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

第十二章 跟風

　　沃爾夫馮

　　一、自殺

　　加繆說：真正的哲學問題隻有一個，那就是自殺。但是，對絕大多數的自殺者來說，他們放棄生命的決定並不是為了思考或解答什麽哲學問題。

　　今早的電車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常搭乘的京浜東北線和琦京線被耽擱了一個多小時。命案發生在大公司雲集的田町站，那男子當場死亡，影響了包括我在內18萬人的行程。報道沒有說明死者的動機，不過，這一類的自殺，我已經司空見慣。

　　在日本生活的這些年裏，差不多每個月乘車都會遭遇此類“人身事故”。2009年以來，或許是經濟不景氣的緣故，自殺的頻率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線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大麵積的交通阻滯。

　　我沒有親眼見過赴死者縱身一躍的場景，但有幾次算是擦肩而過。一次是在赤羽車站，對麵站台有人自殺，遺體已經被清理完畢，站台上隻剩下他的幾件遺物。一隻黑色公文包靜靜地立在那兒，平淡無奇。另外兩次也是在赤羽車站。我搭乘的電車隻有一半駛入站台，便緊急刹車，乘客被通知從幾個車廂出口下車，車頭方向已經有工作人員拉起了攔阻線。我坐在車尾，隨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一個生命的巨大質量之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車站入口處看到了被擔架抬出的自殺者，十幾名高舉布幔的警察將擔架圍在中間，從外麵看什麽也看不到，地下亦無血跡。通過新聞得知，自殺者送到醫院後搶救無效。

　　跳下鐵道的人這麽多，鐵路和警察方麵早就有了反應迅捷的應對機製。以我的經曆而言，似乎隻要二十幾分鍾就能清理完畢。據說，他們有專用的屍袋和遮擋清洗現場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別人的感官。所以，今早電車耽擱了一個多小時，讓我竟有些不耐煩了。

　　日本連續十一年來年自殺人數超過30000人，去年的統計是32249人。依照今年前三個月的情況來看，恐怕要突破這個數字。在這些自殺者當中，方式多種多樣，而臥軌的雖然是少數，卻產生了實實在在的社會影響。特別是對車輛的駕駛員而言，眼睜睜看著一個活人迎麵撲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說，這類電車的駕駛員本不是一個和死亡距離如此之近的職業，但前仆後繼的自殺者，令他們每天的當班都隱含著未知的風險。

　　日本社會裏的一個人際交往準則，就是不要讓人“迷惑”，也就是不給他人添麻煩。某日在站台上，幾名中學生大聲喧嘩忘乎所以，同伴中便有人出來勸說打住，別“迷惑”四周。為了不“迷惑”別人，日本人在生活中會表現得比較自立，遇到問題不喜歡求助而獨力硬撐；另一方麵，在日常公德方麵，這也造就了一種無形的約束。記得還有一次，四五個小學生，七八歲的小女孩兒在車廂裏不小心弄灑了飲料，就用隨身的紙巾蹲下去擦拭。旁邊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觀，等到女孩兒們的紙巾用罄，有人不吭聲地遞過來幾張。女孩兒們一邊擦拭，一邊向四周致歉。這是一次有關於“迷惑”的很好的詮釋，可能會有人感慨於日本人在恪守社會公德上的水準，但躍軌自殺者的激烈舉動則展示了日本人內心世界的另一麵。

　　自殺的手段很多，若但求一死，跳樓或許最為可行。其他如服毒、燒炭、割腕等等，都是真正的自行了斷。但躍軌的做法，無疑就是要給別人帶來“迷惑”，就是要讓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之所以自殺事件在赤羽多發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此間為一交通樞紐，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吧。同樣，首都圈地區的臥軌，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時期的繁忙線路，每一次都能令數萬人被迫遲到。假如有人準備趕往機場，恐怕會因此錯過航班。聽說自殺者還會給家人添不小的麻煩，因為依照法規，鐵路部門有向家屬要求一筆高達數千萬日元賠償的權利，盡管考慮到其出境，多數時候並不付諸實施，可遺屬還是要按慣例繳納所謂“迷惑料”。所以，躍軌自殺者的想法，應該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給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負責任的“迷惑”，他/她的心裏，除了對生存的絕望之外，也還有一種反社會的心態在。

