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

第十四章 廬陵文化

　　王劍冰

　　一踏上吉安的土地，便知曉了廬陵文化。

　　廬陵是吉安的古稱，就像吉州，它比吉安和吉州都更早。這三個名字賦予這個地方都很好。想不明白何以叫廬陵，但卻叫得大氣、峻拔，彰顯著一種超然豪氣。

　　一個州市一般的地方，竟有一個文化的脈係橫空出世，足以說明這個地方人文曆史有著可圈可點的厚重感。在我所在的中原，囊括一個省及至周邊的區域，方形成一個中原文化。可見廬陵文化的獨特與獨立。

　　久居大而一體的都城之中，就像北京上海人的眼中，總會把別人看成外鄉人。唐城宋城的西安和開封，在當時也會有一種倨傲的目光，斜視城郭以外的鄉人。那麽把眼光再往南看，就覺得那是一片蠻夷之地。既然是蠻夷之地，就必然是沒有多少文化，說著聽不懂的侉話俚語，穿著衣不蔽體的麻衣長衫，吃著野菜雜穀。這些占據都市的中原人，隻有在遭曆了戰亂之後，才不得不放下架子，舍棄臉麵，離鄉背井地南向避亂。之所以大批地南逃，也是有著認識上的原因，覺得那裏閉塞，交通不便，因而也就會遠離戰爭，尋求一種無奈而可憐的安逸。然而當他們真的走入這些地方的時候，他們會發現自己認識上的極大的偏差，因而他們就會心滿意足地在這些地方駐紮下來。

　　史卷中載：“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原本荒僻的廬陵一帶就是在這樣的北民南遷時達到人口的新高。

　　曆史上共有三次大的南遷，一次是西晉的永嘉之亂，第二次是唐代的安史之亂，第三次是宋代的靖康之難。一個地域的文化或許在這種大遷移大融合中逐漸形成，比如中原人所帶來的中原文化同吉安所在的廬陵文化的融合，大批聰明的學子以及他們的後代在廬陵地區得以嶄露頭角。史實證明，科舉考試中中原的進士所占比例甚少，大都出現在了江南的廣大地區，按現在的話說，這就是人才流失的結果。在千年科舉中，全國共錄取進士九萬八千名，僅江西就占了一萬一千名，這一萬一千名中，廬陵一地就近三千名。

　　三千名進士無論從哪個角度說起，都是可以津津樂道的，當時古代文化極為發達的蘇州，才有一千七百多名，浙江紹興也不過兩千二百多名。廬陵文化研究專家李夢星告訴我，這裏常有“一門三進士，五裏兩狀元”的奇談。而明代建文二年的科考，進士前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全被吉安人拿下，下屆的科考前七名也被吉安人囊括，創造了科舉史上的神話。可想，這在當時是產生了極為重大的轟動效應的。由於吉安出的進士多，步入政壇的自然也就多，僅宋明兩代擔任國家副總理一級的就有十六七位，部長級人物更是數以百計。

　　曆數名垂史冊的吉安名人，吉安人總是會說出一串名字，比如文壇宗師歐陽修、民族英雄文天祥、詩人楊萬裏、忠烈名臣胡銓、名相周必大、《永樂大典》主編解縉……由於廬陵的名聲遠播，所以很多人以廬陵人自居為榮，像歐陽修，就在他的《醉翁亭記》中稱自己是“廬陵歐陽修”。

　　人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為什麽在吉安這塊土地上能培養出這麽多賢人才子呢？

　　首先一點是吉安人的尊師重教。常年發生戰亂的中原，不可能有一個良好的、長久的、安定的教育環境。那麽，來到這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大量的學館、書院開辦起來，就形成了一個互為影響的氛圍。

　　至今仍然完好的吉安屬地的二十多個古村裏，我幾乎在每個村子裏都能看到大小不等的書院和學館，比如吉州區的釣源村，就有學館五處，吉水縣的穀村竟然有十二座書館。那麽在整個吉安有多少呢？二百多所。這個數字占到了江西全省的四分之一以上，可想而知，在每一個學館裏，讀書的學子會是多麽大的一個隊伍。很多的村子對於後學的獎掖，都有一整套的方式。釣源古村有一排旗杆石，一旦有學子高就，就會為他豎起一麵旗子在祠堂之前。千餘年的時光中，兩百多所學館為國家所貢獻的棟梁之才又是一個多麽大的數字。我想，這或許就是廬陵文化的最堅實的部分。

　　直到今天，不管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地域，尊重教育多出人才就會影響到這個國家和地域的文明程度。有了知識，就有了一切，在中國的古代，知識代表著政治行為、社會地位、經濟的積累，有了知識，也便有了精靈的頭腦，開拓的視野，即使是經商辦企業，也多是文化人的行為。如此來說，吉安地區的這個結果是什麽呢？是一個個家族的興盛，一個個村子的興盛，一個個會館、商埠及州縣的興盛。如此吉安有了規模宏大的陶瓷基地，有了鱗次櫛比的商館旅肆，也有了浩浩集聚的運輸船隊。

　　一派文化體係的形成，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由很多人、很多事件、很多影響一點點構築起來的。尊師重教，是為廬陵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麵，但並不是它的全部。這裏邊還有通過一代代知識的傳承，一代代先賢的影響，從而積聚而成了一種廬陵人所共有的對社會、對人生的認識。比如忠與義，多少年間，很多的廬陵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行為詮釋了這兩個字，而這兩個字，我們也能從吉安人的文風中找得到。及至後來，中國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建在井岡山和東固山，也是因了這個地方的人與氣。

　　我走進了清源山上的寺廟。由於文化的發展，吉安屬地的寺廟是相當多的。道教與佛教的發展，同儒學的發展一樣，表明著一個地方人們的思想境界與生命取向，這確乎是脫離蠻夷的一個正本。更多的人走入了學館，走入了佛學道院，這個社會就會變得安定和諧，講文明，講禮教。有史料載：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僅吉安一個縣內，就有寺庵252所、廟宇81座、佛壇16處。

　　走入一處處這樣的古地勝跡，看著一幅幅充滿哲思儒性的楹聯、牌匾，我在想，“萬裏風雲三尺劍，一庭花草半床書”算不算廬陵文化呢？應該是算的。還有那些上世紀初的新的政府和紅軍書寫的標語，算不算廬陵文化呢？還有，那些長流不息的水：贛江、恩江、瀘水，還有那些山：青原山、井岡山、武功山、玉笥山、東固山，算不算廬陵文化呢？那些斑駁的古城，那些古樸的村落，那些光潔的蜿蜒的石道，還有那些已逾百千年的依然蔥蘢的古木？那都應該算是。

　　隻要行走在吉安的這塊土地上，你就會時時處處發現得到、感覺得出廬陵文化就像風一樣，時時讓你感到震懷入心。你同這裏的人交談，不管是公職人，還是鄉間的正在耕作的農人，你都會感覺到廬陵文化的存在。廬陵文化，它已滲透進整個吉安大地，滲透進吉安的山山水水。

　　從這裏走去，仿佛也覺得多少都會受到一些廬陵文化的浸染，覺得思想和精神豐沛起來，高昂起來，深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