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

第十一章 假如毛澤東去騎馬

　　梁衡

　　一

　　毛澤東智慧超群，膽識過人，一生無論軍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驚人之筆，讓人回味無窮。但有一筆更為驚人，隻是可惜未能實現。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說：“如有可能，我就遊黃河、遊長江。從黃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質學家、生物學家、文學家，隻準騎馬，不準坐卡車，更不準坐火車，一天走60裏，騎馬30裏，走路30裏，騎騎走走，一路往昆侖山去。然後到豬八戒去過的那個通天河，從長江上遊，沿江而下，從金沙江到崇明島。國內國際的形勢，我還可以搞，帶個電台，比如，從黃河入海口走到鄭州，走了一個半月，要開會了我就開會，開了會我又從鄭州出發，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務。我很想學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的專列過濟南，他對上車看他的舒同與楊得誌說：“我就是想騎馬沿著兩條河走，一條黃河，一條長江。如果你們讚成，幫我準備一匹馬。”1961年3月23日毛在廣州說：“在下一次會議或者什麽時候，我要做點典型調查，才能交賬。我很想恢複騎馬的製度，不坐火車，不坐汽車，想跑兩條江。從黃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發源地，然後跨過山去，到揚子江的發源地，順流而下。不要多少時間，有三年時間就可以橫過去，頂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個秘書調往陝西，他說：“你先打個前站，我隨後騎馬就去。”1972年，毛大病一場，剛好一點，他就說：“看來，我去黃河還是有希望的。”可見他對兩河之行向往的熱切。

　　自從看到這幾則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澤東真的實現了騎馬走江河，該是什麽樣子？

　　這個計劃本已確定下來，大約準備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從騎兵部隊調來的警衛人員也開始在北戴河訓練。也已為毛澤東準備了一匹個頭不太大的白馬，很巧合，他轉戰陝北時騎的也是一匹白馬。整個夏天，毛的運動就是兩項，遊泳和騎馬。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發“北部灣事件”，美國入侵越南。6日晨，毛遺憾地說：“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黃河這次是去不成了。”

　　這實在是太遺憾了，是一個國家的遺憾、民族的遺憾，中國曆史失去了一次改寫的機會。按毛的計劃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兩河歸來，已是1969年，那個對國家民族損毀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遲發生，甚至避免。試想一個最高領袖深入民間四年，將會有多少新東西湧入他的腦海，又該有什麽新的政策出台，黨史、國史將會有一個什麽樣的新版本？一個偉大的詩人，用雙腳丈量祖國的河山，“目既往還，心亦吐納”，又該有多少氣勢磅礴的詩作？

　　我們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勢，那是新中國建國後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績已有不少，教訓也有一些，黨又一次走在將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當時我們已犯過的幾個大錯誤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難。這時全黨已經開始心平氣和地看問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中央承認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錯誤，毛澤東也作了自我批評。形勢已有了明顯好轉。原子彈爆炸，全國學大寨、學大慶、學雷鋒、學焦裕祿，國力增強，民心向上。但是從深層來看，對這些錯誤的根源還沒有從思想上徹底解決。就像遵義會議時，從行動上和組織上已停止了“左”傾的錯誤，但真正從思想和路線上解決問題，還得等到延安整風。急病先治標，症退再治本。當時黨和國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時。毛澤東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騎馬走兩河的。

　　二

　　我們設想著，當毛澤東騎馬走江河時，對他觸動最深的是中國農業的落後和農村發展的緩慢。

　　毛是農民的兒子，他和農民天然地血脈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義，十年的土地革命是為農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窯洞，穿補丁衣服，大口吃茶葉葉子，揀食掉在桌子上的米粒，爬在水缸蓋上指揮大戰役，在延安時還和戰士一塊開荒，在西北坡時還下田插秧。還有包括江青看不慣的大口吃紅燒肉、吃辣椒，他簡直就是一個農民，一個讀了書、當了領袖的農民。毛澤東一生的思維從沒有離開過農民。隻不過命運逼得他建國前大部分時間研究戰爭；建國後，又急於振興工業，以至於1953年發生了與梁漱溟的爭吵，被梁誤以為忘了農民。他1958年發起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也是為了農業的盡快翻身，有點空想，有點急躁，被彭德懷說成“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那一句話真的刺傷了他的心，但沒有人懷疑他不是為了農民。