　　二、壓抑

　　某夜大雨，我走向池袋車站途中，看到人行道的護欄上倚著一位胖碩的青年男子，全身西裝革履，但一任雨水衝刷，而他的大量嘔吐物遍布全身，順水流下。他間或仰頭向天，發出野獸般的號叫。是的，那是不折不扣的號叫。在繁華街道上的此情此景，簡直帶有強烈的超現實主義做派。

　　我不知道這位胖子遇到了什麽煩惱，可那號叫無疑是深刻壓抑之下的癲狂釋放。事實上，類似的場景，十幾年來我亦屢見不鮮，其背後映射出的是一種普遍性的壓抑狀態。這種壓抑最主要的源泉，莫過於編織成一張大網般籠罩社會生活各個方麵的“ルール”（規矩）。

　　和朋友聊天說這個問題，我想到了日本人每年元旦寄賀卡的習俗，其實是一個體現壓抑氛圍的好例子。據前年的統計，日本人人均郵寄105張賀卡，以人口計算總數高達130餘億張，相當驚人，因為中國除夕當日，移動和聯通的手機拜年短信也不過77億條。比起拜年短信，日本的賀卡更花費心思，然而，也更稱得上是一種負擔。一個家庭收到或寄出的賀卡可能多達數百張，絕大多數充斥泛泛的客套話與千篇一律的祝願。很多人之間根本不相往來，卻要出現在彼此一年一度的賀卡發送名單上。對一個率直（美其名曰，或稱懶惰）的人來講，這些賀卡也許真的會導致精神上的負累。他必須克製自己的隨性念頭，老老實實地加入到賀卡群體中去。凡此勉為其難之事，即為壓抑。雖然以民俗、傳統等麵目修飾，實則累積於潛意識當中。

　　有時在餐館，我會冷眼打量左近的日本人團夥，在其間常會發現一些純屬無奈參加的人，用捏造的表情作出敷衍性的言談，眼神中卻流露出不得不屈身於此的痛苦。這也是壓抑。關於日本人的集團性特征，留後再議，此處隻是強調，作為“社會人”，壓抑是如影隨形的生活之一部分。人類是社會性動物，任何文明都有約束製衡個體生命的道德倫理以及法規典範，但在當下世界，日本的“ルール”之繁多瑣細，確實堪稱獨步。

　　每個人承受壓抑的能力自然有別，疏導排遣壓抑的方式也各異。實在扛不住了，就要追求痛快淋漓的宣泄，前麵說的“礙事型”自殺是過激的做法，而那位雨中長嚎的胖子，性格也算比較鮮明。另外，壓抑還催生了不少精神疾病的患者。我生活中遇到的、聽說的所謂“變態”真是林林總總，五花八門。餘雖不才，洗澡還被人偷窺過呢。

　　在日本的社會組織中，壓抑具有明顯的等級性，越往下走壓得越重。作為來自底層的反彈，就出現了一個現象：下克上。在日本的二戰曆史敘述中，此詞語頗為常見。二二六兵變是下克上，侵華戰爭擴大化也是下克上。如今南京大屠殺是熱門話題，日軍的暴行某種程度上來自於戰區指揮官們為避免一線官兵重壓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縱容。大本營要求暫緩進攻作戰的命令。被戰區指揮官們漠視的原因，正是下麵官兵發泄的亢奮已經按捺不住。從這個角度來說，不管日本的官方聲明是否表示反省謝罪，隻要其社會中的壓抑現象仍舊如此，就將繼續存在其失控行為。

　　一位歸國生活的朋友說，在中國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壞”。理由是，他們失去了日本社會的“ルール”束縛，一下子隨心所欲起來就很放縱，即“發揚了日本人的缺點，汲取了中國人的毛病”。我對此沒有細致觀察，但聽說過幾樁個例，如某某日本人對在中國可以隨便闖紅燈甚至吐痰頗以為快。

