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

第二十一章 背道而馳

　　藍燕飛

　　總的說來，我是個喜歡安靜的人。喜歡像一棵樹或者一株草那樣認真而卑微地活著，但時間一長，不免對身旁的那些鳥和遠方的風景滋生一些豔羨。因此，在一年中的某些日子，我會到別的地方走走。

　　記不清這是第幾次旅行了。我的旅途多半是沉默的。先是一個人躺在鋪位上，聽著火車咣當咣當一路向前，窗外的風景撲朔迷離，而前程卻一寸一寸的被碾得粉碎。車廂是個沒有去路與來路的場所，彌漫著方便麵讓人窒息的氣息。昏暗的廊燈下，神情曖昧的男女竊竊私語，或含笑相視……

　　半夢半醒間，與等在某個站台的丈夫匆匆會合，奔向預定的目標。

　　那些途中的人和事，如水一般在記憶裏蒸發，沒有留下一丁點印跡。

　　而我真正想去的地方並沒幾個。我在遠離城市的地方生活，對城市卻沒有多少向往。我喜歡的行程是這樣的，先去走一走絲綢之路，然後穿越冰川大阪，在藏區的草原策馬高歌，最後停留在麗江。這是一首完整的樂曲，蒼涼、激越、舒緩。隨著年齡的增長，前兩個地方能夠成行的可能性漸漸減少，如此說來，現在我想去而又能夠去的地方隻有麗江。

　　我說自己的旅行是沉默的，不僅是火車上的寡言少語，更是旅行結束後的不著一詞。作為一個喜歡文字的人，這似乎是不可原諒的懶惰。其實每見別人所到之處均有收獲，一方麵雖也羨慕他人的能力與勤奮，一方麵卻覺得他們有些功利。山水是多麽美好的事物，美好到隻屬於眼眸與心靈。所以我怕自己的文字非但不能給它增色，反像一架劣等的相機，破壞了它的美麗。

　　但有些記憶會固執地鎖定某個瞬間，定格某個片斷。它們有著夢幻般的色彩，在午夜的寂靜中和人群的喧囂裏慢慢浮現。那是深秋的九寨，斑斕絢麗的九寨，與之相對應的是一個灰撲撲的、疲憊的旅人。

　　車自成都出發時，曙色尚未降臨，街燈下影影綽綽的人群，焦灼、不耐。已經過了約定時間，大巴在人們的期許中姍姍來遲，它輾轉於方位各異的賓館、酒店，我們是最後一撥。車未停穩人群蜂擁而上。我本能地退後一步，要命的是丈夫也並沒像別人那樣奮力搶搏，結果是我們上車時已無任何選擇。丈夫擠在最後一排，我落座在一個陌生人的旁邊。如此安頓下來，心裏難免生出幾分委屈與憋悶，對丈夫所謂的紳士舉止很瞧不上眼。所幸鄰座敘起來卻是個江西老鄉，贛南人，在廣西工作，目前在四川大學讀博士。他們一行四人，也散落在車廂的不同部位，這讓我稍稍心安。覺得以我和丈夫的能力，要得到一個相連的座位確實不容易。

　　車半舊不新，透著滄桑的意味。一路搖晃、一路顛簸、一路驚喜。靠窗的人們紛紛舉起相機乃至手機。那些風景我無法描摹，九寨的山水是我見過的最美的山水，那種極致的美麗，我的筆力根本無法抵達，我隻能把它留在心裏、夢裏、歌聲裏。我記下的是一些瑣事，它像漫舞的塵埃，隻在陽光裏閃閃發光。

　　到溝口已經日近黃昏。一層薄薄的陽光覆蓋在山岡，照拂著皚皚白雪與悠閑的犛牛。天藍得十分純淨，放學的藏族孩子緩慢的行走在一條斜坡上，從那裏一直向上，是否就是天堂？眼睛突然有些濕潤，我掉轉頭，深深吸了口氣，涼絲絲的空氣撲進我的肺。

