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

第二十七章 滕王閣之殤

　　程維

　　一

　　如果以青雲譜為視角，在南昌從文化意義上能與之相對的隻有滕王閣。從地標意義上說，滕王閣之於南昌，相當於埃菲爾鐵塔之於巴黎。然而至今公認的南昌文化地標卻不是它，而是青雲譜。為什麽？--誰都知道滕王閣是死去的建築，現在的滕王閣是一堆鋼筋水泥，是一個空殼，然而它的存在價值卻在於它具有世人對已往文化發生或流逝的某種追憶。也就是說，它尚能幫助人們在想象中完成對往昔文化的重返與憑吊，從而令它不僅僅具有紀念碑的意義。羅蘭巴特在談到埃菲爾鐵塔的存在意義時說：這鐵塔不是一個遺跡，不是一個紀念品，簡而言之，不是一種文化。而倒更像是，過眼之間的一種快速消費--一種對人造自然的快速消費，而這一消費又將埃菲爾鐵塔帶入重塑後的空間之中。

　　當然沒有必要將南昌家門口的滕王閣，與遠在法國巴黎的埃菲爾鐵塔相提並論，其實沒有可比性，埃菲爾鐵塔是歐洲工業革命的產物，存世一百二十三年。據資料記載--埃菲爾鐵塔（法語：La Tour Eiffel）是一座於1889年建於法國巴黎戰神廣場上的鏤空結構鐵塔，高300米，天線高24米，總高324米。埃菲爾鐵塔得名於設計它的橋梁工程師居斯塔夫埃菲爾。鐵塔設計新穎獨特，是世界建築史上的技術傑作，因而成為法國的一個重要景點和突出標誌。

　　1889年，相對法蘭西而言那是個什麽年份？--法國大革命100周年，巴黎舉辦大型國際博覽會慶祝，博覽會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便是埃菲爾鐵塔，它成為當時席卷世界的工業革命的象征。埃菲爾鐵塔的設計者是法國建築師居斯塔夫埃菲爾，早年他以旱橋專家而聞名，他一生中傑作累累，遍布世界，但使他名揚四海的還是這座以他名字命名的鐵塔。用他自己的話說，埃菲爾鐵塔“把我淹沒了，好像我一生隻是建造了她”。

　　滕王閣是中國農耕文明相對發達時期的產物。--讓我在此同樣引相關資料：該閣始建於唐永徽四年（653），為唐高祖李淵之子李元嬰任洪州都督時所創建。李元嬰出生於帝王之家，受到宮廷生活熏陶。“工書畫，妙音律，喜蝴蝶，選芳渚遊，乘青雀舸，極亭榭歌舞之盛。”（明陳文燭《重修滕王閣記》）據史書記載，永徽三年（652），李元嬰遷蘇州刺史，調任洪州都督時，從蘇州帶來一班歌舞樂伎，終日在都督府裏盛宴歌舞。後來又臨江建此樓閣為別居，實乃歌舞之地。因李元嬰在貞觀年間曾被封於山東滕州故為滕王，且於滕州築一閣樓名以“滕王閣”，後滕王李元嬰調任江南洪州，又築豪閣仍冠名“滕王閣”，此閣便是後人所熟知的滕王閣。“時來風送滕王閣”，滕王閣因“初唐四傑”之首的王勃一篇駢文--《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簡稱《滕王閣序》）而得以名貫古今，譽滿天下。曆史上的滕王閣先後共重建達29次之多，屢毀屢建，今日之滕王閣為1989年重建。

　　滕王閣似乎有一種超強的敘事功能，無論閣存閣毀，它仍然在敘事，在水天相接的空白裏虛構著憂鬱的輝煌。如果恰巧有孤鶩劃過，那或許是神的筆在書寫無字之書。

　　也就是說，南昌滕王閣的曆史長達一千三百多年，巴黎埃菲爾鐵塔的曆史還不如它的零頭。但是現存的滕王閣建於1989年，僅僅存世二十一年，勉勉強強也隻相當於埃菲爾鐵塔的一個零頭。所以如果它們之間若按存世的年頭來形成一種對話，將是無比奇妙，且充滿玩味的。誰都可以高原一頭，誰也都比對方矮一截，裏麵充滿反諷與悖論。然而，它們確確實實都是名勝，縱向看滕王閣遠比巴黎埃菲爾鐵塔的時間要長，橫向看必須承認埃菲爾鐵塔在全世界名聲遠比滕王閣要廣。其遊人來自世界各地，他們去巴黎的理由之一就是登埃菲爾鐵塔，這是必須身體力行的，除此，他們與該塔不會發生任何關係。因此，人們會把巴黎埃菲爾鐵塔當作幽會的情人。而滕王閣則不能，其知名度曆時雖久，但遠沒有世界聞名，不可能會令遠在非洲的人也想來南昌登滕王閣。其知名範圍大都限於華人以內，前提是他們讀過唐人王勃的《滕王閣序》。與埃菲爾鐵塔不同，滕王閣可以通過那篇“序”的文本傳播手段，幫助人們完成在精神上的一次饒有興致的遊曆，而未必非得像登埃菲爾鐵塔那樣現場親臨，才能完成登塔儀式，否則其意義將永遠停留在零。

