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諾獎的榮幸

第一章 我與同學管謨業--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談起

　　引言 “莫獎大成 朱言不虛”

　　上個世紀20年代初，青年胡適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歸來，學貫中西的學問底子和“海歸”身份，再加上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地位，一時間雄姿英發，名動海內，“粉絲”無數，尤學界中人無不以胡適為榮，認識的不認識的，開口就是“我的朋友胡適之”。今日我也借此套得一個題目：“我與同學管謨業”。

　　不過，我與莫言（本名管謨業）可是貨真價實的同學，不光同學，我還是他最早的鼓吹者和諾獎的預言者。但當孫均橋編輯約我為第12期《軍營文化天地》封麵人物莫言寫一篇文章時，卻被我婉拒了。因為自2012年10月11日晚7：20開始，我被一個“莫言獲諾獎了！你預言成功了！”的短信振奮以後，隨即就被《新民晚報》、《解放軍報》、《江南都市報》、《江西日報》等多家媒體的電話和現場采訪折騰至深夜。其實，談的都是一個問題：莫言獲獎了，元芳，你怎麽看？是呀，作為老同學，你有何見解？我說呀，此事並無蹊蹺，20年前我早已料到！連日來，疲於應付，煩並興奮著。--雖然20年前我預言莫言必獲諾獎，但他得獎後會出現如此的捎帶反應，卻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好不容易清靜下來，這又來了。能不煩嗎？但思來想去，也還是因為這三重身份，最初各種媒體為了博眼球的第一時間采訪特別是電話訪談，張冠李戴、移花接木、時空錯亂、似是而非者多了去了，次日見報後，連我自己看了都啼笑皆非，這采訪的是我嗎？然後就更加以訛傳訛，搞大發了。常言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今天《軍營文化天地》抬舉你，給你一個追一追的機會，何不“追追”？好，那就沉下心來認認真真地捋一捋我和莫言的交往，從而把我所認識的莫言給大家一個真實、準確的版本。對了，11日當晚在接受訪談之間隙，我給莫言發去的祝賀短信是：莫獎大成，朱言不虛（亦可拚讀為：誠（成）祝（朱）莫言大獎）！

　　一、莫言把我涮了

　　那是1984年秋天，解放軍藝術學院首屆文學係招生，從全軍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共招收了35個學員。我當時從福州軍區的矮子裏麵拔將軍，撿了一個“大漏”，稀裏糊塗就考進來了。結果一報名，方知與當時的大偶像李存葆等一幹當紅作家成了同學甚至“同居”（宿舍），慶幸之餘又不免自卑氣短。開學第二日中午去食堂的路上與莫言偶遇，便不免相互打探。我問他姓甚名誰，來自什麽單位，寫過什麽作品，他靦腆一笑，說他叫管謨業，也沒寫過啥，總參沒人，讓我頂替來了。當時一聽，我心中不免略感安慰，覺得我雖然差，竟然還有比我更差的。遂心生“同病相憐”之感，對他投以憐憫之目光。殊不料，第三天我就發現上當了。在第一次全係會議上，係主任徐懷中先生向大家簡略介紹了開辦文學係的背景、動機和設想之後，就談到了生源之雄厚，一一舉例說明，其中尤為滿意的一例竟是管謨業，筆名莫言！說他的報考作品短篇小說《民間音樂》為著名前輩孫犁先生賞識，認為有點“藝術至上的味道”，其中的主人公“小瞎子”寫得“空靈縹緲”。結論說，如果當年的全國短篇小說評獎遇到了它，我一定要投他一票！此語一出，全場皆驚，都不免用目光來追逐莫言，隻有我慚愧地低下了頭，心想，什麽“同病相憐”，那純屬美麗誤會，其實他沒“病”，是我有“病”。這小子挖了個坑，把我裝進去了！

