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

第三十章 春哥是一隻鳥

　　冉正萬

　　當我開車去茅台鎮，鑽進長達2090米的壇廠隧道時，我一下想到了另外一片山區，想起二十年前，我和周四衛在野外搞地質的情景。當時我們一邊爬山一邊幻想，要是把山鑿個洞就好了，鑿個洞我們就能清楚看見山裏麵的地質結構和礦物質了，就用不著這麽費力地再爬上爬下了。一會鑽進山溝，一會爬上山坡，烈日流火，工作服上一圈圈汗堿，不光背心有，胸前也有，像風吹日曬後的靶標，不用子彈，一股風就能吹倒。走到下午，腿發酸，太陽穴發疼，手指頭發脹。因為雙手老是下垂，血集中到指尖上去了。對艱苦的工作，我沒少抱怨，可見我不是一個優秀的地質隊員。最難受的不是長途跋涉，而是夕陽西下，到哪裏去借宿搭夥。我們沒配備帳篷，領導給我們配備的是一句話：嘴是江湖腳是路。他的意思是隻要嘴甜一點，不會找不到吃的住的，又不是在無人區。我是從農村出來的，卻總是羞於向農民大叔開口。搞野外地質調查是兩個人一組，第一年，我的組長性格和我一樣，這就慘了，一到需要聯係食宿就互相推諉，誰都不想上前。我們采用過值日輪班、劃拳、猜枚子等方式，可他經常耍賴，眼看到住家戶了，他一下鑽進旁邊的玉米地，說是肚子疼，要大便，熬到我硬著頭皮聯係好了才出來。和周四衛一個組後，我再也不用為此擔心了。周四衛話多，愛吹牛，雖然隻有兩個人，他可以從早說到晚，說了一天你卻不知道他都說過什麽，隻知道他在滔滔不絕。有時候我很想把他的嘴封起來，太陽曬得人渾身發臭，還有個人在耳邊呱唧呱唧的，真是煩不勝煩。隻有到聯係食宿時，他那張嘴才成為我讚賞的對象，他那些花言巧語也成了美德。他從不和我計較，每次都是他主動上前，把主人說得眉開眼笑，熱情地邀請我們進屋。有一次，那戶人家九口人，家裏隻有一床被子，這床被子是家裏兩個孫子蓋的，一個八歲，一個五歲。其餘的人把腳伸進火堂的熱灰裏，歪倒在草捆上睡到天亮。隻要不出遠門，他們是不會洗腳的。他們這兒的人大多數一生隻洗過三次腳，出生的時候，結婚的時候，死去的時候。這麽窮的人家，也讓周四衛誇高興了，晚飯炒了臘肉和雞蛋，還讓我們睡床上，雖然太擠隻能側身睡，但畢竟有被子啊。農民的床鋪難免會有杯子，我們防杯子的辦法是脫光了睡，連褲衩也不穿，這樣即使在被窩裏被咬幾口，天亮後它們不會留在身上，因為它們喜歡爬在棉布上。杯子和成年男子不同，它們不喜歡裸體，它們喜歡往棉縫裏穿。如果穿上衣服睡，它們鑽進衣服躲起來，那就得帶著它們一起搞地質了，杯子在野外是很難清理幹淨的。兩個光溜溜的男人，抱著兩個光溜溜的孩子，可以稱做赤子吧？

　　讓我難忘的當然不止這些事情。那年九月，我們到了杉樹坪。村子坐落在高山梁子的窪地裏，全村隻有七戶人家。資料顯示這一帶有金礦，我們需要駐紮下來進行詳細調查，看看黃金含量能達到多高，有無開采價值。杉樹坪是高寒山區，常年有一半的時間大霧彌漫，隻能種一季莊稼，玉米因為缺少陽光，要到十二月份才成熟。我們站在山坡上看了看，村子裏沒有一棟磚瓦房或者木瓦房，全是幹打壘的土牆房，屋頂上蓋的是麥草。有的麥草已經漚爛了，長出不知名的花來。看到這樣的房舍，我心裏叫苦不迭。

