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

第六章 文化瓦肆的說書人

　　張檸

　　人盡管都長著一個腦袋兩條腿，但差別實在是太大了，有的善於言談，有的善於思考，有的善於寫作，也有的善於巧言令色、指鹿為馬、兩麵三刀、胡攪蠻纏、渾水摸魚，這是人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於丹善言，說起話來滔滔不絕、神定氣足、張弛得法、緩急有度，有醒神之功效，頗有評書藝術家劉蘭芳的風采，一部《論語》，說得《嶽飛傳》似的。因此她在《百家講壇》躥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易中天也是如此，普通人麵對鏡頭就緊張，他一上鏡頭就興奮，語言像口水一樣滔滔不絕。

　　於丹在電視上講孔子，講莊子，普及高雅文化，得到了廣大觀眾的青睞，簽名簽得昏天黑地。但也遭到許多批評，主要觀點是說她說話不嚴密，學理上有漏洞，並揚言要她“下課”。我認為於丹是《百家講壇》最合適的人選之一。假如讓於丹“下課”，弄一老“孔子專家”站在那裏，聲音在嗓子裏滾半天出不來，說話上氣不接下氣，那《百家講壇》就別開了。

　　問題自然就轉到了高雅文化是否適合通過電視媒體傳播的問題了。電視就是一種大眾媒體或文化工業，它具有娛樂性、通俗性、消費性的特點。但是，電視消費無法強製，開關在你手上，想看就看，要看得痛快，不想看轉台。為了不讓你轉台，增加畫麵的誘惑性是最基本的電視手段。電視運營商尋找善於表達的人選也在情理之中。其實看《百家講壇》也好，看《非常6+1》也好，都是晚間休閑生活的一部分，最多也隻能是個“寓教於樂”，沒有人會借助電視節目去研究古典文化。因此，電視強調的是“普及”而不是“提高”，重點是在活潑而不在精深。如果能夠做到嚴謹與活潑合一、普及和提高兼得，那當然最好，問題是好事不可能都給你包了。

　　在娛樂化的電視節目中增加一些嚴肅的、高雅的氣息，可以達到文化普及的效果。讓那些心裏惦記文化又沒有時間、整天瘋狂揾錢的人，晚上能夠吃上一碗文化夜宵，是這一類節目之所以還有市場的原因。普及和提高的矛盾，是近幾十年來文藝的一個老矛盾。先普及後提高，在普及的基礎上再提高，看來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原則。如果你在電視上聽了演講還不過癮，還有疑惑，還想進一步提高，可以考博士嘛，到學院裏去專門研究。到那時，你就得好好念書，不要整天想到學生會去兼職，到校外去炒更。

　　古代文化中也強調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的原則。要研究嚴肅的文化，你就到國子監裏的辟雍殿去；要嚴謹精深，你就到私家經館和書院裏去；要寓教於樂，你就到勾欄瓦肆去。瓦肆的說書人，也兼顧著向大眾普及文化和曆史知識的使命。國子監、書院、瓦肆，各有各的功能和存在價值，應該並行不悖。

　　電視，就是當代的“勾欄瓦肆”，就是電子化、數碼化的“勾欄瓦肆”。那些有演說才能，同時又具備專門文化知識的特殊人才，就是當代文化瓦肆的說書人，就是當代的“柳麻子”。當代的文化瓦肆需要一大批文化說書人。

　　不要往土豆上抹胡蘿卜素

　　市場上出現了大量土豆，還有一群叫賣者。突然來了幾位研究胡蘿卜的老師。其中一位說，現在的胡蘿卜越來越不成體統了，長得像土豆似的，一點胡蘿卜素都沒有；另一位反駁道，胡蘿卜長得像土豆也沒什麽，這是它的自由，不能苛求。土豆說話了，報告老師，我就是土豆，我不是胡蘿卜，我很慚愧自己不含胡蘿卜素，但我有澱粉。

　　上麵那個小寓言，可以當作我對《中國文學已經進入裝神弄鬼時代》一文引發爭議的概括。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的觀念也跟著變了。正視這種時代的變化，是選擇有效批評方法的基本前提。換句話說，對這種變化本身的評價是一回事，評價方法是另一回事。終極價值（假如有的話）或許不會發生變化，但評價方法（對話方式）一定會發生變化，否則就會變成僵化的道德評判。