　　從此，同學們都對管謨業刮目相看，但管謨業堅持沉默是金的信條，一般場合極少開口，真正開始像他的筆名一樣，隻寫而“莫言”了。而一旦開言，就不得了。

　　開學不久，徐懷中主任主持一位著名同學的著名作品的討論會，不期然莫言跳出來放了一炮，對其作品語言大加撻伐，不留情麵，語詞犀利得連徐主任都大感意外，不得不宣布中途休會。同學們說，莫言莫言，不言則已，一言驚人。也因此，莫言給自己施加以巨大的壓力：你說如此公認的作品都如此不堪，那你寫一個好的給我看看。莫言真把自己逼到了絕境。那時文學係的寫作浪潮是一浪高過一浪，每個屋子四個人，一到晚上都點燈熬油地幹。翌日早餐時就等於是作品發布會，說誰誰誰昨晚又寫了一個短篇，誰誰誰又寫完了一個中篇，然後又是《收獲》、《昆侖》哪裏哪裏要發頭條！直聽得我輩心驚肉跳。此間，莫言不動聲色，每晚悄悄溜進階梯教室裏埋頭筆耕。待到年終，終於“爆料”：莫言寫出一個中篇小說，徐主任如獲至寶，親自將題目《金色的紅蘿卜》改為《透明的紅蘿卜》，並推薦給文壇泰鬥、《中國作家》主編馮牧先生了！隨後就是這棵小小的“紅蘿卜”輕輕地撼動了中國文壇！

　　二、我為莫言改了行

　　今天回過頭來看，坦白地說，當時我們隻覺得《透明的紅蘿卜》好，清新，靈異，空濛，縹緲，詩意，但要從理論上說個一二三也都暈菜。當時也就《中國作家》為此召開了座談會，會後發了個紀要而已。待到1985年秋，我從老家度完暑假返校一看，出大事啦！因為我一下子讀到了莫言集束手榴彈般拋出的短篇《白狗秋千架》、《枯河》、《秋水》，中篇《球狀閃電》、《金發嬰兒》等一批作品，徹底把我征服了。我當即作出兩個判斷：1.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寫農村題材最好的小說；2.我遇到了在創作之路上永遠不可能逾越的高峰！第一個判斷我興高采烈地到處宣講，與同學們分享。結果卻遭到不少質疑，甚至抵製。大意是，莫言寫得有這麽好嗎？這麽年紀輕輕地就超越了柳青、周立波、浩然？你朱向前算老幾，憑什麽敢如此放言？這下子，無疑等於我也給自己施了個壓，逼上了絕境。怎麽辦？說不清、辯不明，那就寫，寫出個甲乙丙丁、子醜寅卯！而且，這又正好暗合了我心底裏的第二個判斷，既然認定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峰，咱不越了不行嗎，咱改行。咱不搞創作了，咱改寫評論，咱不攀越高峰，咱讚美高峰！一下子柳暗花明，豁然開朗。

　　1985年金秋的一天，我到隔壁莫言宿舍，對著正埋頭寫作的莫言一拍肩膀，他轉頭問我，幹嗎？我說，你能否將你目前發表的所有作品借我一套？莫言再問，你要幹嗎？我說，我要研究你！

　　今天，為作此文，我查閱了一下，我關於莫言的第一篇創作論《天馬行空--莫言小說藝術評點》，15000餘字，寫於1985年10月10日至25日，刊發於1986年第2期《小說評論》。應該說，這是我主動邁出的文學評論的第一步，也是當時中國文壇上關於莫言小說最早的比較全麵、係統的作品論之一。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我深知近水樓台先得月，身在福中要惜福的道理，密切跟蹤閱讀、研究莫言新作，僅在1986年前後就陸續發出了《紅高粱：穿越曆史的悠長召喚--兼談曆史戰爭題材創作中的當代意識》（《解放軍報》1986年7月23日）、《在傳統堤岸與現代潮流之間構築自己的世界--莫言小說“寫意”散論》（《當代作家評論》1986年第4期）、《莫言莫可言》（《昆侖》1987年第1期）、《馬貓頭鷹牛犢--為“莫言遊戲”作注》（《作家生活報》1987年1月25日）以及《莫言：“五老峰”上種“高粱”》（1988年1月《長河》創刊號）等長長短短一批文章，共約5萬字，基本上都成為刊發報刊最早的莫言評論。其間，影響較大的是為《人民日報》寫的《深情於他那方小小的“郵票”--莫言小說漫談》，載於1986年12月8日，通欄標題，占了大半個版。據說，當時《人民日報》為此文頗慎重，因為莫言的與眾不同或者離經叛道，作為黨報的《人民日報》一直未發文章表態，但此時電影《紅高粱》已捧得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金熊大獎，莫言的影響也一下子溢出了文學界乃至國界，《人民日報》實在難以繼續沉默了。為此拉了一張十幾個評論家的名字來甄選，最終選中了我。所以，我得以在1986年短短的一年中搖身一變為青年批評家，確實是因為搭上了莫言的快車道。事後莫言回憶道：“我大概可以慚愧地說，朱向前的文學批評是從批評莫言起步的。”（見《部長教授批評家》，載《中國文化報》2001年12月13日），此話真不假，我要感謝他。

