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木桐

第二十七章 茁壯成長

　　王正一這個名字好像一夜之間就在這個山區小城變得家喻戶曉了。那個時候，人們關注高考狀元就像當今關心體育明星、影視明星一般。

　　小城裏有個什麽事，傳播的速度是十分迅速的。有時候離事件發生不出二十四小時，就能在這個小城的東南西北傳開來。比如哪個的妻子出軌啦，哪個的老頭子自殺啦。

　　這次王正一的名字在別人的嘴裏說出來，是帶著羨慕和讚揚的。他考上了大學，是省城一座名氣最大的大學。他是本縣唯一的一個文科大學錄取生。以往的年份，一年也能出個兩三個文科生，但那一年題目有點偏，所以隻有一個。越是稀有的就越是珍貴，尤其是唯一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了這個名字。

　　王正一其實一點也沒有讀大學的準備。他的工作單位都已經落實了，工作是縣人事局長安排的，縣人事局長是縣委書記的老婆。王正一的父親老王是縣裏的幹部，歸人事局長管。老王是個被醫院判了死刑的人。送進醫院的時候，醫生就搖頭，說這個病已經沒什麽辦法治了，再好的治療效果也就是拖個年吧的事。老王生病的事，縣裏很重視，專門派人到省城護理，要求醫院無論如何都要盡最大的努力治療。他是個單位的頭，他那個單位剛評上了全國先進。可能因為是工作太操勞，勞累過度，等到病倒了送醫院的時候，發現已經是肝硬化晚期。組織上便覺得對他虧欠太多，就想著辦法要彌補。看著他的大兒子還有半年就高中畢業，便早早地安排了工作。因為這個家庭太需要一個接班人了。這是一個七口人的家庭，就他一個人拿工資，他有五個子女。

　　王正一考上大學也是陰差陽錯。他在班上的成績很少是第一名，一般也就是個三四名。第一名一直都是他的同學蘇明揚。蘇既聰明，又勤奮。他的古文水平很高，可以用古文寫出很有文采的文章。蘇這個鄉下來的同學是他最好的朋友。本不想參加高考的王正一在好朋友的鼓勵下一起去考試。那一年的高考作文是寫由唱國際歌想到的。蘇是個言語不多的人，更不喜歡唱歌，在學校唱國際歌也就是跟著哼哼，連歌詞都不太清楚。不像王正一，唱歌的時候激情滿懷，慷慨激昂，有時候還用俄語唱。因此，這篇作文寫的如行雲流水，生發出了很多感慨。但對於蘇明揚來說，這就是他的死穴。

　　一紙突如其來的錄取通知書，帶來的不僅僅是喜悅，對於這個家庭，還是一個艱難的痛苦的選擇。本來正一是個即將上班的職員了，對於一個搖搖欲墜的家庭，他是希望，是力量，是支撐。但是放棄上大學的機會，也是一個令人惋惜痛心的決定。考上大學，對於一個家庭來說，又是多大的喜事和榮耀。母親高興過後，令人窒息的家庭壓力讓她覺得上大學與眼前的困難比起來便顯得不那麽重要。該由這個已經長大了的兒子來接過父親的擔子了。一家人都眼巴巴地等著他畢業的日子。他還有四個弟弟妹妹。重病的父親已經無力支撐這個沉重的家庭重擔了。組織上也認為已經可以頂力的兒子，要放出去讀四年書，時間實在太漫長，對於他這個家庭目前的情況來說，就是雪上加霜。

　　爭論和決定的反複改變，在整個入學前的暑期困擾著這個家庭。在那個牆壁上貼滿了舊報紙的房子裏，總能聽到父親長長的歎息聲。母親看著身體虛弱而又痛苦和矛盾著的、不知道還能於世多久的父親，不想讓他帶著遺憾離開人世。她知道丈夫的心思，不得不主動妥協。當得知老王決計要讓老大去上大學時，他的一些朋友三三兩兩地來上門規勸，讓他放棄這個有些衝動的決定。他們擔心這個老朋友隨時撒手人間，丟下這一堆老小怎麽辦。老王的態度十分明確，執意要讓兒子讀大學。再大的難處，他也不能做出斷送兒子前途的事情。

　　在那個夾雜著喜悅和痛苦選擇的暑期裏，王正一到老家的鄉下去了。他每年寒暑假都要去跟鄉下的公公砍柴。知道他考上了大學，瞎了一隻眼睛的公公高興地流出了有些混濁的眼淚。公公不停地用他的粗糙的巴掌拍著孫子的臉蛋，說，沒想到我的孫子這樣的有出息啊。

