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
報載,在剛剛結束不久的第23屆北京圖書訂貨會上,奇觀迭起,參展出版社為吸引讀者眼球,營銷手段可謂變幻莫測,花樣翻新,最有誘惑力的一幕發生在開幕當天,在書展二層最顯眼的發布大廳,小說《蛙》的新書發布會正在舉行,舞台上除了用於訪談的桌椅,還有一條延伸到觀眾席的紅地毯。燈光漸暗,時尚新潮的音樂響起,隻見兩位身著低胸白色紗裙的模特徐徐走上舞台。兩人邁著專業的時裝步,手裏捧著莫言的新書《蛙》。伴隨著音樂聲,一個頗為低沉的男聲正聲情並茂地介紹著《蛙》的故事梗概。這一新穎的形式立刻在現場贏得一片喝彩之聲。
據說,身在現場的莫言,“表情很淡定”,也很坦然,他表示:“傳統的閱讀方式正在受到電子化的擠壓,大家都在千方百計地吸引讀者的眼球,把讀者吸引過來。書模的出現是必然的趨勢,它沒有負麵的意義,人們會慢慢接受這樣的宣傳形式並成為一種習慣,我想今年的宣傳用了書模,明年的圖書宣傳形式會更加絢爛。”莫言的這番話,多少有一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的傷感。放在10年前,甚至5年前,我不相信莫言肯說這番話。可是,在當今這個娛樂為王的時代,他不僅一定要這樣說,而且,說的時候還要給人一種看上去“淡定”、“坦然”的感覺,想想也真夠難為他的。
誠然,這件事也照見了商業娛樂大潮中精英文學的尷尬處境。難以想象的是,現在要使人們注意到一本書(還甭提勸人讀了),竟要如此的煞費苦心嗎?我不懷疑出版人和作家的善良,他們不過希望有更多的人關注這本書,進而購買這本書,閱讀這本書罷了;但我懷疑它所能產生的效果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很有限?曆來勸人讀書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威逼,譬如頭懸梁錐刺股之類;另一種是利誘,甚至色誘,譬如紅袖添香、齊眉舉案之類。北宋皇帝勸士子讀書,其中就有“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車馬多如簇”的許諾。是不是很有效呢?應該算是有效的吧,我們從《聊齋》和《儒林外史》中可以找到許多有效的例子,但這種有效怕也隻能多出幾個範進或王生。
其實,以美女來勸人讀書,更像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辦法。美女也許能吸引更多的眼球關注此書,但無助於讀者與此書建立更深刻、更真實的關係,也擋不住精英文學漸入頹唐的大趨勢,反而暴露了精英文學的心虛和膽怯。美女書模之後還有什麽“更加絢爛”的手段呢?這種墜落隻能不斷地突破人們的心理底線,到那時,不知莫言是否還會顯得很“淡定”,很“坦然”。事實上,美女治不了精英文學的病。精英文學離美女越近,離社會現實,離我們這個時代,離掙紮於這個時代的社會大眾也就越遠了。它的病可也就越發的嚴重了。
春晚應是誰的春晚?