　　他打馬上路了，行行走走，一個半月後到達鄭州。因為是馬隊，不能進城住賓館，便找一個依岸傍河的村莊宿營，架好電台，攤開文件、書籍。一如戰爭時期那樣，有親熱的房東打水、燒炕，有調皮的兒童跑前跑後，飯後他就挑燈讀書、辦公。但我猜想毛這天在鄭州的黃河邊肯定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河南這個地方是當年人民公社運動的發祥地。這裏誕生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信陽地區遂平縣的“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十年前，1958年8月6日晚，他到鄭州，7日晨就急著聽匯報，當他看到《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章程》時，如獲至寶，連說：“這是個好東西！”便喜而攜去，接著又去視察山東，8月底就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公社遍行全國，河南首其功，信陽首其功。但是全國第一個餓死人的“信陽事件”也是發生在這裏，成了三年困難時期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劉少奇說，餓死人這是要上史書的啊。毛不得不在1960年10月23日到26日專門聽取信陽事件的匯報，全國急刹車，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才渡過難關。

　　這次，毛沿途一路走來，看到了許多1958年“大躍進”留下的半截子工程，雖經調整後，農村情況大有好轉，但社員還是出工不出力。房東悄悄地對他說“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種形式對農村生產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還是破壞作用。為什麽農民對土地的熱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戰爭時期，邊打仗邊土改，農民一分到地就參軍、支前，熱情何等地高。

　　離開鄭州之後，毛溯流而上，他很急切地想知道1958年修建的大工程三門峽水庫現在怎麽樣了。這工程當時是何等的激動人心啊。詩人賀敬之的《三門峽梳妝台》曾傳唱全國。“展我治黃河萬裏圖，先紮黃河腰中帶--責令李白改詩句：黃河之水手中來！銀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風走東海。”這些句子直到現在我還能背得出，那真是一個充滿著革命浪漫主義的時代。毛很想看看這萬年的黃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風走東海”。很想看看他日思夜想的黃河現在變成什麽樣子。他立馬高坡，極目一望時，這裏卻不是他想象中的高原明鏡，而是一片濕地，但見水霧茫茫，蘆花蕩蕩。原本本想借這座水庫攔腰一斬，根治黃河水害，但是才過幾年就已沙淤庫滿，下遊未得其利，上遊反受其害，關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受到威脅。他眉頭一皺，問黃河上遊每年來沙多少，隨行專家答：“16億噸。”這就是再修十個水庫也不夠它淤填的啊。當初上上下下熱情高漲，又相信蘇聯專家的話，並沒有精細地測算和科學地論證，就匆匆上馬。看來建設和打仗一樣，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戰爭還要複雜，戰場上可立見勝負，而一項大的經濟建設決策，牽涉的麵更廣，顯示出結果的周期更長。

　　我猜想毛這次重到西北，親見水土流失，一定會讓他重新考慮中國農業發展的大計。解放後毛大多走江南，再沒有到過黃河以西。但他閱讀了大量史書，無時不在做著西行考察的準備。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向他匯報引黃濟晉的雄心壯誌，他說：“你這算什麽雄心壯誌，你們查一下《漢書》，那時就有人建議從包頭引黃河過北京東注入海。當時水大，漢武帝還能坐樓船在汾河上航行呢，現在水都幹了，我們愧對晉民啊。”這塊中國西北角的紅色根據地，當年曾支撐了中共領導的全民抗戰，支持了解放戰爭的勝利。但是自解放以後就再也擺不脫黃風、黃沙、黃水的蹂躪。晉陝之間的這一段黃河，毛澤東曾經兩次東渡。第一次是1936年由綏德過河東征抗日，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園春雪》，第二次是由吳堡過河到臨縣，向西北坡進發，定都北京。當時因木船太小，跟他多年的那匹老白馬隻好留在河西。他登上東岸，回望滔滔黃水，激動地講了那名言：“你可以藐視一切，但不能藐視黃河。”據他的護士長回憶，毛進城後至少九次談起黃河，他說，“這條河與我共過患難”，“每次看黃河回來心裏就不好受”，“我們欠了黃河的情”，“我是個到了黃河也不死心的人”。