　　這一帶的農村，就興兩件事，做屋和送崽讀書。有的家裏窮得褲子都沒有穿的，也要送子讀書。在他返回縣城的頭天晚上，公公在黑燈瞎火的夜晚，在一個木箱裏，摸出一件黑夾襖，在黑襖的裏層搜出了用油紙包著的一疊票子，連毛票加在一起有八元多錢。公公用顫抖的長滿老繭和皺紋的手捧著這些票子，把他交給了孫子。這是一個老農民幾十年的全部積蓄。

　　王正一穿著從父親身上脫下來的全家唯一的一件灰色毛線衣，帶上了公公給他的票子，踏上了去省城讀書的路。家庭的困境也許讓他感到有些不安，但此刻的他，因對新的大學生活的向往而激動著。他心潮澎湃地想，讓知識武裝自己，以後一定能做更多更大的事。這個豪情滿懷的年輕人，考慮問題總是善於從長處大處著眼。

　　大學的他，越發魁偉起來。家中不充足的營養並沒有影響他長成高大的骨架，學校的飲食讓他的身體有了肌肉。他的五官輪廓分明，這讓他變得十分英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各科功課都優秀，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他充滿著朝氣又激情滿懷，矯健的身影活躍在課堂上和操場上。在政治係的演講中，嚴密的邏輯思辨和極富感性色彩的語言，總能獲得老師的好評和同學的青睞。在台上，他老愛打手勢，不知是不是受到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的影響。他的手勢打得很有氣勢，也很好看。那種氣勢有如在指揮千軍萬馬。有時候，他目光裏會突然有著一種閃爍著光芒的微笑，這是一種清澈的自信的深雋的向往美好的笑。這種笑很迷人，很動人。很快，他在學校就變得有名氣起來，有係裏高才生之稱。

　　在他還沒有畢業的時候，中國發生了一場席卷全國上下每個角落的政治運動。正如當年一句常用的話，“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而大中院校，在這場運動中是首當其衝的。這場運動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中國許多人的命運，並且是一生的命運。

　　校園裏沸騰了。學生肩負著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曆史重任，並賦予他們這個任務中急先鋒的地位。熱血沸騰的青年誌士，為了黨不變色，做出了隨時準備衝鋒陷陣的架勢。王正一，這個平時就有係裏學生首領地位的活躍分子，這個時候順其自然地扛起了重擔，他當上了“文革”小組的副組長。

　　這場運動風起雲湧。各種名號的戰鬥隊紛紛成立，不再遵守老師授課、學生聽課的秩序了。知名學者成了反動學術權威。他們還肩負著改造知識分子的重任。王正一好像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有個知名教授，又是學院副院長，還是通過他的談話而得以解放的。為此，他很自豪，有很大的成就感，覺得在為黨挽救了一個老知識分子，認為自己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這個省會城市的大廣場舉行慶祝“五一”大會的時候，王正一作為學校的學生代表，光榮地登上了觀禮台。他清楚地看到整齊的遊行方陣，在“八一”大道上闊步行進。在前進的方陣中，走在最前麵的是高中生，邁著整齊的步伐，走得雄赳赳氣昂昂。他們的豪邁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舉著的紅旗有他們同伴的鮮血。那些忠實勇敢的紅衛兵小將，麵對著“反對派”掃射的槍彈毫無畏懼地向前衝，為了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王正一看見這支隊伍走過眼前時，不由得肅然起敬。他渾身燃燒著青春的熱血，認為這才是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是新一代的烈士。他決心也要像他們一樣，做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在這場運動中，他被派到下麵去“煽風點火”。他和一些大中院校的學生，組成一個小組，回到了家鄉那個偏遠的山城。他們去後，那個偏僻的小縣城就有了變化。慢慢地，一些領導離開了自己原有的崗位，去農場勞動鍛煉改造思想。挑著糞桶的縣委領導看見他，還謙卑地點著頭。

　　四年校園生活過去了，大學要畢業了，他們即將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這一年，他們的分配去向與往年有著很大的差別。以往的畢業生，基本上都留在省城，而他們這一屆，是麵向農村。係裏僅有一個留在省城的指標。當然，他留在省城，有著明顯的優先權。學校果然跟他談話，安排他留在省城工作。然而，沒承想，他拒絕了。熱血男兒王正一認為自己是個學生幹部，這個時候，正是對一個進步學生的思想考驗。他壯誌豪情地表示要帶好頭，帶頭去到偏遠的條件艱苦的地方。就這樣，他毅然決然地回到家鄉，那個小山城。