　　三、“三劍客”的“風波”

　　正當我準備趁勝前進，在莫言研究上大展拳腳、再露幾手的時候，莫言的突然變化、轉向和加速都使我跟不上趟。具體來說，就是自《紅高粱》之後，從1987年開始，莫言連續地拋出中篇小說《歡樂》、《紅蝗》、《白棉花》、《父親在民夫連裏》，長篇小說《食草家族》、《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酒國》等多部作品，大都讓我讀得大費周章或大失所望，從漸失閱讀快感到難以卒讀，直至兩條平行線交叉而過，漸行漸遠。也因此，我放棄了“話語權”。一是他的艱深、晦澀、詭異難以破解，我也無意破解；二是要麽批評，要麽無話可說，可是批評又何苦來呢？所以，自1987年後的幾年中，我對大紅大紫、毀譽參半的莫言未置一詞。直到1993年，當我做《新軍旅作家“三劍客”--莫言、周濤、朱蘇進平行比較論綱》時，才不得不下決心寫下了一章近8000字的批評意見《莫言：“極地”上的顛覆與徘徊》。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須直率地說出我對近年莫言創作的批評意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在以極端化的風格獨標叛幟，敗在極端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因此，他在創作狀態巔峰的極地上和藝術風格的極限上顛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種失落美學目標的躁動與徘徊之中。”（見《朱向前文學理論批評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頁）該文企圖對莫言的“超極端化寫作”思路做出清理，並探究其根源與失誤。判斷主觀、出語激烈是難免的，但坦誠相見、與人為善也是肯定的。該文最後一段還糾結地寫道：“老實說，作為莫言的同學和最早的熱烈鼓吹者，我在如實地描述完我對近年莫言創作嬗變的真切感受後，心境頗為複雜。但是無論如何，我的全部的批評並不意味著我對莫言產生了江郎才盡之感。我對莫言巨大才力的信服至今沒有動搖。短短幾年之內，他能先後成為批評界驚歎和詰難的焦點並以此構成新時期文學進程中的特殊景觀，正是因為他的才氣太大而不是相反。我不苟同他近年的創作路向也僅僅是出於這樣一種比較：比較他曾經達到的高度，比較他表現出來的天縱才情和人們對他的深厚期望。甚至我一邊寫著這些文字還一邊禁不住地想，也許是我的判斷失誤，如果時間將作出這樣的證明，我倒情願如此。”（同上，第50頁）

