫所指。

　　我們後世，好像一提維新，都隻說好的一麵，維新者好像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其實一件事，人們既有做的自由，也有不做的自由，難道隻有殺身成仁才是道德和世間唯一可以接受的結果？這樣的苛求對人對事也太過嚴酷，戊戌變法的結局和收束，六君子的喋血固然是曆史之痛曆史之悲，但世人誰不希望帝後兩黨合力攜手精誠一致，共把國家這破舊的如老牛一樣的破車往富強變法的路上推呢？那時並沒有幾個是觀望者，我們後來的讀史者不能一麵把廉價的頌歌遞給那幾位烈士的壯烈換取的殉身成仁，一麵就把鄙夷白眼歹毒的詛咒送給大多數涉事官員的持重和不參與；真誠良善的願望與手段的下作和把目的的高尚還原為手段的高尚不在同一層麵，也非曆史的公允，我們不應隻站在受難者一邊，我們應站在事實的真相一邊。

　　四

　　在曆史上，真正把袁世凱臉譜塗抹成白臉，像一塊抹布人人唾棄，受人詬病的是袁項城當國後把龍袍披在自己膀子上的稱帝。袁項城不可能成為華盛頓，我們知道，華盛頓和袁世凱的人生的底蘊和質量不在一個檔次，袁世凱成長的環境是長在尊孔祭天，不知民主為方為圓的國度，讓他成為順應民主潮流的新人，無疑是高估了他滿肚子裏的東方糧食的發酵，東方的燒酒和西方的紅葡萄酒釀製的方式不同，口感不一，主要是原材料的差異；袁世凱是曆史進程中的孤獨過客，是使我們民族前行必然付出的代價。擊碎一個舊世界誠然不易，建設一個新世界更是猶難。

　　《劍橋中華民國史》有一段文字，最契吾心，作為總統的袁世凱，“雖然有個人野心，也熱望貫徹他自己在中國政體應該如何組織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但他還不是極端利己主義者，不要求別人屈從和諂媚……他的種種過分行為，與其說是由於自我誇大引起的，還不如說是由於嚴格的官僚政治的觀點引起的”。

　　不把稱帝的罪都算在袁世凱一人的頭上，輕飄地為曆史結賬，這不僅僅是在衡量袁世凱個人的質量，也是在衡量一個民族的質量，我們要追問的是，袁氏所身處的社會環境和民眾都準備好了嗎。我們前人留下的專製統治的印記是從娘胎裏帶出來的，是長在我們皮膚的某處，可能是手臂處可能是P股處，可能是額頭處，但最深的是長在血裏，流淌在我們的周身，我們不能尋找為專製買單的替罪狼，我們都有狼的基因。

　　1775年4月19日，做為英國殖民地的北美大陸發生了一件改變世界曆史進程的事件：北美民兵與英國皇家軍隊在列克星屯發生了戰鬥。以此為開端，美國人打響了反對英國統治的獨立戰爭。5月10日，第二屆大陸會議通過了對英武裝鬥爭的宣言，同時宣布成立自己的軍隊大陸軍。曾在英國軍隊中服役並取得了上校軍銜的喬治華盛頓被任命為大陸軍總司令，這位英格蘭移民的後裔率領著一支裝備不良、缺乏訓練的隊伍開始了和其宗主國的血戰。經過殘酷的戰爭，北美人民最終獲得了勝利，一個嶄新的國家誕生了。

　　1781年，作為總司令的華盛頓的屬下--曾任米夫林堡守備司令的劉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致信華盛頓，建議建立君主製，認為“很有理由采納國王的稱號”。華盛頓在新堡司令部接信後立即叫來秘書，口授了一封措辭嚴厲、不留任何餘地的回信：

　　來信所述意見，我仔細閱讀，不勝駭異。你所說的軍隊裏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非常，自從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的。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斥之為大逆不道。目前我暫守秘密，如再有妄論，定予揭發。

　　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會，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尚有自知之明，對於你所建議之事，誰也沒有我這樣感到厭惡。

　　“為表明心跡起見，我必須補充一句，我誠心希望軍隊充分受人敬愛，超乎任何一人。而且就我的能力與影響而論，亦必竭盡所能，使軍隊受人敬愛。是以如果你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後代，或者仍然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類謬念，勿再任其流傳，有厚望焉。”

　　華盛頓之後美國的體製沒有改變，一直到現在，兩百多年的輝煌曆程。袁世凱最終的選擇，與其說是個人質量問題，毋寧說是千百年來形成的社會環境催促袁氏踏上專製之途。

　　聲望如日中天的華盛頓在大功告成之後，竟然自請解甲歸田。他放棄了巨大的權力，交出了大陸會議給他的總司令委任狀，辭去了一切公職，在離職演說中他堅定地對部下說：“你們的總司令將永遠退出曆史舞台。”

　　功成身退，這在中國的曆史上屢見不鮮，但那都是臣子下屬擔心君上的疑忌，為了保身，不得已而為之的。對於開國領袖華盛頓來說，這種危險根本就不存在，他的這一舉動，給了世人一個驚歎。