　　在他大學畢業回到山城的時候，他那個病弱的父親竟然奇跡般地活著。也許是不忍丟下一堆沒人管的孩子，也許是沒有看到兒子的前途，父親不甘願離去。

　　命運總是有些捉弄人。在麵臨著縣城的再次分配時，他當年最要好的高中同學，那個完全可以考上大學而沒有考上大學的蘇明揚已經是縣革委組織組的副組長了，還是個有些實權的人物。他紮實的文化功底和辦事的幹練穩妥，深得領導欣賞。在那個缺乏文化的幹部隊伍中，他是工作所需要的人才，加之他為人謙虛謹慎，是大家公認的優秀幹部。於是，他的仕途順風順水。對於王正一的分配去向，蘇明揚說個話，也就八九不離十了。他建議老同學留在縣城，按專業，做宣傳工作比較合適。在當時，知識分子還很珍貴，縣城裏分配來的大學本科生還寥寥無幾，這於公於私都是說得過去的。

　　他拒絕了同學的好意，不留縣城。他鐵了心要去基層，到農村第一線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這是他理解的偉大領袖的號召，這一屆畢業生的分配方向。

　　就這樣，他分到了一個離縣城最遠的公社，當了一名公社幹部。

　　在事業上處於空白的大學畢業生，情場上卻是光輝燦爛。此時，風華正茂的王正一，他魁偉英俊的外表、妙趣橫生的談吐、自信激情的神態，很能博得女子的好感。大學的女同學一封封的來信，雖無明顯表白，但愛慕之情溢於言表。還有分配到縣城的幾個大中專女學生，常常帶著崇拜的姿態，找出各種理由來找他。母親看出了這些漂亮的城裏來的女孩子對兒子的喜愛，她高興得合不攏嘴，有些喜歡不過來的樣子。有些眼花繚亂的她認為哪個做兒媳都挺好。最後，他和本地的一個機關女幹部結了婚。那是個心性很高的女子，不僅人長得漂亮，工作也幹得挺好。有不少條件好的人追求她，有已經是一官半職的，也有家庭條件好的，她都沒答應，一副毫不理睬拒人於千裏之外的架勢。她好像在專門等著王正一的出現。當有人給她介紹王正一時，她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可王正一有些顧慮，因為這個女子曾經被蘇明揚苦苦追求過的。雖然以前沒有見過，但放假回家的時候，聽蘇明揚跟他很痛苦地傾訴過。他擔心接受這個女子，會影響他跟好朋友的關係。母親就勸他，別人蘇明揚都已經結婚了，對他也沒有任何妨礙，又不是你去挖他的牆角。小蘇就不是這樣的人，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就這樣，他娶了這個在縣城裏有些名氣的女子。

　　果然如母親所言，以後，蘇明揚不知道心裏是不是有什麽過不去的，但事實上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

　　立誌要做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的王正一，滿腔熱血地來到公社。他一頭紮進最邊遠的與鄰省交界的生產隊，那種工作方式被稱作蹲點。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是偉大領袖的號召。他吃住都在農村，跟農民一起下田勞作。他健壯的體格，做起農活來，也不知道累。他喜歡交談，也能跟鄉下人說到一塊去。那些憨厚地道的農民，看到來了一個城裏的大知識分子，又不怕吃苦，又喜歡跟他們聊天，與他的交往就有了景仰、感動、親切這樣的情分。哪個家裏生活困難，哪個家裏人生病啦，這個已經跟群眾打成一片的知識分子也特別的上心，不僅是讓生產隊給予照顧，還趕緊聯係大學學醫的同學，讓他們去縣裏、省城裏看病。有個長期肝痛的病人，到了他介紹的大醫院，查出了是膽結石，結果開了刀，把石頭取出來就再也不痛了。這一家人就一直把他當恩人看。

　　幾個月下來，王正一回到公社的時候，皮膚曬黑了，手上長了老繭。在公社的幹部會上，他充滿革命熱情地提出一個建議：有些邊遠的山村，氣溫低，屬冷水田，不適合種雙季稻，勞民傷財，既浪費勞力，而且收成也不高，應該改成種一季稻。他的說法有點出格，沒有人響應。公社書記看著一個學生出身的幹部，還沒什麽工作經驗，就告訴他，生產任務是根據上級的要求製定的，種多少畝水稻都是有任務的，即使是種雙季稻，離上麵下達的種植任務都有差距，再減少種植麵積，那不是更完不成任務了？聽完書記的話，年輕氣盛的他有些激動。生產任務也是糧食產量來衡量的，光完成種植任務有什麽用，它是能多打糧，還是能為農民增加更多的收入？為什麽不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安排下達生產任務呢？這不是在犯教條主義嗎？他據理力爭，慷慨激昂。他好幾次在公社的會上理論這個問題，有點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架勢，有一次竟然在會上大著嗓門跟書記拍起了桌子。書記強壓住心頭的怒火，沒有發作，心裏卻對他或多或少的有了芥蒂。盡管他是公社裏文化最高的幹部，但這個初出毛驢的年輕人正是仗著自己是個知識分子，太自以為是，太張狂，對於領導的態度實在是太過分了。