最近一段時間,關於春晚的消息特別多,有點鋪天蓋地、應接不暇的感覺。但此春晚已非彼春晚。在此之前,春晚仿佛是個專有名詞,一提春晚,大家自然想到央視春晚;在此之後,這個習慣怕是要變一變了,因為春晚太多了,不再是央視專有了。
大家稍一留意就會發現,今年張羅做春晚的人特別多。人們似乎並沒有因為去年“山寨春晚”的夭折而氣餒,反而使更多的人鼓起了勇氣,振奮了精神,煥發了鬥誌,要來完成這個未竟的事業。所以我們看今年,不僅有北京電視台的“網絡春晚”,還有八大門戶網站聯手打造,第一視頻首先推出的“春網開元”網絡大拜年,以及搜狐、網易、千橡互動、鳳凰新媒體、TOM網、千龍網、新浪網接力推出的網絡春節晚會,更有以“北漂”為號召舉辦的北漂春晚。恐怕還不止於此,從各種報道來看,已經有了老年春晚、農民春晚、搖滾春晚、動畫春晚等等,而且,春晚還辦到了社區、村鎮之中,甚至許多公司、企業,也來湊這個熱鬧,要自己籌辦春晚,其火爆景象,大有全民辦春晚的氣勢,看上去十分喜人。
這使我想到了人們口口相傳的傳統的春節,我生也晚,那種盛況,隻能從書本中去體會和感受了。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春節,絕非除夕一個晚上,而是一進入臘月就開始了,這種年節的氣氛一直要延續到整個正月,二月二,龍抬頭,接下來是春耕大忙,年節也就過去了。這帶有典型的農耕時代的文化特征,其中最顯著,也是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人人參與其中,沒有人是置身事外的,這也是所有民間民俗年節文化的特點。
然而,央視春晚的誕生悄悄地改變了春節的傳統文化內涵,它借助強大的媒體傳播之力,把內涵豐富的春節變成了全國人民對於除夕之夜一場晚會的期待,把自主參與的每一個個體變成了電視機前的昏昏看客。這或許正是央視春晚越來越難以為繼的根本原因。換個角度應該說,央視春晚曾經占了改革開放初期春節節慶文化活動相對比較貧乏、比較單調的先機,時至今日,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特別是傳統文化重新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的和節慶文化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被發掘出來,使得人民大眾對年節文化,特別是春節文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人們不再滿足除夕之夜的看客身份,而更希望自己也能上台一試身手,這恰好體現了民眾在節慶文化中主體意識的覺醒。
春晚應該是誰的春晚?當然是億萬民眾自己的春晚,而非一家一戶的春晚。就像早年間村村辦社火一樣,全民辦春晚,有沒有可能發展、演化成新型社區的節慶文化活動,使社區這種新的社會組織,真正取代傳統農耕時代的宗法村社組織,成為新型人際關係的社會紐帶呢?如果真能這樣的話,或許我們在有生之年還會看到春節複興的盛況,那時的春節才有可能之稱為中國人的狂歡節。
年度漢字是一麵鏡子
年度漢字評選近來頗受到輿論的關注。新華網日前推出了包括“愛”字在內的26個漢字的候選名單,希望通過網友的投票,選出2009年的中國年度漢字。從目前投票的情況來看,排在第一位的“愛”字得票率隻有2.82%,“漲”字的得票率最高,達到了15.3%,而緊隨其後的是“房”字和“被”字,前者為12.7%,後者為10.6%。
中國是漢字的故鄉,但年度漢字評選卻首先來自日本。自1995年起,每年年底,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漢檢)都要在古寺清水宮宣布年度漢字,至今已保持了13年。前不久剛剛公布了今年的年度漢字,“新”字因得票最多而當選。在台灣,由退休人士郭耀華所推薦的“盼”字在評選中勝出,成為本年度的當選漢字。
用一個字象征這一年的世態民情,是一項很有特色的文化創意,不是吹,在這個世界上,似乎也隻有漢字才能給人類似的暗示和聯想。日本的“新”字和台灣的“盼”字,就有許多微妙的含義和意味隱含在其中。回頭再看我們這裏的評選,每個字所包含的意味,幾乎一望而知,無須說明,也無須注釋,都是我們感同身受的。
比如新華網評選得票率最高的“漲”字,顯然是對我們當下生活經驗的高度概括。作為居民生活一日不可或缺的水、電、氣、油,其價格都在上漲;蔬菜、水果、糧油,價格也在上漲。如果聯係到排名第二的“房”字,那麽,這個“漲”字的麵目就更加露出其猙獰之相了。沒有人不認為,中國的房價已經漲到十分危險的高度,它有可能給我們帶來無法預測的危害,而不僅僅是窮人或不很窮的人都買不起房這麽簡單。和“房”字有關的還有那個帶血的“拆”字,這個字能在2009年進入公眾的視野,承載著更多人的觸目驚心的痛。