　　周四衛一見人就打聽隊長家在哪裏，鄉村早就沒有生產隊長了，但村裏人習慣把村民組長叫隊長。不管在什麽樣的鄉村，村民組長家總是比一般人家條件要好些。為了吃好點住好點，我們一進村就露出嫌貧愛富的嘴臉。村民組長作為當地最高行政長官，接待來村裏工作的人，也算是他的職份之一。站在我們麵前的人沒回答，而是問我們是不是石匠，因為他看見我們拿著地質錘。我們說不是，他說，那你們一定是賣菜種的。因為我們肩上搭著白布口袋，是用來裝土樣和化石的。我們仍然說不是，他警惕地問，那你們是幹什麽的？我不高興地說，你管我們是幹什麽的，問你隊長家在哪兒，你告訴我們就行了。他說，我就是隊長。我尷尬地想，天啦，我搞砸了。我沒料到這個又瘦又黑滿額頭皺紋的人是隊長。周四衛摸出煙，眼睛笑得像豌豆角一樣，腰一彎，連打幾個哈哈。煙點上後，周四衛說明來意。隊長說，住倒沒問題，隻是條件不好。周四衛忙說，不要緊不要緊，我們不講究的，隊長貴姓？隊長說，我姓黃。周四衛又打了個哈哈，啊呀，冉正萬和你還是親戚呀，冉正萬，你外婆是不是姓黃？我想也沒想就順竿爬：是的，我外婆姓黃。事後一想，為了住好點吃好點就把外婆的姓改了，覺得自己有點無恥。心想下次再這樣問，一定要否認，告訴他我外婆姓陸。

　　黃隊長同意我們住他家，不是因為和我攀上親戚，而是他認真看了我們的證明，“我不能讓來路不明的人住在杉樹坪，最近有人偷牛。”

　　我難堪地想，怎麽看我們也不像盜牛賊呀，野外生活把我們磨得一點書生氣都沒有了？難道？除了地質圖和羅盤，我的行囊裏可是每天都背著一本《世界文學》的。

　　不知為什麽，我像小孩一樣，產生了一種賭氣的心情。當我看到一個漂亮姑娘提著籃子從屋裏出來時，我賭氣地想，肯定不是黃隊長的女兒，憑他那副長相，就不可能是這麽漂亮的姑娘的爹。姑娘的籃子裏裝著一把鐮刀。我和周四衛正在搬行李，她低頭與我們擦肩而過。黃隊長吩咐她，“順便買把麵條回來！”在鄉下，麵條是當菜來吃的，還是招待貴客的高檔菜。人漂亮，買回來的麵條說不定也要香一些。這麽一想，我不再像小孩那樣生氣了。周四衛一邊鋪床一邊無聊地哼歌：你到我身邊，帶著微笑，帶來了我的煩惱。這是十多年前的老歌了，虧他就記得這一句。所有的歌他都隻記得一句兩句。我覺得好笑，人家把你當石匠，誰會到你身邊呀。