　　意見得不到書記的采納，他心裏又藏不住話，經常把自己的觀點跟公社裏其他的幹部說，還跟下麵一些生產隊長說。他富有激情的語言，很有感染力，似乎他的道理真的正確。於是他的觀點在少數幹部、生產隊長及社員中有了一定的市場。

　　在他蹲點的生產隊，他就目無組織地我行我素，把公社下達的生產任務放在一邊，將隊裏以前種雙季稻的都改為種一季稻。空餘的勞力又安排做些別的事，山上枯木多就做些香菇，山上茅竹多便用來做板筍。一年下來，這個隊裏的工分分配就比別的隊裏工分多出了一倍的錢。有些鄰隊也偷偷地學著這樣做。

　　得到更多實惠的老百姓越來越喜歡跟他打交道，他也就有了越來越多的農民朋友。這些人家裏有個什麽糾紛，也愛來找他，要他斷公道，家裏的孩子不聽話，也要請他去說教。老百姓都對他有一種信任感。不知道是因為他是個讀書人，學問高、口才好，還是覺得他做事總是能有辦法，總之，有些迷信他。

　　在一個烈日炎炎的夏季，老天很久都不肯下一滴雨，田裏幹得裂了口子。人們被幹燥的天氣弄得好像隨時都會燃燒。這個時候，有兩個生產隊的人，因為水的事發生了爭執，弄成了打群架的陣勢，幾十個人拿刀扛鋤頭的。雙方都是怒氣衝衝，隨時就要發生火並。公社很重視，領導帶隊，公安的人也迅速趕赴現場，出人命的事就是大事。雙方燃燒的火焰似乎愈燒愈旺，沒有因為有幹部出麵製止而平息紛爭的跡象。這時，有人向書記建議，王正一嘴巴能說，讓他來試試。書記采納了這個建議。王正一趕到現場，也沒見他有什麽高招，就是跟一些人東說說西說說，不知道跟他們說了些什麽，好像氣氛便有了些緩和，後來，那些準備打架的雙方願意坐下來談判，事態也就慢慢平息了下來。

　　這件事情雖然讓書記對他有了一些好感，但是兩人的矛盾並沒有從根本上緩和。他太喜歡多事，對於公社的事喜歡評頭品足。有好幾次，王正一因工作方麵的事，義正詞嚴地跟書記理論，就好像自己不是一個公社負責宣傳的幹部，倒像是一個與書記平起平坐的領導。準確地說，還不隻是平起平坐，好像他比書記還高明。次數多了，書記覺得有些無法容忍。當然，再寬容的領導也不能容忍這樣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喜歡跟他聊天的人多，說什麽話的人都有。有喜歡恭維人的說，論你的水平能力，就是當個公社書記也是綽綽有餘的。他不覺得這個話有犯上之嫌，倒是輕蔑地回答，一個公社書記算得了什麽，一個縣長又得算得了什麽，關鍵是坐在這個位置上要真正地幹事，幹好事。

　　這樣的話傳到書記的耳朵裏就有了些異味。後來，他跟縣裏“文革”運動有聯係的事陸陸續續地傳到書記那裏，工作經驗豐富而又有政治敏感的書記認為他不僅是性格上的狂妄，而且有政治傾向問題，有“文革”遺風，屢次挑戰和蔑視黨的領導。說來也是，那場運動也許真的讓他有了蔑視權威的習慣。

　　這以後，書記便對他很不客氣，還動了對他進行批判的念頭。

　　書記的這個念頭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被管幹部的蘇明揚知道了。他覺得讓王正一再待在那個公社，恐怕不僅做不了一個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有可能還要被“革命”了。蘇明揚不管王正一是不是願意，就強行做主把他調到縣裏來了，還是那個三年前剛畢業時就打算安排的崗位。

　　在離開那個偏遠公社的時候，他蹲過點的生產隊裏，有不少的老百姓爭相趕來送他，還帶上母雞呀、香菇呀、筍子呀。有的人還擦著眼淚，拉著他的手，一副戀戀不舍的樣子。

　　父親是在聽到他調回縣城後的第二天離開人世的。父親的生命期限超過了醫生的預言七年。這七年裏，父親眼巴巴地希望看到讀書出色的兒子工作也能很出色。也許正是憑著對兒子的強烈期望，他奇跡般地艱難地活著。這個兒子曾讓他驕傲，父親的腦海裏無數次勾畫過兒子的光明前程。直到最後，他也沒有目睹兒子的光明前程，他是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的。