　　《新軍旅作家“三劍客”》以她宏大的篇幅和給“三劍客”階段性總結性“定位”的野心以及誠懇和勇氣，特別是對莫言的尖利批評，在1993年第9期《解放軍文藝》一經發表，便引起了強烈反響。作為我和莫言共同的恩師徐懷中看後不無感慨地說：“既深入剖析了作家的優勢及創作個性，也尖銳指出了局限性。稱頌作家的成就和藝術才華，唯恐遣詞不夠重量；觸及其病症，又出語激烈，不留餘地。所持論點是否有當，大可討論。但如此坦誠相見，直言不諱，足以顯示了一個批評家應有的品格。”（見徐懷中《兩個車輪一起轉--序＜軍旅文學史論＞》，載《解放軍報》1999年1月5日）資深的前輩批評家陳駿濤先生則讀出憂慮來了：“當我讀到這些批評的時候，一方麵覺得痛快淋漓，一方麵卻又不無擔心：會不會因此造成莫言的反感，甚至莫言與向前的反目呢？”（見《在理論和創作之間--朱向前和他的〈黑與白〉》，載《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1期）陳先生過慮了。此間雖然我與莫言有一年多未見麵，時或也有種種傳言，其一說莫言發了一篇文章在哪裏哪裏，題目就叫《隨他說去》，其中語多不屑與輕慢，還有好事者要找來送我看看，是否也回應一下，都被我一笑拒之。幸好流言止於智者。1994年冬天的一次全軍長篇研討會上，我記得我提前到，頭天下午去報到。正好進了院子就見莫言獨自一人在百米外散步，我一下車，他就看見了我，我們雙方幾乎是小跑著趨前握手，氣氛略為誇張但並無芥蒂之感，隻是沒有觸及“三劍客”這個話題。交談中，他委婉地作了一點解釋，就是說這幾年作品在國內不被看好，但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大國翻譯不少，頗受歡迎。我聽出的話外之音是“求仁得仁”，他有他的預設目標，他也成功了。

　　多年以後，莫言在寫我的文章《部長教授批評家》裏麵，首次提及該文：“後來，他的那篇長達4萬字的《新軍旅作家”三劍客“的大塊文章發表，在批評界乃至文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因為這篇文章中涉及我，所以認真地閱讀了。在軍旅文學領域內，從作家的出身入手來研究作家的創作，以作家的出身為依據來比較作家的創作，是朱向前的一大發明。盡管文中諸多觀點在我看來有點牽強，盡管把我和另外兩個作家拉到一起進行比較有點勉強。但我還是被這篇皇皇大文的語言勇氣所折服。這篇文章又一次讓我想起朱向前的辯才無礙和他熱衷的出語驚人的姿態。其實，文學界無所謂對錯，隻要能自圓其說就是對的。我隻能辨別出有無才氣的批評文章，分辨不出、也不願分辨正確與否的批評文章。毫無疑問，朱向前的這篇宏文是才氣橫溢的，是有膽識有靈魂，當然也是對我有啟發有教益的，當然也是我讚賞的。”顯然，莫言對我的觀點多有保留，但他能包容、不排斥，這就足以顯示了他的雅量高致和大家風範。

　　四、我看莫言創作的“三個階段”

　　雖然我在《新軍旅作家“三劍客”》中猛批莫言，但這恰恰是因為“愛之深，責之嚴”，我就是以一個天才大師的標準來看他的。文中動輒稱他為“天馬行空”、“天縱才情”、“天之驕子”（均見《新軍旅作家“三劍客”》），這在我至今30年的批評生涯中是絕無僅有的，並在當時的課堂上結合講授“三劍客”時多次聲稱：中國今後如有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第一個非莫言莫屬。尤其是1994年諾獎頒給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在演講中坦言：如果讓我推薦一個亞洲作家，那就是莫言。這就是大江的胸襟與慧眼所在，也是他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所在。在我看來，莫言比大江就寫得好多了（當然也包括其他不少諾獎得主，就更別提高行健了）。由此也更加堅定了我對莫言獲諾獎的信心，覺得隻是個時間問題了。

　　我再次賞心悅目、心潮澎湃甚至拍案驚奇地閱讀莫言，已經到了世紀之交了。這時候我雖因俗務纏身，閱讀量大為減少，但因為從第四屆茅盾文學獎開始連續介入初評委、評委工作，幾乎屆屆都遭遇莫言，從《檀香刑》到《四十一炮》到《生死疲勞》到《蛙》，我又成了莫言作品的堅定擁躉和忠實粉絲，以至2006年借莫言獲亞洲福岡文化獎之機還組織研究生專題討論了《生死疲勞》。在討論會上，我首先講了如下一段主持詞：

　　亞洲福岡文化大獎旨在表彰“在保存與創造亞洲獨特多樣性文化方麵”取得傑出成就的個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獨特的寫實手法和豐富的想象力，描寫了中國城市與農村的真實現狀。頒獎詞高度稱讚莫言說，“他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旗手，也是亞洲和世界文學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導亞洲文學走向未來”。恰巧，大江健三郎最近也在中國訪問，在幾個場合都表示，不久的將來，中國一定會有人獲諾貝爾文學獎，而莫言就是非常有力的候選者。種種跡象表明我早在十年前對莫言終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預言正在一步步接近現實。（見《橫看成嶺側成峰--關於莫言＜生死疲勞＞的對話》，載《藝術廣角》2007年第1期）

