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他不是出生在山東高密這樣一個有著燦爛深厚的文化積澱的古齊之地,他筆下的文氣和風骨就可能是別一種樣態;
假設他不是在貧困動亂的鄉村度過無歡少愛的童年少年,他就不可能對農民命運有著如此感同身受的親知,刻骨銘心的關切和淒婉動人的真情;
假設他沒有一顆天真爛漫而又騷動不安的童心,一副憂鬱甚至變態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內向而又耽於幻想的氣質與個性,他和大自然就不可能這樣親密無間,恍如天人合一,也就不可能有尖銳細敏奇詭多變的超人藝術感覺;
假設他不是在少年輟學之後,一方麵借助讀大學文科的大哥的教材走完了一條自學道路,一方麵沉溺於“非典籍文化”(包括山川風物、社俗鄉情、民間藝術,等等)之中兼收並蓄,他就不可能有“天馬行空”般的“大荒原精神”,也就難以創造出一種鮮活、瀟灑,甚至有點兒輝煌的,然而又是反規範的,甚至有點兒“野蠻”的語言文體;
假設他入伍後所在地區那家小小的《蓮池》沒有慧眼和熱情接二連三地發表了他五個短篇,他至今或許還在默默無聞和心安理得地從事著別的某一項工作;
假設1984年春天解放軍藝術學院首屆文學係招生報名截止之後,他沒有帶著作品自薦上門,並且被係主任徐懷中一眼相中,我們也就不可能看到1985年春天的《透明的紅蘿卜》和1986年春天的《紅高粱》……
所幸,一切假設都不過是假設。與此相反--毋庸置疑的現實使一切不可能都變成了可能。他仿佛一夜之間橫空出世,以數十部中短篇在近兩年的中國文壇上,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莫言旋風”。
當然,盡管我們可以在上述種種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又不乏偶然的機緣和條件中,對他的成功作出這樣或那樣的解釋。但是,當我們將一個僅有七年學曆(小學五年加文學係兩年)和十八年農村生活、兩年臨時工再加十年兵齡的普通青年軍人,與一組龐大而又獨特的作品群擺在一起時,我們仍然不得不時時陷入一種困惑: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尤其是當我本人在這種困惑的誘惑下,對他進行了一年多跟蹤研味並長長短短地寫過一些文章之後,更加容易彌漫起一種莫可名狀的心緒。
因此,我毫不企望在這樣一篇短文裏來作什麽規律性的概括與分析--那隻是徒勞,我想,我還是拉拉雜雜地來談點別的。
那年秋天,文學係剛開學,麵對一個個聲名顯赫、才氣照人的知名同學,我一邊暗暗慶幸:混進這兒來可真他媽不易!一邊不得不喪氣地自慚形穢,明智地在討論以外的場合一律保持沉默。但僅過三天,我發現有一個人比我更加陰鬱寡言,不僅他從不與人搭腔,而且幾乎也沒有人主動和他說話。不論人們如何睿智煥發地高談闊論,他不是埋頭看書,便是坐在一旁,半眯一雙小三角眼,蒼白浮腫的臉上籠罩一種與人們恍若隔世的表情,似睡非睡,如夢如煙,如觀音打坐,如老僧入禪,在大家震耳欲聾或前仰後合的笑聲與笑姿裏無動於衷--此公的內心一定痛苦非凡。我在腦子裏自以為是地捉摸了一番之後,便暗暗地和他同病相憐了。
誰料想,沒過幾天,徐懷中主任來給全係同學講話,談到大家的報考作品時,極力推崇一篇題為《民間音樂》的短篇,甚至認為這篇小說不在全國獲獎水準之下。其時,我驚訝地連連覷他,他卻依然如故,半眯小眼,似睡非睡,如夢如煙。聯想他連日來的種種行狀,頓覺其名恰如其分,大有深意,甚至從他那古怪的目光和神情裏,也漸漸讀出了一點玄妙的意味。
