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諾獎的榮幸

第十三章 “莫言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家，但是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莫言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家，但是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從諾獎看莫言

　　對話人：

　　朱向前：著名軍旅文學批評家，中國作協軍事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教授

　　徐藝嘉：解放軍藝術學院2010級文學係研究生

　　時間：2012年11月20日

　　一、“本土化”與“西化”的平衡

　　徐藝嘉：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無疑是中國文學百年來獲得的最高國際榮譽，也是中文文學進軍世界文學的一次勝利。中國優秀的作家不計其數，但能夠成功摘取世界級最高文學獎項桂冠，其創作必然要與世界成功接軌。以您對莫言作品的多年關注，再加上老同學、最早的評論者和諾獎預言者的“三重身份”，您對此怎麽看？

　　朱向前：我想這個問題可以從莫言2006年獲福岡亞洲文化大獎談起。這個文化獎旨在表彰“在保存與創造亞洲獨特多樣性文化方麵”取得傑出成就的個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獨特的寫實手法和豐富的想象力，描寫了中國城市與農村的真實現狀。頒獎詞高度稱讚莫言說，“他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旗手，也是亞洲和世界文學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導亞洲文學走向未來”。借此機會，我曾組織研究生討論了當時莫言的《生死疲勞》，在討論會上，我有如下一段主持詞，恰可闡釋莫言作品如何在世界文學版圖中贏得一席之地。“何謂‘旗手’？據我理解，簡而言之，就是在當前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堅持本民族的、本土的、原創性的創作方向。尤其是在亞洲，在那些欠發達國家中，如何在今天美國文化鋪天蓋地席卷全球之際，堅持文化的個性和地域性，以保護本民族的文化生態，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並以此構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榮格局。我想莫言的‘旗手’意義正在於此。”

　　徐藝嘉：也就是說，所謂“接軌”，並不意味著同一化，而恰恰是要保持自我個性？

　　朱向前：是的，莫言與世界文學接軌的方式恰恰是通過對抗同一化來實現的。文學和科技不一樣，科技追求的是全球化，而文學想要達與世界接軌，反而要保持本土特色和作家的個性。

　　徐藝嘉：從那個時候起您就判定莫言作品與世界接軌了？

　　朱向前：還可以追溯到更早。莫言出道之初，我就認定他的小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寫農村題材寫得最好的小說。也因此，第一時間緊密跟蹤他的作品，寫下了最早的一批較為全麵、係統的莫言評論文章，其中較有影響的一篇是發表於1986年12月8日《人民日報》上的《深情於他那方小小的郵票--莫言小說漫談》，通欄標題，占了大半個版。在文章結尾我提到，我們對莫言的期待是在更大的廣度和深度上超越，當然不是超越高密，不是超越華北，而是超越中國。

　　徐藝嘉：誠如您所說，多年來，莫言的創作帶有鮮明的原創性，且各部作品之間風格差異較大。他的作品既具備濃鬱的鄉土特色，接中國的“地氣兒”，又有國際化的特點。曆數古往今來能夠經得起時間淘洗、成功推向世界的偉大作品，無不是兼具民族性與世界性，所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具體到莫言的作品，他是如何做到“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無縫銜接”的？

　　朱向前：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也需要作家經驗的累積。多年來，莫言在“本土”和“西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他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道路選擇上，也走過了一條螺旋式的發展軌跡。在莫言創作之初，也就是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他寫下了一係列堪稱經典的中短篇小說，從最早的《民間音樂》、《透明的紅蘿卜》到《枯河》、《白狗秋千架》、《老槍》、《金發嬰兒》、《球狀閃電》一直到《爆炸》、《紅高粱》。這段時間可說是莫言的天才和悟性發揮到極致的“爆炸”期。他表達的是最本土的故事，又融入了他自己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同時又受到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福克納的“郵票意識”和克洛德西蒙感覺開放等外來影響，從想象方式到語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風格。莫言在文學上是有野心和激情的，他在創作的初始階段就立誌要以故鄉為依托，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學王國。