　　晚飯的大菜果然是麵條，用跑油煮出來的，就是把水燒開後先勾一點豬油，讓油花跑在水麵上，麵條煮熟後連同油湯一起端上桌，看上去油多一些，其實沒有多少油。除了麵條還有一缽酸菜、一缽素南瓜。是姑娘和她母親一起端上來的。隊長說，沒什麽菜，吃吧。他老婆說，旱了四十多天，菜園裏的菜都幹死了。兩年前，我們在麥衝找錳礦時，主人也煮了一缽麵條，沒經曆過農村生活的小王把麵端到自己麵前，像雞毛上天一樣輕巧地宣布，你們吃飯，我一個人吃麵。我們還在整理記錄沒上桌，主人家又不好意思提醒，他一個人把其他人的菜全吃了。現在一看見麵條，我忍不住撲哧一笑。這一笑把低頭吃飯的姑娘得罪了，她看了我一眼，似在質問：笑什麽，笑我們家窮嗎！周四衛已經和黃隊長聊開了，關於收成，關於村裏人。我則忍不住想，這麽漂亮的人兒，能嫁到好點的地方去嗎？我要是在農村……姑娘好像看懂了我的心思，隻見她全身發抖，雙眼上吊，頭禁不住一陣亂搖，吃力地大叫一聲，突然往後倒下去。我被嚇得目瞪口呆，黃隊長和他妻子已經撲過去，把倒在半空的女兒接住了。他們掀開板凳，把姑娘直挺挺地放在地上，緊緊地壓住她踢打不停的四肢。周四衛比我搶先一步過去幫忙壓住雙腳，我慢了一步，蹲下去壓住腳踝，但已經用不著多大力氣了，姑娘已經沒剛開始踢打得厲害了，但口中噴出了鮮豔的血液，當她像被砍了一刀的羊一樣咩咩地叫喚時，血液被吹得滿臉都是。姑娘的母親殘酷地用筷子撬開姑娘的嘴，就像要殺死她一樣，後來我才知道，她這是為了避免她咬斷自己的舌頭。過了十多分鍾，姑娘慢慢停止抽搐並清醒過來。我既難過又尷尬，為姑娘的病感到難過，為自己壓住她腳感到尷尬。我不敢真壓，怕把她壓疼了，結果被她踢了一腳，踢在我下巴上。黃隊長習以為常地說，吃了好多藥，一點效果也沒有。我們繼續坐下吃飯。不一會，我聽見姑娘壓抑不住的哭聲。本來就沒食欲，這一來更是咽不下去了。周四衛好像沒什麽“感覺”，我是說那種同情心和惡心感。想到那些麵條是姑娘摸過的，我就不敢吃它們。周四衛說，這種病能治好，他老家也有人得過種病，但最後治好了。“沒去醫院，是用偏方治好的。”他微笑著，呼嚕吸進一口麵條。毫不含糊地說，“根本就不用花什麽錢。”姑娘的母親突然輕輕地、語氣堅定地插了一句：“明天挖地蘿卜。”不知道姑娘的母親為什麽突然不高興，也許是女兒的病讓她有點神經質。周四衛環顧了一下四周，臉上泛起一層紅暈。他說：“我明天去牛渡河打電話，問老家的人用的是什麽藥，讓他們把藥方給我。”

　　第二天他真去了牛渡河，回來時醉醺醺的，他愛喝櫃台酒，高興了愛喝，不高興了也愛喝。從鄉村野店櫃台後麵打出來的酒大多是摻了水的苦酒，極其難以下咽，他用三個手指扣住土碗，咕嚕三次，臉苦巴巴地皺三次，然後笑容釋放出來，繼而紅光滿麵。我問他打聽的結果怎樣，他撓著頭說，他昨天記錯了，他老家得這病的人早就死了。我有點生氣，你怎麽能像無賴一樣啊，人家得了病的人在等你的好消息呢。他說，我就不相信連這種病都治不好，又不是癌症！

　　幾天後，小隊長來了解工作情況，順便把積存了兩個月的報紙雜誌帶來。這些報紙雜誌沒來之前，我急切地盼望著，就像上麵有什麽重大消息不容錯過似的。每次翻完後，卻又像不解風情的人對愛情的理解：還是老一套，和以前差不多。沒料到周四衛翻到一張我丟失的報紙時激動地笑起來，我以為他在讀笑話，歪過頭一看，是半版廣告：讓癲癇病患者不再痛苦，是×××傳人的神聖職責。

　　他按廣告地址寄錢買了三個療程的藥，廣告上說一次買三個療程可以打六折。周四衛看重的不是折扣，他看重的是這些藥的療效。在野外工作久了，對報紙上的任何話都信以為真，哪怕一再上當，也會再次心甘情願地上當。郵購回來的藥剛開始似乎很有效，全家人都把周四衛當貴人，連我也覺得他功德無量。吃第二副時姑娘的反應很強烈，一吃下去胃就疼。姑娘的父親不耐煩在叫她忍一下，“這是藥呢嘛，當然沒飯好吃。”後來看見姑娘吐出的穢物裏有血，才不敢再叫她吃。

