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

第二十九章 方圓數裏--1990年代一個南方鄉鎮的日常生活

　　李曉君

　　暮色山岡：公家

　　如果說小店具有一種臨時的性質，那麽鎮政府大樓、郵電所、派出所、衛生院、中心完小、農業服務站、稅務所、財政所、農村信用社等等，這些貼上公家標簽的單位，則具有一種如同體製一般的堅固性和恒久性。這些建築一旦矗立在那裏，就沒有人會擔心它們的命運--就像寫在紙上的墨水痕跡，永遠擦不掉了。這些公共的建築發出的語言，和村民們發出的語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語言係統。這些係統內部，天然地有根指揮棒在指揮著，使之運轉自如。

　　在一般情況下，這兩種語言會和平共處，不會發生衝突，乃至對抗。但是這種可能性並不會消除--甚至隨時可能發生。村民的語言和公共建築的語言來自兩根垂直的管道--一根是時間意義上的，一根是空間意義的。有意思的是，它們源頭的語言製造者，它們從未相見。村名的語言係統是不完整的、坼裂的，但是你還是能夠隱約捕捉到一些關鍵詞，諸如“忠孝”、“良心”，總之，依然歸結於“仁、義、禮、智、信”的範疇，其中隱約還夾帶著一些“毛主席”的話，這套語言的製造者站在遠古的時間之河的對岸，麵目模糊，幾近於神跡。公共建築的語言係統是完整的，措辭清晰甚至異口同聲，它們來自中央、省、市、縣，最後到達這裏，這些聲音從會議和文件上層層傳達，準確而不容置疑。它指向服從（書麵上叫“貫徹執行”）。

　　從我的學校到達鄉鎮中心，有幾百米的距離。我通常會散步到那裏。這時天色未晚，小鎮的街兩邊的攤點已經蒙上了灰撲撲的塑料紙，上麵架著一些歪七扭八的板凳--仿佛拖拉機滿載稻草上的後箱上坐著躺著的一些農民；地上有狼藉的垃圾、潲水，兩邊的店麵裏亮起了黃色的燈火，那些公共建築停止了白晝的活動，這時顯得沉寂，像是空無一人。唯獨鎮政府的大門依然敞開著，有零星的幾個人在大樓前的台階旁聊天--其中一個梳著大奔頭，穿著綠軍褲，寬厚的棕色皮帶高高地架在圓凸的肚腹上，上身著短袖白襯衣，露出的壯實的手臂（其中一隻叉在腰上，一隻捏著牙簽剔著嘴裏的牙縫）；另一個是個文弱的大學生陌生的小夥子，頭發也是光溜地分向兩邊，臉上的眼鏡的反光遮擋了後麵的眼睛，他一直使勁在笑，身體隨著笑聲而篩糠一樣的抖動不停；站在大奔頭左邊的是一個微胖的中年婦女，剪著短發，那雙可以稱得上大的眼睛裏透出一種女性所不具有的堅定和鋒利，她穿著一件偏中性化的襯衫，一條深色褲子，平跟的黑色皮鞋，總之，她的身上尋找不出一絲柔和的、嫵媚的色彩來，誇張地說，從背麵來看並不容易看出她的性別來；大奔頭對麵是個長頭發姑娘，穿著裙子，容貌和身材姣好，打扮也不俗，不像是個鄉鎮幹部，她的臉上的神情有一半是逢迎，有一半是遊離，不安和遷就同時在她的眼窩裏隱現。這四個人以大奔頭為中心展開，他們那麽愉快地、輕鬆地也可以說是投入地沉醉在交談的氛圍裏，對大院外的一切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偶爾有浮光掠影的一瞥，鴻毛一樣飄出鄉鎮大門，也是難以捕捉和去向未明的。鎮政府（包括其他公共建築）都立在國道旁，因此，不時有卡車、中巴車，偶爾也有黑色的小汽車，從大院門口一掠而過，急衝衝地消失在前方的暮色中。

　　幾個鄉鎮幹部聊天的場景如此打動我，他們那種神氣、旁若無人的姿態，具有一種誠摯的感人力量。可以說，我有些著迷了，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腳步，眼睛盯著他們的表情看。自始至終，我沒有看到一個“閑雜人員”走進鄉政府大院去，最多是有幾個路人，如同我一樣，好奇地往裏麵觀看--但是他們很快又麵無表情地往前走了。鄉政府對麵的小店裏，有幾個人，有男有女，往小店門口潑灑潲水，清掃門口垃圾（它們看起來不是被清掃，而是不斷被添加），偶爾也抬眼往這邊望一眼，那目光也是冷淡的、毫無內容的。小鎮似乎在某一瞬間，陷入一種死寂當中。

　　那種隔膜和陌生的情境，使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像個“局外人”，應該說，作為一個鄉村教師，我占有這個鄉鎮一席之地。但是為什麽，我的心中總是感覺到，我是個過路人，一個觀察者，一個閑漢，我不屬於這裏--一刻也不屬於，我像是夢遊到此，而會轉身回去在自己的床上醒來。

