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諾獎的榮幸

第九章 《紅高粱》：穿透曆史的悠長召喚

　　《紅高粱》：穿透曆史的悠長召喚--兼談曆史戰爭題材創作中的“當代意識”

　　一年前曾以《透明的紅蘿卜》為發軔，繼而以反映農村生活的新穎別致的批量小說在文壇造成較大影響的莫言，突然又從塵封的曆史深處捧出一束浸淫著英雄血、縈繞著民族魂的沉甸甸的《紅高粱》（《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讓人們不得不再一次刮目相看，或讚譽他描寫天地的拓展，或欣賞他小說技法的精進。然而，在我看來，與其將它目為莫言小說創造漸趨成熟的標識使人振奮，還不如將其視作莫言對革命曆史題材所進行的一次成功探索更具誘惑。特別是當晚近的軍旅文學作家們囿於種種原因，或不約而同地目光交會於“南線題材”，或一如既往地在某一小塊和平軍營的“自留地”上重複耕作，以至於對“文學中最重大的主題之一”--真正曆史的民族的戰爭題材表現出一種令人不無憂慮的淡漠狀態時，尤其如此。

　　當然，如果簡單地把《紅高粱》的描寫內容概括為一支土匪武裝對一支日軍汽車隊的一次伏擊戰，那或許會讓不少人興致索然。僅僅根據題材來推斷作品是否具有新意是失之武斷的。我認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新意，很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具有當代性。有一種褊狹的認識，恰恰是把當代性等同於題材內容，從而導致出唯有當代生活才具備當代性的題材決定論。這甚至令人遺憾地成為了我們某些作者有意回避曆史戰爭題材的一種口實。其實，藝術中的創新往往意味著對過去了的生活的新發現。沒有這一點，即使是研製、發射衛星這樣嶄新的題材，也可能寫出一部陳腐不堪的作品，而用“土匪抗日”的老題材卻可以寫出非常具有當代性的小說。作品是否具有當代性，首先取決於作家是否具有當代意識。

　　所謂“當代意識”，一般是指人類在某個階段上所能達到的對客觀世界和人類自身生活的自覺的認識。它總是不斷地突破舊的思想規範和生活觀念，始終伴隨著時代的進程作動態的深化和延展。它是一種與急劇變革的當代生活息息相關的思情，一種具有延續感的告別昨天、走向明天的未來眼光。對於一個具有這種思情和眼光的作家來說，“寫什麽”的問題就不是那樣地至關重要了--這樣說，決不意味著題材的選擇毫無價值--甚至相反，題材的運用也總是包孕著一定的擇優因素，總是沉澱著創作的最初價值動機。《紅高粱》所描寫的故事和人物，在現代和當代戰爭文學記載中雖非絕無僅有，但也並不多見。這已經在第一個層次上表現出了作家重新審查和把握曆史的眼光與膽魄。然而，更能透見出作家當代意識的，畢竟還不是“寫什麽”，而是“怎麽寫”。

　　在《紅高粱》裏，我們看不到同類小說中經常出現的情形--通過戰鬥的勝利或失敗去印證某一種領導或路線或思想或戰略戰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等。作者的目光始終凝視著人--那一群“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既“殺人越貨”又“精忠報國”的“高粱強盜”。而且，作者對他們嚴厲得近乎殘酷，就連他們出生入死打的伏擊戰也不漂亮，甚至差一點兒全軍覆沒。戰鬥場麵渲染得悲壯慘烈，那些非戰鬥性情景的描寫同樣驚心動魄，有聲有色。如劉羅漢大爺死裏逃生之後為了東家的兩頭騾子終又自投虎口，釀成慘劇；又如奶奶的出嫁被截，直至和爺爺的那種蔑視人間法規的叛逆心靈，在高粱地裏動人的野合；甚至還有餘大牙“犯了大罪，死有餘辜，但臨死前卻表現出了應有的英雄氣概”……就在所有這些總體描寫之上，浮起一種藐視大災大難的英雄氣息，一種重忠義輕生死的道德力量，一種自由人格的光輝閃爍，一種充滿熱情的生命騷動，一種超於生命之上的民族義憤。一言以蔽之：一種萬古不磨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而正是由於這樣一種深藏於包括三教九流在內的廣大民眾之中的偉大精神，才從根本上保證了我們民族在那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中對日本法西斯的最終勝利，並且保證我們永遠不可能被任何凶殘強暴的異族侵略者所征服。

　　至此，我們再不能忽略作者在小說中多次表達過的思情：“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著重號為筆者所加）尤其要注意到他在附記中鄭重寫下的那些文字：“謹以此文召喚那些遊蕩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裏的英魂和冤魂。”這正是全文的主旨：一個當代人所發出的穿越曆史的對我們偉大民族精神的一種深沉、悠長而強烈的召喚。

　　據此，我們還可認為，莫言一定注意到了如下現象：長期以來，由於儒道文化中部分糟粕的熏陶與毒化，多少使我們民族紅高粱一樣鮮明健邁的性格有所萎縮。因此，他借助一群在國破家亡的危難關頭敢於冒死前驅的所謂“土匪”的強悍豪勇人格的深刻展示和積極肯定，完成了一次對我們民族性格中某些弱點的否定，同時伴隨著一種對未來理想人格的向往。這在形態上雖然表現為“向後看”，但在本質上則是“向前看”的。因為由於人類永遠無法克服的想象力的局限，他們要表達對於未來生活的認識，隻能以過去的、經驗的生活來做材料。莫言自然也不能例外。他能做到的僅僅是在當代意識和審美理想的光照下，重新去審察和把握曆史，在曆史中去挖掘出我們民族已有的或失落的或尚沒有的心理潛質和性格基因。需要指出的是，莫言在對那種強悍豪勇人格的展示和肯定過程中，也充滿了對其中愚昧、落後、野蠻等劣根成分毫不留情的揭櫫與否定（如對殘忍的孫五的激憤鞭撻，對無恥的餘大牙的嚴厲審判，對怯懦的王文義的善意嘲諷，等等）。至於在肯定與否定這對矛盾的辯證把握中，他究竟達到了何種程度，我們不可能在這裏深入辨析與論證。這篇短文重點想說明的，主要是當代意識如何幫助莫言完成了對一個傳統的、平常的曆史戰爭題材的嶄新處理，從而超越題材、超越戰爭、超越曆史，為民族精神的寫照和民族性格的建設作出了出色的努力。

　　我覺得，《紅高粱》在曆史戰爭題材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經驗還超出上述範圍，譬如在對人道主義和人物性格陰暗麵的揭示方麵，在傳統藝術形式和外來技法的融合方麵，以及在選擇敘述角度的匠心獨運等諸多方麵，都傳遞出了令人欣喜的消息。但是，如果站在整個革命戰爭曆史題材創作的宏觀角度來考察，那還是先讓我們謹慎地將對《紅高粱》的好評到此打住。因為據我所知，《紅高粱》還僅僅是莫言反映抗日戰爭係列中篇的第一部，我們將樂於把更多的評斷留待《狗道》、《雜種》、《高粱酒》、《高粱殯》等作品陸續問世之後。

　　但願莫言不使我們失望。

　　（原載《解放軍報》1986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