　　徐藝嘉：我至今記得《紅高粱》帶給我的震撼的閱讀體驗。莫言營造了一個現實根本不存在的“高密東北鄉”世界，奇譎空靈而又輝煌瑰麗，富於夢幻浪漫色彩，這是一般作家很難想象並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個文學場域的建構裹挾著強大氣場，為這篇小說的出身與血緣奠定“豪門”基調。這部小說的語言風格粗獷豪放，想象浪漫，帶有濃烈的山東高密鄉土地域特色和風土人情，還多少帶有一點兒野性的流氓草莽腔調。在刻畫人物和場景細節時又非常細膩、鮮明、深刻，給人以生吞活剝、洞穿曆史時空的激情與偉力。

　　朱向前：早期莫言的作品將本土意識與外來影響始終在民族傳統“審美圖式”的邊緣進行創新與突破，若即若離，掌握分寸並拿捏到位。我對他這個階段是高度肯定的，甚至到今天來看，我認為他寫得最好的作品，仍然是《透明的紅蘿卜》。那種質樸、純淨和詩意，一派天籟之音，不可複製。

　　徐藝嘉：莫言的作品是從何時開始被推廣到西方國家的呢？

　　朱向前：第一個重要契機應該是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獲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因為這部電影，西方開始關注莫言，也因此，他的作品風格出現了較大的變異，“偏西化”的特點集中體現在自《紅高粱》以後到90年代中期的創作中。這期間他連續拋出了中篇小說《歡樂》、《紅蝗》、《白棉花》、《父親在民夫連裏》；長篇小說《食草家族》、《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包括此後的《豐乳肥臀》）等多部作品。在我看來，莫言這個階段的作品有點劍走偏鋒，在追隨西方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

　　徐藝嘉：“偏西化”的特點具體指什麽？

　　朱向前：主要是刻意追求外在形式的西化，比如《歡樂》和《紅蝗》中大段大段冗長而生硬的議論，對小說結構、意境、敘述調度和藝術感覺以及不分段落、不加標點等對西方小說修辭手法生吞活剝等各方麵進行極限實驗，加之感覺的泛濫和語言的膨脹，以及想象的重複，造成了作品閱讀中一定的紊亂感和晦澀感，使他的創作出現了空前的偏執、躁動和疲憊。實話說我對他此間的作品閱讀時從一頭霧水到不忍卒讀，直至喪失閱讀快感。1993年，當我做《新軍旅作家“三劍客”--莫言、周濤、朱蘇進平行比較論綱》時，寫下了一章近8000字的批評意見《莫言：“極地”上的顛覆與徘徊》。開篇即指出：“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須直率地說出我對近年莫言創作的批評意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在以極端化的風格獨標叛幟，敗在極端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因此，他在創作狀態巔峰的極地上和藝術風格的極限上顛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種失落美學目標的躁動與徘徊之中。”後來在莫言與我的交談中，他委婉地對此階段的創作作了一點解釋，就是說這一批作品在國內不被看好，但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大國翻譯不少，頗受歡迎。我理解是“求仁得仁”，他有他的預設目標，他也成功了，作為一種戰略，這倒也不失為明智之舉。而此階段的創作確實對他走向西方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也對最後得諾獎功不可沒。但是，即便莫言已獲得諾獎，我也並不收回我當年的觀點。

　　徐藝嘉：我感覺寫小說和練武功的原理差不多，都要經曆不同階段的磨礪。初級階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次級階段“看山非山，看水非水”，待達到自然天成的最高境界，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對莫言的作品是零敲細打地讀下來，涵蓋麵也不全。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中，最讓我驚歎的還屬《紅高粱》。在那以後，我記得有一次讀莫言的短篇小說集《蒼蠅門牙》，裏麵多篇小說對於大量感官體驗的全方位啟動以及語言中密集的審醜指向讓人讀久了不由產生生理上的排斥感，很有些“劈頭蓋臉、搗毀一切”的破壞性，包括看《酒國》，那種寫法目空一切，為我們展示了小說創作的另一種可能性。他不像許多作家，有一個多年攀爬的過程，他是爆發式的，像一座火山一樣，但寫得有點“過”。