　　父親是冬季離去的，那整整一個冬季，原本熱血沸騰的王正一始終覺得心是冰冰的。

　　母親每每後悔，當年若是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讓他去讀大學就好了。你看，沒讀大學的蘇明揚不是很好嗎！

　　其實他母親的觀點也不是完全正確的。

　　那些讀了大學的人，後來就因為讀了大學，就突然發達了。真的就像是神話，天上掉下了餡餅，隻是這種好事並沒有王正一的份。

　　有一年，也不知道上級是什麽精神，班子都要配有文憑的，還要占一定的比例。於是，縣裏就像撒網般把散落在各處的大學生都撈起來，還都挨個地封了大大小小的官。有的人昨天還是個小工廠的技術員，一夜之間就突然當上副縣長了。有個財政局的會計，是個外地人，平時很少跟人說話，大學畢業幾年，就知道悶著頭打算盤，連局裏人都認不全，幾個月前剛提拔當了副局長，P股還沒坐熱，又準備提拔當縣委常委。名單報到了市裏，結果在政審的時候，因為有個同學證明他在“文革”中參加過一次戰鬥，那一次戰鬥是有人拿著槍的。這還了得，算是嚴重政治問題，就立馬被刷了下來。不僅縣領導沒當成，結果連個副局長也一並撤掉了。他覺得很滑稽，有些暈頭轉向地回到原來坐了幾年的辦公室。他跟坐在對麵的同事說，自己這些天就好像做夢似的，一夜之間當上了富翁，轉眼之間又變成了乞丐。不管結果怎樣，他好歹還算上過一下名單。王正一連名單都沒上，因為縣裏的幹部還記得，當年“文革”是王正一帶工作組下來“煽風點火”的。盡管他當年沒弄出什麽過激的行為，他不來點火，也還有別人來點火。但這是明擺著的事實，他當領導，這個政審關是絕對過不了的，“文革”問題是嚴重政治問題。本來沒有那一檔子事，王正一怎麽著也能弄個縣領導當當。而政治上清白的蘇明揚，卻因為沒有一張大學文憑，同樣失去了升遷的機會。

　　在這個魔術般大接班的年月，分配在各地的王正一的同學大多有了一官半職，大小不一，都有了頂帽子。隻是他還依然是個光頭幹部，在宣傳部，做一名搞理論宣傳的幹事。

　　一個在大學各門功課都優秀的他，書本啃得深，理論基礎紮實。他的工作是向幹部傳授理論知識。那年頭挺重視對幹部進行教育，這也可以算是用其所長了。部長也重才，安排禮堂讓他對全縣中層幹部講課。

　　講課對他來說，是輕車熟路。他的課講得條理清晰、語言生動。在課堂上，他又有了揮灑激情的機會，似乎找到了在大學的感覺。什麽辯證法呀，唯物主義呀，邏輯呀，這些抽象的枯燥的東西，經過他用通俗的話講講，一些文化不高、整天埋頭工作的幹部也能聽得懂。他語言幽默，聽得大家很開心，課堂上常常爆發出笑聲。那年頭，文化活動少，有這樣的課聽，大家覺得像是在享受藝術。以前這樣的課沒什麽人願聽，大家不是這樣請假那樣有事找著理由不來，即便是來了，課講到一半，人也溜了一半，總要用點名、通報批評這些強製性的辦法來保證聽課人數。聽王正一講課，一些人還挺踴躍，用不著那麽麻煩來管課堂紀律。講課效果好，部長便很高興，覺得真是給他調來了個好幹部。於是，給他安排了更多的課，還建議縣領導也來聽他的課。

　　誰曾想到，講著講著，就講出了一些麻煩來。

　　不知是不是王正一太敬業了，講課的時候，老是喜歡理論聯係實際。你要聯，聯點不具體的也就可以了，可他偏偏喜歡聯係具體的事，還是本縣具體的事。又老是說些刺痛人神經的東西，諸如領導作風不實呀，領導濫用權力呀。每當說這些事的時候，嗓音還提得更高。

　　有一次，他把領導比作媒婆。說以前有個媒婆很會糊弄人，一個跛腳的女人，就讓她坐著做鞋；一個駝背的女人，就讓她去廚房燒火，輕易地把相親的人給蒙了。說我們的一些領導也學會了這樣遮醜的辦法，有的比她還高明，去糊弄比他們更大的領導。比如某單位某領導怎麽怎麽的……