　　溝口的景點是個藏寺，有著悠遠的曆史和厚重的藏經閣。建築色彩鮮豔，紅、黃、綠、白交叉疊合，臉色赤紅的喇嘛用生硬的普通話艱難地講解著，一撥又一撥的人潮水般湧來，然後退去。我們是凡俗的人，沒有信仰、對圖書和建築毫無興致，那個真正的朝聖者夾在一群追逐快樂的人中間，衣衫襤褸、發如亂草，他沉默黝黑、目不斜視，雙手合十，然後匍匐在無處不在的神態麵前，和蜂擁而至的觀光客完全不同。而我們頸項上的哈達，那麽紮眼，雪白或者金黃，在向晚的寒風裏獵獵飄揚。聖潔之物成為道具，大家都在鏡頭前擺著各種姿勢。江西老鄉提議合影，我把丈夫拽來，一個重慶的小夥子說他祖籍也是江西，四個人左一張右一張的瞎照一氣。幾天後，當大巴停在川大門口，那不知名姓的老鄉向我揮揮手，然後消失，沒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他相機裏的那些照片隻需按下刪除鍵，一切將蕩然無存。陌路之交，萍水相逢，人與人的相遇多半如此。

　　我們一車人有四對夫妻，其中一對狀如姐弟，那個男人像個孩子，一路把頭埋在他的愛人懷裏，他暈車、臉色蠟黃，不斷嘔吐，整整一天沒有進食，或許他們尚在蜜月中，但他們沒有像另外的三對那樣住“星”級賓館，在旅行社填表時曾與丈夫爭執過，覺得沒必要住什麽星級，到得九寨才知道，所謂的星級不過是普通的標間，僅有熱水、空調。三對夫妻都是一副恩愛的模樣，牽著手在夜色闌珊的街市散步。最年長的來自沈陽，他們在南方已經滯留了月餘，旅行、休息，再旅行、再休息。夫妻相伴到一定時候，彼此的思想與性情就像齒輪和齒槽一般互相膠著，達到了天衣無縫的境界。我們都穿著秋裝，而九寨的氣溫已經到了零下，旅館的周圍有尚未消融的殘雪，小河細流涓涓，在不遠處蜿蜒，迎麵的寒風紮在臉上有微微的疼，新月的光輝皎潔而凜冽，照著異鄉的夜晚、陌生的風景。犛牛肉、角梳、藏銀首飾，彎刀閃著青冷的鋒芒，它們沉寂而又紛擾的簇擁在一起，剛宰殺的牛、羊二十元一斤，現烤現吃，炭火熊熊，油煙滾滾，一些人掩鼻而過，一些人大快朵頤，幾乎沒有叫賣聲，所有的交易都在沉默中進行，街道狹小局促，似乎到處都是盡頭，又或者都是開始。一切似真似幻，亦真亦幻，所有的場景都像在夢裏見過或者前世經曆過。它們親切而遼遠。老夫妻為自己買了“羽絨服”，很便宜的那種，三十多元一件。他們覺得三十多元就能夠給自己帶來溫暖是很好的事情。確實很好，至少在視覺上有暖意。丈夫給我買了一隻銀鐲，四周流蘇般垂著細小的飾物，行雲，流水，花朵，圖案非常寫意。另外一對買了披肩，沉靜的寶藍，碧空一般裹著女子的臉。這對夫妻外形相距甚遠，男的身量高大，超過了一米八，女的卻似比我還矮一些，掛在男人的腋下，嬌小而俏麗。這個川妹子，快言快語，性情如川菜般火辣辣，年紀也輕，隻三十出頭，男的來自香港，說著磕磕碰碰的普通話，慢條斯理，恪守秩序。東北夫婦略走走，就回房休息，我們四人繼續瞎逛，男人和男人交流，女人和女人私語。川妹子談起自己的生活，她說這個丈夫比她大十四歲，有個兒子，她也有個女兒，他在她最困難的時候娶了她。她把衣袖綰起來，前臂上的傷痕讓人心驚，一條、兩條、三條，像蜈蚣一樣的爬在白皙的皮膚上。她說那時她剛離了婚，獨自在廣東打工，在一個夜晚，遭遇了劫匪，被砍了五刀，另外的兩刀在身體的腹部。那時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她覺得活不下去了，後來遇上了他，她說，如果沒有他，他不敢想象自己今天的樣子。我一邊感歎著她的幸運，一邊卻在好意的提醒她，趁著年輕生個孩子。在我的經驗裏，孩子是婚姻的強力膠，一些瑣細的局部的破損一膠就可複原，沒有孩子的男女如同沙礫，狂風一掃，就被吹散了。她這樣告訴我，說她曾經非常愛自己的前夫，他們也有孩子，但後來又怎麽樣呢？我無言，我知道，解體的家庭幾乎都有孩子，但又固執的認定，相對於感情，孩子總歸更靠得住些。

