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

第二十章 喬布斯咬了上帝的蘋果（外二篇）

　　朱大可

　　資本主義的私生子喬布斯，一個稀有的商業天才，向我們展示出技術美學和器物美學的奇跡。而在這方麵，另一個叫比爾蓋茨的人，隻能望塵莫及。比較一下蘋果和微軟的視窗平台，就連一個傻瓜，都會做出正確的評判。

　　技術美學的成就，導致蘋果電腦成為全球設計師的最愛。但是，iPhone和iPad的最大意義，並非隻是技術創新，而是對人性的透徹掌控。喬布斯究竟發現並建構了什麽呢？首先是它的功能性--滿足從資訊到遊戲的多重需求；其次是便利性，它的“一鍵還原”，令此前所有手機都黯然失色。

　　但喬布斯主義的最大特色，還在於工業美學的成就。從未有過任何一款電腦，像蘋果那樣昂貴，同時又符合精巧、輕盈、簡潔、光潔、華麗和勻稱的美學尺度；也從未有哪一種手機，像蘋果那樣，從手感、質感和美感諸多方麵，企及電子器物美學的巔峰，征服了全世界的設計師和手機民眾；從未有這麽多的電子企業，瘋狂抄襲蘋果的每一個細節，製造出大量外形酷肖的克隆物。

　　我們已經發現，正是喬布斯本人，推動了兩種類型的崇拜：對美妙的登峰造極的器物及其技術的崇拜，以及對其發明者也即他本人的崇拜。這是器物崇拜在符號資本主義時代的最高典範。隨身電子器物，在一個中等價格的平台上，達到了可以進逼著名奢侈品牌（如卡地亞珠寶和邁巴赫汽車等等）的級位。在精神性從人類舞台退場之後，大眾日常器物，第一次洋溢出耀眼的美學光輝。

　　喬布斯的蘋果電器是個巨大的財經黑洞，它比任何奢侈品都更強大，有力攫取著消費者的財富和激情。喬布斯的成功秘訣在於，他比其他商人更機智地洞察人性的弱點，並巧妙地加以利用，那就是哲學家所指陳的遊戲精神。

　　利用人性的諸多弱點，是消費主義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基本法則。但此前還沒有任何時代，像符號資本主義那樣，赤裸地表達這種商業真理，並把它變成一種大眾崇拜的神壇。

　　在人性的複雜譜係中，陳列著若幹可以被市場利用的娛樂基因，目前已經被明確指認的，有情欲、暴力欲（施虐和受虐）、窺私欲、遊戲欲和賭博欲。它們是五枚奇異的果子，高懸在“知善惡樹”的枝頭上，等待人類的摘取和偷食。

　　當年在伊甸園采取違禁行動的，是一個叫做夏娃的女人。她偷吃的第一個果子，名字就叫情欲（有時叫做“智慧”）。她就此發現了情欲、做愛、羞恥和遮蔽的真理。但關於聖園裏的果子，此後出現了諸多分歧。它最初被認作無花果，一種人類最早培育馴化的果樹。來自考古學的證據表明，人類種植這種植物的曆史，長達一萬年以上，它的果實是夏娃的第一道美餐，而寬大的葉片，則是人類史上的第一件生態內衣。

　　但後世的伊甸園敘事，卻更傾向於蘋果。這種原產於歐洲、中亞、西亞和土耳其的物種，品種多達7200個，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由此變成被廣泛認知的符號，最終，這種尋常的圓形水果，取代了比較稀少的無花果，成為人類始祖原罪的世俗象征。

　　按聖經《舊約》所給出的描述，伊甸園裏有兩種樹木--生命樹和知善惡樹。但《舊約》僅僅講述了後者的故事。此外，知善惡樹上的果實數目，也從未被人披露。它似乎是一個重要的神學秘密。但根據密碼學的原理，上述兩種樹的密碼可能是互文性的，也就是A樹的密碼在B樹身上，而B樹的密碼則含於A樹之中。這就意味著，生命樹可能就是我們解讀知善惡樹的唯一線索。隻要盤查一下猶太秘教的其他典籍，我們就能找到有關於生命樹的細致描述。例如，著名的卡巴拉生命樹體係，含有三個支柱、十個圓和二十條路徑，而這十個圓圈，就是知善惡樹上十枚蘋果的隱喻。它曲折地揭示了後者的數字機密。

