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
某次剛剛下課,一位年輕學人問我:“你怎麽理解中國人很中庸的說法?”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那隻是一種價值建構。而建構隻是表達一種願望,激發建構者形成這種願望的社會現實可能與這個願望恰恰相反。”
所謂中庸,通俗地講,就是一種中正、溫和、妥協的處世態度,這種處世態度懂得包容各種衝突,願意化解各種矛盾,具有平衡各方意見和利益的智慧,遇事不走極端,善於與所有不同的權利主體共享權利,與所有不同的利益主體共享利益,善於與整個世界共享和平、均衡的局麵。
中國古代的賢哲提出過這麽一種哲學思想和道德境界,是不是因為中國古代人人都在自覺地踐履中庸之道?
肯定不是這樣。
動物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貪婪的,而且天生具有獨占、壟斷的欲望。在圈養的兩隻豬中,其中強勢的那隻豬總是四足霸占在食槽之中,不讓弱勢的那隻豬公平進食。當那隻弱勢豬在食槽旁邊怯怯地偷吃幾口時,那隻強勢豬還會不斷用嘴叼它,用頭撞它,總之不斷以武力壓倒對方。這隻豬壟斷資源的欲望十分強烈,毫無中庸之意。
人作為動物的一種,在生命意誌的自私性、壟斷欲等等方麵,跟其他動物並無區別。雖然人類在滿足欲望、攫取利益的時候更加注重跟環境的協調,但是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特征與其他動物一樣明顯。即使在某人很謙讓、很中庸的時候,也應該看到這並不是他的本性,而是被相應的環境逼出來的。
是不是資源足夠豐富,動物之間就不會爭鬥?比如,每隻豬每頓需要進食5斤,兩隻豬需要進食10斤。食槽隻有8斤豬食的時候,強勢豬才會出現暴力壟斷。如果有10斤甚至12斤豬食,強勢豬就不必要進行暴力壟斷了。
事實不是如此。即使食槽裏有12斤豬食,那隻強勢豬還是會實施暴力壟斷。為什麽?有兩種理由。第一,多餘的豬食可以留到下一頓食用,以防下一頓沒有新的豬食供應,這是基於本能的危機意識;第二,壟斷本身具有權力的滿足感,而權力的滿足感是所有動物最大的精神享受,沒有哪種動物能克服追求這種精神享受的欲望。為什麽人類的“朱門”寧願“酒肉臭”還要每年掠奪那麽多,而且不想顧及“路有凍死骨”的殘酷現實?原因就在這裏--掠奪和占有是一種精神享受。
那麽,那隻強勢豬在什麽情況下才會講究中庸之道,學會跟別人共享資源呢?隻有一種可能:那隻弱勢豬終於強大起來,能夠跟強勢豬力量相當,足堪抗衡。當強勢豬的掠奪不得不付出代價時,他會在壟斷與掠奪的好處和代價之間進行權衡。假如食槽裏隻有8斤豬食,強勢豬很想全部占有,或者自己吃5斤,讓弱勢豬吃3斤。可是弱勢豬已經強大起來,會因此對他發起進攻。一架打下來,兩隻豬都被對方咬出幾處傷口。強勢豬認為,為了多吃1斤食,卻身負重傷,劃不來。不如平均分,各吃4斤。肚子雖然因此有虧欠,可是這樣不需付出任何代價,更加合算。此後,強勢豬不再四足站在食槽裏用餐,而是跟另一隻豬並排站在食槽邊上。兩隻豬和平相處、共享資源的美好局麵出現了。豬圈從此和平安詳,猶如得了中庸之道的真傳。那隻強勢豬可能因此被表彰為中庸模範、道德表率。實際上這樣的局麵完全是由勢力均衡造成的,跟兩隻豬的道德麵貌完全無關。
可見中庸不是一種道德品質,而是一種調節自私本能、更加低成本地捍衛自己長遠利益的智慧。如果走極端不需要付出高成本、高代價,那麽沒有哪個群體願意中庸。如果某個群體不願意為長遠利益克服自己的自私本能、適當放棄一點眼前利益,那麽這個群體也就不會奉行中庸之道。
上述兩種情況,我各舉一個例子。
我們知道西方建立了一套國際法體係,其中關於戰爭的遊戲規則,有不殺平民、不虐待俘虜的規定。這種規定本身,就是針對他們在戰爭中老是屠殺平民、老是虐待俘虜而製定的。可見製定這個規則之前,他們是很不道德的。那麽這個規定本身是不是為了挽救以前的不道德而製定的?不是。西方的這些遊戲規則是為了減少自己一方的損失,他不屠殺對方的平民是為了使得對方不屠殺自己的平民,他不虐待對方的俘虜是為了使得對方不虐待自己一方被俘的士兵,而自己的平民正是戰爭的供養者和力量源泉,自己一方被俘的士兵也依然是自己的有生力量。
如果屠殺對方的平民和俘虜不需要付出代價呢?這時候他們會不會出於道德考慮而執行這樣的國際公約?肯定不會。比如,英國殖民者占領北美紐芬蘭島之後,政府下令殖民者追獵原住民,殺人越多政府給予的獎勵就越多。那些既是平民又是俘虜的原住民很快就被全部殺光了。美國獨立以後,傑弗遜在給追剿印第安人的將軍下達命令時,就明確指示將軍要將所追剿的印第安人部落滅絕。美國人向日本投原子彈的時候,向伊拉克發射導彈的時候,都沒有想過國際法中規定的“平民”的豁免權。他們對待伊拉克的俘虜,也沒有按照國際法的要求執行。為什麽?因為他們這樣做不需要付出代價,那些遭受屠殺的群體完全沒有能力對屠殺者構成任何威脅。所以,那些人道措施,都是力量均衡的主體之間相互實施的,施之於人,為的是己。中國俗話雲:“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可見歸還借物並不是基於道德要求,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有利於自己日後繼續得到他人的幫助。所有的人,所有的動物,他們的動機和行為,都是為著自己的利益考慮的。