　　我們在杉樹坪搞了兩個月，金礦異常範圍太小，品位也不高，加上野外越來越冷，我請示分隊領導後，結束了杉樹坪的野外地質工作。我們這一走，十有八九不會再來了，這些年跑過的地方不止一百處，回訪過的少之又少。和主人家處熱絡了，他們舍不得我們走，殺了雞要為我們餞別。我的心早就飛到遵義去了，一天也不想耽擱，可一時找不到搬家的車輛。周四衛看出來了，他說，你先走吧，我等兩天，我找車把行李帶回去。

　　我回到遵義就去書店買書，恨不得把它們嚼啐吞下去。買了一把圓珠筆芯，不管寫什麽，我規定自己必須三天寫完一根。實在寫不出來就翻書，把書上那些精彩的段落抄寫在一個巨大的筆記本上。右手中指骨節凹下去，從此不再複原。

　　有一天看見髒兮兮的行李堆在門口，沒見到人，我以為周四衛回老家了。兩個月後，隊上安排我們去一個叫四坪的地方找鋁土礦，周四衛笑嘻嘻地走進會議室，穿了一套粗呢西裝，新理的頭發能看出小理發店的手藝，生硬、堅執、傳統、正直。假期他哪裏也沒去，我的行李是托別人帶回來的，他一直在杉樹坪，最讓我吃驚的是，他已經結婚了，他娶了黃隊長的女兒。他那件粗呢西裝就是結婚時的新郎裝。下班後，在辦公室外麵碰到那個有癲癇病的姑娘，她紅著臉對我笑了笑。不知為什麽，我的心怦怦跳，連問好、祝福的活都忘了說。我好像有點嫉妒，因為她那麽漂亮。也好像有點擔心，因為她是有病的人。周四衛說要請大家喝酒，直到又一次去野外也沒落實。估計是錢不夠，他的錢一半用來給媳婦治病，一半用來喝酒。

　　到四坪去找鋁土礦，周四衛把新娘也帶去了。單位上不可能給他媳婦安排工作，也沒給他們分房子。當時還沒人買房，住房都是按職務、工齡由行政科分配。以周四衛的職務，再過十年也沒份。

　　這次一起工作的人多，有十一個，小隊長讓周四衛的媳婦當炊事員，好給他們一點補貼。我有點怕吃她煮的飯，但我很虛偽，假裝什麽也不知道，每頓都吃得多吃得快。新媳婦發病時，我們所能采取的，和姑娘父母的方法一樣：把她按在地上，不讓她動，等病過去後再放她起來。

　　有一天，周四衛聽說一種偏方，用貓頭鷹幼崽煨湯，是治療癲癇病的。但貓頭鷹幼崽必須是整窩的，一次兩隻。從這天起，周四衛一有空就去尋找貓頭鷹，先找到它們的窩，再找它們的崽。他大多是晚上出去，帶一支自己組裝的，可以裝六節電池的長電筒。有時候到天亮才回來，衣服撕破了，手和臉也劃爛了，他的頭發，則差不多可以給小鳥做窩了。他仍然笑嘻嘻的，對貓頭鷹的習性越來越了解。貓頭鷹的視力、聽力都好，遠遠超過人，搜索它們的窩時，會受它們的猛烈攻擊。他說，他隻有用電筒射它們的眼睛，用電筒砸它們的腦袋。不過，最讓他苦惱的是貓頭鷹和其他鳥不同，它們的小鳥是逐一孵化出來的，產下一個蛋後就進行孵化，小鳥不是一窩同時孵化出來的。我們一致認為，這個偏方是騙人的。但周四衛沒停止尋找貓頭鷹幼鳥，在沒有人告訴他新的偏方前，他一定要把一對同窩的貓頭鷹幼崽煨給媳婦吃。他說，隻要捉到一隻，先放籠子裏養著，等捉到第二隻再一起煨湯。