　　我想我已經老了。所以不再相信愛情的功效。愛情是人間最美的花朵，但它易損易折，折了謝了，花落情亡，人也就老了。老了的人和心開始向生活妥協。

　　妥協是哲學的命題還是生活的藝術呢？

　　這個川妹子已經沒了音訊，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一樣，分手後石沉大海。但是她燦爛的笑容我無法忘記。我希望她過上平靜而幸福的生活，雖然我至今不知道什麽樣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她在合適的時候遇上了自己的愛情，那麽我希望她在十多年之後像我一樣，三十年之後像那對東北夫婦，在自己的中年和晚年，還能夠和自己的男人一起去看一看那些自己喜歡著的山水。

　　她和他

　　一

　　七月中旬，我和丈夫轉道北京去內蒙，因為硬臥緊張，隻買上兩張軟臥。北京西站人頭攢動，熱烘烘地與流火的季節一同考驗著人們的神經。軟席候車室卻是另一番天地，冷氣開得很足，靠牆一溜寬大的沙發，零零散散地坐著一些旅客，中間的連座鐵椅更是看不到幾個人。那個老嫗因此越發的引人注目，這麽暑氣潑橫的天，她縮著脖子，耷喘著腦袋，孤零零地把自己放倒在椅子上。我想，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她，她實在與這樣的環境不太協調。

　　我一直生活在僻靜的山區，可是就連我也已經很多年沒見過這樣的裝扮。

　　老人身上的藍，藍得古董，好像是士林紗。顏色已經半舊不新，式樣卻是更古老的。斜襟上衣，褲腿寬大。她坐在連座椅上，大聲地說著什麽。可以聽出她是貴州口音，但她的話實在是沒頭沒腦，像山上滾落的石頭，猛不丁砸下來。

　　我隔著一點距離打量著她。她的年齡應該有七十多了，牙齒已經全部脫落，說話時袒露著空洞洞的口腔，她的頭發完全白了，發髻亂糟糟的，如一堆秋風吹過的亂草，她的腳下是一個布袋，也是半舊的藍色，軟軟地趴在那裏，隻有一根竹子做的拐杖還算精神，色澤橙黃、通體發亮，被她緊緊地攥在手裏。

　　很快，有兩個穿製服的警察走上前，老人神情激動，幾乎是在喊，她抖嗦著從斜襟大褂裏摸出一個折疊得整整齊齊的小包，打開一層層的塑料紙，露出一張有字的白紙，警察接過去，看過又還給她，他們試圖問些話，但老人自顧大聲喊叫，完全無法交流，警察隻能離開。他們既不親切，也不凶悍，完全一副公事公辦的模樣。

　　這時是上午九點多，我乘坐的火車是十點五十的。我有那麽多無聊的時間需要打發。

　　我走到老人身邊坐下來，我想問問這個老人要到哪裏去？

　　但是老人聽不懂我的話，而且她的聽力也差到失聰的地步。她臉上的表情一直是激憤的，不說老人應該有的慈祥，連笑容都不見。時不時地喊一聲：天收他！每喊一聲，竹杖在地上頓幾頓。