　　從中不難看出中國傳統文化輸出能力存在的普遍性缺陷。而且關鍵是，縱然有人慕名來了，他們麵對的是一座落成才二十一年的鋼筋水泥仿古建築，還是滕王閣一千三百多年的曆史。也就是說，這種親身的遊曆本身，就存在必須事先割裂一千三百多年曆史，而全身進入一座新建築物的抉擇，由此使滕王閣的遊曆本身變成一種巨大缺失。反之埃菲爾鐵塔隻向人們提供一次性消費的遊曆經驗，其存世價值便可宣告完成。

　　當我們麵對在陽光和文辭作用下熠熠散發出異樣風采的滕王閣，不能不想到當下的滕王閣是怎樣與其應該擁有的一千三百多年曆史割裂的。這不能不說是滕王閣之殤。

　　二

　　近日閱覽八大山人詩畫資料，令我突然驚訝起來的是，幾乎找不到八大山人觸及滕王閣的丁點筆墨，哪怕一首詩，一幅畫。我們自然知道當年唐寅來南昌還經過一幅《滕閣秋風圖》，雖“殊感草草”，卻還留存至今。可見唐寅與該閣發生了某種關聯。但身為南昌人的八大山人，雖為王室後裔卻是生於斯長於斯，南昌名物，不用看，料定他也爛熟於胸，他和朋友在一起遊戲筆墨，經過東湖邊的草樹，經過在青雲譜隨處能見到的荷，以及我們尋常也吃到的鮭魚，等等，然而對於南昌城偌大的滕王閣卻恍如未見。今人編注的《滕王閣曆代詩選》上沒有他的詩，出版社精心編輯的八大書畫全集裏也沒見到他筆涉該閣的一幅畫。他以寫意山水花鳥見長，但樓台亭閣草廬恰恰又是山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意象之一，他是在有意規避這座故鄉的閣樓嗎？他是有心不讓自己的筆墨在宣紙上與滕王閣相遇？

　　如果是這樣，我們必然會感到一種遺憾。那麽，究竟為什麽？

　　也許我們沒有必要、甚至也不會要求呆在巴黎生活和寫作的讓-保羅薩特去寫埃菲爾鐵塔，要求莫奈在花布上也不把它放過。隻要羅蘭巴特寫了《埃菲爾鐵塔》便已足夠，人們的文化審美欲望就獲得滿足。可是，南昌畢竟不是巴黎，在文化和藝術地理上，兩個城市還真無法等量齊觀。我們固然希望南昌是一座都城，即便不可能成為世界之都--但是，曆史上，南昌確曾有過一小段時光是一座小且局促的都城--公元961年南昌成了南唐李家的短暫國都，且南唐宮廷出於李氏父子對於藝術的偏好，又確實養了一批畫家，南昌是時也仿佛是外省藝術家意欲出名必來之的“藝術之都”，如同十九世紀的巴黎，隻是時光太短，僅僅三個月南昌這個短命國都就被廢棄了。此後，我們想象不可能會有大批藝術家出於某種功利目的匯聚南昌，而與之相反，他們不是出於偶爾路過、或非功利的避禍乃至隱居考慮，就會在這裏呆一會兒。因此，本土出生而又一生絕大多數時光都呆在南昌的大畫家八大山人，讓人們不難產生某種不同於別人的藝術奢望，他何不畫一拳滕王閣，抑或滕王閣怎麽會成為他詩畫筆墨裏的缺失呢？也許這不該是一個謎，但我們卻可以追問！

　　從八大的境遇和內心出發，可以作出這樣的解釋：身為南昌寧獻王朱權的九世孫，一個淪落的前朝亡命王孫，當他在城裏見到滕王閣時，應是低頭而過的。他如何能將當年另一個王族世子建造的鶯歌燕舞的場所接納入懷，雖然他與滕王李元嬰相隔千年，但畢竟二人在斯地處境懸殊，心裏落差巨大。縱使王勃曾在閣上一遣感傷詩懷，使該閣仿佛由曾與高級青樓會館等量之地一躍而升格為文化聖所，可這又怎能提得起心事浩茫的八大山人的吟詩作畫的興致。我想，基於內心傷痛，他的畫筆會有意規避它。而中國古老的建築即使不存抑或它曾經作為一種著名的存在，都會像作家莫言所說：舊宮殿就像精心設置的一個曆史迷宮，它華麗而蒼涼，嫵媚而毒辣，莊嚴而汙穢。它誘惑我們走進去，讓我們陶醉其中，渾然不覺，其中所有通向曆史暗角的路徑，都盡在宮殿的掌握之中。它像一個老謀深算的巫師，在不為人知的角落裏窺視著曆史，也占卜著我們的將來。

　　而我們現行城市的決策者與規劃者往往就少了一種曆史的毒辣眼光，缺乏朝前看三百到五百年的眼光，也沒有向後回望三百到五百年的眼光，所以建出來的東西是即時性的，不會想到長遠，百年後在文化意義上有可能是一堆垃圾。

　　而滕王閣的始作俑者李元嬰乃何許人也？

　　據《舊唐書》記載：“李元嬰，唐高祖李淵之二十二子也，唐貞觀十三年（639）受封為滕王，食祿山東滕縣。”李元嬰初到山東封邑時，驕奢淫逸，橫征暴斂，大興土木，在當地民憤極大。無奈之下，太宗李世民隻好將他貶至蘇州。李元嬰先為蘇州刺史，後轉洪州（今南昌）都督。永徽四年（653），他又選址贛江之濱，廣聘能工巧匠，修建起供其歌舞宴樂的滕王閣。應該說李元嬰不是為南昌的城市史而建的滕王閣，也不是為其後來的一位外省詩人而建的一座詩詞中的樓閣，隻是出於滿足個人的感官享樂，他無意間為一場即將發生的文化盛事提前作了準備。我們不能說他有什麽眼光，而僅僅是滕王閣的設計者和一幫能工巧匠成全了滕王之名。