　　當地人給貓頭鷹另外取了一個名字，叫它春哥。因為它們一到春天就“喝樂、喝樂”地叫喚，似在告訴人們，春天到了。叫聲像在發笑，陰森淒涼，鄉下人因此認為和死人有關，不死也要遇到倒黴的事兒。說“不怕夜貓子叫，就怕夜貓子笑”。因此又叫鬼東哥。

　　周四衛為了接近它們，把它們的叫聲模仿得惟妙惟肖，他為此很得意。他媳婦也喜歡他的叫聲，但能分辨出到底是貓頭鷹，還是周四衛。

　　在四坪，他煨了兩次貓頭鷹幼崽給媳婦吃，媳婦的發病頻率沒以前高了，但誰也不知道，是因為愛情，還是因為貓頭鷹的幼崽真有藥效。

　　我在四坪工作了一年，因為寫作，調到總部宣傳科，後來又到報社，再後來做合同製專業作家，但周四衛的生活，我依然知道。地隊質為了解決職工住房困難，把在野外住過的木瓦房買回來，分配給年輕職工和帶家屬的工人住，兩層，每棟住六家，每家兩間。這種房子，牆壁是篾席，一點不隔音，冬天不保暖。周四衛分得兩間，生活比以前好些了。他在屋子外麵搭了間豬圈，養了兩頭豬。年底殺一頭，賣一頭。他的豬不用殺到菜市，在屋門口就賣完了。因為是他媳婦撿西瓜皮和菜葉煮熟喂大的，沒喂過生飼料。

　　這時的地質隊，從事技術工作的人最為茫然，會上總在強調，要以這樣為榮，要以那樣的為榮，但沒有人一個感覺到，那樣的生活何以能稱得上榮耀。整個小分隊，除了我掛在宣傳科有一份穩定的工資，其他人各求生路，從農村來的，回家養雞去了，在城裏長大的，批發水果去了，雖然不是全都去養雞，全都去賣水果，但路數大同小異。這期間呼拉圈風靡全國，有個同事買了幾捆黑色的塑料管，往管子裏裝上砂子，纏上彩條，接頭處用透明膠帶封死。商店裏的呼拉圈十塊錢一個，他五塊，一個星期就賣了幾百個。等效仿者一捆一捆出爐，價格降到兩元一個，他轉行做酒生意去了。賣一種叫“茅合”的酒，合字草寫和台字大同小異，很像茅台，有人懷著羨慕嫉妒恨的心情，把他舉報了。從這以後，他跳出地質隊人的視野。至少我沒再見到他，直到十餘年後，在貴陽街頭不期而遇，他給我一張名片，說他有十餘款酒，我需要時，可隨時打電話，一定給我最大優惠。我用掉的酒，一年不到三件，感覺用不著打電話給他，就沒再聯係。

　　舉座驚慌之際，隻有周四衛能沉住氣。或者說，各自尋找門路時，沉得住氣也是一種門路。他把安置房前麵的荒山開懇出來，種上玉米和四五種蔬菜。荒山上沒有多少土，全是石頭窩子，土是他從山下背上去的。山不高，路也不算陡，但要造一塊書房那麽大的土，沒有十天半月是完不成的。山上原本有些雜樹，有鳥飛出來或落入林中，他展顏一笑：噫，是不是貓貓雀？貓貓雀是他老家對貓頭鷹的稱呼。

　　倒是他媳婦變了，她融入安置房那些工人家屬中後，對艱難生活的抱怨，和由此產生的焦慮使她不再愛笑，誰要是動了她地裏的莊稼，她會站在山頂上大罵一陣。謾罵聲中夾雜著抱怨，她的抱怨是一種自暴自棄的哀喚。她開罵時，有人說，周四衛家的大喇叭開始廣播了。

　　大喇叭的苦水是倒不完的。周四衛偶爾幹點地質工作，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全是臨時的，沒有一個長久、穩定。