　　朱向前：好在經過漫長的徘徊與摸索過後，莫言終於找到了“本土化”和“西化”的平衡點。從《檀香刑》開始，那個傳統的、親切的、熟悉的莫言又回來了。回到了本土，回到了民族。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後記裏所宣布的：“我要大踏步後退”。這是莫言在新世紀尋找中國文學發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種很寶貴的調整和修正，也是他作出的中國文學要與世界文學接軌的一個極佳表率：即在最傳統的形式中表達最當代的理念，以中西合璧的技巧講述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他晚近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勞》、《蛙》等作品都屬於這個階段。

　　二、“諾獎”是如何煉成的？

　　徐藝嘉：談論一個作家，歸根結底要回到他的作品。文學是人學，諾獎之所以頒給莫言，是因為他的作品達到了對人性探究的深度，具有吞吐萬千的氣象和對人性善惡的有力剖析以及對人類生存狀態的終極關懷。回到莫言作品上來，深入其作品的肌理和細部，您對他的作品有何具體看法？

　　朱向前：莫言的作品是恢弘的，長江大河式的，這首先表現在他作品的大體量。他的創作成果極為豐厚：11部長篇小說、100多部中短篇小說，若幹部散文集、評論、演講集和話劇、影視劇本創作，作品總量多達約800萬字，文集可出到20卷。這樣的豐繁而龐大顯示出宏大的史詩氣象。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莫言的創作涉及到多個門類，且都有佳作乃至經典，比如中篇《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球狀閃電》、《爆炸》，長篇《檀香刑》、《蛙》、《生死疲勞》，短篇《枯河》、《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倒立》、《奇遇》，等等，都是傑作。他的散文《忘不了吃》，是我迄今見過的寫饑餓寫得最為傳神的文章。他參與的電影《紅高粱》、《太陽有耳》，分獲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和銀熊獎，根據小說《白狗秋千架》改編的《暖》獲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獎。如此大體量、高品質，並且這麽全麵，恐怕自有中國新文學百年以來，罕有其匹。

　　徐藝嘉：莫言的創作合在一起便是對20世紀中國農村風土人情、曆史變遷全景式的描摹，在這一點上絲毫不遜於托爾斯泰、巴爾紮克等世紀級文學泰鬥，這也是他獨特的優勢所在。莫言旺盛的文學生命力恰恰是他“天才型”作家的佐證，我曾聽聞他的閱讀速度極快，閱讀麵極廣，除大量汲取中外文學的養分，他還瀏覽其他門類的書籍，畫冊中的雷電、昆蟲等物都能成為他創作的靈感來源，從他的創作風格也能看出他極為強烈的傾訴欲望。

　　朱向前；他天然有著易於轉化為文學素材的生命體驗，並且他將這種體驗和想象力完美融合，這就是一個優秀小說家的先決條件--有著超常的人生記憶力。莫言的書寫深入紮實，而又天馬行空，神幻奇譎。我閱讀莫言的鄉村小說，從早期的《透明的紅蘿卜》到中期的《豐乳肥臀》，直至晚近的《生死疲勞》等，無論是天、地、人、畜，還是鄉風民俗，無論是節氣更迭還是四季景觀，無論是農事稼穡還是鄰裏糾紛，從一草一木到一花一葉，從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隻夏日黃昏的蜻蜓停留在荷葉上眼睛轉動時折射出夕陽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傳神寫意，纖毫畢現。渾厚多彩如油畫，細致精微似工筆，直讓人歎為觀止。那簡直就是北中國農村生活的教科書加高密東北鄉的芥子園畫譜。

　　徐藝嘉：他對一片葉子的描繪甚至都可以生動細致到幾百字，這樣好似用放大鏡觀察生活般的描寫在同類寫農村題材的作家中實在少見。

　　朱向前：有過莫言這樣鄉村出身和生活經曆的人何止千萬，成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數，但能從筆下呈現出如此斑斕多姿的北中國農村原生態圖景的卻鳳毛麟角。這當然關涉到一個作家才華稟賦的高下，而這才華稟賦的重要標誌就是超常的人生記憶力和想象力。