　　但當隨後新成立的美國陷入了混亂，美國中央政府號令不行，國家陷入了動蕩，人們為實行什麽樣的國體與政體爭鬥不休。

　　這時許多人開始呼籲華盛頓重新出山，實行君主製，擔任美國國王，實行國家集權來結束混亂。那時世界上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君主製：英國、俄國、法國、德國、匈牙利、中國、日本。北美大陸的移民，也大都是那些君主國家特別是英國的移民，君權神授的觀點在相當多的國民心目中根深蒂固。如果華盛頓此時宣布實行君主製，是不會有多大阻力的。但他對此斷然拒絕，他與富蘭克林、傑斐遜等人一起主持製定了憲法草案，確立美國為聯邦製的民主國家。華盛頓從來沒有把公職看做是自己的私利，他在專製政權遍布世界之時，真正做到了天下為公，以自身的人格和個人的努力，促進了美國民主製度的確立，從這點說，美國人民有了華盛頓，是幸運的。

　　同樣是開國總統，袁世凱不會也沒有效仿華盛頓，掃清自己身上的封建專製殘餘與民眾身上的封建殘餘，以身許國，讓人民得到幸福。最後竟然糊塗到背離曆史的大勢，在世界民主大潮中，他竟最後橫下一條心，像吃錯了藥，準備把皇冠從曆史的垃圾堆中撿出：要當皇帝。

　　從這點講，中國人是不幸的，在曆史的轉折關頭，遇到了袁世凱，在我們曆史的許多重大轉折關頭似乎都能看到這種專製者的影子。這種專製思維使得我們一次又一次痛覺：曆史的機遇與我們每每擦肩而過，我們隻有一次次的一聲歎息，吐有血絲的歎息。

　　我們一次次看到陳勝吳廣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劉邦接著說，大丈夫生當如此也！項羽也接著說，彼可取而代之！就連孫悟空這來路不明的猴族都知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普羅大眾從這些人物身上隻是讀出了造反，卻忽視了曆史背後的詭譎，那就如李劼語所言說的“缺席者對於就席者的那種嫉恨”，正是這些缺席者的這種嫉恨一次次像紅眼病爆發導致的曆史的慣性和所謂的革命與起義，紅眼病和缺席者其終極意義隻不過是朝代的更迭，把別人暖熱的龍椅換上自己的P股。

　　李劼說：孫中山這尊雕像的意義在於僅僅製止人們搞穿龍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類的複辟形式，卻並不能阻擋不穿龍袍的皇帝君臨中國！

　　我們大地上的民主夢想一次次被現實擊打得粉碎，那碎末在堅冷的大地上四處飄散，就如一滴流浪的淚，老找不到一副臉龐來安置，真的如魯迅所說“孤危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涵深哀焉”。

　　走出袁世凱的墓地，站在洹河邊上，我倏地想到了誕生在這片土地上的《商頌》：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故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這是初民們多麽熱烈的未經多少汙染滿懷虔敬的語言，是發自內心也是發自土地的祈禱和祝願，商殷，受天命，拓疆土，做表率，立準則，政教赫赫，威靈盛大，隻求長壽和安寧，佑護我萬代子孫……

　　但是袁世凱雖然離殷墟這麽近，他真的聽到了那些占卜的所謂的貞人的聲音了嗎？殷墟裏處處都是卜辭，餘秋雨說：甲骨文和殷墟告訴後人，華夏先祖是通過一次次問卜來問鼎輝煌的。因此，輝煌原是天意，然後才是人力。

　　但是袁世凱沒有聽明白天意，隻是依照自己所謂的力，這是聽從一個瞎子的所謂的預言，但瞎子欺騙了他，這一次天意也拋棄他，他做了曆史的乞兒，從這點上，我感覺到了人定勝天的虛妄。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袁項城的耳已盲心已眩，天就在頭頂，人在做，天在看。

　　袁世凱使清朝傾覆，功可謂大矣，而他的過，也是不可饒恕，蓋棺如何論定？袁世凱讓人可佩，可惋，可憐，但也讓人惡讓人悲，在他的墓前，沒有鮮花，氣壓很低，我想袁項城帝製失敗走投無路仰天長歎的時候，是否為自己為曆史揾一把辛酸的淚呢？我卻在斯地斯時，為袁世凱掬一把辛酸的淚，算是祭奠，我在心裏低吟：曆史曾給了你推翻專製的機會，那是對天意的順從，但你又被專製的輪子碾在地下成為齏粉，那也是天意。

　　雷聲隱隱，從袁世凱的墓走出，和安陽的朋友桑希君、韓傳棟說，我要到殷墟去，進行完落日前的憑吊。

　　我催促兒子，那就快走，在落日前，在電閃雷鳴、風雨交加中，接受曆史的洗滌與啟示，去詢問民族的天意。

　　回望雨中的袁世凱墓，遠遠的已經舍棄在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