　　在這樣的境況下，他們居然有了孩子。沒有人說他們不應該有孩子，但都認為孩子是他們最大的負擔。不但有經濟上的負擔，還有精神上的負擔。大喇叭的癲癇病是否遺傳給了孩子？如果孩子也有這種病，這是怎樣的愁煩和絕望？想到這些，就會替他們發愁。同時也為自己感到慶幸。

　　化驗室的屋頂漏雨，某段圍牆坍塌，這些話也給他幹。他的手藝遠遠不如那些從農村招來的鑽工，但小單位的負責人寧願找他。他不挑剔不講價，無論叫他做什麽，他笑嘻嘻地答應著，“要得哇，要得哇，說了就是哇。”

　　到了九十年代末，地質隊有所好轉，活兒漸漸多起來。1998年年底，我被臨時抽調出來，去高速公路搞地質勘察。是貴陽到重慶的高速公路，當時真叫崇山峻嶺，單位上的車把我們送進去就不管了，我們要出來得去村裏雇摩托。這條曾經親自勘察過的公路，當我開車在上麵奔跑時，卻找不到當時出入過的村寨在哪裏，當時爬過的山是哪一座，滾到地上、渾身裹滿泥漿的小路是哪一條。高速公路修好後，似乎所有的東西都變了。

　　四個勘察小組，每個組三個人。我沒料到，我會和周四衛在一組。他是小組長，因為他一直從事地質工作，沒斷，我呢，已經有好幾年沒接觸了。

　　我們的工作其實非常簡單。沿高速公路設計線測量幾條地質剖麵，然後對鑽機取出來的岩芯進行地質編錄，取出鑽孔柱狀圖。鑽孔深度隻有25米，兩天或者三天鑽一個。而我們搞編錄帶作圖，最多一個小時就能完成。我們的空閑時間太多了。承包鑽探施工的是另外一個地質隊的鑽工，他們的設備太老了，一會鑽頭壞了，一會柴油機壞了，老機器的配件很不好買，一停工就是好幾天。這樣一來，我們的空閑時間更多了，多得讓人無聊。

　　空閑時，我看書或者寫作，周四衛尋找貓頭鷹。另外那個同事要麽看電視，要麽去釣魚。我們駐紮的村子有一座水庫，還有一條小河。水庫裏大魚不少，兩三斤一條的有幾十噸，二三十斤一條的也有好幾百條。這是水庫承包人說的。我這同事一條大魚都沒釣到過，釣上來的全是指頭那麽長的小魚。他平時沒釣過魚，現在一釣就是一天，純粹是為了消磨時間。水庫是人家承包的，剛開始還去阻止，不允許他釣，後來見他如此水平，就懶得管了。

　　有人說，寫作一定要有成塊的時間。我當時的時間不但成塊，還是一塊接一塊，一堆接一堆。可我的寫作進度很慢。我最渴望的是有人呼我，尤其是有區號的電話號碼。我的BP機是數字的，有電話來，我得步行兩個小時去鎮上回電話。我在那裏住了三個月，隻響過一次。盼望有區號的電話傳呼，是因為心裏苦盼有人告之，你的小說通過終審了，你的小說已經發表了，你的樣刊已經寄出了。那天響了，我興衝衝跑去回電話，是同學打來的，要我去參加同學會，說畢業十年了，應該聚一下了。我的失望，幾近絕望。沮喪地回到村子裏，第二天就又決定去參加同學聚會，我得把無聊和孤獨打發掉。

　　隻有周四衛大有收獲。他捉到了兩隻貓頭鷹，並且一公一母。他太高興了，我們也替他高興。等它們產下蛋，孵化出雛鳥。他媳婦（或許還有他兒子）就不愁沒有幼崽燉湯了。把貓頭鷹捉回來，周四衛的手被啄爛了，他沒有責怪它們，反倒是誇個不停，說它們凶狠，說它們有種。他請村裏的篾匠編了個大籠子，用樹葉雜草搭了兩個鳥窩。