　　八大當然知道對方與自己有同好，都善畫。這是緣於都出身優越王族的相同經曆，使他們受過良好的宗室教育，隻是李元嬰畫的是一手散發著富貴脂粉氣息的翩翩蛺蝶，仿佛滕王紙醉金迷的銅臭歲月。而他八大畫的是一把辛酸的殘山剩水，仿佛空山歲月拋下的醜陋遺骸。在八大眼裏，李元嬰隻能是他生活的反麵，一個荒淫無度的王爺。

　　當然，並不是不可以有另一種解釋，八大山人詩畫對滕王閣的空缺，或許真正出於一場大變故。那就是其時滕王閣已經不存，我查閱史料，確實找到清兵與南昌金聲桓部激戰，城陷，南昌不僅遭到血屠，滕王閣也毀了，一場血腥衝天的大變局，在清人範文宣（1597-1668）的《重建滕王閣記》隻是八個字：“金逆播亂，閣毀於兵。”也許是時八大在贛江邊滕王閣的遺址處所能見到的正如範文宣所述--“昔之飛雲卷雨，瑰偉絕特者，空餘頹垣敗瓦，與江流共淒咽，不可複識已。”

　　明滕王閣而遭清毀，這正成了八大山人人生逆轉慘痛的見證！他不畫滕王閣的理由變得很簡單：滕王閣已死！

　　三

　　對於滕王閣而言，那個令此閣出名的書生早已先它而死，其死於探父途中的海溺，時年二十七歲，這於一個正常人的壽限而言，是真正的早殤。

　　--王勃，字子安，出身望族，為隋大儒王通的孫子（王通是隋末著名學者，號文中子）。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讚為神童，向朝廷表薦，對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為沛王李賢征為王府侍讀，兩年後，因戲為《戲英王雞》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隨即出遊巴蜀。鹹亨三年（672），補虢州參軍，因擅殺官奴當誅，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貶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王勃南下探親，渡海溺水，驚悸而死，時年二十七歲。

　　而八大山人（約1626--約1705）則倔倔強強、半瘋半癲地活到了將近八十的一大把壽數，帶著一世的滄桑才告別了這個世界。在他眼裏，王勃不過是一個早殤的且好賣弄文采的書呆子。

　　一個無用的王，加上一個早殤的書生，造就了滕王閣。

　　從曆史上說，滕王閣的出現，就是一個“無用”的隱喻。而促成滕王閣聞名的書生的早殤，自然也為滕王閣埋下了不祥的暗疾。

　　何為“閣”也？隨手查一下相關資料竟有十三種說明之多。

　　--（1）古代放在門上用來防止門自合的長木樁；（2）門限；（3）一種架空的小樓房，中國傳統建築物的一種。其特點是通常四周設隔扇或欄杆回廊，供遠眺、遊憩、藏書和供佛之用；（4）又如：亭台樓閣、閣仔（小木板屋）、閣束（束之高閣）、閣室（閣道中的小室）、閣館（樓閣館舍）、閣殿（樓閣宮殿）；（5）藏書的地方；（6）又如：漢時有“天祿閣”、“石渠閣”，清時有“文津閣”、“文匯閣”。或指供佛的地方，如：文淵閣、佛香閣、閣齋（書樓）、閣本（帝王秘閣所藏的書籍、法帖等）；（7）架空的棧道；（8）又如：閣梁（閣道的橫梁）、閣路（棧道）；（9）官署名。內閣的簡稱；（10）又如：組閣、入閣、閣老、閣抄（中央政府的公報）、閣學（內閣學士）；⑾擱置食物等的櫥櫃；（12）特指女子的臥房；（13）又如：出閣。

　　在這十三種說明中，與滕王閣最接近的解釋是遠眺、遊憩。而這十三種說明也似乎一再強調，閣“以長木為之，各施於門扇兩旁，以止其走扇”；“一種架空的小樓房”；“藏書和供佛之用，接屋連閣”；“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指供佛的地方”；“擱置食物等的櫥櫃”；“酒店中隔成的客座小房間”；“女子的臥房”。

　　也就是說這裏所指的“閣”，都是相對小、狹窄或者僅僅是擱置物品的地方，充其量也隻是小樓房，滕王閣幾乎是“閣”的能指，仿佛是一個人極盡其“無用”的想象，把本義上的“閣”，無限地放大，由此而使之“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它不可以直指阿房宮，但它也絕對是皇宮格局之外的“閣”的極致，好在它所昭示的不是權力野心，而是感官的放縱。

　　然而無論它怎麽在想象中放縱它的建構，它的命運也注定在它“以長木為之”的宿構裏。因此，火，首先是它無法逃脫的宿命與劫數。

　　有文字記載，滕火閣遭火焚（尚不包括戰火）的次數是驚人的。

　　唐大中二年（848年）夏夜，毀於火。

　　明景泰三年（1452年），毀於火。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毀於火。時八大山人十歲。

　　清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章江門外民房失火，被殃及，閣毀。時八大山人五十三歲。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毀於火。時八大山人五十六歲。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毀於火。時八大山人五十九歲。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毀於火。八大山人剛去世一年。

　　清雍正九年（1731），毀於火。僅禦書亭幸存。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章江門外民房失火，被殃及，閣大部被毀。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毀於火。