　　無論是“80後文學”、“青春小說”，還是“玄幻”、“奇幻”、“武打”等等，都不是單純的文學問題，而是文學商品生產領域裏的事情。今天在年輕人中流行的那些讀物，首先應該當作商品市場中的生產--消費--流通問題之一。相應的文字消費者，並不試圖通過這種閱讀去獲得所謂“人文精神”層麵上的“意義”，而是要在一瞬間獲得某種快感層麵的“意義”。因此，我們無法用傳統的文學思維往上硬套。如果你覺得這樣一些新的概念擾亂了傳統文學的邊界，那麽你也隻能在小圈子裏（比如課堂、沙龍）進行解釋，告訴那些對傳統純文學還有興趣的人說，那不是我們所說的“文學”。但你沒有權力到大街上喊叫“你們不要寫奇幻小說”、“你們不要讀武打小說”。這就好比我們不能跑到“錢櫃KTV”包房去要求他們不要鬼哭狼嚎，而要唱意大利美聲一樣。

　　當代文學領域出現的一個最大變化是，一些“創作”變成了“生產”，一些“作品”變成了“商品”，一部分作家變成了商品生產者。傳統文藝創作就好比一位手工藝者的勞動一樣，他創造使用價值（審美價值）；當代文藝商品生產就好比一部大工業機器的複製一樣，他產生交換價值（符號價值）。其實這都是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問題的關鍵在於，對這種新的文藝生產方式進行批評時的價值指向。批評的矛頭不能指向商品生產中的勞動者，而是應該指向商品生產背後資本運作的秘密、剩餘生產和剩餘價值的秘密。正是資本運作（包括資本投入、廣告宣傳、媒介炒作等）將產品變成了商品，將創作變成了複製，將物品勞動者變成了商品生產者。

　　馬克思在研究商品和資本的時候，從來也沒有將批評矛頭指向生產者（勞動者），而是指向商品自身的秘密，也就是資本運作和剩餘價值的秘密。同樣，弗洛伊德研究夢的結構的時候，並不是在批評做夢的人，而是在分析夢之所以產生的社會壓抑機製。我們沒有理由說，你不能做那樣一個荒唐的夢，因為他在睡夢中。但我們有理由說，他之所以做夢，是因為社會禁忌將他的願望壓抑到了潛意識之中，從而通過夢的形式宣泄出來了。

　　當代流行小說讀物的生產和流通，正是在一種資本運作、消費誘惑、欲望宣泄的大背景下出現的。這些暢銷讀物的結構內部，隱含的不是它的人物、情節、細節的荒誕，而是商品誘惑機製的荒誕。因此，將它們當作封閉的美學整體來分析，並試圖從中發現思想深度、人文精神等價值問題，就好比將土豆當作胡蘿卜來分析一樣無效。

　　有一些暢銷讀物的生產者有一個不好的習慣，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產品是商品，還想往文學上蹭。這是自找麻煩，因為文學老師正在等待這一刻。當你宣告自己的作品就是商品的時候，你就好比把一隻燙手的土豆踢到文學老師的懷裏去了。

　　讀還是不讀，這是問題

　　不愛讀書這種現象不是今天才有的。馮夢龍的《廣笑府》中收集了一首叫《四季懶學》的民謠，說從前流傳一首詩，譏諷不願意讀書還找借口的人：“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到淒涼無興趣，不如耍笑過殘年。”也有民間傳聞，說這首打油詩是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寫的。總之，很久以前就有人譏諷不願意讀書的人，也就是說，不願讀書者古已有之。因為讀書太累，腦子累了好多天都不能恢複，不如幹點粗活，累了睡一覺就好了。

　　一年一度的“讀書節”剛過，全國各大報紙照例都表示了高度的關注：或誇讀書的好處，或說不讀書的壞處。說好處的，不過是書中自有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的當代翻版，說來說去，沒有什麽新的花樣。倒是說壞處的，在不斷創新，從不讀書的“愚”說到不讀書的“虧”，最後幾乎要上升到民族危亡的高度。年年如此，說來說去，了無新意，人均年讀書（指印刷的書）量卻一直在下降。現在公布的人均年讀書5本這個數字比較可疑，估計不到3本，因為農民依然不怎麽讀書，這與他們的生活環境密切相關。