　　以至2011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委會上，在討論《蛙》發生一點歧見時，我作為大組主持人不無意氣地說道：如果這次再不評給莫言，萬一他明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們這些評委情何以堪？

　　通觀莫言的創作，近30年來，他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道路選擇上，也走過了一條螺旋式的發展軌跡，粗略看來，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透明的紅蘿卜》、《枯河》、《白狗秋千架》、《老槍》、《大水》、《金發嬰兒》、《球狀閃電》一直到《紅高粱》、《爆炸》。可以說，莫言在瞬間找到了自己，憑著悟性、天分和激情迅速進入了爆發期。他的表達風格基本上是民族的，同時又受到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福克納的“郵票意識”和克洛德西蒙感覺開放等外來影響，始終在“審美圖式”的邊緣進行創新與突破，若即若離，掌握分寸並拿捏到位。作品內容是民間鄉村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的刻骨銘心的體驗。《透明的紅蘿卜》出自天然，《紅高粱》走向極致，從想象方式到語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風格，以中國氣派為中國農民寫意造型。我對他這個階段是高度肯定的，甚至前幾天與老主任徐懷中先生通電話，他還不無懷念地堅持認為，莫言至今寫得最好的作品，仍然是《透明的紅蘿卜》。那種質樸、純淨和詩意，一派天籟之音，不可複製。我亦深有同感。

　　莫言第二階段的創作就是繼《紅高粱》之後到90年代後期大約十年間，莫言開始進入長篇並劍走偏鋒，在追隨西方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歡樂》、《紅蝗》，長篇《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國》、《天堂蒜薹之歌》等。特點是有點刻意追求形式的現代與西化，比如敘述方式和角度的求新逐異，又比如不分段落，不加標點的外在模仿，加之感覺的泛濫和語言的膨脹，以及想象的重複，等等，造成了作品閱讀中一定的紊亂感和晦澀感，作品開始疏離讀者，也遭到了批評界包括我在內的嚴肅批評。但也許在莫言看來，這些作品雖然在國內沒有市場、沒有讀者，甚至大學生也不看、批評家也不待見，但是在國外卻頗受歡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如果作為一種策略，這倒也不失為明智之舉。事實上，從視角到結構到修辭，這些偏西化的作品更得西方的青睞，幫莫言大規模進軍西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最後得諾獎也功不可沒。但我也並不因為他今天獲得了諾獎就收回當年的批評。

　　第三階段，從世紀之交的《檀香刑》開始，莫言又回歸了傳統。那個很熟悉、很親切的莫言又回來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間、回到了說唱藝術，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後記裏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後退”。我不敢說這是我們的批評對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說，這是莫言在新世紀尋找中國文學發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種很寶貴的調整和修正，就是要走一條民族的道路、民間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傳統的形式（比如章回體）中表達最當代的理念，講述最中國化的故事和經驗，包括《四十一炮》、《生死疲勞》、《蛙》等都屬於第三個階段。

　　盡管讀者對莫言的作品褒貶不一，尤其在他獲諾獎以後，對他作品的評價更是出現兩極分化，但這正說明了莫言的豐富性。而且據我看來，作家其實無所謂對錯，很難說正確的作家或錯誤的作家。我情願說一個有沒有深度的作家，或者說越是複雜的作家，越是有爭議、有矛盾、有闡釋性的作家，便越是有價值的作家。從去年《蛙》獲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到今年折桂諾獎，恰恰說明了莫言的廣闊。