　　這次毛重訪舊地，我猜想米脂縣楊家溝是一定要去的。1947年11月22日到1948年3月21日他一直住在這裏，這是他轉戰陝北期間住得最長的一個村子，並在這裏召開了有裏程碑意義的準備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十二月會議”。但現在這裏還是溝深路窄，僅容一馬，道路泥濘，一如二十年前。農民的住房，還沒有一間能趕上過去村裏地主的老房子。而當年毛的指揮部，整個黨中央機關就借住在楊家溝一家馬姓地主的宅院裏，他就是在這裏勝利指揮了全國的戰略大轉折啊。我去看過，這處院子就是現在也十分完好，村裏仍無其他民房所能出其右。這次毛重回楊家溝還住在當年他的那組三孔相連的窯洞裏，心中感慨良多。當年撤出延安，被胡宗南追得行無定所，但借得窯洞一孔，彈指一揮，就橫掃蔣家百萬兵。現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權，卻還不能一掃窮和困，給民飽與暖。可憐二十年前邊區月仍照今時放羊人。發展遲緩的原因到底何在？

　　向最基層的普通人學習，是毛一向所提倡的。調查研究成了毛政治品德和工作方法中最鮮明的一條。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裏曾寫到對毛的第一印象是：“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毛曾說：“當年是一個監獄的小吏讓我知道了舊中國的監獄如何黑暗。”毛在1925-1933年曾認真作過農村調查，1941年又將其結集出版，他在《農村調查》序言裏寫道：“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共產黨人也不能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那時他十分注意傾聽基層呼聲。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延安一個農民，天打雷劈死了他的毛驢，就說：“何不劈死毛澤東？”邊區保衛部門要以反革命罪逮捕這個農民。毛說，他這樣說必有他的理由。一問是邊區農民負擔太重。毛就讓減稅。所以，當時邊區地域雖小，生活雖苦，但領袖胸如海，百姓口無忌，上下一條心，共產黨終得天下。

　　這次，毛一路或騎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間，所見所聞，隱隱感到民間積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與黃炎培的“窯洞對”談話，那時雖還未得天下，但黃已問到他將來怎樣治天下。他說：“隻要堅持民主，讓老百姓監督政府，政權就能永葆活力。”想到讓人民監督，毛忽然憶起一個人，此人就是戶縣農民楊偉名。楊是一普通農民，在村裏任大隊會計，他關心政治，以一點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學好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寫萬言書，係統分析農村形勢，提出許多尖銳而又中肯的意見。如：允許單幹；敞開自由市場；不要急於過渡，再堅持一段新民主主義；要防止報喜不報憂；等等。現在看來，這些話全部被不幸言中。這篇文章的題目叫《一葉知秋》，意即，從分析陝西情況即可知全國農村形勢之危。其忠諫之情溢於言表。當時毛正熱心於“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些意見當然聽不進去，便憤而批曰：“什麽一葉知秋，是一葉知冬。”其時，黨內也早有一部分同誌看到了危機，並提出了對策，比較有名的就是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上被毛點名批評。從此，逆耳忠言漸少，繼而鴉雀無聲。鄧小平推說耳聾再不主動問政，陳雲則經常稱病住院。而黃河之濱這個樸素的農民思想家楊偉名則被大會批、小會鬥，後在“文革”中自殺。（2002年，陝西曾開研討會紀念楊偉名，並為他出版文集。2005年，我曾訪其故居，秋風小院在，柿樹葉正紅。這是後話。）這次毛重走黃河，又到陝西，看到當年的許多問題依舊沒有結果，就想起這個躬耕於關中的奇才，便著人把他接來，作徹夜之談。毛像當年向小獄吏請教獄情，在延安街頭光著頭向農民恭問政情一樣，向這個農民思想家問計於國是。這是20世紀60年代中共領袖與一位普通農民的對話。不是《三國演義》上臥龍崗的“隆中對”，也不是1945年延安的“窯洞對”，而是在黃河邊的某一孔窯洞裏的“河邊對”。楊偉名一定侃侃而談，細算生產隊的家底，縱論國家大勢。毛會暗暗點頭，想起他自己常說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又想起1948年他為佳縣縣委題的字“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當時他轉戰到這裏，部隊要打佳縣，仗要打三天，需12萬斤糧。但糧食早讓胡宗南搶掠一空。他問佳縣縣長張俊賢有沒有辦法。張說：“把全縣堅壁的糧挖出來，夠部隊吃上一天；把全縣地裏未成熟的玉米、穀子收割了，還可吃一天；剩下的一天，把全縣的羊和驢都殺了！”戰鬥打響，群眾拉著糧、驢、羊支前，自己吃樹葉、樹皮。戰後很長時間，這個縣見不到驢和羊。那時候，政府和百姓，真是魚水難分啊。看來這些年離群眾是遠了一點。（毛是性情中人，他或許還會當場邀楊到中央那個政策研究部門去工作，就像後麵要談到的，他聽完就三峽問題的禦前辯論後，當場邀李銳做他的秘書。況楊本來就一直是西北局的特聘編外政策研究員。而以楊的性格則會說，臣本布衣，隻求盡心，不求聞達，還是躬耕關中，位卑不敢忘國，不時為政府上達一點實情。）送走客人，他點燃一支煙，仰臥土炕，看著窯洞穹頂厚厚的黃土，想起自己1945年在延安說過的那句話：“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現在早已生根開花，但卻要將忘其土啊。