　　新世紀以來網絡傳播的興起，再一次創造了印刷書籍人均占有量的新低，也再一次讓主張讀印刷書的人發出陣陣怪叫。他們不斷地在嘮叨著紙質媒介的好處，數落著電子媒體的壞處。其實電子媒體最大的好處就是方便快捷，這完全符合現代人急功近利的思維，要否定它，除非擺脫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如果不做這樣的選擇，那麽電子媒體的閱讀就是最好的選擇。電子媒介閱讀完全可以替代紙質媒體的閱讀，甚至在某些方麵（比如攜帶、收集、成本、視覺效果等）要大大超越紙質媒介。如果是按照紙質圖書原樣影像製作的電子圖書，還可以滿足專業研究的需要。電子閱讀唯一的壞處，就是傷眼睛。當然，它還有一個潛在的壞處，就是與讀紙質圖書時那種安靜的心境相比，讀電子書讓你心神不寧、浮躁。問題在於，現在的人不正是要逃避那種“安靜”的心境而與現代接軌，整個社會的價值準則不都在排斥、淘汰心境安靜的書呆子嗎？

　　農耕文明時代，絕大部分人不讀書，他們喜歡麵對麵地聊天。特別是在農村，沒有時空的間隔，見麵就聊，還能夠通過記憶口傳著很久以前的故事。文字的產生，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製，需要文字傳遞信息、保存記憶。今天我們發明了汽車、火車、飛機、衛星，還發明了電子技術。時空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字也不是傳遞信息的唯一形式。口頭的、文字印刷的、電子的，都是傳播媒介。有朝一日，我的一些親朋到月球上居住去了，我就沒有辦法給他們寫信，沒有辦法要求他們讀紙質印刷的書籍了。我隻能跟他們通過太空手機來發短信，或者通過可視電話交流情感。因此，當我們的思維超越了現在的時空限製的時候，讀書不讀書，還真是一個問題。就像一位沒有接觸現代文明的鄉村人一樣，有事喊一嗓子，發什麽短信呢？有故事就講，寫什麽小說呢？

　　歡迎郭敬明們加入作協

　　一批80後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引起諸多議論。小三十的人了，也該加入了。這種年齡入個協會什麽的，有什麽好大驚小怪的？為什麽引起這麽大的騷動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像郭敬明這樣的人，多次涉及“剽竊”官司，他也能夠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可見中國作協不怎麽地。反駁者認為，加入中國作協不是選模範，僅僅是證明他的創作水準或影響力。質疑者大概認為，中國作協門檻應該更高一些，不能什麽人都進去。其實這種想法僅僅是一廂情願的。在現有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無論從哪個方麵說，郭敬明都不是最差的。比如寫作能力，在如今的中國作協的七千多會員中，比郭敬明能力差的恐怕不在少數。就“剽竊”官司而言，郭敬明也不是開先河者，一些著名作家，比如海南和上海都有，那可是屢教不改的，中國作協也沒有開除他們。可見，中國作家協會的門檻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高，那麽多人都進去了，郭敬明們為什麽不可以？隻要他們稀罕作協，走一些常規的程序，就可以加入這個“民間組織”。也就是說，出過一兩本書，有人推薦，經審批，就是了，不一定要有多高尚。說“加入作家協會不是選道德楷模”的觀點，實際上是承認了上述事實。

　　將作家視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作家做不了這個“工程師”。把作家抬到如此之高的位置，對他們的創作不一定有什麽幫助。作家是善於講故事的人，善於抒情的人，善於使用語言的人。作家是否合格，還是要靠他的作品的藝術水準來說話。至於“剽竊”等道德問題，不僅僅是對作家的要求，也是對普通公民的要求。有些人，一方麵瞧不起作家和作協，另一方麵又對作家和作協提出那麽高的要求，判斷事物的標準不統一。如果你瞧不起，就不要有太多的指望，管他郭敬明還是郭守敬加入作協。當然，這裏有一個占有聲譽資源的問題，比較複雜，但我寧願看到會員中像郭敬明們這樣的年輕人更多一些，而不是過多的快退休的官員。