　　在中國四川三星堆，4500年前的青銅神樹被挖掘出來，上麵懸掛著九隻小鳥。它們是九個太陽的象征，也就是九個圓或九隻蘋果的轉喻。這正是被夏娃光顧過的知善惡樹。在後夏娃時代，蘋果還剩下九隻。三星堆的神樹，內在地呼應著《舊約》的傳說。

　　偉大的基督誕生之後，那些被偷嚐後剩下的九隻果實，被使徒們藏匿起來，長達數千年之久。直到資本主義運動的降臨。資本家們利用了第一隻，並且發現了另外三隻，此外還有六隻已知或未知的禁果，分布在更隱秘的地點，以待新一代天才的發現。

　　為證明喬布斯先生的創新貢獻，我們不妨簡單回顧一下人類偷嚐諸果的現代簡史。

　　1964年，傳媒大亨默多克創辦《太陽報》，以簡單廉價的方式，同時滿足了人類的三種欲望：刊登色情漫畫專欄（情欲），發布各種戰爭暴力的新聞和深度報道（暴力欲），捕捉英國王室的緋聞，並把追蹤機製從狗仔隊發展到對名人的全麵竊聽（窺私欲）。香港人效仿默多克，創辦《蘋果日報》，堂而皇之地把咬了一口的蘋果，作為自己的刊名和標識，由此引發港台傳媒和中國內地傳媒（主要是“都市報”類型）“蘋果化”的狂潮。

　　第四隻蘋果的雛形出現在1962年，比《太陽報》還早兩年。一位叫斯蒂夫拉塞爾的大學生製作出《宇宙戰爭》（Space War），試圖打開遊戲的潘多拉之盒。但直到1970年代，隨著蘋果電腦的問世，這種電腦遊戲才真正進入市場程序。而這正是喬布斯的功績，經過數十年的營造，他的i係列電子產品，以遊戲欲的密匙，利用手機和平板電腦為操作平台，打開了全球電玩市場的大門。

　　喬布斯深諳成人內心的兒童本性，以及遁入遊戲來逃避現實的強大欲望。正是他咬了第四隻蘋果，並把它稀釋成大眾牌果醬，分配給全球的蘋果用戶，讓他們在一件精美的隨身電子器物上實現遊戲夢想，而無須端坐在桌麵電腦前，或跟其他人合作玩桌麵遊戲。喬布斯讓遊戲變得很輕，猶如一種貼身的呼吸。這是器物遊戲的最高境界。但全部遊戲的最終結局，就是人在其中喪失自我，而成為一個虛擬的存在。遊戲是消解人的本質的重要手續。

　　下一輪器物發明的主題，也許將圍繞電子賭博產生。它是目前已知的第五枚娛樂禁果。基督徒喬布斯已經離去，而電子消費的市場，需要一個更為年輕而強悍的天才，戰勝宗教倫理的障礙，以繼續喚醒人類內心湧動的欲望。

　　人類偷嚐各種禁果而解放欲望，並創造出全新的科技文明，更由於放縱這欲望和智力而受到詛咒，加速毀滅的進程。那些器物像弗蘭克斯坦那樣，成為脫離控製的創造物，並反過來消滅人本身。這一悲劇性的命運，被先知們千萬次地書寫在史詩、小說、電影和啟示錄裏，《2012》是其中最具視覺魅力的文本。它是無比感人的視覺勸喻，卻無法動搖符號資本的根基。