　　清光緒末年（1908），毀於火。

　　這份記錄是否完整？我以為尚有很大存疑，它應該是民國初期的一份檔案，故對時代較近的清代滕王閣火災記錄相對細致、無遺漏，而明代僅記了兩次，宋代完全空缺，唐朝一次。也就是說在滕王閣立於贛江邊漫長的千年時光裏，滕王閣毀於火災十一次，尚不包括戰亂兵焚，亦不包括唐宋明時代較遠而沒記錄到的。其中以清代最為頻繁，達八次。八大山人從這份記錄就可以看出，他在世時，滕王閣就三次毀於火。也許清代滕王閣乃至周邊建築是最不規範的，對於火的防患能力最為薄弱，這一點從難得的幾幀老照片裏就可以看到，尤其是日本人山根倬三攝於1916年的滕王閣照片，閣僅兩層高，前半部塌毀，露出橫豎支撐的木頭和簡易門板，幾與民房混在一起，赤膊閑逛和挑桶的市民漠然行於閣前。另一幀是1926年被毀前由南昌“鶴紀”照相館拍的滕王閣風景照片，說是風景照，也隻看見滕王閣的殘破與狼藉，歇山頂和翹角飛簷尚見古風，而支撐屋頂的木頭梁柱總覺瘦弱，而防洪堤竟也是一道密集的木柵欄似的，後麵壘著高高的土。可見那時滕王閣的最大克星是火。

　　四

　　滕王閣雖然建在江邊，水能克火，但近在滕王閣下的贛江之水又仿佛永遠是個浩大的曆史隱喻--檻外長江空自流。

　　好一個“空”字。

　　它似乎早就隱喻著這江水當滕王閣遇火而漠然處置的姿態。

　　關於王勃當年詠滕王閣詩句中留下的這個“空”字，坊間尚有“一字千金”之說，據傳王勃作賦題詩後即揚長而去，時南昌都督閻伯嶼對王勃之才讚歎有加，突然發現“滕王閣”詩末一句原本是七言的，竟寫為六言，止句“閣中帝子今何在”，下句卻是“檻外長江自流”，顯然是少了一字，閻都督及身邊文人再怎麽搜腸刮肚想補上一字都不恰當，隻有著人帶上千金潤筆追上王勃請他補上一字，王勃一笑說，那字早已在那兒，在“長江”與“自流”之間“空”著嗎！閻都督得知，一拍腦瓜，妙。

　　當然，此類故事是坊間慣傳的文字遊戲，是對於名人的某種誇大其詞的附會。但無論哪個朝代，人在滕王閣朝外一看，著實會與廣大的時空轟然相撞，使你感覺到浩渺時空對於弱小生命的無情漠視。

　　一條贛江與立於江邊滕王閣的關係就是空間的關係，說白了也就是距離的關係，所以我們幾乎沒有發現滕王閣在遭遇火災時，一拳悠悠流水對它起過拯救作用。哪怕一縷火星在閣上燃起，無一例外都是導致毀滅的結局。

　　我們不難想象在那樣一個星鬥滿天的南昌的夏夜，火在滕王閣上燃起“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如此關於火災的描述，因其文辭的華麗如同傷口撒鹽，“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又真切地描繪出火焰燭空而不見施水撲救的場景。能對火災寫出這般絢爛文字者必定是個抱著於己無關的隔岸觀火者，他是安全的，他置身事外或災難之外的身份完全可以將他轉換為一個對於一場突發事故的“奇遇者”，從而令他從欣賞的視角來看待這一切，事實上我引述的那節描述是18世紀一位曆史學家關於圓明園大火的描述文字。從中也可見古典中磚木質建築之殤多少次毀於火的焚燒，既是一個劫數，也確實是一個曆史上不可回避的命題。

　　宏巨的雕梁畫柱在火的焚燒中使隱藏在木頭裏的聲音發出劈裏啪啦的痛苦慘叫，火焰釋放出木頭裏隱藏已久的死亡的黑天使，它們一旦從裏麵呼嘯地扇翼而出，炙人的熱浪會令空氣顫動、扭曲、破碎。精美雅致的門窗、屏風、卷簾在焚燒中散發出焦糊難聞的刺鼻氣味，多少根木頭在焚燒過程中突然睜開熾烈噴血的眼眸，仿佛高燒的病人在離世前最後的決別，且目睹木質的軀體燒焦、轉黑、化為輕浮的白灰。黑色木頭上一隻隻噴血吐火的眼晴睜開的時候，看見了地獄的黑暗和虛無的空白之色。

　　可以說木質的滕王閣從建成之時就隱藏它一再難逃的劫數，無論它擁有如何的精美浮華而又溫良敦厚的稟性，死亡的黑天使早就藏在它的每一根木頭裏，這是滕王閣的宿命。

　　古希臘神廟存在了數千年，依然屹立不倒。古羅馬建築曆經多少歲月，仍昂然於世。它們的石質建材與古典中國的木質建材有本質的區別。

　　東、西方建築對兩種自然材質的選擇有天然客觀的地理性因素，也有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與文化價值取向。西方傳統認為，宇宙是由神創造和控製著的，人和宇宙是兩個獨立的實體，因此，宇宙自然法則必須遵守。這樣的宇宙觀形成了後來的二元論世界觀。他們認為人和世界是各自獨立的，彼此的關係是對立，而人處在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人的任務就是要發現被超自然創造者所設置下的真理，其生命目標就是征服自然。變化被認為是進步，對待生命的態度傾向客觀理性。中國人認為人與自然共為一體，做事講究天時、地利、人和，順從自然規律，注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石頭，無情物，無生命體征，然而它堅硬，耐久，不腐，不爛，不畏水衝火燒，甚至對外力的擠壓和擊打也是具有超常承受性的。