　　像郭敬明這種人，還是加入一下作協比較好。我認為他有這樣的願望應該鼓勵，他的選擇是對的，他算是找到了一個歸宿。有了一個組織，經常教育教育他，修理修理他，給他一點小甜頭嚐嚐，他就不會整天瞎寫、瞎抄、瞎炒作、瞎作秀了，能夠盡快進入創作的成熟期，開始中年寫作。同時，把他從一群不會寫作的人中拉出來，放到一群都會寫作的人中間，提高提高寫作能力，也是有好處的。當我們把加入“作協”看做是加入“酒協”、“釣協”、“氣協”一樣自然而然的時候，對郭敬明們的入會，也就看得很淡了。

　　知音體與低端文化商品的生產和消費

　　網絡上對“知音體”的批評，以一種當代年輕人的風格和話語方式出現，帶有戲謔和調侃色彩，比如，將《紅樓夢》改為“知音體”標題：《包辦婚姻，一場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將《賣火柴的小女孩》改為“知音體”標題：《殘忍啊，美麗姑娘竟然被火柴燒死的驚天血案》。大家並沒有對批評“知音體”這件事有什麽異議，而是對用“知音體”標題來重新命名文學名著持不同看法。可是，為什麽一用“知音體”命名，就會產生強烈的瓦解意義的效果呢？這說明“知音體”是具有很強“瓦解性”的。

　　近二十年來，國內出現了一大批發行量驚人、專門針對文化程度較低的讀者群的雜誌，比如《知音》、《家庭》、《少女》、《人之初》、《打工妹》等。這類雜誌的讀者群，以中小城鎮的中年女性為主，她們文化程度相對較低，信息來源都比較匱乏。她們將這類讀物既當作“新聞”的來源，又當作“文學作品”（故事會）來閱讀，更當作孤獨中沒有知音的“知音”來看待，類似於購買了一盒文化“黃金搭檔”。

　　學術界對這類雜誌既沒有關注，也沒有批評，任由它們在市場上橫衝直撞。因為它們既不是文學雜誌，超出了文學批評視野，也不是新聞雜誌，超出了媒介批評視野。它們僅僅是一個“讀物”。我們沒有一個“讀物”專業，因此，這類雜誌一直成為研究的薄弱環節。對具有如此巨大影響力的雜誌缺乏有效的批評，是批評界的失誤。直到年輕的網民們用他們奇特的方式發言，才重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以《知音》為代表的這一類雜誌究竟有什麽特點呢？

　　首先，它將新聞性和故事性結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個新聞和文學的擦邊球，當你以新聞的客觀性要求它的時候，它會說是文學；當你以文學性要求它的時候，它會用新聞的客觀性來應對。最典型的是一種類似於“口述史”的愛情悲歡離合的故事（不但有作者，還有老照片）。用一種帶有抒情的語調來混淆新聞性和故事性的邊界，其結果導致讀者將虛構故事當成真實故事，將真實的故事當成虛構的。這樣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將各種欲望故事、人間悲劇、成功和失敗的經驗，轉化為可消費的文化商品。

　　其次，它將“意義生產”（比如，道德訓誡、譴責當代陳世美、富人墮落案、窮人暴富故事）與“商品生產”結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個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擦邊球。當你說它隻顧盈利時，它會舉出很多例子來，說某個故事救活了某位絕望的下崗女工，等等。當你以為它在搞精神文明建設時，你會發現它們發行量越來越大，斂財能力越來越強。混淆意義生產和商品生產的界線，越來越強化了這類雜誌對低端文化消費者的誘惑力和控製力，既是精神控製，也是經濟控製。

　　這一類雜誌，是如何通過一種奇特的敘事風格，有效控製了以中小城鎮中年婦女為主的讀者群的？比如標題，《人們啊！花季少女為何就這樣沉淪》以呼籲開頭，喚起注意力，以設問結尾，提醒你思考，好不容易有了注意力和已經開始思考的女性讀者，突然遇到了知音。比如敘事風格，介於客觀敘事和肉麻抒情之間，夾敘夾議，大起大落，情節跌宕，用客觀語調講離奇故事，用離奇語調講客觀故事；時而如泣如訴，時而循循善誘，有控訴、有勸說；“軟硬兼施”的敘事兼顧恐嚇和誘導，語體風格兼顧“二胡”和“京韻大鼓”的格調；“拍案驚奇”的開頭，最終都有光明的尾巴。這種帶有農業文明趣味的敘事，塑造了大批消費者。生活平淡無奇、毫無起落的中小城鎮的女性，靠閱讀別人的悲歡離合的故事度日。這種情況很像18世紀初期歐洲的大眾文化生產，專門盯著一批有閑的女性讀者，利用“城鄉空間差”、“信息時間差”斂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吃智商差”的辦刊思維很快就會壽終正寢。