　　消費大眾對此無所畏懼。他們在為創新和技術進步而狂熱地歡呼，並把這位叫做喬布斯的蘋果偷食者，送上粉絲簇擁的高大神壇。也許再需100年，人類就能找到其餘的五隻禁果，果敢地吃掉它們，設計出更多新奇的怪物。正因為如此，一個可以預見的場景將是這樣的：在宇宙的某處，將有一座地球人類的墳墓，上麵矗立著由神親手種植的小樹，它會在宇宙時間裏緩慢長大，成太空中最孤獨的標記，而它的名字就叫“蘋果”。

　　茅台酒的文化象征

　　茅台酒，中國最貧窮省份之一所釀造的酒品，經過上百年的文化釀製，擊敗所有酒種，擢升為華夏民族最昂貴的奢侈飲品。

　　酒是充滿政治氣味的日常飲料。但朗姆、杜鬆子、伏特加和威士忌等烈性酒，卻被各國政治外交場合所禁止，唯獨能在中國官場豪邁地流行。正是這種官方榜樣，鼓勵了盛大的美食和縱酒運動。盡管最近有些地方當局出台限酒令，嚴禁公職人員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執行公務時飲酒，但它卻對酒的銷量沒有產生負麵影響。酒桌政治的最佳時刻，不在執行公務之時，而是在“下班”後的晚餐上。禁酒令機智地繞過了最重要的時刻。

　　茅台酒，色澤澄亮而微黃，芬芳四溢，在夜幕下說出中國式的美妙酒語。酒桌是茅台的唯一戰地。酒酣耳熱之際，身份的強硬邊界變得柔軟了，人的羞怯與戒惕悄然失去，舌頭變得靈巧或笨拙起來，言辭隨意而囂張，營造著一種自信、懇切和親昵的氣息。像所有50度以上烈酒一樣，茅台扭轉了權力場的角色關係，並重塑著所有飲者的公共麵容。與此同時，茅台酒自身，也成了中國酒桌政治的芬芳隱喻。

　　這是中國式關係學的最高境界。它要重新修訂被衙門所限定的身份規則。酒桌政治，無非是微觀權力敘事在餐館裏的投射、一種辦公室政治的親密對偶，它令人聯想起各種有趣的政治術語：權力舞台、官僚政治、名利場、貪腐圈和行賄通道，等等。酒桌是如此的曖昧、肮髒而又親切，在杯盤交錯之中，密謀被輕鬆地達成了，仿佛隻是些漫不經心的私語。以一個旁觀者的偏激眼光看去，在當代官場，似乎每個酒杯都裝滿了難以啟齒的秘密。

　　不僅如此，茅台酒還支撐了男權主義在中國的絕對地位。茅台是男人的頂級癮品，它跟女人基本無關。茅台讚助了男權文化，把男人跟權力和野心緊密編織在一起。茅台是中國男性符號的轉喻，它要重申男人炫耀、博弈、社交和放浪的微觀權力。這權力超越了社交酒桌的範圍，而向內擴散到私人客廳、臥房和家庭，呈現為跟溫軟酒香相反的堅硬格調。那些造型保守的紅白二色酒瓶，佇立在豪華的玻璃酒櫃之中，被裝飾小燈泡所照亮，仿佛是一座權力的界碑，向家庭女眷們發出含蓄的警告。

　　酒桌權力學是中國人發明並光大的文化體係。華夏農業時代曾向它的居民提供過各種酒品，如各種穀類酒（如白酒和黃酒）、果酒、花酒（桂花酒、菊花酒、蓮花酒）和藥酒（椒柏酒、枸杞子酒和人參酒），但沒有任何一種酒能像茅台那樣，從中國政治權力結構中獲取強大的象征價值，而我們竟然難以知曉這其間的因果關聯。

　　茅台釀造的神秘性、困難性以及數量稀缺性，可能是支撐這種神話的重要原因。據說，茅台酒的釀造，依賴於空氣中的神秘菌體，而該菌體僅存於茅台酒窖方圓數百米的上空，任何遷移式的仿製，都無法再現茅台原漿的獨特風味。但這隻是一個迷人的推測而已。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生化手段能測定和捕捉這種傳奇生物。