　　木頭，天然生長，吸收日月雨露精華，成長於深山大嶺，豐盛茂挺，人類與之仿佛有著與生俱來的親近感與歸屬感。但是它在向人類提供庇護的同時，也暴露它難已持久的時間限數，以及承受力同樣有限的腐爛、斷裂，甚至本身就具有以身殉火的自然屬性。

　　從公元前600年奧林匹亞古老的赫拉神廟的柱子選用石造開始，我們的先人就義無反顧地選擇以木頭作為建築的主要材料，尤其古代黃河中遊森林茂密，木材較之磚石便於加工製作。以至後來發展到從尋常百姓的民居到精雅的樓台亭閣和高深府第乃至宏巨的宮殿，皆無一例外。

　　中國古代建築主要是木結構，即采用木柱、木梁構成房屋的框架，屋頂與房簷的重量通過梁架傳遞到立柱上，牆壁隻起隔斷的作用，而不是承擔房屋重量的結構部分。“牆倒屋不塌”這句古老的諺語，概括地指出了中國建築這種框架結構最重要的特點。這種結構，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氣候條件下，滿足生活和生產千變萬化的功能要求。同時，由於房屋的牆壁不承受重量，門窗設置有極大的靈活性。此外，由這種框架式木結構形成了過去宮殿、寺廟及其他高級建築才有的一種獨特構件，即屋簷下的一束束的“鬥拱”。它是由鬥形木塊和弓形橫木組成，縱橫交錯，逐層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這種構件既有支撐梁架的作用，又有裝飾作用。隻是到了明清以後，由於結構簡化，將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鬥拱的結構作用幾乎完全消失，變成純粹的裝飾品。

　　曆史上的滕王閣是木質建築的譜係裏的一個典型範例，然而也正因為缺乏對於風火的防護設置，它也成了中國建築史上遭火劫次數最多的一個語辭鏡像。

　　古希臘建築主要是以石質的廊柱式建築給人類留下了不朽的藝術經典之作。其建築語匯深深地影響著後人的建築風格，它幾乎貫穿在整個歐洲兩千年的建築活動中，無論是文藝複興時期，巴洛克時期，洛可可時期還是集體主義時期都可見到希臘語匯的再現。古羅馬的建築受古希臘建築影響最深，古羅馬時期還發展出了自己的一種混合柱式，來源於希臘柱式。古希臘建築特點主要是和諧、單純、莊重和布局清晰，而神廟建築則是這些特點的集中體現者，同時也是古希臘，乃至整個歐洲影響最深遠的建築。其中古希臘建築史上產生了帕提農神殿、宙斯祭壇（帕加馬）這樣的藝術經典之作，給世界留下了寶貴的藝術遺產，同時對世界建築藝術有著重大且深遠的影響。古希臘建築通過它自身的尺度感，體量感，材料的質感，造型色彩以及建築自身所載的繪畫及雕刻藝術給人以巨大強烈的震撼，它強大的藝術生命力令它經久不衰。它的梁柱結構，它的建築構件特定的組合方式及藝術修飾手法，深深地影響歐洲建築達兩千年之久。古希臘建築是西歐建築的開拓者。古羅馬建築是繼承古希臘建築成就，在建築形製、技術和藝術方麵廣泛創新的一種建築風格。一般以厚實的磚石牆、半圓形拱券、逐層挑出的門框裝飾和交叉拱頂結構為主要特點。建築類型有羅馬萬神廟等宗教建築，也有皇宮、劇場、角鬥場、浴場、廣場和巴西利卡（長方形會堂）等公共建築。古羅馬建築在公元1～3世紀為極盛時期，達到西方古代建築的高峰。公元4世紀下半葉起，古羅馬建築潮趨衰落。15世紀後，古羅馬建築在歐洲重新成為學習的範例。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30年代。古羅馬建築的書籍和圖畫在明代末年開始傳入中國。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從意大利索來《羅馬古城輿圖》畫冊3卷，存放北京耶穌會圖書館。1672年，意大利傳教士阿萊尼帶兩冊《廣輿圖說》到中國。這些書裏有羅馬角鬥場、浴場、神廟和羅馬街市的圖像。此外，17世紀初北京耶穌會圖書館裏有過3冊維特魯威的《建築十書》，但古羅馬建築對中國建築沒有產生實際影響。

　　也許比較曆史上東、西方建築的孰優孰劣，不是本文的主旨，它們各自的營造方式都絕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兩千多年過去，環顧國中，幾乎找不到一處已存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古建築，而曆經兩千多年的古希臘帕特農神廟等建築仍在，--無意間一場石頭和木頭跟歲月的拔河，木頭的宮殿、廟宇、閣樓在兩千多年的歲月裏灰飛煙滅，而不畏火噬戰亂的石頭的神廟、鬥獸場的殘軀卻巍然不倒。

　　五

　　木頭對於火而言，是脆弱的，由木而派生的紙更脆弱，它不僅畏火，也畏火的反麵：水。而在有稍微外力的作用下，它便會粉碎。用木質建材營構屋宇的中國匠人如魯班者流絕對是聰明智慧的，發明造紙術的蔡倫的偉大不會低於魯班。然而任何事物都不能以完美而論，這樣他人才有創造可為。