　　三、文庫本

　　社科院的鄭也夫研究員訪問過日本，在感想中提到對日本人於電車中所讀書籍的疑問：他們在看哪一類的書呢？

　　坐了十幾年電車，我也在路途中讀過不少書刊，特別是在較長途的行程之前，總要在書架前猶豫一番，琢磨帶哪本書更合適。如今的住所和公司不遠，車行兩段，各七八分鍾，對讀書而言並不合適--剛剛翻了幾頁，就要下車。所以，甚至有點懷念以前要乘坐近一個小時上學的日子了。

　　作為電車中的老讀客，當然知道日本人在讀什麽。一般來說，閱讀報刊和書籍的各占一半。而在書籍裏麵，似乎有三大類：小說、漫畫和學習材料。小說以小巧的文庫本居多，漫畫的開本也比較小，學習材料則往往是針對各種資格考試。

　　日本人的優點，我個人最推崇的一項是普遍性的喜愛讀書。明治年間，俄國人梅契尼科夫在經過長年客居歐美的生活後，於1874年來日本教授外語，後來寫有《回憶明治維新》一書。他在書中寫到，日本的苦力、女傭、馬夫等社會底層人民也常常拿著書看，盡管那些小冊子多是通俗小說，但這樣高的識字率還是令他吃驚。和西方國家的經驗相比，他不吝稱之為“異常”。

　　日本民眾愛看小說這一幕，相信也給彼時來日的中國人以相當的刺激。於是，梁啟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倘若全中國人都愛看所謂新小說，中國庶幾可救。梁任公拳拳之心曆曆可鑒。我沒搭乘過中國的地鐵或輕軌，不知道人們在車廂內做什麽，也就揣測鄭也夫先生對日本人讀書現象的特別在意，是否亦有感而發。

　　我乘車時多數時候讀的是中文書籍，和日本人相比，直觀上的顯著差別就是開本。近年來，中國出版的書籍開本，似乎也像GDP，不高速增長不足以告慰國人。所謂國際大開本很是流行，一本書大咧咧擺在那裏，仿佛在正告自己與世界接了軌。最離譜的是，翻開不少開本頗大的書籍，會被幾百個文字周邊的廣大空白晃了眼睛。我不知道那些“留白”是做何用處的，但我肯定沒那麽多圈點題評。這就是毫無意義的浪費。

　　歐陽修說適於讀書的“馬上、枕上、廁上”，“馬上”今天換作了“車上”。其實不僅在車上，捧著一冊大開本在哪裏閱讀都不方便，日本式的文庫本則稱手得多。當然，文庫本的特點決定了內文字跡較小，但這對愛書人而言算不上大礙。文庫本便於攜帶，價格便宜，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說遠比大開本更好。

　　去書店閑逛時，我最愛流連的就是文庫本專櫃。那一排排小書的整齊陣容，卻有小蟻雄兵的氣勢。在家具店裏買的書架，也設計有文庫本的隔層。不過因我沒那麽多收藏，就騰出來給了中文書。結果，那些大開本就很滑稽地臥也不是站也不是，讓我想起有一年去采訪來日比賽的NBA球隊，酒店在床頭加了張椅子，給大個子們墊腳。

　　四、大腿

　　初來日本的第一個冬天，見到中小學生們的短褲短裙，心裏是免不了有點驚奇的。雖說自己高中時代也不惜落下風濕的毛病，在東北的寒風中扮酷穿單褲，但眼見那些年紀更小的童男童女光著兩腿，不禁心生同情。問其緣由，有人說是為了從小磨其筋骨，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並慨歎吾國之小皇帝們過於優樂。不過，若把目光投向稍大些的女中學生們，似乎又不僅是這個高尚的原因，因為那短裙的邊際實在有點太高，有時簡直到了大腿與臀部的交界。這不能說是一個為了礪煉意誌的必要手段。