　　徐藝嘉：您如何理解莫言作品中的普世價值和人文關懷？

　　朱向前：莫言的作品中塑造了上百個性格卓異的人物形象，且他始終是站在人的角度來寫人，並在人物的塑造中探究人性的深度。

　　徐藝嘉：這點也是我閱讀莫言作品比較有感觸的。他不光具有大體量的作品創作，胸中還有海納百川的大氣象。莫言的文學根脈在農村，他寫農村，寫得惟妙惟肖，鮮活沸騰。莫言的寫作是投入的，同時，他又能跳脫出來，以旁觀者的姿態看農村的善惡美醜，這種客觀的帶有批判的、悲憫的眼光可以落在牛馬豬羊身上，可以落在張三李四身上，可以落在“我爺爺”、“我奶奶”、“母親”、“姑姑”身上，還可以落在他自己身上。他好像提前預知了人物命運的一切結局，但他就是要在他們生命蒸騰的過程中挖掘出生命的意義和人性的廣度。比如《生死疲勞》，借用生前風光死後輪回托變成驢等動物之視野與行為，入木三分地刻畫了人生從得意到失意，從生到死，從高高在上到做驢做馬，從萬惡的舊社會到劇變的新社會，生死之變遷、無奈、悲催與輪回，從狗眼看人低到驢眼觀世界，大千世界人性的善良與醜惡，現實與虛幻，幸福與苦難，崇高與卑微，真實與虛偽……盡在其中。現實人生沒有輪回，莫言的“輪回”不過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人生變遷的寫照，在感歎造物有情亦無情的同時，真實到殘忍的地步，悲憫情懷也油然而生。

　　朱向前：你說的這個“超脫”觀點我是讚同的。莫言寫出了20世紀北中國農村農民的苦難、悲慘，更寫出了他們在苦難悲慘下麵蘊藏的勃勃生機和頑強堅韌的生命偉力，寫出了一種中國民間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他塑造的“黑孩”、“上官金童”、“我爺爺”、“我奶奶”、“藍臉”、“姑姑”等形象已經成為農村人物形象的經典造型，他已經為我們拉出了一個長長的北方中國農村的人物畫廊。他時時揭露著人性的光明與陰暗，以一種清醒的姿態拷問著故鄉土地上生存著的靈魂，且生動而完滿地表達了對置身於大環境之中人的苦難與掙紮和對人性的拷問、關懷和悲憫。

　　徐藝嘉：他的作品體現出那種非得在苦難中煎熬過的人才可能有的命運感，那種建立在人性無法克服的弱點基礎上的悲憫。小悲憫隻同情好人，而大悲憫不但同情好人，也同情惡人。像莫言自己在創作談中說的，他從沒有故意要去寫惡，也不為純粹寫苦難去博得眼球，他在構思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塑造人，如何把人寫豐滿，而苦難是人生存於世間不可避免的經曆和附屬品。這樣的觀點具有普世價值，不隻中國的農村有苦難，中國的城市也有，全世界人都在麵臨共同的生存危機，我想這也是諾獎授給莫言的原因之一。這個獎項始終是關注人類共有的生存境遇的。我讀您以前評論莫言的文章，十分注重談論這個作家的原創性，能不能做一點具體的解讀？

　　朱向前：莫言的每一部作品的意象大都具有原創性、突破性和不可複製性。從早期《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以及金色的紅蘿卜，到汪洋血海般的“紅高粱”，到《豐乳肥臀》的母親與大地，再到《生死疲勞》的“六道輪回”……可以說，莫言的多數小說所選取的意象都能夠覆蓋主題，而且這個意象是豐富和複雜的，且在作品中得到完整而豐滿的表達。像這樣一部一個樣，始終不重複自己的作家，在當代中國文壇也屬個案。他曾經說，寧可寫得差一些，也不願重複自己。