還有那個“被”字,更是活靈活現地表達了我們許多人的生活情態。事實上,在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一種“被”式的荒誕:被增長、被代表、被就業、被自殺、被自願、被幸福、被失蹤、被娛樂、被……我們的生活是無法選擇的,我們的命運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有人感歎:這一床“被”我們蓋得好沉重、好心寒。
無論如何,任何一個社會要想和諧穩定,不能沒有正當的民意表達的通道。古代有采詩,“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現代則有影視、文學等各種藝術創作,它們有責任,也有義務,承擔一定的對於民意的表達。但現在它們是否肯於承擔這種責任和義務,我們實在沒有把握。張藝謀說:“還要讓人沉重多久啊!”言外之意,他更願意以一種輕鬆、調笑的態度,到人們的兜兒裏去撈錢。由此可見,要把民意的表達托付給這些“不差錢”的人,一定是靠不住的!所謂死了張屠夫,不吃帶毛豬。當文藝淪落為娛樂的時候,我們隻能寄希望於民眾的自我表達。年度漢字評選就是一種很便捷的民意自我表達的方式,雖然一個字的表達難免有失偏頗,無法全麵反映這一年的生活麵貌,但它畢竟是一麵鏡子,可以照出我們的某些麵相,隻是希望它不要成為“哈哈鏡”最好。
家庭倫理劇能否少一點仇恨和暴力
這些年,看了一些家庭倫理劇和宅門劇。這些電視劇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都在家庭內部衝突方麵強調其人性的惡,我們時常會從屏幕上看到一些很慘烈、很殘暴的場麵,看上去很恐怖。這些源於家庭經濟財產的糾紛,或爭房子,或爭遺產,最終都演變為家庭內部你死我活的戰爭和仇殺。這些東西看得多了,在我就產生了一種錯覺,是不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家庭倫理關係(包括社會倫理關係)真的很糟糕呢?
從劇作者的角度說,電視劇不能沒有矛盾衝突,出於對“好看”的訴求,可能還要有很離奇的故事情節以及很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這些放在倫理劇的身上,就成為一些劇作者想象家庭倫理關係和社會倫理關係的依據和出發點。此前我們曾經經曆過以階級矛盾結構戲劇衝突的曆史階段,隨著階級論淡出我們的視野,戲劇衝突的設置也從外部,即社會關係,轉入內部,即家庭和其他社會群體的關係。因而,父子間、夫妻間、兄弟姐妹之間,進而婆媳妯娌之間和叔伯侄甥之間,甚至更廣泛的社會群體之間,都陷入了這場硝煙彌漫的“戰爭”之中,令人應接不暇,心驚肉跳。以前在我們的曆史記憶中曾經發生在帝王之家的子弑父、父殺子、兄弟相殘的權利之爭,演變成了尋常百姓家的財產之爭、遺產之爭。收視率固然上去了,卻也把觀眾的心看冷了。
我們正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時期,市場經濟的推廣,強化了人們的財產意識、個人權利意識。這本來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也要看到,人們對於財富的欲望因此也被釋放出來,這是同一件事的兩麵。亞裏士多德說:“貪欲乃是萬惡之淵藪。”況且,對很多人來說,至今似乎也還不懂得如何通過合法手段爭取和保護自身的權益。所以,當矛盾出現的時候,他們所能采取的,往往隻是暴力的或非理性的方式。這種現實性的存在或許給劇作者提供了某種生活基礎,但是,電視劇對於暴力和仇恨的過分渲染,會不會在客觀上為這樣一種社會心態推波助瀾呢?究竟是生活影響了電視劇,還是電視劇影響了生活?我們一時也許還很難厘清這個責任,但二者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這種關係,卻應該引起我們的深切關注和認真思考。
中國曾經是個非常推崇家庭倫理、社會倫理的國家,中華民族也是一個傳統深厚的禮儀之邦,曆史上雖然有過人性善惡之爭,但社會層麵還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這應該是社會發展的主流。不過,多年來作為摒棄“高大全”的一種代價,人性惡的觀念也漸漸地流行起來,由於人們接受了本我、潛意識、無意識這樣一些概念,更使得對於人性惡的描寫具有了合理性與合法性,似乎隻有這樣作品才能顯出其深刻與厚重。於是,為了追求所謂的深刻與厚重,也使得一些敘事作品在人性描寫方麵步入歧途。前幾天看《2012》,有人曾擔心恐怖的場麵會摧毀下一代對於未來的幻想和希望,其實,更值得憂慮的,倒是充斥在熒屏上的暴力和仇恨,它在觀眾心理上產生的影響,是我們很難預料的。在這方麵,電視敘事作品以其影響社會之深、之廣,事實上無出其右,作為劇作者,怕是不能回避自身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吧。
人們為何總愛拿張藝謀說事?