　　文學死於感覺器官的壞死

　　我先轉述一個故事。部隊路過某村，年輕的上尉和同伴一起，被一位地方紳士請去參加家庭聚會。上尉靦腆、不擅交際，於是獨自離開客廳到外麵溜達。但他在花園裏迷了路，轉進了一間黑暗小屋。突然他聽到匆匆的腳步聲、衣裙的沙沙聲，還有女人喘籲籲的低語，“兩條柔軟的、香噴噴的、女人的胳膊摟住了他的脖子，溫暖的臉頰貼到他的臉頰上來，同時發出了親吻的聲音。可是那個親吻的人立刻輕輕地驚叫了一聲，抽身就躲開了……”上尉知道是一個誤會，陌生女人誤以為黑屋子裏的自己是她約會的情人。但是上尉依然抑製不住心怦怦地跳，手抖得厲害，完全被一種生平從沒有過的新感覺抓住了。

　　小小的誤會在上尉身上引起了許多變化：第一是身體的變化，被女人胳膊摟過的脖子有滑膩的感覺，臉頰上被吻過的地方涼酥酥的。第二是整個精神狀態的變化，他一改自卑、膽小、慵懶狀態，話多起來，並大聲地笑。第三是思維活躍，浮想聯翩，將所有見過的女人的優點組合起來，安放在那未曾謀麵的女人身上，並像初戀情人分手之後那樣獨自分享思念的甜蜜。他把那件事當作一個小小的、神秘的奇跡珍藏在個人的想象之中。

　　神秘的奇跡還改變了他的價值觀。他覺得平時所見的一切都極其無聊，眼前全是蒼白的畫麵，笨拙的隊伍雜亂無章。當他實在忍不住而向同伴講述那個故事時，卻遭到了嘲笑、冷遇，有的還故意把事情向肉欲故事上扯。經驗交流的障礙如此巨大，他覺得受了傷害，發誓再也不向別人講述這個故事。但就是這樣一次偶然的經驗，讓一位在生活中循規蹈矩的人成了懷疑論者：“整個世界，整個生活，都好像是一個不能理解的、沒有目的的玩笑……他從水麵上移開眼睛，瞧著天空，又想起命運怎樣化為一個不相識的女人對他偶爾溫存了一下，想起他的夏天的迷夢和幻想，他這才覺得他的生活異常空洞，貧乏，沒有光彩……”

　　隻有在古典感覺麵前，一次偶然的微不足道的經驗，才會在上尉那裏變成一次重大的情感經曆，進而改寫了他觀察生活的視角。由於他敏感，所以經驗才沒有被忽略和遺忘。由於他單純，所以經驗才沒有被玩笑化為一個肉欲故事。這既是青春期前史的經驗，也是想象對生活世界的否定的辯證法。

　　這個故事來自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吻》。類似的故事曾經發生在安徒生身上。（見《金薔薇》中《夜行的驛車》一文）契訶夫是最後的古典主義者中的一員。盡管這位醫生經常用手術刀一樣的眼睛解剖文明病症，但他眼睛背後總是有著一絲抑製不住的溫柔和笑意。解剖是治療疾病，微笑是精神安慰。今天是解剖多於微笑，治療多於安慰，暴力話語肆虐，並且成為時尚。

　　上述故事在今天可能顯得陌生而滑稽，甚至變成嘲笑對象。由於物質和欲望的壓迫，由於生活節奏急劇加速，我們感受生活的器官特別是心靈已經不堪重負。它變得極其單一，隻能容下或貪婪或憤怒或媚態。它變得極其麻木，沒有極強的“麻辣燙”般的刺激，沒有朝廷陰謀和後宮糜爛生活的引誘，它便沒有反應。所謂文學的“邊緣化”、“消亡說”，很大程度是我們感官壞死所致。真正的“文學”不一定僅僅存在於白紙黑字的文本中，它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裏遊蕩。當生活壞死、心靈鈣化的時候，感官經驗的探測器立刻罷工，“文學”便成了四處流竄的孤魂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