又過了些天,係裏組織討論李存葆同學發表的小說《山中,那十九座墳塋》。他突然開口了,且大有石破天驚之勢--他費勁地、咬文嚼字地運用一口翻腔走板的山東普通話,當著作者的麵慷慨激昂,其批評率直和大膽,用詞尖刻和偏激,都足以使全體與會者猝不及防,乃至他說完之後,全場一片沉默,主持人不得不宣布暫時休會……
好小子!太狂了,太邪門了,太有性格了,太……人們對他的關注和議論開始與日俱增。他卻回報以三倍的沉默。此後一連數月,課餘時間裏除了吃飯,幾乎見不到他的影子。他玩命般寫開了,夜間常常躲進教室寫到淩晨……再以後,便到了翌年春天,以《透明的紅蘿卜》發軔,由十數部中篇組成的第一個浪頭便如春潮拔閘,汗漫而出。
說來真有點兒不可思議,就像他的另外一些事一樣讓人百思莫解。譬如而今人們都說他多有借鑒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他本人也承認恨不得跪在這兩個小老頭麵前喊一聲老祖宗。然而即便如此,他卻迄今沒有從頭到尾讀完一本馬爾克斯或福克納的書。他好采取一種不求甚解的瀏覽法,這兒翻翻,那兒瞅瞅,不定從哪幾頁哪幾行的哪幾個字眼裏找到一種記憶,一種情緒,一種感覺,立即便急急慌慌地丟開書,抓過稿紙寫開了自己的小說。又譬如,課堂上他手中常拿一本龐德或波特萊爾什麽人的詩集,勾勾畫畫,擺頭晃腦,看其模樣,必定獲益匪淺。再譬如,他的小說靈感、意象、情境,常常得自夢中,且往往十分美妙。在文學這個世界裏,他真是有點神神鬼鬼,遂被同學們呼之為“小說怪才”。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出了文學的世界,他的靈光立即黯淡失色,甚至於笨不可及。譬如在普及交誼舞的那場熱潮中,愚頑如我者都可以很快地混進去跳個“金梭銀梭”什麽的,而他卻在訓練走步子的第一關中就過不去,怎麽也踩不到點子上。又譬如上體育課學太極劍,幾十個人撒開半個操場,聽著口令,跟著老師照葫蘆畫瓢,原本是極好蒙混的。可他偏偏不行,不是正反顛倒,便是左右錯亂,往往觸目驚心地在數十米外被老師一眼逮住。逮住之後“單兵教練”,他那副齜牙咧嘴、弓腰駝背的情景就更加讓人慘不忍睹了。
於今,他算得是飲譽文壇。但他絲毫沒有功成名就的滿足感,依然時時被一種不可抑製的創造激情所熬煎。此外,他還得應付那些耳聰目明、足捷手快,伶牙俐齒、苦口婆心的編輯諸君。為此不得不躲躲藏藏地寫,匆匆忙忙地寫,有些東西便難免失之於粗糙,不能實現當初的藝術構想。《紅高粱》係列的後幾篇就多少給人一些重複感和模式感,以至有人隱隱擔憂:《紅高粱》該不會是他的藝術頂峰吧?
就在幾天前,他從故鄉重返京城,帶來幾部中短篇手稿,旋即被幾家刊物索去。《人民文學》三天內答複:中篇《中學生浪漫曲歡樂》擬用明年第一期頭題。這部中篇6萬餘字的主體部分從頭至尾整個就是一段。好壞且不論,這種強烈的創新意識著實讓人感歎。看來,人們的擔憂有些多餘。他不僅充分意識到了自己的不足和超越自我的艱難,而且已經為之作了並將繼續作著艱苦的奮鬥。他說他明年至少還要拿出五個以上有點新鮮意思的中篇--這我相信。可我寄予更大期望的還是他將於明年以後漸次展開的“高密東北鄉”的係列長篇--因為,那才是他決心傾其畢生精力營構的一方“郵票”,他要從那郵票大小的故鄉本土走向世界。
當我正給這篇即將收尾的短文搜索題目時,恰逢停電。僅過一分鍾,他來敲門要蠟燭。我留他小坐,以當休息。才抽半支煙,他便起身回屋要去趕稿。想起他桌上形形色色的藥品和他那多次出血的胃,我趕忙叮囑一句:“當心身體。”他卻頭也沒回地應道:“寫死拉倒!”便從門外把一個長長的身影投在了屋內,也把一個莫可言狀的困惑和誘惑再次扔給了我。
我在黑暗中倏地覓見了差強人意的標題--“莫言”莫可言。
(原載《昆侖》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