　　他老是跟領導過不去，跟權力過不去。他還喜歡講一個分蛋糕的事例。比如切蛋糕，要讓可分配的蛋糕分得均勻，掌握蛋糕分配權的人就應該是最後拿蛋糕的人，這樣才能保證蛋糕分得均勻。如果由握刀人先拿，僅憑人的覺悟程度來決定分配，是不能保證每次蛋糕都分得公平的。這是個規則問題，我們的規則是有缺陷的。

　　他喜歡夾著一支粉筆，在台前走來走去，也沒見他在黑板上寫什麽字，一副慷慨激昂的樣子。邊講邊打著手勢，他的手勢打得很瀟灑。時而目光裏會突然閃著一種亮著光芒的微笑，這是一種清澈的、自信的、深雋的、向往美好的笑。這種笑很迷人，很動人。

　　課後，還真的有一些聽完課仍意猶未盡的學生圍上來，想跟他交流的，也有伸出大拇指說些誇讚話的。還有些女性對他近乎癡迷，被他的才氣、風采弄得有點情不自禁。

　　他的同學蘇明揚倒是提醒他，講課就可以了，沒必要說那麽些例子，例子能舉就舉，不能舉也沒必要勉強。總之，任何時候，鋒芒太露都是不好。王正一就說，你的古文學得好，中庸之道也學得好呀。

　　對於蘇明揚極富指導意義的話，他沒當回事，他仍沉浸在聽課人的掌聲中。

　　他的課三天兩頭地換些新鮮的例子，有許多都是縣裏發生的事情。這樣，領導就不高興了。再以後，就不再聽見他講課了。人，還在宣傳部，改做宣傳報道工作。這樣，他也慢慢地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盡管他說起來條條是道，顯得理論水平高，而讓他弄筆頭，便沒發現有什麽建樹，沒見他在報紙上弄出什麽動靜。看來真的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就這樣，他在單位裏就有些默默無聞了。但是，他好像不怎麽耐得住寂寞。沒有了在公眾場合發表高見的機會，健談的他還是疾惡如仇地誇誇其談，便是在同事、朋友、家人中，也忍不住要高談闊論，把這些人當成了聽眾。同事中有些要求進步的便有意躲避。然而，他的直爽、熱情，一以貫之的助人為樂，使得不少的朋友聚在他身邊，時不時的海闊天空。有個自稱是能掐會算的朋友說，最近對名字有了一定的研究，名字有時候會決定一個人的病痛、命運、壽命。他自告奮勇地要給王正一算一算。此人閉目一想，然後說，王正一這個名字最大的缺陷，是他的筆畫太簡單了，除了橫就是豎，沒有撇奈勾點，這是不利的。太直了，就容易折。一個不知道轉彎的人，在社會上，肯定是行走得不通暢的。再則，他名字的筆畫是十筆，太滿了，什麽東西太滿了都不行，滿則溢。這也是一大缺陷。他似乎還不盡興，又要跟他算個什麽生辰八字。他半眯著眼睛，十分詭譎地用大拇指和食指不停地掐著，半張著嘴，喃喃地哼了半天，不知道說了些什麽，最後用正常的語氣得出的結論，適合吃外地飯。

　　吃外地飯的機會還真是有的。

　　“能有去外地工作的機會還是去吧。到省委黨校當個教員也挺好的。”

　　這個話是蘇明揚在省委黨校讀書放寒假回來的時候對他講的。縣裏覺得蘇明揚是個人才，沒個文憑就把他撇下也太不公正，上麵有了幹部上大學培訓的機會，就把他推薦去上省委黨校了。這個大學當然也是要考試才能進的，那是在有培養前途的推薦人選中的考試。蘇明揚考試肯定沒問題，他是個有實力的人。蘇明揚當年錯失的大學機會終於在他中年的時候補上了。有人說，省委黨校是省裏的“黃埔軍校”。

　　憑蘇明揚的權力還不能把他的同學調到省裏工作，一貫謹慎行事的他是不會信口亂說的。省委黨校的副校長是王正一的同學，他便是那位當年畢業就留在省裏工作的同學。他知道自己是頂了王正一的名留下來的。本來已經確定了留在省裏工作的是王正一，但他卻堅決要回到農村去，並向學校推薦了他，說他品學兼優，說他是省城人，說他家中有個老母腿腳不便，總之他留下更合適。而今當了副校長的他，看見王正一的老家來了人，就向他打聽老同學的情況。當聽到老同學的處境時，就不免唏噓、感歎，就說當年的王正一是何等的優秀，何等的讓人欽佩。過了些日子，就又找到蘇明揚，讓他帶來口信，問他願不願去黨校當個老師，雖然有些屈尊，但他也隻有這個能耐，到大一點的地方，可能更適合他。