被我們看作惡魔的希特勒,他雖然屠殺了600萬猶太人,卻嚴格執行國際公約,沒有屠殺甚至也沒有虐待二戰各個交戰國的戰俘。為什麽?因為屠殺戰俘要付出代價,屠殺猶太人不需付出代價。
這是第一種類型的例子。以下再舉第二種類型的例子。
中國遭遇西方殖民者入侵和掠奪以後,滿族的境遇非常微妙。麵對它所統禦的民族,它是一隻強勢豬,可是在殖民者麵前,它和它的國家卻是一隻弱勢豬。為了使中國由一隻弱勢豬變成與西方列強並立於世的強勢豬,必須迅速調整自己的社會組織模式,以便動員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而調整社會組織模式,勢必關係到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19世紀70年代,鄭觀應明確提出英國強大的奧秘在於他們的議會政治即民主政治。王韜更是公開提倡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君民共治。後來漢族精英群體“憲政治國”的呼聲越來越高,戊戌變法係其高潮。所謂君主立憲、君民共治,就是在保證滿族皇室的權力和利益不被顛覆的前提下,讓全國各族人民組成一個代表民意的議院和內閣,以此實現全國各個政治群體之間權力和利益的均衡。
當時的滿族皇室,如果能夠為照顧本民族本皇室的長遠利益而稍稍“中庸”一下,君主立憲就可立即實現,皇室的榮華富貴不會受到影響。可是他們不願意中庸,隻願意咬住眼前利益死死不放,滿臉洋溢著獨霸天下的無賴氣。直到1908年,清朝才勉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總算答應了立憲,不過還得等到9年之後才能實行。這個立憲步伐遠遠落後於全國的社會發育和政治發展。後來在各方勢力的要求下,同意提前實行憲政,並於1911年5月成立了內閣。可是,他們拿出的內閣方案中,13名閣員名額被滿族占了9名,皇族又占了9名中的7名。已經變成強勢豬的漢族精英群體其實頗有一點中庸,他們不想將那隻弱勢豬咬死,隻是善意地要求那隻強勢豬撤出食槽,跟自己並排站著共享天下美味。可是貪婪的皇族,閉眼不看漢族精英已經變成強勢豬的事實,根本沒有屈尊“中庸”一回的意思,依然四足站在食槽裏壟斷資源。
於是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僅僅半年之後,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全國立即響應。清朝皇室這才醒悟過來,趕快召見袁世凱,承諾從食槽裏撤出來,並加快憲政步伐。可是,曆史已經不再給他們機會。這個不願意低成本地維護自己的長遠利益的權貴群體,注定隻能走向毀滅。最後的結局所有人都知道,滿族皇室迅速覆亡,末代皇帝成了囚徒,子孫後代失去了所有的尊榮。
滿族皇室決不妥協、非把自己玩完不可的歇斯底裏心態,代表了人性的一種極端傾向,跟中庸之道完全是背道而馳。其中的教訓值得我們多方麵玩味。
那位年輕學人聽了我講的滿族故事,接著問我:“那麽,中國人是最不中庸的嗎?”
我說:“也未必。如果我們說中國人最中庸,那麽潛在的判斷是別的民族不如我們中庸,這個判斷是沒有依據的。如果我們講中國人最不中庸,那麽潛在的判斷就是,別的民族肯定比我們更中庸,以我目前對世界各民族的了解,不敢作出這樣的判斷。”
當今世界,西方民族在自己的社會內部具有平衡各方意見和利益的智慧,善於與不同的利益主體共享利益,這方麵確實頗得中庸之道。但是他們作為一隻強勢豬,在跟全世界的弱勢豬相處時,從來沒有中庸過,所以我也不想把中庸作為一種穩定的智慧和性格白白送給他們。
世界上不存在一隻主動中庸的強勢豬。那些弱勢豬一般都是願意中庸的,可是在強勢豬拒絕中庸的情況下,他們也隻有選擇走極端。就一個社會的文化氛圍和價值取向而言,中庸的鎖鑰乃是掌握在強勢豬手中的。為什麽孔子以來所有的聖賢都是對著強者說話?因為強者永遠掌握著主動權。可是強者能不能很有分寸地運用自己的主動權,在無力霸占食槽時就及時從中撤出來,這就看他有沒有中庸的智慧。
說得通俗一點,所謂中庸之道,就是用最低的成本維護自己最大的、最長遠的利益。而為了維護最長遠的利益,就需要將業已擁有的無限膨脹的畸形特權稍稍進行一些調整。誰沒有這種胸懷和智慧,誰就隻能像清朝那樣把自己玩兒完。
我們希望所有那些強勢豬,都能認清時勢,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而及時調整當下利益,也就是稍稍奉行一點中庸之道。
跟這種願望相配合,我們依然需要像遠古時代的賢哲那樣建構和維護中庸的價值,呼籲人們學會中正、溫和與妥協,因為這樣可以減少世界的血腥和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