　　我們不能說石頭對火是絕對有免疫力的，隻能說在火的焚燒中它有著比木頭更強的忍耐力，有著比木頭在時間麵前更強的抗侵蝕性，僅此而已。但在火與時光的同等侵蝕境遇裏，我們也不能排拒戰亂，這在東西方幾千年的曆史中都無法排拒的。隻是我們少有發現，西方人會毀滅自己的文明，他們可以踐踏和毀滅他人的文明，但對自己的文明，即使在戰亂中也相對地表示了一定的尊重。

　　而以滕王閣為例，在一千三百年的曆史中，滕王閣除受火災之毀之外，每次波及或發生在南昌的戰亂，都使它遭殃。

　　曆史上有文字記載的著名戰亂中滕王閣屢次“中標”，明正德十四年（1519）夏，明代宗室、世襲南昌寧王朱宸濠以“清君側”立名起兵，出鄱湖，趨安慶，直薄金陵。時任石僉都禦史、巡撫南贛及提督學務的王守仁速調高安、安義兵力趁南昌城裏虛空先行攻占，迫使寧至回師與之交戰，僅43天，寧王兵敗。滕王閣在這場戰亂中遭到破壞。

　　清順治五年（1648），清軍圍攻南昌，明將金聲垣、王得仁為守城計，放火毀民房1000餘家，滕王閣亦付之一炬。

　　清朝鹹豐三年（1853），駐守南昌的清軍為了抵禦太平天國軍隊進攻，放火焚燒城外民房建築，捎帶著燒毀了滕王閣。

　　民國十五年（1926）年秋，國民革命軍程潛第六軍所屬王伯齡師王永西團攻克了南昌。之後又被北洋軍閥鄧如琢的部隊反撲，不得不撤出南昌。10月，軍閥孫傳芳派鄧俊彥接替鄧如琢，任贛軍總司令。贛軍怕北伐軍以滕王閣為依托，居高臨下攻打南昌城，守軍師長嶽思寅決定焚燒滕王閣。他組織了400多名士兵，每人懸賞五塊大洋，讓他們將城中大批煤油集中在德勝、章江、廣潤和惠民四座城樓上，然後利用消防水龍和水槍，噴油放火。沿城街巷，贛水之濱頓時成了一片火海。大火燒了三天，長達十幾裏的街巷，成了焦土。百姓哭喊哀號，拚命逃生，章江門外的滕王閣在大火中化為灰燼。北伐軍攻克南昌後，罪犯被悉數捉拿歸案，1927年1月12日在貢院大空場召開宣判大會，張風歧、唐福山、嶽思寅、白家駿、侯本全五名主犯被綁在囚架上，聽候處決。時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以江西人民裁判逆犯委員會主任身份，朗聲宣讀裁判書：“……其對民眾曆年之摧殘與壓迫，施痛甚深，為害甚巨，姑不具論。即以數月來之殘害論，南昌一隅，焚燒商店民房計萬餘戶，殺害民家逾二千名，擄掠財物達一萬元以上。其如滕王閣勝跡，同付一炬，事實顯然。……實觸犯新刑律一八六條第一項之罪，處以死刑……”宣讀完畢，罪犯即被押赴刑場處決。

　　與滕王閣毀亡所對稱的是世人對它不屈不撓的一次又一次的修建，仿佛希臘神話西西弗斯的傳說，當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時，石頭又從山上滾下來，他又不得重新推石上山，由是而再，循環往複。而中國神話中的吳剛斫桂也是幾乎相同的命運。