　　我們這一代人對日本女中學生製服的印象，大約始自電視劇《血疑》中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來到日本之後，才了解了它現在所蘊含的豐富意義，以及寄托了多少男性的粉色遐想。

　　在新宿、涉穀等繁華地帶，時常能看到三兩身穿校服的女中學生無所事事地佇立，而身邊逛蕩著個別上班族打扮的中年男子。有時，那男子會趨前搭訕，女孩們偶爾會發出肆無忌憚的大笑。女孩們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超短的裙子，不管是穿著中文稱之為“泡泡襪”的白色長襪（一般是將它疊在小腿部分，仿佛綁腿），還是黑色或藍色半長襪，總之兩截大腿是一定要露出來的，宛如刻意招展的旗幟。

　　起初，我對這些嘰嘰喳喳的女中學生和色眼迷離的男人們絕無好感，把她們看作社會公害。但隨著年紀增長，我漸漸學會用一點理解的態度去看待。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用細膩的筆觸描述了一位老男人對年輕女性肉體的畸戀，在那些中年男人臉上，我似乎看到了同樣的對衰老和死亡的由衷恐慌。而反過來打量女中學生們，我看到的是一種不知所措，混雜著對青春仿佛陡然暴富之後的揮霍欲和困惑感。

　　事實上，九十年代後期以來，日本女中學生的裙子的底邊開始從及膝不斷向上提高，算下來差不多每年一厘米。不知道這與泡沫經濟的破滅有無聯係，但肯定昭示了世風的潛在變化。許多外國遊客都注意到了日本女中學生們展露出的大腿，而日本輿論也表達了對其所暗示的“援助交際”現象的憂慮。於是，如何讓女中學生們把不斷縮短的裙子長度放下來，儼然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學校是超短裙之爭的第一線戰場。不過，另一個有趣的數據是日本中小學教師猥褻學生案件的增長，2004年達到曆史紀錄的190餘人，去年公布的資料則是下降到通常水準的160餘人。這或許充分體現出了此一鬥爭的嚴酷性與複雜性。不久前的一個話題是新潟縣的高中製作了勸說女生們把裙擺放長的海報，可見校方的用心良苦，然而據說女生們反應冷淡，認為“此舉毫無意義”。

　　女中學生的大腿，儼然成了少女們的亞文化象征。但來日的中國人看來，自有不理解之處。我曾多次聽到陪同的訪客表示詫異，有男有女，他們不是詫異於日本女生的裙子之短，而是那雙腿的“難看”：“她怎麽敢穿這樣的超短裙？”確實，大腿現象若有一點值得稱道的，便是眾腿平等。姑娘們不管自己的腿多“難看”，也照樣坦率露之。有的女生大腿粗如水桶，小腿孔武有力，據說在中國若敢穿超短裙恐怕要被人公然恥笑，在日本卻可以安之若素。

　　進一步說來，日本女生公開袒露大腿可以說是為了迎合男性的意淫，將女性置於被褻玩的角色；可中國人對女性“腿型”（外貌）的苛求，實在是異曲同工甚至猶有過之。況且，穿著超短裙也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性的暗示，一位新潟女高中生說：“我把裙子卷短並不是為了顯得可愛，而是因為大家都這麽做。”

　　大家都這麽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即日本人強烈的群體性意識。接下來，我們就說說日本人的“跟風”嗜好。

　　五、跟風

　　2008年秋天，一場“香蕉荒”突然席卷了超市。起因是一位女星在某電視台節目中談到她吃香蕉減肥的經驗，沒想到，隨即掀起了民眾轟轟烈烈購買香蕉的熱潮。

　　香蕉在日本超市中屬於一年四季都大批量販賣的普通水果，價格也很便宜，一束（四到五隻）通常不過一百多日元。然而，麵對突如其來的搶購潮，住所附近的幾家超市都出現了有價無貨的狀況。店方在告示牌上寫著道歉之詞，表示一定盡快從海外大量進口，確保供貨。接下來的數日內，往日供應充足的香蕉，始終處於緊俏難得的境地，偶爾見到剩下姿色不佳的幾束，價格反比過去漲了不少。這種怪象大約維持了半個來月，香蕉們才恢複了清靜。