　　五、我猜莫言獲獎的五個理由

　　第一，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是恢弘的，長江大河式的，如巴爾紮克、托爾斯泰、肖洛霍夫，等等。莫言的創作對20世紀中國農村的曆史變遷、風土人情、人物命運等作出了全景式的描摹，創作內容豐繁而全麵，顯示出宏大的史詩氣象。首先是體量龐大，成果豐厚：11部長篇小說、100多部中短篇小說，若幹部散文集、評論、演講集和話劇、影視劇本創作，作品總量多達約800萬字，文集可出到二十卷。而且在長、中、短篇小說，散文，話劇，電影各個門類中都有精品、經典，甚至是頂尖之作。比如中篇《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球狀閃電》、《爆炸》，長篇《檀香刑》、《蛙》、《生死疲勞》，短篇《枯河》、《白狗秋千架》、《奇遇》、《倒立》，等等，都是傑作。散文《忘不了吃》是我迄今見過的寫饑餓寫得最為傳神的文章。他參與的電影《紅高粱》、《太陽有耳》，分獲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和銀熊獎；根據小說《白狗秋千架》改編的《暖》獲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獎。如此大體量、高品質，並且這麽全麵，恐怕自有中國新文學百年以來，罕有其匹。

　　第二，就是作家超常的人生記憶力和想象力。光有經驗，易拘於死板；光有想象，易流於虛飄。具有經驗與想象的完美結合，才是一個優秀小說家的先決條件，二者缺一不可。莫言的書寫得深入紮實，力透紙背而又天馬行空，神幻奇譎，融入了自己深刻的生命體驗，顯示了他超乎常人的人生記憶力和想象力。我閱讀莫言的鄉村小說，從早期的《透明的紅蘿卜》到中期的《豐乳肥臀》，直至晚近的《生死疲勞》等，無論是天、地、人、畜，還是鄉風民俗，無論是節氣更迭還是四季景觀，無論是農事稼穡還是鄰裏糾紛，從一草一木到一花一葉，從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隻夏日黃昏的蜻蜓停留在荷葉上眼睛轉動時折射出夕陽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傳神寫意，纖毫畢現。渾厚多彩如油畫，細致精微似工筆，直讓人歎為觀止。那簡直就是北中國農村生活的教科書，加高密東北鄉的芥子園畫譜。按說，有過莫言這樣鄉村出身和生活經曆的人何止千萬，成為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數，但能從筆下呈現出如此斑斕多姿的北中國農村原生態圖景的卻鳳毛麟角。這當然關涉到一個作家才華稟賦的高下，而這才華稟賦的重要標誌就是人生記憶力和想象力。

　　第三，就是塑造出大量的獨特的人物形象，並在人物的塑造中探究人性的深度。縱觀莫言作品，已經為我們拉出了一個長長的北方中國農村的人物畫廊，其中喧騰著、活躍著數百個命運迥異、性格卓異的各色人物，像“黑孩”、“我爺爺”、“我奶奶”、“上官金童”、“母親”、“藍臉”、“姑姑”，等等，都成了中國農村人物的經典。同時，莫言又始終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來寫人。他寫出了20世紀北中國農村農民的苦難、悲慘，更寫出了他們在苦難悲慘下麵蘊藏的勃勃生機和頑強堅韌的生命偉力，寫出了一種中國民間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同時，莫言又注重對人性探究的深度，幾乎每一部小說都著力揭示了人性的光明與陰暗，始終在以一種清醒的姿態拷問著故鄉土地上生存著的靈魂，且生動而完滿地表達了對置身於大環境之中人的苦難與掙紮和對人性的拷問、關懷和悲憫。

　　第四是獨步天下的語言風格和意象營造。以莫言超常的記憶力、想象力和奇異的感覺為基礎的莫言語言，具有一種汪洋恣肆、披頭散發、璀璨炫目的“焰火”效果。讀他的作品，就像觀賞一場場創意獨特的語言焰火，具有強烈鮮明的個人標識。同時，他又能在不同風格的敘述中呈現出不同的麵貌，即便樸實如二踢腳，它的沉鬱頓挫、猛烈、宏大仍然不同凡響，讓你一眼就看出這是莫言。與此相同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意象也大都具有原創性、突破性和不可複製性。從早期《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以及金色的紅蘿卜，到汪洋血海般的“紅高粱”，到《豐乳肥臀》的母親與大地，到《檀香刑》中的檀香刑，再到《生死疲勞》的“六道輪回”……可以說，莫言的多數小說所選取的意象都能夠覆蓋主題，而且這個意象是豐富和複雜的，且在作品中得到完整而豐滿的表達。像這樣一部一個樣，始終不重複自己的作家，在當代中國文壇也屬個案。