　　讓我們來看看滕王閣興廢的記錄：

　　曆經宋、元、明、清，滕王閣曆次興廢，先後修葺達28次之多，唐代5次、宋代1次、元代2次、明代7次、清代13次，建築規製也多有變化。上元二年（675）洪州都督閻公重修此閣，王勃寫成《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貞元六年（790）和元和十五年（820），禦史中丞洪都觀察使王仲舒兩次重修，韓愈為之作《重修滕王閣記》。宣宗大中二年（848）夏，滕王閣毀於大火，江西觀察使紇幹於次日在舊址上重建，同年八月竣工。宋朝大觀二年（1108），江西洪州知府範坦重建滕王閣，丞相範致虛為之作《重建滕王閣記》曰：閣“崇三十有八尺，廣舊基四十尺，增高十之一。南北因城以為廡，夾以二亭：南溯大江之雄曰‘壓江’，北擅西山之秀曰‘挹翠’”。元代姚遂《新修滕王閣記》稱宋閣“其基城為閣……大抵非唐屋矣”，元代滕王閣幾經戰亂而破敗不堪，至元三十一年（1294），第一次重修滕王閣，閣高五丈六尺。元統二年（1334）江南行台禦史大夫塔夫帖木兒遊登滕王閣，下令重修，第二年七月竣工。明代洪武初年（1368）朱元璋擊敗陳友諒，在滕王閣上大宴文武群臣，正統初年，江西布政使吳潤重建，改閣名“報恩館”。景泰三年（1452），都禦史韓雍巡撫江西，重建之，“堂高逾二十尺，而樓又逾其半，宏深富麗，……”。成化二年（1466），布政使翁世資重建“西江第一樓”，同年十月落成，工部尚書謝一夔作《重修滕王閣記》。正德十四年（1519）滕王閣亦毀於寧王朱宸濠兵亂。嘉靖五年（1526），都禦史陳洪謨重建，次年二月落成，吏部尚書羅欽順撰《重建滕王閣記》曰：“閣凡七間，高四十有二尺，視舊有加”；萬曆二十七年（1599），江西巡撫王佐重修。萬曆四十四年（1616）又一次毀於火，江西左布政使王在晉、大中丞王佐發起募資重建，再由王在晉撰《重建滕王閣碑記》，捐款人“皆得列名於右”。崇禎六年（1633）江西巡撫解石帆捐款重修滕王閣，由鄒維璉撰《重造滕王閣記》。清代順治五年（1648）清軍圍攻南昌，滕王閣付之一炬，十一年（1654），由巡撫蔡士英重建。康熙十八年（1679），滕王閣毀於大火，由安世鼎重建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閣又遭火焚，由中丞宋犖重建。康熙四十一年（1702），閣又大火，江西巡撫張誌棟重建滕王閣落成，立即飛奏朝廷，康熙大喜，親書董其昌之《滕王閣序》以贈。康熙四十五年（1706）又被大火燒毀，惟“禦碑亭”幸存，巡撫郎廷極隨即重建。雍正九年（1731）閣毀於火，乾隆元年（1736），由江西總督趙宏恩、巡撫俞兆嶽重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江西巡撫何裕成重建。嘉慶年間，滕王閣年久失修，江西巡撫秦承恩、江西巡撫先福先後重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閣遭火毀，不久修複；道光二十八年，閣又遭火毀，江西巡撫傅繩勳重建。鹹豐三年（1853）四月，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奉命出鎮安慶，賴漢英、胡以晃率軍進攻南昌，圍城三月，清軍方麵由安徽巡撫江忠源穩守南昌，把總李光寬被太平軍亂槍轟斃，滕王閣燒成為一片灰燼。同治十一年（1872），江西巡撫劉坤一主持集資重建。光緒末年（1908），閣又遭火焚，於宣統元年（1909）重建，此時清廷內外交困，民窮財盡，修閣規模大不如前。1926年滕王閣再度毀於軍閥混戰，此後50多年一直沒有重修。直到1985年動工重建，1989年新滕王閣落成。

　　在寫此文時，我不得不大量引用與滕王閣興廢相關的資料，不如此，絕不能讓人看到一座閣樓在千年的時光裏是如何斷裂，又如何努力與時光拚接的。從中看出的，與其是一座樓閣之殤，倒不如說是時間之殤。正是滕王閣的屢毀屢建暴露了時間的破綻，讓我們似乎從虛無中發現了存在的某種隱秘真相。

　　六

　　現在讓我們來登樓閣，在鋼筋水泥之外的彼時--從唐永徽四年（653）開始，登樓會聽見木板樓梯咯吱聲響，樓高隻有二層，但我們登樓的步子卻要從唐上元二年（675）走到貞元六年（790）和元和十五年（820），走到宣宗大中二年（848），走到宋朝大觀二年（1108），走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走到元統二年（1334），走到明代洪武初年（1368），走到景泰三年（1452），走到成化二年（1466），走到嘉靖五年（1526），走到萬曆二十七年（1599），走到崇禎六年（1633），走到清代順治十一年（1654），走到康熙十八年（1679），走到乾隆元年（1736），走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走到同治十一年（1872），走到宣統元年（1909），直至1926年--曆史上每一次重新修建的年份，都是時光留下的清晰腳印，都會在木質樓梯上發出回聲，就這樣一步一級，咯吱過唐宋元明清，咯吱過唐宣宗、明洪武、嘉靖、萬曆、崇禎、清順治、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宣統，時光如水，檻外贛江如鏡，唯一看見滕王閣仿佛魔術般的時隱時現，它吸收了木質樓閣上發生的所有腳步聲，以及那些儲存於木質結構裏的陳年舊事，終於付之一燭，而那腳步的聲音也在水泥中悲哀地板結，即使其身體看似再生，抑或超越原有的高度而至宏巨，然其質感的腳步聲再難複活--以後的曆史如何發出回聲？

　　在深邃的時光裏滕王閣不過是一種幻象，人們把自己的臆測與想象，還有在現世無以言表的悲哀傾注其中，使它演繹為一座精神上的閣樓，其實其立於現實地麵--贛江邊的指向僅僅是虛無。它是曆來文人精神譜係上的一個時光驛站。

　　滕火閣的屢毀屢建使它獲得了在最初死亡--唐永徽四年（653）至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後複活的不死之身，它的複活能力仿佛成了它的魔法--有了在時光中時隱時現的特質，如同海市蜃樓，它時而隱匿在時光背後，時而突然將其古老的鏡像呈現，由此令它化為一座迷宮，而時間的複仇者隱身其中，滕王閣於是一再成為幻想家意圖構建的時光摹影，它總是在追摹前朝的背影，以此來實現自身對於時間無能的有限阻擋，並試圖通過“賦”或“記”的形式把自己的影子加入到滕王閣的巨大幻影裏去。