　　徐藝嘉：這麽說，您認為莫言是個完美的作家了？

　　朱向前：莫言並不完美，但是偉大。

　　徐藝嘉：他的“不完美”怎麽解釋？

　　朱向前：一是剛剛提到的在莫言刻意偏西化那個階段的創作，寫下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作品。再有，莫言的語言風格可謂獨步天下，卻有時過分膨脹和泛濫。以莫言超常的記憶力、想象力和奇異的感覺為基礎的莫言語言，具有一種汪洋恣肆、披頭散發、璀璨炫目的“焰火”效果。讀他的作品，就像觀賞一場場創意獨特的語言焰火，具有強烈鮮明的個人標識。同時，他又能在不同風格的敘述中呈現出不同的麵貌。即便樸實如二踢腳，它的猛烈、宏大仍然不同凡響，讓你一眼就看出這是莫言，但同時毫無節製的語言狂歡和極端化寫作風格也曾讓莫言在藝術的道路上徘徊顛覆，鋌而走險。

　　徐藝嘉：您說的莫言語言的獨創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我認為，他語言的泛濫有時候不免造成結構的擠壓和失衡。他小說的結構和語言隨意性很強，想到哪裏寫到哪裏，大段大段的敘事和人物對話擁擠在一起，給人感覺臃腫、不利索，像一個不善於收拾打理家務的埋汰人，窩窩囊囊攪局在一起，極易造成閱讀障礙和審美疲勞，這同樣也限製了他作品的受眾麵。誠然，莫言是天才型的作家，但語言的節製程度和文章的節奏感也是衡量一個作家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我感覺莫言的敘事缺乏冷靜和理性，在背後有巨大的情感激流在推動著他，就像他要解決饑餓一樣，他的語言也像是在渴求著什麽，總呈現著洶湧而出的狂歡狀態。所以我更喜歡莫言在《蛙》裏麵的節製。盡管許多評論家認為這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但我感覺裏麵有一種放鬆之後的自如雍容，還融入了他以往作品中不多見的幽默感。也許他生活中是個幽默的人，但是他作品中較少流露出這種氣質，《蛙》裏麵是有的。

　　朱向前：他現代的敘事方式和結構的奇妙獨特，狂放的想象力以及汪洋恣肆、泥沙俱下、披頭散發和個性鮮明的語言特質，等等，都容易被西方的翻譯家、漢學家及廣大讀者所接受。因此，莫言雖然是不完美的，但卻是豐富、深邃和偉大的。去年他的《蛙》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今年又折桂諾獎，東西方的共同認可恰恰說明了他的廣闊。當然對莫言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也由此說明了越是有爭議、有矛盾的作家越是有價值的。莫言的創作如大河滔滔，泥沙俱下，但它的前提是一條大河，是氣勢、是力量、是速度。如果是一條小溪，清澈倒是清澈了，但它的流量就小了，也翻不起幾個浪來。當代中國文壇恐怕缺的還是這種長江大河式的作家。如果要說莫言的獨特性價值，恐怕這也是他的主要價值之一。

　　徐藝嘉：莫言的創作雖然具有不可逾越的原創性，但他同時也吸收和借鑒了西方文學的表現手段，使作品呈現更為多元的格局。如您所說，他把土得掉渣的農村題材處理得相當洋氣，這就和他善於吸收西方文學的滋養不無關聯，對吧？

　　朱向前：對，莫言之所以能夠在眾多優秀作家中脫穎而出，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很重要的一點原因是因為他捷足先登地與世界文學接軌，善於借鑒，中西合璧。我在20多年前撰寫的《深情於那方小小的“郵票”--莫言小說漫評》一文中就曾指出，他的創作如同福克納精心構建的“約克納帕塔法”小鎮一樣，深情於“高密東北鄉”這片巴掌大的土地，他的全部文學想象和創作都圍繞在這片土地上展開。他又極善於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學的手法：在文學領地的構建上吸收福克納的“郵票說”，在高密東北鄉建構自己的文學王國；而“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則來自馬爾克斯，又與中國神魔大師蒲鬆齡相嫁接；同時，他還接受克洛德西蒙的影響，開放身體感官的寫作，打通了五官的全方位感知，即融合了聽覺、視覺、觸覺、嗅覺、味覺的立體體驗，超越了許多傳統作家視覺和聽覺的二維描寫。這些借鑒來的元素與莫言的本土化寫作相結合，既突出了原創性，又不拘於死板，顯示出作家的創作靈性，甚至超越了同時期的許多諾獎得主，這也正是我敢在二十年前斷言莫言必獲諾獎的重要依據。