　　短暫而瘋狂的香蕉搶購熱，一度成了日本媒體的話題，但集中於香蕉本身究竟能不能減肥的討論，很少有人批判其背後折射出的非理性。當然，日本人自身對此習以為常，可能不覺得有什麽不妥。喜歡跟風盲從趕潮流，動不動就要鬧上一下子，這就是他們的民族性格特點。日語稱之為“ブーム”，每年若沒有那麽幾次，還真是怪寂寞的。

　　按道理說，日本民眾的教育水準普遍較高，作為個人，似乎應該有比較強的主見。事實卻是，大多數日本人麵對“ブーム”首先的選擇就是跟風，而且爭先恐後，勁頭狂熱，唯恐被落於“ブーム”之外。這體現出的是日本人深刻而獨特的群體意識。有人提到了日本人的排隊現象，確實，一家拉麵店的門口若有兩三人排隊等候，就不愁會擴大到五六七八人，因此有店家特意雇人排隊來充門麵。我見過更滑稽的一幕。某年東京電影節期間，在涉穀車站前，幾十個男青年脫得隻剩短褲，在廣場上高喊勵誌口號。路過的陌生男青年陸續有脫衣加入者，那興奮勁兒如同“找到了組織”。此類胡鬧不雅的舉動，一個人做會被當作瘋子，但數十人一起做，就儼然成了一場狂歡式的“祭り”。

　　加繆曾說過，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有罪而曆史無罪。這是個人和曆史的對應，談到日本人，我們或許可以把個人與群體聯係起來，就會發現一個古怪的結論：群體有罪則個人無罪。日本人期待加入群體的一個原因，是在集體的名義籠罩之下，個人行為的動機與後果受到了洗淨與庇護。前述的街頭鬧劇，堪稱精到的展示。當然，戰爭罪行和責任問題亦完全符合此一特點。日本官方可以一再承認日本“給亞洲等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但並不肯追究特定個體的罪愆。

　　說日本人的群體意識獨特，也不妨拿來和中國人做一比較。日本人有沒有個人意識？有。在個人生活層麵，他/她的個體感很突出，比如和家庭成員的疏離態度，比如另類小眾的私人喜好，都顯得相當“個”；然而在社會生活層麵，他們又追求“群”，比如積極參加各種團體活動，比如熱衷於追逐社會潮流。中國人呢？似乎正好和日本人相反。在社會生活層麵，中國人常常要顯示自己的個性，特立獨行，別樹一幟，甚至成為不惜違背公德的個人主義者；在個人生活層麵，中國人更重視並依賴家庭、親友等關係，並願意為此做出哪怕是違心的讓步犧牲。

　　在群體裏，日本人仿佛以一種消泯自我的方式，更確定地找到了自我。如果不允許被加入群體，或因某些原因難以融入群體，那麽將意味著生活上的困境。2006年，嫁到日本的中國籍女子鄭永善殺死兩名幼兒的案件轟動一時，報道中就提到她在人際關係上遇到的嚴重隔閡。子女在同一幼兒園或學校的日本婦女們一定要組成所謂“媽媽會”，經常舉行聚會活動，雖無強製性，但若不參加就會被排斥，並殃及孩子。來自異文化的鄭永善，其精神壓力可想而知。

　　跟風，說白了就是要緊隨群體。搶購香蕉是小事兒，追捧韓流也不算啥，最危險的是殺人、自殺之類的也會有跟風現象。某人在車站站台上企圖把無辜者推落鐵軌未遂，幾天內就一定會出現追仿的案件。秋葉原街道上的加藤智大血案發生後，效仿他在網站上宣稱要大開殺戒的人紛紛冒頭。所以，每當看到媒體曝出什麽大案，我就想到不知又會有多少“模仿犯”？