　　老同學對他知根知底，他的執拗又有些倔強的脾氣他心裏清楚，帶口信的做法會不會讓他反感呢？他還是專程來到了縣裏，找到王正一。老同學相見傾訴的內容很多，一個晚上都在說話，一直說到天亮。他們的同學有很多都回到了當年讀書的省會城市，大多在單位當了中層幹部，是鼎力的人了。混得好一點的，當了廳局領導，還有個同學已經到了國家的某個部當了副部長。同學們相聚的時候，不少人都記得當年的學生頭王正一，當了副部長的同學也詢問了他的情況。最後老同學說，同學們都念著你呢，還是回到當年讀書的地方去工作吧。

　　當年讀書的城市給他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那應該算得上是他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光，盡管那種輝煌是如此短暫。

　　王正一有些動心了。同學的辦事能力很強，不久，省裏的調令就下了。

　　老天對王正一並不是很眷顧。省裏來的調令一直躺在縣裏組織部的抽屜裏睡覺，這個可以改變一個人命運的一紙公文沒有一點要醒過來的意思。因為是個大學生，這便牽涉到知識分子的調動。而知識分子調動要經過縣裏的主要領導。這是關係到人才的問題。於是，有了個大學文憑，就多了一道關卡，要走人，須經縣領導點頭同意。

　　那些年響應號召來到農村的大學生，又陸陸續續地回到大城市去了。各地都需要人才。到了中年的知識分子正是幹事業的主力，既有工作經驗，又正值年富力強。大城市的各行各業都急需人才。一些在基層鍛煉過後又正值黃金年齡的知識分子，就成了搶手的香餑餑。他們還是選擇往高處走，樂意往視野更寬闊、層次更高的地方去發展。人走得多了，很多單位就有意見，就像母雞養到下蛋了就跑到別的窩裏去了。縣裏也同樣需要人才啊。縣裏就采取一些辦法，或委以重任，或提高待遇。實在去意已決的，能拖些時日就拖些時日。最後經不住有人打招呼、托關係的，即使是放走，也算是做了個大人情。那些人得到領導“不耽誤前程”的說法後，都顯出十分感恩戴德的樣子。

　　縣領導倒是沒覺得王正一是個什麽人才，並沒有認為他離開就是縣裏的損失。縣領導對他的印象不怎麽的，尤其認為他的嘴巴不好，老愛說三道四的，不僅在公眾場合發表有損領導形象的言論，而且在私下裏也不時地議論縣裏的一些做法。好像隻有他能力最強，隻有他覺悟最高。這種人留下來本來就沒什麽用。可是，放出去？也不太對頭。把這樣的人放飛了，似乎有些太便宜了。這個不知天高地厚又有些狂妄的年輕人，不能不讓人有一種討厭的感覺，有如蚊子，經常來騷擾你，有時候還來叮你。對於讓人煩心的蚊子與其把它趕走，還不如把它滅了。這是一個有魄力的人的思維方法。如果是個隨和的人，或許就趕走了事，而他不習慣黏黏糊糊的，他喜歡做大刀闊斧的事。對待這樣一個剛毅的硬漢子，如果用另一種方式，也許是個不一樣的結果。他也會有寬容的一麵。如果此刻王正一來懇求他，來跟他說好話，也許他心一軟會放他走。但在關係到他前途的事上，王正一一次也沒有來找過他，太不把他當回事。一個喜歡受人尊重的強勢領導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藐視。他記起了王正一其實就是個一貫蔑視權威蔑視領導的家夥，這樣的人一定得讓他吃點苦頭，接受一點教訓。他決計不放了，把他留下來也翻不了天。對於一個一般幹部，縣領導對他前途的扼殺，就像是捏死一隻小螞蟻一樣容易。而且這個人“文革”時期在縣裏曾經有過一些事，雖然那是他的前幾任手上的事，但沾上了“文革”的邊，那就是政治上有汙點，那就不是什麽留不留得住人才的問題，而是對黨負不負責任的問題，是原則問題。

　　省裏的同學常常打電話來催，讓他加快點動作。但是，對於自己的出路去求人的事，王正一還從來就沒有幹過。他有些不屑。省裏的同學給他出主意，讓他找部裏的同學出出麵，縣裏應該會買賬的。王正一不想去找，也不會去找。他是個有幾分傲骨的人，他最後回答老同學，還是算了，自己的老娘老了，就不出去了。

　　現在的王正一不比當年，不再是當年那樣的豪情滿懷。他再一次地放棄了爭取到省城工作的機會，要留在縣城，不是想著做什麽又紅又專的接班人了，而今他說的是一個家庭的理由。也許的確是為了母親，他的母親老了。到了自己為人父的時候，才真正理解了父親，才真正體會到了當年這個家庭為了讓他上學，付出了多少艱辛。以前他很少去想親情，他更多的是想理想這個有點虛無縹緲的東西。現在的他，有些放心不下老母親，覺得陪老娘的日子是越來越少了，他想多些時間待在母親身邊。是不是想為當年母親及家庭的付出做些補償？