　　總之，還不等走完黃河全程，在晉、陝、寧、甘一線，毛的心情就沉重複雜起來。在這裏，當年的他曾是“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可現在毛無論如何也高興不起來，他立馬河邊，麵對滔滔黃水，透過陣陣風沙，看遠處那溝溝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彎腰點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農民，不禁有一點心酸。“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這樣轟轟烈烈，怎麽就沒能解放出更多的生產力，改善農民的生活，改變他們的境遇呢？

　　毛繼續沿黃河前行，北上河套，南取寧夏，繞了一個大彎後西到蘭州。在這裏向北沿祁連山麓就是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向南沿黃河就將進入上遊的青海、四川。他決定在蘭州休整一周。這蘭州以西是曆代流放欽犯和謫貶官員的地方。他想起林則徐虎門銷煙之後就是經過這裏而貶往新疆的。毛澤東出行，電台、文件、書籍三件寶，常讀之書和沿途相關之書總要帶足。現在韶山的“毛澤東遺物館”裏存有他出行的書箱，足有一米見方。林則徐是他敬仰的人物，長夜難眠，他便命秘書找出林的《雲左山房詩鈔》挑燈閱讀，卷中有不少是林則徐在河南奉旨治完黃河後又一路繼續戴罪西行，過蘭州，出玉門的詩作，多抒發他的報國熱情和記述西部的山川邊情。林詩豪放而深沉，毛性剛烈而浪漫，把卷在手，戈壁古道長無盡，窗外黃河嗚有聲。此時，兩個偉人跨越時空，頗多共鳴。毛有抄錄名人詩作練字的習慣，他讀得興起，便披衣下床，展紙揮毫，抄錄了林的一首《出嘉峪關感賦》：

　　東西尉侯往來通，博望星槎笑鑿空。

　　塞下傳笳歌敕勒，樓頭倚劍接崆峒。

　　長城飲馬寒宵月，古戍盤雕大漠風。

　　除是盧龍山海險，東南誰比此關雄！

　　這幅書法，借原詩的氣勢，濃墨酣情，神采飛揚，經放大後至今仍高高掛在人民大會堂甘肅廳的東牆上。書罷林詩，毛推窗北望，想這次隻能按原計劃溯黃河而上，祁連山、嘉峪關一線是去不了啦，不覺有幾分惆悵。新疆是他的胞弟毛澤民犧牲的地方。那個方向還有兩件事讓他心有所動。一是，當年西路軍在這裏全軍覆沒，徐向前隻身討飯走回延安，這是我軍史上極悲慘的一頁。二是，1957年反右之後一大批右派發配西部，王震的兵團就安排了不少人，這其中就有詩人艾青等不少文化人。現時已十年，這些人中似可起用一些，以示寬慰。他在這裏休整一周，接見了一些仍流散在河西走廊的老紅軍，聽取了右派改造工作的匯報，囑咐地方上調研後就這兩事提出相應的政策上報。