　　茅台酒奇特的自我表達能力，也許是推動神話敘事的另一類力量。有一則被不斷引用的傳說聲稱，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送展者故意打破酒壇，導致酒香四溢，引起參觀者的轟動。這個無法考證的傳說，後來居然跟前總理周恩來發生了重大關聯。民間講述者甚至宣稱，正是周恩來本人親自向送展者秘授了“碎壇傳香”的妙計。然而，在舉辦該博覽會的1915年間，周恩來還在天津南開中學念書，恐怕沒有機會指導那場愛國營銷活動。依據晚清和民國的統計資料，我們也沒有發現茅台酒因酒香四溢而被海外大量訂購的跡象。

　　茅台酒廠編撰的宣傳文本還進一步指出，該酒在1915年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獲得金獎，而這一殊榮已成茅台魅惑世人的價值支柱。但《看曆史》雜誌的記者調查發現，它當年僅獲得一枚普通的四等銀獎而已，同時獲獎的中國產品，其數量高達1211個，其中一等獎57個，榮譽獎章二等獎74個，三等金獎258個，四等銀獎337個，第五名銅獎258個，榮譽獎227個。而在如此眾多的中國產品之中，茅台並未實現“脫穎而出”的夢想，反而是山西汾酒和張裕葡萄酒，拿回了真正意義上的一等獎章。

　　茅台的現今地位，或許取決於首席廣告師周恩來的卓越努力。正是基於周的個人嗜好，茅台得以戰勝四大白酒之汾酒、西鳳和杜康，成為酒桌政治學中推動博弈、談判、和解與交易的最高液體。酒量據說深不可測的周恩來，利用茅台款待外國賓客，展開酒桌微笑外交，風度翩然，開創本朝酒桌政治的偉大先河。周恩來用茅台款待基辛格、尼克鬆和田中角榮的照片，成為茅台外交的強硬證據，被廣泛引用於各種曆史記憶文獻之中，令周氏外交散發出持久綿長的香氣。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向本國高官和藝術家大力舉薦這一美酒。嗜酒如命的水墨畫家傅抱石應召進京，繪製《江山如此多嬌》。在全國大饑荒的緊迫形勢下，周下令向傅抱石每日提供一瓶茅台，為上下攀爬的艱苦作畫提供酒精動力。按照這種喝法計算，傅抱石在長達四個月的製畫期間，當飲入120瓶左右的茅台；而按今天頂級茅台3000元一瓶的價格計算，其總價約為36萬元；再按1959年茅台每瓶105萬元的當下拍賣價，傅抱石當年所飲之費，已達1.26億元。這完全可以被視為該畫的皇家報酬。高懸於人民大會堂二樓前廳的《江山如此多嬌》，要是在現今加以拍賣，或許有望達到20億的天價，足以抵消抱石先生所飲茅台的拍賣總額。茅台酒催化的藝術價值，正在成為整個神話敘事中最令人咋舌的部分。

　　“茅台”被選擇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治符號。在舊帝國晚期，它是一種民族指數，用以表達農業文明進化的深度；在毛周時代，它是權力指數，用來衡量飲者地位及特權的高度；而隨著“中國模式”的消費時代的降臨，它演化為貪腐指數，用以測量官場和商界“親密合作”的廣度。茅台酒的這種語義變遷，正是中國社會演化的一個側影。

　　茅台神話催生了所謂“茅學”的誕生。這種“學問”被用以專門製造、捍衛和傳播這種酒品神話，並跟製造商和經銷商構成緊密的聯盟。那些熱情編織的歌德文字，過去曾在皇帝身上大範圍運用，而今卻成為一種關於酒品的隆重讚詞。所有這些神話都隻有一個目的，就是不斷推升茅台的價格，把它變成中國最昂貴的飲品。但這場價格泡沫的狂飆，卻無法改善貴州民眾的貧困生活。