　　有時我會陷入到卡夫卡小說描寫的夢魘裏，如同我眼前發生的現實一樣。我覺得眼前的生活，具有卡夫卡小說般的幻想和荒誕的情境。如同此刻，當我不安地同時又津津有味地注視著鄉政府大院裏麵幾個聊天的人--他們臉上那種養尊處優的神情造成的排他感--使我的腦海裏浮現出一篇卡夫卡的小說來，這個小說敘述了一個農村來的男人，請求進入法律之門，但是被門衛阻擋，直到臨終之前都始終未能進去。

　　是什麽樣的力量在撕裂我們，在人心之間劃出了暗藏但不容置疑的界限？當我們退遠到虛渺的高空--退到宇航員的位置，我們這個小鎮，在地球上是多麽小的一個點啊，甚至根本難以看清。但是在這麽小的一個點裏麵，人與人之間的縫隙感、陌生感和虛無感，又是這樣的巨大、醒目。

　　如果讓我來畫一幅小鎮地圖，我的學校是在西北角的一個高處（山岡），西南角是火電廠和幾個小店，東邊是鎮政府所在地（那些公共建築，以政府大樓為中心，向它團聚，形成一片建築群），由東到西，是國道（一條鄉村公路）貫穿其間，周圍有成片的農田和點綴其間的村莊。

　　站在我學校的高坡上，可以將全鎮俯瞰眼底。那是一種表象的場景：無非是一些呆頭呆腦的建築，一些行動遲緩的人群，一些稻田，馬路和一些村道、河流，被風吹得嘩嘩響的樹木。

　　然而此刻，我在暮晚中，站在集鎮的馬路上，我的目光停留在那些公共建築的牆體上--上麵寫著一些標語。對標語的琢磨，似乎花去了我的一些時間--我說過，我有很多空閑時間，而且我年輕，未來還有大量的時間可以虛擲。那些標語，就像是文件、會議的派生物，他們被美工用宋體或者黑體字醒目地刷在牆上，提醒著路人、村民觀看；它們往往隻表達一層意思--比如肯定什麽，或者否定什麽--但是，顯然，話的背後隱含著另外相反的內容，即肯定什麽的時候即表示不讚成什麽，否定什麽的時候即是鼓勵和倡導什麽。一目了然，簡明扼要。有的甚至借鑒了對偶、民歌體乃至“口水詩”的形式，這些標語都具有易於口頭流傳的特性，祈使句較多，音調鏗鏘有力，悅耳甚至振聾發聵！

　　這些標語，就像是繃帶一樣包紮在公共建築上，成為本鎮的一個景觀。與之對應的是，我們學校的圍牆上，也刷寫著關於教育的標語。但是首先跳蕩出眼簾的是“窮”和“苦”字，它們像一聲歎息，掛在山岡暮晚學校的牆上，因為每日所見，已經為觀者所熟視無睹了。

　　不知是我天性喜歡獨來獨往，不喜歡集體和公共活動，還是我性格中的怯弱、膽小、怕事，總之，我對鎮政府大樓和那些大蓋帽，有著天然的畏懼心理。為什麽我一走進機構辦事程序的流程中，就感到心慌手亂，麵紅耳赤，甚至暈頭轉向？隻有當我回到山岡，站在夜晚的高坡，站在自己想象的鄉鎮地圖邊角，毫無目的地俯瞰時，內心才獲得一種超脫、輕鬆乃至愉悅的感受。仿佛離開了生活的壓迫，離開了公共建築對我內心的威懾。

　　為什麽我不把這些“隱居”在公共建築裏的公職人員，看成是另一種更平易近人的人呢--這是完全可能的。完全可以把他們看成是頭上謝頂、身上有狐臭、腳上有腳氣、貪婪、好色、心眼小、愛開玩笑、沒有心計、內心良善喜歡發牢騷、丟三落四、渾身不少毛病但不缺少人情味、有些遲鈍和愚但總體是個明白人--諸如這樣的人呢？事實上，我常常看到一個收稅員或者小警員，騎著一輛破爛摩托車，身上的衣服和農民一樣髒汙鬆垮，頭發淩亂而布滿油垢，滿臉通紅，樂嗬嗬地在小鎮夏日午後的公路上飛馳。這樣的人讓我感到可愛和可親，就像是小說家無數次描寫過的那些小人物，具有世俗的溫度和可以原諒的缺點。

　　誰主浮沉：計生

　　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1798年曾作出一個著名預言：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占有食物的減少。他悲觀地認為，如果沒有限製，人口是呈指數速率增長，而食物是呈線性速率增長。其結果是許多人可能沒有飯吃了。這個有著兔唇（家族遺傳）的老牧師，傾向於用道德限製（包括晚婚和禁欲）來控製人口增長。

　　1950年代，馬寅初就提出過《新人口理論》，建議要對人口控製，但是遭到批判。如同我國不少大政方針一樣，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也是始於毛澤東，並帶有較濃的行政色彩（這也是西方一些國家詬病中國的一個原因）。在一個封建製達幾千年的國家，中國不少方麵都帶著這個東方帝國的痕跡，很多西方國家覺得難以理解。這正是文化的差異所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不少完美的、理想的主張，無法推行，有些甚至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一個族群、民眾的思維方式中，總是不可避免地帶著傳統的烙印。中國曆朝曆代的改革，從商鞅變法，到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變法，都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在1970年代計劃經濟條件下出台的計生政策，行政色彩亦無可避免。至於今天，其利弊和今後發展趨向如何，不是本文所能夠探討的。