　　一個湖南口音的中年女人也在旁邊坐了下來，她操著方言大聲和老人說話，問老人家住哪裏？家裏都有什麽人？

　　老人居然聽懂了。她說沒得兒子，老漢也早死了，她是個五保戶。“縣裏的幹部說，五保戶每個月有二十塊錢，我連一個錢都沒見到過，錢都被鄉幹部和村幹部黑下來了，我原來有五間房，是上好的房子，蓋了好多明瓦，亮亮堂堂的。自從吃了五保住到‘光榮院’，房子就充公了。現如今，我連塊瓦片都沒得。”

　　說到這裏，她的眼裏似乎要噴出火來。“我不服，村上的幹部壞死了，上邊的大幹部都不曉得，我到北京就是來告狀的，讓天收他！”

　　她再次從懷裏掏出那個塑料包，展開一看，是張證明。上麵寫著老人的姓名，年齡，何方人氏，緣何外出。下麵是貴州某縣民政局的大紅印章。

　　請原諒我的健忘。因為我已經不記得老人的姓名，不記得她居住的村莊。但我記住了她的年齡，八十四，也記住了那句話：因不願接受救濟長期上訪。

　　一個八十四歲的老人，再怎麽不濟，最起碼可以在冬天眯著眼睛坐在牆根下曬太陽，夏天躲在蔭涼處享涼風。怎麽會成為上訪專業戶？一個五保戶，又怎麽會拒絕救濟？

　　這都是我無法想明白的事情。

　　老人還在那裏大聲地說話。她一再重複著，要到北京來找大幹部，她相信大幹部會為她做主。她告訴我們，她來北京不容易，車票錢都是和她一樣的五保戶湊的，誰想剛到貴陽火車站就遇上了歹人。一個小夥子，精精神神的，說幫她買車票，結果錢給了他，票沒得。小夥子跑得沒影。找也找不到，追也追不上，沒法，她隻得舍下一張老臉，伸手向人討。她討了三天，才討來一張到北京的車票。

　　她坐上了火車，來到北京。但是來到了北京又怎麽樣呢？她連北京站都沒出去。她何曾見過那麽多的人，那麽多的車，她在出站口走來走去，東瞧西看，不知道怎麽樣才能找到大幹部。整個早上她都在車站走走停停，終於引起了一個工作人員的注意，好心的他為老人買了水和麵包，帶到軟席候車室暫時安頓下來。

　　十點十分，有三個男人來到老人身邊，他們操著方言和老人說話，老人又一次掏出了那個塑料小包，他們看完後對老人說：你就在這裏等，不要亂跑，怕跑丟了，縣上有人下午來接你。他們是貴州駐北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其中一個和老人大聲說話，另一個小聲嘀咕：搞啥子嗎，讓一個八十多的老人跑到北京來？還有一個則掏出手機打電話，他對著電話說：是某某鄉某某村的。又問對方幾點的航班？幾點到？

　　打完這個電話，看老人雖然大聲說話，但並無什麽出格的舉動，他們似乎放下心來，又似乎完成了什麽任務，匆匆走了。

　　她高分貝的嗓音，孤零零的在空中打了幾個卷，淹沒在更高亢的廣播聲中：十點五十分開往包頭方向的T282次列車已經開始檢票……

　　我拎起行李，走向夢中的草原。

　　她也將在下午或晚上的某一時刻踏上返鄉的路程。她本來是想到北京見大幹部的，但是她隻在火車站逗留了一天，一個八十四歲的老人，並沒見什麽人來安置她，恐怕連熱湯水也沒進一口。她來到北京，似乎隻是為了把那些話喊給一些不相幹的人聽。

