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諾獎的榮幸

第四章 莫言：“五老峰”上種“高粱”

　　莫言的意義當然遠遠不止於軍旅文學的範圍，他是屬於整個中國文壇的。他的集子《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家族》等在法國、西德等西方國家的譯介和在港台地區的出版，以及電影《紅高粱》在西柏林國際電影節獲“金熊”大獎等，都說明這位作家已經開始了與世界的對話。

　　1985年，當莫言以反映中國北方農村生活的《透明的紅蘿卜》、《球狀閃電》、《爆炸》等批量作品震動中國文壇時，也給軍隊文壇造成了不小的騷亂。當大家紛紛對他說長論短卻又還沒弄清他究竟是怎麽回事，或者猜測他可能要給軍旅文學帶來這個或那個時，他又突然闖入所謂革命曆史題材的“五老峰”，劈荊斬棘，令人瞠目地種下了一片汪洋血海般的“紅高粱”，開辟了新時期軍旅文學的“第三條戰線”，領導了曆史戰爭題材創作的新潮流。

　　是有點兒怪，一個抗日戰爭結束10年後出生的，肯定隻在小說《苦菜花》、《烈火金剛》中嗅到過一點硝煙味兒，隻在電影《地道戰》、《地雷戰》中聽到過假日本喊幾句“八格亞魯”的青年人，居然洋洋灑灑神神道道地寫出了一大堆關於土匪打鬼子的故事，而且寫得是那樣的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有死有生、有恨有愛，讓年青人看了不得不信以為真，讓老年人看了點頭說本來如此。當然，這部分地要歸結於莫言的文學天才：奇異超人的藝術感覺、顛三倒四的敘述結構、天馬行空的文學想象以及披頭散發的語言文體，等等。但在我看來，《紅高粱》的成功，還得益於兩條。一是莫言對抗日戰爭獨到的認識--“我認為抗日戰爭是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戰爭。……不僅僅是人力和物力的較量，也不僅僅是正義與非正義的較量，而是兩種文化的交鋒，兩種精神力量的抗衡。這樣的戰爭就不僅僅是物質的毀滅，而是精神的毀滅與複蘇”。二是莫言對戰爭文學的深刻理解--“比較非功利的戰爭文學，它不應該停留在對英雄主義和偉大犧牲精神的表麵化的歌頌上，還應該考慮戰爭中人的地位，戰爭把人變成了什麽？……戰爭文學不去寫人，連史料都不如。戰爭文學應該寫出人類感情怎麽偏離軌道並力圖矯正，它應該成為一種訓誡，一種警喻”（莫言：《戰爭文學隨想》，《電影文學》1987年10月）。二者合一，才保證了莫言站在功利主義、曆史主義和人道主義三個層麵上綜合地把握戰爭，並始終把人置於中心加以觀照，通過野性的呼喊召喚民族精神的複歸，為今天民族品格的重造提供一種比照。也隻有這樣，莫言的文學天才才得以淋漓盡致地發揮，如魚得水地赤足行走在故鄉的黑土地上和墨水河邊，剪輯那一組組古老神秘的風土地貌與民俗社情的鏡頭，構就成他“心中的”奇詭燦爛的戰爭畫卷。

　　比較非功利的戰爭文學觀念和抬升戰爭文學中人的地位，表明了莫言、黎汝清新老兩代作家無獨有偶的在戰爭文學構想方麵的某些逼近與認同。然而，莫言的戰爭和黎汝清的戰爭又迥然有異。黎汝清的戰爭以史實為依據，在史實的框架裏展開想象。莫言的戰爭是想象的（或曰“心中的”）戰爭，在想象的構建中填充現實（包括他的人生經驗及文化積累，如民間傳說、風土人情等）。他們各自發揚優長，又因了文學觀念的更新，兩條道路都通向了成功。比較非功利的戰爭文學的觀念與實踐，不僅僅對於曆史戰爭題材創作，而且對整個軍旅文學都有著重大而悠遠的啟示價值。

　　關於莫言，我有一種預感，就是在今後的文學“馬拉鬆”中，將阻礙莫言跑得更遠的可能是他先定的農民局限性--我以前跟他談時稱作“中農意識”--他晚些時候的《歡樂》、《紅蝗》等作品流露出來的某些農民式的狹仄意氣和激憤情緒，更加深了我的這種憂慮。不過，莫言是個智慧的人，清醒的人，他不會對此沒有警覺的，果然這樣就好了，他就會不斷地搞出新道道，就像在“五老峰”上種“高粱”一樣，不定什麽時候，他又會讓你大吃一驚。

　　對此我深信不疑。

　　（原載《長河》1988年1月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