　　“萬一它們兩口子合不來，它們可以分開睡。”他說。

　　他挖蚯蚓，捕蝗蟲、蜻蜓，打小鳥，抓老鼠。

　　“貓頭鷹隻吃肉，不吃別的。”他說。

　　沒料到，貓頭鷹對他打造的豪華新居和所有的肉都不領情。它們不吃不喝不睡。周四衛這下急了。他像罵不好好吃飯的孩子一樣罵它們：

　　“不吃，不吃餓死你們兩個狗日的。”

　　“吃一點嘛，乖乖，就吃一點點。”

　　罵沒用，求也沒用。

　　周四衛情急之下，掰開貓頭鷹的鳥嘴，把肉食強行喂進去。還好，喂進去沒有吐出來。周四衛到村衛生所要了一支沒有針頭的注射器，用它往掰開的鳥嘴裏注水。

　　兩隻貓頭鷹居然就這樣活了下來。釣魚的同事也有了用武之地，以前釣到就丟的魚，現在全都用來喂貓頭鷹。

　　貓頭鷹是晝伏夜出的動物，白天打瞌睡，晚上精神抖擻。晚上叫喚時，我們睡不著，房東一家也睡不著。周四衛隻好一到晚上就把它們掛到村外的樹上。他怕有人偷，每天掛在不同的樹上，而且掛得很高。半夜裏，他還要去巡查，去給它們喂食。

　　貓頭鷹生蛋了，沒有生在窩裏，從籠子裏掉下來，砸碎了。

　　周四衛愛恨交加：“這是你們的兒哩嘛，你們咋個把它摔到地上！”

　　我說：“說不定它們是故意的，它們把它孵化出來後要被你燉掉，所以先掀到地上摔爛，不讓你燉它們的幼崽。”

　　周四衛反唇相譏：“難道它們像你一樣讀過那麽多書，不然咋會知道這麽多？”

　　從這以後，我不敢拿他的貓頭鷹開玩笑。

　　接連幾天，鳥蛋都掉到地上，周四衛通過觀察，發現鳥沒把蛋生在窩裏。

　　周四衛向村子裏的人討教，終於有個老人告訴他，貓頭鷹和別的鳥不同，它們繁殖時是不築窩的，它們喜歡利用樹洞、岩穴，或者其他鳥遺棄的舊巢進行抱蛋育兒。

　　周四衛還沒找到合適的樹洞或者其他鳥的舊巢，我們的勘察工作已經結束了。周四衛說要到鎮上打電話，叫隊上派車來接我們。我一刻也不願多留，卷起行李就走了，我寧願到鎮上去趕班車。周四衛也隻好挑著他的大鳥籠和我們一起走。

　　回到家，第一時間是打開我的專用報箱，有報紙和雜誌，有小說、散文已經發表了，隻不過沒有打電話告訴我。

　　有天下午，家裏的電話響了，是《山花》編輯部的主編何銳打來的：“有個編輯請假複習去了，準備考博士，你能不能來幫忙看看稿子？”

　　第二天，我夾著一個人造革的黃皮包就去了。幾個月後，辦理正式調動，把周四衛的貓頭鷹和大鳥籠忘到了九霄雲外。

　　第十個年頭，我任《山花》副主編。《山花》的辦刊經費曆來緊張，財政撥款僅占十分之一，其餘部分得靠我們自己想辦法。當編輯時，沒管過這事，當副主編了，必須得管。我所能聯係的企業，大多是地質隊，自己畢竟是從那個行業出來的，找隊長、書記要錢時臉皮厚一些。從這時起，和地質隊的聯係又多了起來。這次去茅台，也是同樣的目的。現在，看稿的時間和跑企業的時間各占一半，寫作的時間，在白天幾乎沒有了，除非長假。

　　回到老單位，問起周四衛，都說他比以前好多了。他媳婦的病，有人說已經好了，有人說，偶爾還在發。我見不到他，因為他不在隊上，和一個公司到非洲搞地質去了，已經去了兩年了。合同規定，至少要幹三年才允許回來。收入很不錯，年薪25萬。那個非洲國家叫讚比亞。

　　我想，周四衛看中的，或許不是年薪，應該是非洲的貓頭鷹比中國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