　　一個世紀以來，每市斤釀造原料僅需2.4斤高粱和2.6斤小麥的茅台，其價格劇升了數百倍之多，2010年已漲至每瓶千元以上，隻是在市場上大量湧現的茅台，八成都是仿冒的贗品。而奇怪的是，一方麵它被中國人狂熱地品嚐和收藏，另一方麵，這一據說跟蘇格蘭威士忌、法國科涅克白蘭地齊名的三大蒸餾酒之一，卻始終沒有被西方人接納，成為其日常生活的必備飲品。這情形跟景德鎮瓷器、江南絲綢、鬆江棉布和徽閩茶葉的遭遇，截然不同。後者曾經是歐洲市場上最受青睞的器物。茅台酒的全球化計劃，麵對著堅固的口味壁壘。追求含蓄風格的西方人，似乎並不喜歡這種香氣濃烈的飲料。而茅台酒的自產自銷，加劇了它的“土產”特征。最終，越過一個世紀的“巴拿馬金獎”之夢，茅台酒大步退縮，成了孤芳自賞的文化象征。

　　洗腳、下跪、磕頭和道德演出

　　洗腳、下跪和磕頭的鬧劇，從舊帝國一直上演到民國，始終沒有終止的跡象，隻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它逐漸遭到人們的唾棄。但今天，在道德全麵淪喪，而普世倫理又無法推行的背景下，那些發黴的舊風俗開始卷土重來，成為轉型中國的“亮麗風景”。

　　隻要翻檢一下中國近代史就不難發現，洗腳和磕頭之類的江湖事跡，散布在曆史的各種縫隙裏，猶如芳香四溢的牛糞。光緒二年，徽州官府組織數百個良家媳婦給公公洗腳，場麵壯觀，而情形卻相當曖昧和詭異；民國二十五年，山西某地曾鬧過一場磕頭喜劇，三百名守寡貞婦，集體向婆婆磕頭，發毒誓效忠亡夫，地方官紳事後還大立貞操牌坊，以表彰那些烈婦的壯舉。

　　最近，廣東某實驗中學首創“青年禮”，要求初二學生在操場集體“下跪”，以示對父母的感激之情；5月8日母親節前夕，江西某小學100名學生在操場上給媽媽洗腳以示孝心；北京170名外來務工者為並排而坐的父母洗腳；武漢洪山看守所內的少年嫌犯為母親洗腳表達感恩和懺悔，如此等等。下跪洗腳的光榮事跡，有如雨後春筍。

　　無獨有偶，7日下午，台灣屏東舉辦“為媽媽洗腳”活動，計有3724位母親同時被洗，創下同一時空裏最多人洗腳的吉尼斯世界紀錄。中國人不僅善於製造各種製毒和使毒記錄，也在孜孜不倦地營造新的道德奇跡。

　　這場洗腳鬧劇的源頭，是一則央視進行“感恩教育”的“公益廣告”：一位年輕母親睡前給母親端水洗腳，幼子為此深受感動，遂端來一盆熱水要給自己母親洗腳。至此，“洗腳模式”成了推行感恩精神和孝道倫理的樣板。各類職業和不同年齡段的青少年人群，均被要求給自家父母洗腳，並且從家庭內部發展到大庭廣眾，又由坐洗推進到跪洗和磕頭洗。上海某中學甚至給學生頒發洗腳日曆卡，每洗一次腳，父母就在卡上簽字，而該卡將在學期末成為評定道德分數的主要依據。

　　為了複辟這種舊帝國的道德風範，長沙當局計劃打造“孝道”文化街，建設“孝”文化廣場，有關部門還專門設計“孝道試卷”，以測試市民的“孝道指數”。這場鬧劇正在愈演愈烈，規模盛大，成為遍及全國的集體道德秀。

　　但國人的孝道傳統，往往表演甚於實績。父母死後，大肆操辦喪事以示孝心，而其生前，則往往百般虐待與摧殘。目前的洗腳狂潮，不過是這種“秀孝傳統”的變種而已。正如一些網友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向長輩表達感恩之情，最終隻剩下“下跪”或“洗腳”的話，那麽這隻能是華夏民族的悲哀。老師應向學生告知“孝即愛心”，而非組織此類嘩眾取寵的街頭活報劇。