　　第五是善於借鑒，中西合璧。莫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根係的作家，但他又極善於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學的手法：在文學領地的構建上吸收福克納的“郵票說”，在高密東北鄉建構自己的文學王國；而“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則來自馬爾克斯，又與中國神魔大師蒲鬆齡等相嫁接；同時，他還接受克洛德西蒙的影響，開放身體感官的寫作，打通了五官的全方位感知，即融合了聽覺、視覺、觸覺、嗅覺、味覺的立體體驗，超越了許多傳統作家視覺和聽覺的二維描寫，如此等等。雖然新時期以來，國門洞開，學習借鑒甚至模仿成為當代中國文壇一大景觀，但縱觀下來，借鑒成功得法甚至超越者寥寥。要麽一味模仿，最後丟了自己，如部分先鋒派；要麽一味固守，不免顯出老舊，如少數鄉土派。而莫言雖然主要是描寫中國農村，但又把土得掉渣的農村題材處理得相當洋氣，也就是說他現代的敘事方式和結構的奇妙獨特，狂放的想象力以及個性鮮明的語言特質，等等，都容易被西方的翻譯家、漢學家及廣大讀者所接受。這種風格在其他同樣書寫農村題材的作家當中是罕見的，也是獨樹一幟的。因此，莫言不僅超越了同時期的本土作家，還超越了同時代的許多外國優秀作家，甚至包括部分諾獎得主，這也正是我敢在20年前斷言莫言必獲諾獎的重要依據。

　　六、莫言獲諾獎的三點意義或啟示

　　1.莫言一小步，中國一大步。雖然諾獎也不完美，甚至有重大遺漏，比如：托爾斯泰、高爾基、左拉、瓦雷利、易卜生、契訶夫、卡夫卡、茨威格、喬伊斯、普魯斯特、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勞倫斯、哈代、博爾赫斯、卡爾維諾、裏爾克、納博科夫、龐德，等等。這顯示諾獎一定的局限性和政治或文化偏見。但總體來看，諾獎還是涵蓋了20世紀很多世界級優秀作家。而且他們逐步接納了拉美及東方，包括這次的莫言，也說明他們也在不斷克服自己的歧見和局限，顯示出更廣闊的包容性。同時，諾獎畢竟是百年老字號，一個獎項的權威性和影響力，除了公正、精準外，還需要穩定性和連續性，所以諾獎還是具有相當的公信力和影響力的。這次諾獎頒給莫言，對他個人而言，也許是一小步，但對於當代中國文學乃至文化而言，卻是一大步。也就是從一定意義上說，以莫言為標高的當代中國文學得到了世界文壇的認可，更多引起全世界對莫言、對當代中國文學乃至當代中國甚至中華文明的刮目相看或重新考量。事實也確是如此，莫言的成功，往遠裏說，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浸淫；往近裏說，有一百年中國新文學的傳承發展，還有若幹被提名作家如林語堂、老舍、沈從文等前輩的托舉。再加上30年來中國的整體崛起，誰也不能忽略中國的存在，真是天時地利人和，莫言想不得也不行啊！

　　2.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自我提振和對中華民族傳統（含民間文化）文化的重新認知。不可否認，隨著讀圖乃至網絡時代的到來，加上商品社會的效率原則，造成淺閱讀的流行和文學的邊緣化。文學界部分人士的自輕自賤再加上部分國外漢學家的歧見（如德國漢學家顧彬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的“垃圾論”），一段時期以來，當代中國文學被弄得灰頭土臉，不少好小說家也紛紛下海“觸電”了。當此之際，抗擊商潮、幾十年堅持純文學寫作的莫言獲獎，不僅讓中國當代文學的作家們和理論批評家們為之一振，更讓人們重新認識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華文明軟實力的力量和威力，以及重新尋找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曆史方位和目標設定。同時，吸引（哪怕是暫時的）國人關注莫言、莫言作品（目前全部脫銷即是明證）乃至整個當代文學，甚至思考“文學是一切藝術之母”的命題的當下意義。（如根據莫言小說《紅高粱》、《白狗秋千架》等小說改編的電影分獲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銀熊獎、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獎，等等。）據手機報調查，有59%的人為莫言獲獎感到自豪，這是一個客觀、理性的，同時也是令人鼓舞的比例，它釋放的是正能量。就像我在1996年撰文，提出“四不主義”，其二即是“中華文化不必妄自菲薄”，其三即是“世界文學不能缺少中國”（見《文學生長點：世紀之交的尋找與定位》，載《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今日回望，信然。