　　我來到縣裏上班，是在春節前夕。春節後，主任布置我們一個任務，就是配合全縣計劃生育突擊月活動，要去拔釘子戶，以點帶麵，推動這項工作開展。雖然拔計生釘子戶，我早有耳聞，但是自己親自參加，還是第一次。

　　我們單位選定的對象，是我教書的鄉鎮某村一戶人家。這戶人家的媳婦因為遲遲沒能生出一胎男孩，而一再超生，已經有六個女孩了。春節前夕，夫婦倆從打工的福建回到了鎮裏，過完年繼續回到福建。因計劃生育實行戶籍地管轄，所以平時他們在福建打工，鎮政府鞭長莫及，現在正好利用這個機會給解決掉。之所以將其選定為拔釘子戶對象，也是因為其家風彪悍，從老爺子到兒子，都是鬥狠搏命的角色。一般鄉鎮幹部奈其不何。

　　第二天淩晨三點多鍾，我們辦公室十幾個人，都趕到了單位。車輛早已備好，一輛小車，一輛麵包車。這項工作，溢出了平時工作常態，有些新鮮感。按照部署，我們每人帶著一把電筒，輕裝便衣出發了。縣城到我教書的鄉鎮不到十裏路，十來分鍾就到了。望著黑漆漆的窗外，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好像這不是我熟悉的鄉鎮，而是一個陌生之地。我特意望了一眼曾供職的中學，看不到一盞燈火，在一片低沉濃重的黑雲下麵，在一個凸起的山坡之巔，暗黑如同一個虛無之所。我的心頓時莫名地感到失落，仿佛過往的記憶和痕跡被黑夜一筆抹消了……

　　鎮政府的幹部早已恭候在院子裏，我們的車剛停穩，就有鎮領導前來握住主任的手，並逐一和我們握手。我感到些許荒誕的是，曾經我隨同“討薪”的老師，在這裏和鄉鎮幹部劍拔弩張地對立，現在則握手言歡，共同去執行任務。鎮政府的車在前頭帶路，我們的車緊隨其後。一路上，大家沉默不語，眼睛隻顧看著前方。

　　在村口以外幾百米地方，我們下車步行進入村子。加上鎮政府的幹部共有三十餘人，分成四路，悄悄地摸著籬笆、牆根，接近了計生對象的房子。其後的場麵我述說起來，總覺得有一種罪孽感。我甚至有些後悔參與這樣的行動，在內心深處對自己的行為產生了抵觸和質疑。我在一種自責心理中，變得猶疑和怯弱。

　　衝在最前麵的是熟門熟路的鄉鎮幹部，警覺的狗吠，劃破了黑夜，沉睡的屋子一片混亂。幾個工作人員早已衝到主人的臥室，將熟睡中的婦人從床上架起來，而他的丈夫則被其他的人摁住。另一個房間的老人也已經被工作人員控製起來了。

　　婦人呼天搶地，但無濟於事。被幾個人強行弄進車裏，直接開到了鄉鎮衛生站，實行了節育措施（結紮）。

　　至此，拔釘子戶行動，算是圓滿結束。回想整個過程，我們縣裏下來的人員，更多地起到一種壯聲勢的作用，大家平時擅長的，是寫作公文材料，對於這種“真刀真槍”的具體工作，並不在行，還得依賴鄉鎮幹部。

　　天微微亮，我們告別鄉鎮幹部，大家有些疲倦、有些睡眼惺忪地回到縣裏。

　　我似乎還在久久地回味剛才“驚心動魄”的場麵，這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僅有一次的拔釘子戶的經曆，讓我反思自己的生活。

　　對於這個婦人，我心裏深表同情。我第一次體會到幹群之間有時不可避免的一些衝突，不是緣於個人行為，而是緣於地方政策，緣於工作目標和工作對象之間存在的巨大的裂縫。從紀律上來講，單位的工作部署下來，即使有不同想法，個人必須以服從為前提，並不能因為想法不同而甩手不幹。這名婦人在一種非自願的情況下，被節育了，因為國家法規要求她計劃生育。而偷生、躲生（這又是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的反映），和上級對基層政府計生率考核的硬指標，使得這對矛盾無法調解。並因此出現所謂拔釘子戶現象。

　　回想起來，我對在縣委某部門工作近四年的經曆，從未寫過一字。而我卻一再地沉湎於對初次工作的鄉鎮中學的回想中，並寫下大量文字。究其緣由，說明自己一直沒有認同一個行政幹部的身份（在心理素質和價值取向上相距甚遠），更願意成為一個自由散漫的小知識分子（一個鄉村教師、民間詩人、鄉土學者、業餘作家和漫遊者）。當我意識到後者的自我身份時，記憶的閘門便瞬間打開，生活五彩斑斕的細節呼啦地撲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