　　而這一切的另一個最初，是滕王閣完成了使一個性命殤逝者--由於他的死--而讓樓閣一次次找到了複活的理由，令殤者的魂魄寄托於絢爛工整的文辭而仿佛一再提升到神的規格，滕王閣在他走向殤逝之前便讓他完成了自己的造神工程--《滕王閣序》--既是殤者提前為自己也為他所讚美的樓閣賦就的悼詞--也是他（它）向上天簽下的死而複生之約，由此仿佛時間也對它無何奈何！--“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縱使滕王閣一再在時間裏迷失--火燒兵焚--縱然躲藏在時間裏的縱火者一再出現，把它毀之一炬，它總能自我超度。而一千三百年來最後一個縱火者嶽思寅，竟又死於詩人王勃殤逝千年後的另一位詩人郭沫若之手，這仿佛是上天精心安排的一次複仇。而1927年郭沫若在宣判嶽思寅死刑時，他已於六年前的一場如火如荼的五四運動中完成了他的火山噴發的白話詩《女神》--作為五四運動狂飆突進的歌者他將由此而進入中國文學史--如果用色譜中的一種顏色來為之定性的話，它是紅色的，因為這五四運動對於封建傳統有著火一樣的殺傷力。同年年3月郭沫若又在南昌花園角二號朱德住處作《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而四十一年後他的兒子郭世英將死於另一場火山爆發般的運動“文革”--郭世英是郭沫若與於立群所生的第二個兒子。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陳明遠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們兩人拿給我看了。近年以來，你們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學問，探討文藝與哲理的問題，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們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葉集》送去公開出版，我覺得沒有必要。”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當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葉集》是五四時期郭沫若與田漢、宗白華的通信集。才華橫溢的郭世英對於父親當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學上的實績，無疑有著極大的向往。不到20歲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葉集》。飽經滄桑的郭沫若對此事的反應頗為複雜，作為過來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強調：“現在早已不是五四時期，”“尚未成熟的東西，萬不可冒失地拿出去發表。”郭世英在讀了父親五四時期的文論和詩歌之後，對父親後來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文字大不以為然。1968年3月，許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動學生”。郭世英就讀的北京農業大學的一夥人非法綁架了他，並私設公堂，刑訊逼供。這夥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舊案--X詩社事件。他們要追究的是--“誰包庇了反動學生郭世英？”誰都知道，郭沫若當時雖為副委員長，卻無以決定此案的審理判決。這位當年在南昌理直氣壯秉承古老公義和先進正義的詩人兼革命者審判滕王閣的縱火犯嶽思寅是如何的毅然決然，以其詩人鏗鏘發出的聲音氣壯山河。

　　郭妻於立群要他以愛子遭綁架一事直接向周恩來求助，但他見到周恩來時隻字不提。4月22日上午，在征得軍代表的同意後，郭沫若讓秘書和世英的妹妹去農大了解關押他的情況。然而，就在他們趕到學校的三小時前，郭世英從三層樓上關押他的房間裏破窗而出，以死抗爭。他死時，年僅26歲，比英年早殤的王勃還小一歲，而王勃已為他才名的不死而事先留下了《滕王閣序》，空有才識的郭世英除了死亡的恐懼與慘痛，什麽也沒留下，悲憤難忍的於立群責備郭何以不及時向總理反映，郭稱“我也是為了祖國好”。晚年郭沫若悲痛思兒，狼毫宣紙愛子日記八大本！

　　--曆史往往在時間的鏡像裏就這樣看似有意而又無意地出現了重疊、映襯、反照，滕王閣如果作為一座時光的迷宮，它幻化出的影像將光怪陸離，仿佛世界上發生的任何事都不是沒有關聯，沒有來由的。而死亡也不可能把曾經的存在抹平，讓它消失，這就使死亡獲得了另一種意義。而當年一個文人（詩人）郭沫若不可能親手開槍殺死軍人嶽思寅，他隻能用語辭的宣判，而嶽在接受郭的宣判時已死，那後來響自刑場的槍聲隻是在他身體被語辭處決死於非命後的仇恨回響。

　　更為有意思的是，在一千多年歲月裏屢遭火焚的滕王閣第二十九度重建放棄了木質材料而選擇了向石質靠攏的水泥鋼筋的混合體澆鑄，這在另一種意義上宣布了曆史上木質建築的滕王閣屨毀屢建的無效，同時證實了滕王閣作為古典存在的死亡。

　　而作為鋼筋水泥體滕王閣的出現，隻是為已逝的滕王閣立起的一座紀念物，裏麵更多是新鮮的悼詞與過去的遺證。換句話說，與曾經作為曆史遺物存在過的滕王閣相比，它確實如我的朋友、文史學家、重建滕王閣的總指揮、詩人宗九奇所說的那樣：它隻是一座“滕王殼”。

　　八大山人在詩的語詞與繪畫的筆墨對滕王閣的放棄，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文化意義上留白。

　　我個人以為多少年來滕王閣僅真正存在於那一次次修改過的最初江邊的原址，存在於最初一次亡毀後所留下的它所隱匿的虛空裏。時光一開始就將它接納到自己的懷抱，後來人們所看見的一次複一次重新修建的樓閣，僅僅是滕王閣的幻影--是滕王閣死亡後留下的人心裏的幻象，其最初意義乃是出自對於文字中的滕王閣的臆想和杜撰，因了世人對文辭的膜拜和對殤者緬懷的激情不可遏止，使這座仿製物（仿古建築）成為文本的另一種實體，從而讓人們通過對實體的抵臨而完成對於千年文化不死的想象再造，讓坍塌的記憶得在精神和物質上獲得雙重重建，以便在現場找回在多少個世紀裏迷失的存在尊嚴，以此抵抗如死般的遺忘。盡管從不同年代建造的不同的滕王閣裏可以明顯看到記憶的缺損，但更能讓人得到記憶的安慰--而最近的重建乃是以鋼筋水泥的混合方式埋葬木質的速朽與火焚，並以此作為對二十九度興廢的補償，期冀永在的時光在鋼筋水泥的滕王閣裏固定，抑或換取脆弱記憶在將來坍塌前的相對完整與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