　　在中國，一切動機良善的事物，最終都會扭曲變形，正如我過去曾經預言的那樣，春節已經淪為美食節，元宵節淪為湯圓節，端午節成了粽子節，而中秋節則蛻化為月餅節。在所謂“親情經濟”的浪潮中，母親節一方麵轉型為“洗腳節”或“磕頭節”，同時也被強大的市場之手弄成了鮮花節或蛋糕節。似乎沒有什麽節日能擺脫這種庸俗化的厄運。

　　中國人的孝道，無非是專製主義在家庭結構中的映射。它從未承載過真正的愛與親情，而僅僅重申長輩對晚輩的微觀權力。它拒絕家庭成員的人際平等，無視晚輩的人格尊嚴，進而摧毀主體的獨立建構，由此導致服從性和工具性人格的茁壯成長。家庭孝道，是帝國規訓其政治順民的邏輯起點。

　　耐人尋味的是，那些受到表彰的著名孝行，大多散發著濃烈的自虐和互虐氣味。在作為道德範本的《二十四孝圖》中，三分之二的事跡尚在可以理喻的範圍，而約三分之一的故事則可以劃歸荒謬可笑之列，諸如“戲彩娛親”（70歲老頭假扮嬰兒逗老母快樂）、“埋兒奉母”（為了省下口糧給老母，竟然打算活埋幼子）、“臥冰求鯉”（在嚴冬以裸身融化河麵冰層，釣取鯉魚供繼母食用）、“恣蚊飽血”（在夏季用自己裸身吸引蚊子而保護父親）、“嚐糞憂心”（親嚐父親的糞便以了解病情）之類，所有這些被大肆宣揚的事跡，不僅洋溢著SM的奇特激情，而且充滿著殺子戀母或自殘戀父的古怪情結，卻被裹上儒家倫理的莊嚴外衣，放射出經久不息的道德光芒。

　　值得慶幸的是，就在人們大肆鼓勵孩子以各種形式“孝敬”父母時，廣州市少年宮和《都市人成長》雜誌，公布了名為“關於家長和孩子對感恩的理解”的調查結果，它顯示，在孩子的心目中，“幫父母做家務”和“等長大了贍養父母”最能表達感恩之情，而“幫父母洗腳”和“給父母磕頭”，則最令人反感。這項調查表明，中國的孩子，並未喪失價值判斷的基本能力。而企圖把這種腐朽樣式強加給他們的成人，反而暴露出可疑的行藏。

　　如何闡釋“孝”的含義，這無疑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兒女跟父母的關係，首先應當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價值觀上，任何一種下跪和磕頭的行徑，隻能把“孝”引向“順”，也即表達謙卑和順服的語義，這種所謂孝道，背離了自由、平等和博愛的人本主義價值基線，跟愛沒有任何本質性關聯。

　　但中國專製主義就利用這種自閹式“孝道”，對家庭成員間的人倫之愛進行偷換，以期從這種被扭曲的倫理關係中訓練奴性，進而把它投射到君臣、官民和的關係之中，以捍衛王權設定的永恒秩序。

　　母親節源於希臘，人們藉此向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之母赫拉致意；現代母親節則源於一名叫做安娜賈維斯的美國女士，她力主設立紀念日來勸慰那些在戰爭中喪子的母親，同時創立母親節來表彰全球母親的偉大成就。美國國會為此於1913年通過議案，將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天作為法定母親節。母親節至此誕生並在全世界流行，成為地球上所有母親的共同節日。

　　母親節的這種世界性起源，刻畫了它作為普適價值載體的基本容貌。全世界的兒女都知道，我們應在這一特殊的節日裏重申母愛的偉大，學會對母親報以更為熾熱恒久的情感，學會傾聽她們的教誨，尊重她們的抉擇，跟她們成為最親密的朋友，並學會在她們老去之後，照料其衰弱的身體和安慰其孤寂的靈魂。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必須以下跪和磕頭來表演各類滑稽的“孝行”。母親珍愛並引為自豪的，不是那些磕頭蟲和軟腳蟹，而是有尊嚴地站著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