　　離開蘭州，毛一行逆黃河而上，又經月餘到達青、甘、川三省交界處的黃河第一彎。他登上南岸四川阿壩境內的一座小山，正是晚霞壓山，殘陽如血，但見黃河北來，蜿蜒九曲，明滅倏忽，如一道閃電劃過高原，不禁詩興大發，隨即吟道：

　　九曲黃河第一彎，長河落日此處圓。

　　從來豪氣看西北，濤聲依舊五千年。

　　他想，我們一定要對得起黃河，對得起黃河兒女。

　　這裏已近黃河源頭，海拔4000米以上，他們放慢速度，緩緩而行，數十天後終於經過巴顏喀拉山，到達長江的源頭大通河，這便進入長江流域。

　　三

　　接下來，毛澤東走長江與走黃河的心境不同。在黃河流域，主要是勾起了他對戰爭歲月的回憶和對老區人民的感念，深感現在民生建設不盡如人意，得趕快發展經濟。而走長江一線更多的是政治反思，是關於在這裏曾發生過的許多極“左”錯誤的思考。

　　順沱沱河、通天河而下，入金沙江，便進入貴州、四川界。這裏是中央部署的大三線基地。毛澤東不愧為偉大的戰略家，他從戰爭中走來，總擔心天下不穩，國家遭殃。在原子彈研製成功後，他又力主在長江、黃河的上遊，建設一個可以支持原子戰爭的大三線基地。他還把自己的老戰友、新冤家彭德懷派來任基地三把手。毛彭關係，可以說是合不來又離不開。曆史上許多關係到黨的命運和毛的威信的大戰、硬戰，都是彭幫毛來打。最關鍵的有三次，紅軍長征出發過湘江、解放戰爭時的轉戰陝北和剛建國時的朝鮮戰爭。尤其是出兵朝鮮，中央議而不決，彭從西北趕回，投了支持毛的關鍵一票，而在林彪不願掛帥出征的情況下，彭又挺身而出，實現了毛的戰略。但是自從進城之後，毛彭之間漸漸生分。戰爭時期，大家都稱毛為“老毛”，進了北京，漸漸改稱“主席”。有一天彭突然發現中南海裏，隻有他一人還在叫“老毛”，便很不好意思，也悄悄改口。這最後一位稱“老毛”的角色由彭來扮演，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的交往之深和彭性格的純真率直。但1959年在廬山上，兩個戰友終於翻臉。其時毛正醉心於“大躍進”、人民公社，雄心勃勃，自以為找到了邁向共產主義的好辦法。彭卻發現農村公共食堂裏農民吃不飽，老百姓在餓肚子，“大躍進”破壞了生產力。“穀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他要為民鼓與呼。這場爭論其實是空想與實事求是之爭。結果是彭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並又擴大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全國大反右傾，株連500多萬人。後來黃克誠說：“這件事對我國曆史的發展影響巨大深遠，從此黨內失去了敢言之士，而遷就逢迎之風日盛。”但是，直到下山時毛還說，我要寫一篇大文章《人民公社萬歲》，向全世界宣布中國的成就。並已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為他準備材料。但還不到年底，農村就敗象漸露，這篇文章也就胎死腹中。1965年9月，毛對彭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便派他到三線來工作。

　　未想，兩位生死之交的戰友，廬山翻臉，北京一別，今日相會卻在金沙江畔，在這個30年前長征經過的地方，多少話真不知從哪裏說起。明月夜，青燈旁，白頭搔更短，往事情卻長。毛澤東蓋世英雄，向來敢翻臉也敢認錯。他在延安整風時對被“搶救運動”中錯整的人脫帽道歉；1959年感謝陳雲、周恩來在經濟工作方麵的冷靜，說“家貧思賢妻，國難識英雄”；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對“大躍進”的錯誤的認錯。現在毛經三年來的沿河考察，深入民間，所見所聞，許多爭論已為曆史所印證。他也許會說一聲：“老彭，看來是你對了！”