　　3.加大“走出去”文化戰略的實施力度，進一步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軟實力。雖然近年來，中國的電影、繪畫、攝影、音樂、舞蹈、戲劇等種種藝術門類頻頻走向世界並且摘金奪銀，但文學因為跨語言溝通的翻譯局限，情形頗為糾結。眾所周知，中華文明之所以能維係五千年不墮，就與漢字、漢字思維關係極大。如“明”字，左日右月，加起來大放光明，這種象形文字的一字多義現象在拚音文字中是不可想象的。所以，100多年前，美國語言學家範尼諾薩就撰文力挺漢字，認為因其象形的具象性，更能記錄和反映人的思維過程，因而也最適合用於詩歌和文學創作。但是又如張承誌所言：美文不可譯！更何況文言文、唐詩宋詞、《紅樓夢》！把《菩薩蠻》翻成野蠻的菩薩，這是哪跟哪，八竿子都打不著嘛。古典詩詞一翻出去，除了基本意思還在，其言簡意賅、精簡傳神、音韻、節奏、對仗、平仄等等妙處全完，真是“妙處難與君說”。所以，也有人說，莫言能得獎是因為葛浩文和陳安娜等人翻譯得好，此說有一定道理。但現在好的雙語翻譯何其少啊。即便有（如2009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匈牙利，有一個匈籍華裔作家餘澤民[音]就翻了不少當代中國小說），卻又苦於沒處出版。所以，國家要在這一塊加大投入，宏觀調控和扶持。當然，真正要讓全世界懂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精妙、精微，接受者必須達到漢語的高中水平，如大山、朱利安、郝歌，到那時候，中華文化必將化成天下。這個時間，我估計50年。所以，三三歸一，還回到莫言的諾獎，我的結論是--

　　結語：是莫言的榮幸，更是諾獎的榮幸

　　近30年前，我說莫言“天馬行空”；近20年前，我說莫言終將獲得諾獎；今天我要說，莫言不是一個精致的作家，但是是一個豐富的作家；莫言不是一個理性的作家，但是是一個深邃的作家；莫言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家（“不完美”不僅僅指他某個階段的偏執與極端，也包括他的特長即特短，如感覺泛濫，語言缺乏節製，等等），但是是一個偉大的作家。而且由於翻譯的局限（美文翻譯的損耗和翻譯量甚少，如莫著譯者陳安娜撰文稱，瑞典隻翻了《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3本書，除諾獎評委外，一般讀者完全不了解莫言；而除日文外，其他語種所翻譯的莫言作品恐怕加起來還不到其總量的二分之一），所以當今世界文壇對莫言的認識還遠遠不夠。因為，還很少有哪一個作家能像莫言這樣，一顆天才的種子在最苦難也是最豐饒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飽受著五千年東方古老文明的浸淫，（莫言以他中國農民之子或代言人的身份，明顯區別於歐美很多學院派和教授型作家，因此也更具廣度和深度）又經受著20世紀末歐風美雨的洗禮，終於長成一棵花繁葉茂、碩果累累的參天大樹。這是一個不可複製的奇跡。因此，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莫著翻譯質量的提升，再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莫言的意義和價值將會逐步彰顯出來。那時候，也許人們才會發現，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是莫言的榮幸，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榮幸。因為時間終將證明，莫言不僅是21世紀初全世界最好的作家，他還必將成為諾貝爾文學曆史上最重要的偉大作家之一！

　　壬辰冬月於京西黑白齋

　　（原載《軍營文化天地》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