　　六、排榜

　　已故曆史學者黃仁宇有個著名的論述，即中國過去之所以落後僵化，在於缺乏“數目字管理”。這是個新穎但含混的觀點，甚至黃仁宇本人也沒能闡釋清楚“數目字管理”的含義到底為何。而且，他最大的理論缺陷是以前現代中國的客觀條件，根本無法做到他所孜孜以求的“數目字管理”。首要的技術限製就在於資訊收集與傳遞的方式，對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或許因傳統影響，中國人在數據資料上麵的重視程度確實有所不足，特別是和日本人相比較。比如涉及曆史爭議問題時，日本人往往會質疑中方的數據，並拿出己方詳盡的資料作為對照。這可以說是一種偷換概念、渾水摸魚的狡猾做法，可中方在辯駁時會頗感費力。畢竟，數據有其直截簡明的說服力，勝過長篇累牘的說理。

　　說起日本人對數據的熱愛，可能比生魚片還來得自然深厚。無論是論著、教材，還是報道、宣傳品，隨處可見數據的統計。市麵上有不少專門羅列數據的書籍，內容五花八門，並且每年更新。表弟就讀中學時，學校發了一本就叫《數據書》的書，我看了很喜歡。該書全由世界各國數據組成，在中國的那一節，我竟然看到了“馬1019萬匹，豬46806萬頭，雞30億隻……”給初中生發放這玩意兒（表弟慷慨將書贈我，說“沒意思”），卻可見日本人對情報資訊的重視做到了從小抓起。

　　有了數據，自然就能排榜。而且，數據排了榜，也就更富參考意義。所以，日本人喜歡排榜，事無巨細地排榜。www。goo。ne。jp是日本比較流行的門戶網站，其中專設了一個排行榜欄目，現在有6000多個排行榜，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有的看起來很好玩兒。比如竟然有女性心目中男性“腳踩兩（多）隻船”跡象的排行榜。前十項中，隱藏或不讓看手機高居榜首，經常和某人發短信排第三，手機短信量增多排第五，曾刪除通話通信紀錄排第六。和手機相關的獨占四項，凸顯了手機在當代人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位置。這個榜看似無聊，倒還值得琢磨。而《日本經濟新聞》的副刊則有個欄目，叫做“何でもランング”，即“什麽都能排個榜”。大概這一天一榜委實有點太頻，於是我看到“最適合家長與子女一起搭乘的索道排行榜”，真難為了責任編輯那為賦新詞的用心良苦。

　　“何でもランング”的精神確實在日本人身上得到了極致的展現。日本內閣府和總務省年年公布一個排行榜，即全國各個都市車站附近停放的自行車數量，並且分正當和違章兩類。內閣部門組織調查這個排行榜，中國人是不是會覺得有些難以理喻？

　　排行榜之所以流行，其實還是國民性使然。榜單的最大功用，可能提供了一種指示，令觀者不用調查不用思考，一下子直奔結論。你知道什麽最人氣最便宜最方便最舒適……？統統有排行榜為證。前麵說過日本人喜歡跟風，排行榜無疑是一個有助於掌握風向隨大流的得力工具。不過，若你信了這個排行榜但親身體驗之後心有不甘乃至大呼上當，也千萬別怪人家，隻能說你自己大概品位獨特吧。就像常見的各種期刊上的美食排行榜，連拉麵店也排出幾十名的高下先後，詳細到了麵的分量、湯的濃度、肉的可口等細節，可倘若你按照榜單的指引去親嚐，沒準兒會感到大失所望。

　　但是，排行榜這玩意兒還是有其妙處的。假如把幾十年來一直持續的某些排行榜拿出來縱觀，會從中品味到世相的起伏，人心的嬗變，環境的遷移。簡單的例子，就拿日本政府與民間機構每年都做的外國好感度排行榜來說，幾十年來中國的排序上下，充分驗證了國際政經格局與中日關係的風雨曆程。不管是探究國家戰略發展，還是研討社會文化變革，排行榜都是一個有益的參考。