　　三、以世界性的眼光看莫言

　　徐藝嘉：當代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所占的份額並不盡如人意，此次莫言獲諾獎，真是大快中國文學之心，為當下的中國文學贏得了一個與世界文學平等對話的機會，也讓世界的目光聚焦於中國。您認為，莫言獲得諾獎對中國文學最為突出的意義集中體現在哪些方麵？

　　朱向前：莫言邁出的一小步，卻是中國文學邁出的一大步。盡管諾獎隻是眾多文學評獎體係中的一項，不盡完美，其受眾麵也有所局限，甚至有重大遺漏，比如：托爾斯泰、高爾基、左拉、易卜生、契訶夫、卡夫卡、茨威格、喬伊斯、普魯斯特、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勞倫斯、哈代、博爾赫斯、卡爾維諾、裏爾克、納博科夫、龐德，等等，這顯示諾獎評委相當的局限性和政治或文化偏見。但總體來看，諾獎還是憑借其權威性、連貫性和影響力得到世界範圍內文學界的公認，涵蓋了20世紀眾多優秀作家，可謂是百年老字號，他們把獎頒給莫言說明正在不斷克服自己的歧見和局限，也給中國文壇帶來更大的希望。

　　徐藝嘉：具體這對中國文壇意味著什麽？

　　朱向前：意味著以莫言為標高的當代中國文學得到了世界文壇的認可，更多引起全世界對莫言、對當代中國文學乃至當代中國甚至中華文明的刮目相看或重新考量。莫言的成功，往遠裏說，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浸淫；往近裏說，有一百年中國新文學的傳承發展，還有若幹被提名作家如林語堂、老舍、沈從文等前輩的托舉。再加上30年來中國的整體崛起，誰也不能忽略中國的存在，莫言得獎也有幸運的成分，所謂天時地利人和。

　　徐藝嘉：您曾多次撰文談到商品大潮的興起對於文學本身的戕害。尤其在新世紀以來，人們的閱讀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再加上網絡媒體、網絡小說的流行，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愈趨邊緣化，您認為莫言獲獎會對這種現象造成衝擊或說引起改變嗎？

　　朱向前：莫言得獎勢必引起中國當代文學的自我提振和對中華文化軟實力的重新認知。不可否認，隨著讀圖乃至網絡時代的到來，加上商品社會的效率原則，造成淺閱讀的流行和文學的邊緣化。文學界部分人士的自輕自賤再加上部分國外漢學家的歧見（如德國漢學家顧彬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的“垃圾論”），一段時期以來，當代中國文學被弄得灰頭土臉，不少好小說家也紛紛下海“觸電”了。當此之際，抗擊商潮、幾十年堅持純文學寫作的莫言獲獎，不僅讓中國當代文學的作家們和理論批評家們為之一振，更讓人們重新認識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華文明軟實力的威力，以及重新尋找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曆史方位和目標設定。同時，吸引（哪怕是暫時的）國人關注莫言、莫言作品（目前全部脫銷即是明證）乃至整個當代文學，甚至思考“文學是一切藝術之母”的命題的當下意義。

　　徐藝嘉：莫言的許多作品充滿晦澀感，老實說並不好讀，因此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眾作家。如今他的作品熱賣，正是一個讓大眾提升文學素養的極佳契機。帕慕克說過：“對於現代的世俗化個人來說，要在世界裏理解一種更深刻、更淵博的意義，方法之一就是閱讀偉大的文學小說。我們在閱讀它們時將理解，世界以及我們的心靈擁有不止一個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莫言對國民文學素養的提升絕對是有積極意義的。