　　行自四川境內，毛還會想起另一個人，即他的秘書田家英。廬山會議前，毛提倡調查研究，便派身邊的人下去了解情況，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後給他帶去一份農民吃不飽、農業衰退的實情報告，他心有不悅。加之四川省委投毛之好又反告田一狀，田在廬山上也受到了批評，從此就再不受信任（“文革”一起，田即自殺，這是後話）。這時他一定會想起田家英為他擬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開幕詞：“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不覺悵然若失。看來自己過去確實是有點好大喜功，下麵也就報喜不報憂，以至造成許多失誤。長夜靜思，山風陣陣，江水隆隆。他推窗望月，金沙水拍雲崖暖，驚憶往事心猶寒。

　　解放後毛出京工作，少在北方，多在南方，所以許多作出重要決策的，在黨史上有裏程碑意義的會議多在長江一線。如：1958年1月周恩來、陳雲被迫作檢討的南寧會議；4月再次確立了“大躍進”思路的武漢會議；1959年4月檢討“大躍進”的上海會議（就是在這次會上，他第一次提出騎馬走兩河）；1959年7月批右傾的廬山會議、1961年糾正左的錯誤的第二次廬山會議等。總的來講，這些會議上都是毛說了算，反麵意見聽得少。

　　但有一次毛是認真聽了不同意見，並聽了進去。這就是關於建三峽水庫的爭論。自孫中山時，就有修三峽的設想，毛也曾暢想“高峽出平湖”，但到底是否可行，毛十分慎重。1958年1月他曾在南寧組織了後來被稱為“禦前辯論”的兩派大對決，也就在這次他很欣賞反對派李銳，當場點名要李做他的秘書。毛曾在1958年3月29日自重慶上船，仔細考察了長江三峽，至4月1日到武漢上岸。他對修三峽一直持慎重態度，他說：“最後下決心準備修建及何時修建，要待各個方麵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作出決定。”這次毛騎馬從陸路過三峽一定會聯想到那個當年輕易上馬、現已沙淤庫滿的三門峽水庫。幸虧當時聽了不同意見，三峽才成為“大躍進”中唯一沒有頭腦發熱、輕易上馬的大工程。現在想來都有點後怕。看來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假。（24年後，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興建三峽工程的決議。在這個長過程中因為有反對意見，才有無數次的反複論證，人們說三峽工程上馬，反對派的功勞比支持派還大。這是後話。）

　　毛從四川入湖北，過宜昌到武漢。這次因是帶著馬隊出行，當然不住上次住過的東湖賓館，他們選一依山靠水之處安營紮寨，這倒有了一點飲馬長江的味道。毛不禁想起他1956年在這裏的詩作：“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裏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餘。”又想起1958年4月在這裏召開的武漢會議，在鼓動“大躍進”的同時，毛給那些很興奮的省委書記們也潑了一點冷水。但全黨的狂熱已被鼓動起來，想再壓下去已不容易。他想，那時的心態要是“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再從容一點，繼續給他們降降溫，後果也許會好一點。

　　離開湖北進入江西不久就到廬山。這廬山堪稱是中國現代政治史上的一個坐標點。1886年英國傳教士李德立在這裏首先買地蓋房，開發廬山。從1928年到1947年，前後20年，蔣介石在這裏指揮“剿共”、抗日。1927年，瞿秋白在這裏起草“八一”起義提綱。1937年盧溝橋槍聲驟響，正在山上舉辦的國民黨廬山軍官訓練團提前結業，直接奔赴抗日前線。1948年蔣介石敗退大陸，淚別廬山。蔣離去十年後，1959年毛第一次登上廬山，住在蔣介石和宋美齡住過的“美廬”別墅，看見工人正要鑿掉“美廬”二字，忙上前製止，說這是曆史。就是這一次在山上召開了給黨留下巨大傷痛的廬山會議。1961年，毛欲補前會之錯，又上山召開第二次廬山會議。他借用《禮記》裏的一句話：“未有先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痛感革命事業不可能有人先給你準備好成熟的經驗。這一次毛在山上說，他此生有三願：一是下放，搞一年工業，一年農業，半年商業；二是騎馬走一次長江、黃河；三是寫一本書，把自己的缺點、錯誤統統寫入，讓世人評說。他認為自己好壞七、三開就滿足了。1970年毛又三上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敲山震虎，與林彪已初顯裂痕。還有一件事少有人知，蔣介石去台多年，自知反攻無望，願意談判回歸。1965年7月已初步達成六項協議，其中有一條：蔣回大陸後所選的“湯沐之地”（封地）就是廬山。惜“文革”一起，此事告吹。