　　七、浪費

　　日本商家販賣的成品食品，一定帶有“賞味期限”的標簽，如果臨近就隻好降價，過期則隻能扔掉，否則便會惹來麻煩。近年來，有幾家企業曾經篡改期限被曝光，遭到了輿論的口誅筆伐。比如著名的糕點製造商不二家，因為使用了超出“賞味期限”的原材料，信譽和業績都備受打擊。

　　然而，“賞味期限”的約束之下，大量食品被丟棄，無疑是一個更加嚴肅的社會問題。媒體的統計表明，日本每年已經加工好的食品因此被扔掉的，多達2000萬噸。食品學家說，一個人若活到80歲，一生消耗的食品（不包括飲水）大約20餘噸。也就是說，日本一年的報廢食品，或可以養活100萬人。全世界有數億人挨餓，每年幾百萬兒童餓死，那些食品的結局真是可惜。

　　上學時隔壁的天津男孩小張在便利店打工，時常拿回過了“賞味期限”的盒飯、麵包等食物，據說是店長免費贈送的。我也跟著蹭過一些，味道什麽的根本沒太在意，甚至還吃得滿香。有研修生也講過她們如何在晚上前往超市的廢品存放處，拿被擺放在那兒的過期盒飯，有時還會遇到同樣去覓食的流浪漢。所以，有人提出在“賞味期限”之外，再加上“可食期限”的想法，所謂“賞味”是指食品的原味得到保證，而“可食”意味著雖然味道不那麽新鮮，但還能被人食用。我和研修生們吃的就屬於“可食”。這個建議理論上講不錯，但對商家而言，會導致成本的增加。況且，“可食”的界定比較微妙，萬一出了紕漏，商家必定不願承擔責任。

　　於是，“賞味期限”標簽下的浪費似乎隻能繼續。

　　一位日本女士在七十年代末曾隨代表團訪問中國，下榻北京某飯店。不久，代表團要求女士們在扔掉自己穿過的長筒襪時，必須附一張紙條寫著“不要了”。原來，有的女團員把襪子扔掉後，竟然被飯店的服務人員洗熨幹淨，平平整整地送了回來。這位女士說，這個經曆給她的心靈帶來了很大的震撼，“畢竟是了不起的中國啊”，她為“日本人太不節儉”感到慚愧。但到了八十年代，一位在日中國留學生到快餐店打工，對製作三明治時把麵包的周邊全部切掉扔進垃圾箱極為看不過眼，可他的惋惜被日本同事嘲笑為“因為你們中國貧窮”。

　　日本曆史上，節儉也是被稱道的傳統美德。但是，身處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現代商品社會，節儉意識無可避免地受到了侵蝕。長筒襪的那個故事，今天聽起來，不管是在中國或日本，都隻剩下白頭宮女說玄宗的味道。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裏，環保、節能、回收再利用等等口號比比皆是。客觀地說，日本這方麵有不少值得學習借鑒的經驗，最簡單的莫過於垃圾分類。但是，所見所感又讓人對這一切不得不心生疑竇：與其作秀般的鼓吹環保，何不減少些實實在在的浪費呢？在絕大多數車站，自動扶梯時刻空轉著；在團地的公寓裏，成百上千的燈火徹夜通明；在超市或百貨商場內，冷氣足以讓人打個哆嗦；在商品貨架上，一次性的各類生活用品琳琅滿目……

　　地球的資源有限，有人占有得多，有人就得減少。要想多占的辦法，可以依靠暴力征服掠奪，也可以憑借“商業”交易換取。日本人所維持的衣食富足的生活，實際上同樣是以貧困地區人們的艱辛饑餓作為代價。對他們的最大援助不是貸款或贈物，可能隻要多一點節儉，少一點對物質生活的狂熱追逐，效果說不定更好。不過，人類世界是殘酷的，因為人難免自私，誰也不願主動降低自己的物質享受水平。就像捕鯨，無論如何，日本人會堅持到底，並振振有詞：憑什麽要我放棄我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