這幾天,有兩條新聞,都和張藝謀有關。一是“安順地戲”向張藝謀討要署名權;再一個是湖南臨湘的一個副市長發帖炮轟張藝謀“到處印象”,他尖銳地指出:“印象‘搞亂中國,張藝謀’功不可沒。”張藝謀的名人效應由此可見一斑。其實,這裏的張藝謀隻是個幌子,目的還是想吸引更多的眼球。現在有“眼球經濟”一說,有了“眼球”,又何愁“經濟”不興呢?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員怕是就這麽想的。
這兩條新聞還使我聯想到去年傳說中的嵩山少林寺與港中旅聯合成立文化旅遊有限公司準備上市的消息,以及至今尚未塵埃落定的安陽曹操墓如何開發為旅遊景點的爭議,還有正在風口浪尖上的張家界南天一柱改名哈利路亞一事,所有這些事,說到底,我想隻是一件事,即如何將本地有限的文化資源利益最大化,為當地的地方財政創造出更多、更大的價值來。比如安順,討要地戲的署名權,難道不是因為張藝謀的影片《千裏走單騎》給麗江的旅遊錦上添花嗎?本來是自家的東西,現在卻讓鄰居拿去賺錢,當然心有不甘。
地方政府官員能這麽想,也是“在其位,謀其政”的意思,比起屍位素餐、空占職位不幹事情的官員,或貪汙腐敗,隻謀私利的官員,還是令人敬佩的。說起來,做官也有做官的難處,政績是必不可少的,地方經濟的發展,GDP的增長,更是硬碰硬的指標,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是考察地方官員的重要指標。這樣看來,有一點倒是讓人欣慰的,自從文化被發現可以創造GDP以來,官員們對於文化表現出非凡的熱情,這是以前很少有的。這筆賬不用算也是清清楚楚的,所謂文化創意產業,如果能給當地帶來可觀的財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不僅不必擔心高能耗,而且,低碳、環保,又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可以想象,地方政府官員該是多麽看重自己手裏的這點曆史文化遺產或非物質文化遺產啊!他們以一個古董商的心態,恨不得馬上讓自己手裏的這點東西“變現”。他們太著急了,有點急功近利,抓到籃子裏就是菜,有時反而會給文化帶來傷害。就像南天一柱改名哈利路亞這件事,即使可以吸引一些遊客的眼球,引起他們的注意,又怎麽樣呢?張家界自然文化景觀因此而受到侮辱,卻是實實在在的。以張家界名聲之大,難道還要“哈利路亞”來為它壯聲勢嗎?安順地戲又何嚐不是如此,這場官司,無論輸贏,安順地戲肯定是名聲在外了,但要求它像在麗江一樣,也給安順帶來高漲的人氣,僅僅討要署名權是不能奏效的。
文化的產業化,文化的市場化,的確給地方經濟帶來新的機遇,但文化卻又不同於一般的產業和市場,應該得到必要的尊重,眼光也要看得長遠一點,不僅想到自己這一屆的政績,還要想到它的保護、傳承和發展,是惠及子孫千秋萬代的事,不能過於性急,更不能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就搞破壞性的開發。臨湘的那個副市長批評張藝謀到處“印象”,他是看到了“印象”作品存在著嚴重問題的,而問題的核心恰恰就在於,人們對文化采取了一種很不可取的輕浮和輕率的態度,使得文化在鮮有的環境下很難固守它應有的形態和內涵,這樣做怕是不好向後人交代的。實際上,保護、開發、利用,這三者的辯證關係至今在很多人那裏仍然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他把一切都推給張藝謀,怕也是另有所求吧。很顯然,如果沒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推波助瀾,張藝謀就是再有本事,也是掀不起大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