　　朱向前：據手機報調查，有59%的人為莫言獲獎感到自豪，這是一個客觀、理性的，同時也是令人鼓舞的比例，它釋放的是正能量。就像我在1996年撰文，提出“四不主義”，其二即是“中華文化不必妄自菲薄”，其三即是“世界文學不能缺少中國”。今天看來，就是這樣。莫言的成功不可複製，但也給了我們一點啟示：即要加大“走出去”文化戰略的實施力度，進一步向世界展示中華的軟實力。雖然近年來，中國的電影、繪畫、攝影、音樂、舞蹈、戲劇等種種藝術門類頻頻走向世界並且摘金奪銀。但文學因為跨語言溝通的翻譯局限，情形頗為糾結。眾所周知，中華文明之所以能維係五千年不墮，就與漢字、漢字思維關係極大。如張承誌所言：美文不可譯！所以，也有人說，莫言能得獎是因為葛浩文和陳安娜等人翻譯得好，此說有一定道理。但現在好的雙語翻譯何其少啊。即便有（如2009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匈牙利，有一個匈籍華裔作家餘澤民就翻了不少當代中國小說），卻又苦於沒處出版。所以，國家要在這一塊加大投入，宏觀調控和扶持。當然，真正要讓全世界懂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精妙、精微，接受者必須達到漢語的高中水平，如大山、朱利安、郝歌等等，到那時候，中華文化將化成天下。這個時間，我估計50年。在這之前，我們還要積極主動搞好翻譯，向外輸出，否則，我再鬥膽預言一句：莫言之後20年，中國將無人再得諾貝爾文學獎。

　　徐藝嘉：您剛剛說到，預言莫言會得諾獎的重要依據之一，是基於對他作品優於一些諾獎得主的判斷，也就是說，您認為他在借鑒外來文學的同時也還在不斷超越，您能否詳細談談，您對今天的他還有什麽新的判定？

　　朱向前：我在撰寫《新軍旅作家“三劍客”》一文時，動輒稱莫言為“天馬行空”、“天縱才情”、“天之驕子”，這在我近30年的批評生涯中是絕無僅有的，並多次在課堂上結合講授“三劍客”時聲稱：中國今後如有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第一個非莫言莫屬。1994年諾獎頒給大江健三郎，他在演講中坦言：如果讓我推薦下一個亞洲作家，那就是莫言。在我看來莫言比大江就寫得好多了，當然也包括其他不少諾獎得主，當時我認定，他獲諾獎隻是時間早晚問題。若說判定，那麽近30年前，我說莫言“天馬行空”；近20年前，我說莫言終將獲得諾獎；今天我要說，莫言不是一個精致的作家，但是是一個豐富的作家；莫言不是一個理性的作家，但是是一個深邃的作家；莫言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家，但是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徐藝嘉：您如何看待莫言今天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

　　朱向前：我認為當今世界文壇對莫言的認識還遠遠不夠。因為，還很少有哪一個作家能像莫言這樣，一顆天才的種子在最苦難也是最豐饒的土地上生根發芽，莫言的中國農民之子或代言人身份使他區別於西方很多學院派或書齋式的作家或貴族式作家而更具深度和廣度，飽受著五千年東方古老文明的浸淫，又經受著20世紀來歐風美雨的洗禮，終於長成一棵花繁葉茂、碩果累累的參天大樹。這是一個不可複製的奇跡。而且由於翻譯的局限，莫言小說的瑞典翻譯、漢學家陳安娜隻翻了《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3本書，而除日語外，其他各語種所翻莫言作品總量加起來恐怕還不到莫言作品總量的二分之一，說明他很多的作品還沒有被世界文壇所發現。加之他才57歲，作為一個作家來說，正富於春秋，來日方長。因此，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再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莫言的意義和價值將會逐步彰顯出來。那時候，也許人們才會發現，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是莫言的榮幸，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榮幸。因為時間終將證明，莫言不僅是21世紀初全世界最好的作家，他還必將成為諾貝爾文學曆史上最重要的偉大作家之一！

　　（載《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