　　我無論如何不能相信她是一個長期上訪的專業戶，雖然她的眼裏沒有眼淚。

　　二

　　T282的始發站是杭州，中途上車的我們找到自己的位置時，已經有兩個男人坐在小車廂裏，一個是鄂爾多斯的工程師，另一個長得奇怪，也有點悶，隻歪在那裏，靜靜地微笑。

　　煙是聚合劑，三個男人手裏的煙飛了一輪，很快熟悉起來。長相怪怪的他也慢慢話多起來。

　　他腿很長，但是身高很低，他的身高幾乎就是腿的長度，因為他的腰與腿成了一個直角。他自己說，以前是大興安嶺一個林場的伐木工人，一次勞動中，被木頭砸了，當時骨頭並沒傷著，隻是疼得厲害，吃了一些藥，抹了一些藥，又靜養了幾日，疼慢慢止住了，以為好利索了，也是仗著年輕，覺得啥都扛得住，十天不到，就上山了。山上的活都是重活，偷不得懶耍不了奸的，一上山，那腰就有些不得勁，使不上力氣。到後來就漸漸直不起來了，人也一點一點的矮下去。一米七八的個子，隻剩了一米四左右。

　　矮就矮點吧，但是它疼。一個大男人，疼得眼淚一把鼻涕一把，整宿整宿在床上滾。到醫院，也查不出啥名堂，但活是幹不了了，定了個三級殘廢。後來木頭伐光，林場解散，他回到山東老家，靠著每月三百元的養老金度日。老婆嫌棄他，離了婚，留下一個女兒要養。

　　我有點納悶，既然生活這樣不容易，幹嘛坐軟臥？軟臥與硬臥的區別隻是少了兩個鋪位，空間大一些，其他並無二致，價錢卻翻了一番。我們是因為買不上硬臥，才退而求其次的。

　　我看了他一眼，覺得他的臉實在太長，典型的刀把臉，皮膚是黃糙色的，缺少光澤。看他的麵相，我以為他五十好幾了，後來才知道他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四十四歲的男人，頭發已經灰撲撲的好像落滿了塵埃。他倒是一副很平靜的樣子，他一直很平靜，甚至算得上安詳，言語輕緩，麵帶笑容，一點也不渲染那是多麽可怕的事情。他說，這次聽說來了專家，要對工傷重新鑒定，他希望能夠定上二級，那樣每個月可以多拿一點錢。但是這個消息他是前天晚上才知道的，他的親戚急得要命，說老打不通他的電話，要他十五號前無論如何趕到林場，才能鑒定上。他有一隻手機，因為想省點話費經常關著，這次耽誤事了。他接到電話時已經是十三號了，於是趕緊收拾東西，第二天趕到火車站，票又不好買，隻好買張軟臥。也罷，這輩子沒坐過，隻當開回洋葷。

　　我方位感一向很差，但也隱隱覺得不對，去東北怎麽跑到內蒙來了？他應該在北京下車才對。他指著對麵說，是這位兄弟幫我想的辦法。

　　那位鄂爾多斯漢子許是覺察到了我的好奇，解釋道：是他的主意，怕北京買不上票，而內蒙有一趟開往吉林的車，如果在東集寧上車，估計人不會太多。

　　到達東集寧已是黃昏時分，北方的遼闊大地在蒼茫暮色中如舒緩的樂曲徐徐展開。他提著行李，艱難地走下火車，我看到他在站台上向我們招手，臉上有一抹……的微笑。這幾個小時，他都是這樣的，那笑好像是長在臉上似的。

　　火車很快把他甩在後麵，他漸漸成了一個黑點，然後黑點也消失了。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希望他趕上那趟車，順利到達目的地，然後再順利一點，把傷殘等級定為二級或者一級，就是天大的好事了。

　　誰知就是這個微小而現實的希望也很快破滅了。

　　車行不久，那內蒙漢子突然一拍大腿，說：糟糕，我把時間算錯了，十五號他隻能到北京，到達吉林的時間應該是十六號，還得一切順利。

　　我們都很沮喪，一顆心懸在半天中，放不下來。但是又有什麽法子？他花了貴價錢，隻是坐了一回軟臥。

　　旅途順利，卻是在錯誤的時間到達。生活總是喜歡和可憐人幽上一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