　　到了廬山，毛的兩河之行已完成四分之三。他決定在這裏休整數日，一上山便放馬林間，讓小白馬也去自由自在地輕鬆幾日。他還住“美廬”，飯後乘著月色散步在牯嶺小街上，不遠處就是當年廬山會議時彭德懷黃克誠合住的176號別墅，往西30米是張聞天的別墅，再遠處是周小舟的別墅。所謂“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發此方寸之地，卻曾矗立過中共黨史上的幾個巨人。除周小舟資格稍差外，彭、黃、張都是井岡山時期和毛一起的“綠林好漢”，想不到掌權之後又來到這座山上來吵架。毛憶想那次論爭，雖然劍拔弩張，卻也熱誠感人，大家講的都是真話。他自己也實在有點盛氣淩人。現在人去樓空，唯餘這些石頭房子，門窗緊閉，苔痕滿牆，好一種曆史的空茫。如果當時這廬山之爭也能像三峽之爭一樣，允許發表一點不同意見，後果也不會這樣。後來雖有1961年二次廬山會議的補救之舉，但今天想來，他心中還是有一種隱隱的自責。回到美廬，剛點燃一支煙，一抬頭看見牆上掛著59年他一上廬山時的那首豪邁詩作：“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他在自己的這幅放大的手跡前佇立良久，光陰似箭，不覺就是十年啊。他沉思片刻口中輕輕吟道：

　　安得倚天轉鬥柄，挽回銀河洗舊怨。

　　二十年來是與非，重來筆底化新篇。

　　這詩，雖是自責，卻椽筆墨海，隱隱雷鳴，仍不失雄霸之氣。他抽完一支煙，又翻檢了一下當日收到的電報、文件，辦了一會兒公，便用鉛筆將這首詩抄在一張便箋上，題為《三上廬山》，放入上衣口袋，準備明天在馬背上再仔細推敲，然後就上床歇息。（毛二上廬山時也寫有詩，就是那首為江青所拍的仙人洞題照。）毛澤東下山後，一路過安徽，下江蘇，走揚子江、黃浦江，直往長江的出海口上海市而去。

　　兩河之行結束，大約是1969年的9月，正是國慶29周年的前夕。毛澤東將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召集到上海，開了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三項決議。一是，今後一段時間內要重點抓一下經濟建設，暫不搞什麽政治運動（這比後來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黨的中心工作的轉移早9年）；二是，轉變黨的作風，特別戒假話、空話，加強調查研究和黨內民主（這是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的又一次的全黨思想大提高）；三是，總結教訓，對前幾年的一些重大問題統一認識（這比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早12年）。三個決議通過，局麵一新，當然也就沒有什麽“文化大革命”，沒有彭德懷等一批老幹部的損失，也沒有田家英等一批中年精英的夭折。如果再奢望一點，還可能通過一個關於黨的領導幹部退休的決議（這比1982年中央《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製度的決定》早13年）。因為到這年年底毛就滿76歲，兩河之行，四年歲月，一萬裏路雲和月，風餐露宿，鞍馬勞頓。他一定感到身體和精力大不比當年長征之時，畢竟年齡不饒人。而沿途，考察接談，視事閱人，發現無數基層幹部，有經驗，有知識，朝氣向上，正堪大任。這幾個決議通過，全黨歡呼，全民振奮。國家、民族又出現新的機遇。真如這樣，曆史何幸，國家何幸，民族何幸！

　　可惜時光不能倒流，曆史不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