　　過了些許時日，縣裏的領導也換了幾茬，升遷的升遷，調動的調動。不知怎麽的，在機關裏幹得一點起色都沒有的王正一當上了文化局的工會主席，雖然是個沒什麽權力的職務，也就是弄點唱唱跳跳，發發福利，也不需要組織工人罷工什麽的。但畢竟算是提拔了，好歹也是個科級幹部，雖說前頭還要加上個副字。對於一個政治上有一點汙點的人，你不用，也純屬正常。也許是哪個領導愛才，抑或是動了惻隱之心，才想到給他提了一下。那年頭，要從一個一般幹部升為科級幹部，也是要經過努力的。這種努力不僅僅是工作上的，還要有些複雜的爭取。而王正一是打死也不會去爭取的，所以說他還算是幸運的。

　　有了職務就是不一樣，不僅有人稱他為王主席了，他還住進了文化局兩室一廳七十多平方米的宿舍，真是雙喜臨門！

　　有句古話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房子還真是給王正一帶來了災禍。

　　時代在發展，城市隨處可以看見吊車，到處都是工地，到處呈現一派改天換地的模樣。這個小縣城也開始動作了。他住的那個兩層樓的宿舍，正處於縣城的中心地段，聽說即將麵臨拆遷。有個開發商買下了那塊地，要在這裏建一個縣城最大的商業區。開發商是個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卻弄了個外國本子，便又算是個外國人了。據說他有個叔叔在省城做了個不小的官，所以他的能量就挺大。可不是嗎，中國人本來就很尊敬外國人，加上也很尊崇官員，再則又是什麽建設、發展的大事，縣裏便很重視，積極地提供方便。項目進展得很順利，眼看著，有不少房子刷刷地就拆了，一個小學校幾天就沒了。雖說到後來，進度慢了下來，有一些“刁民”就以各種各樣的理由不走，影響拆遷速度。但是，縣裏迅速地采取措施，為此專門成立了個組織，好像叫什麽拆遷指揮部，好多部門的頭兒都在裏麵有官銜，並且由一個縣領導掛帥。

　　文化局宿舍就像塌了天似的，亂哄哄的，一些幹部天天就擔心這個事。補償的標準出來了，聽說每戶拆遷補償款一萬多元。這樣的消息對於這裏的住戶來說，簡直是如雷轟頂。沒有了住處，這一筆相對一套住房來說根本不對稱的款子根本就沒什麽作用。用來租房子，一萬多塊錢估計不夠付兩年的租金；用來買房，還不夠房款的十分之一。一些人開始罵娘、哭訴，個個憤憤不平。大家在焦慮、不安、憤怒、不知所措時不約而同地想到還有個王主席。王正一這個時候站出來安慰大家，叫大家不要怕，是共產黨的天下、人民的政府，不會不管人民的死活。我們團結一心，合理地提出我們的訴求，相信政府不會讓我們成為無家可歸的人。

　　六神無主的住戶們一下子覺得有了主心骨。其實他早就是這裏的主心骨了。平日裏這宿舍樓裏有個什麽事，王主席總是願出頭的。隔壁老李家的兒子接連兩天沒回家了，老李的老婆哭天搶地的，王主席問了平日的一些情況，便把各家吆喝起來，大家分成幾個組，分頭派到縣城各遊戲廳裏找，那個在遊戲廳裏激戰了幾個日夜、疲憊得不知白天黑夜的兒子果然找回了家。二樓的朱老頭半夜突發急病，也是他叫了鄰居的幾個男人，找張竹床紮成擔架把幾近昏迷的老頭抬進了醫院，醫生說送晚了可能就沒命了。如今，這是關乎大家共同麵對的大事，是今後到何處落腳何處安生的大事，鄰居們自然而然地想到王主席。於是，有個什麽情況都來跟他匯報，就連住在這裏的一個在位、一個退位的副局長也是屈尊常來他家討教。王主席的家似乎成了個臨時指揮所。

　　情況是越來越嚴峻了，單位開始找這些幹部一個個談話。大家記住了王主席的話，團結一心，合理訴求。接下來是縣裏的組織部門找談話，幹部都是組織部門管的。年老的幹部擺出一副死豬不怕燙的架勢，組織也拿他們沒有辦法。年輕的幹部雖然有些顧忌，但迫於大家的約定守成，也都不願表態，大家依然做到了齊心協力。這個宿舍的住戶幾乎就是一個嚴密的整體，沒有一個鬆口的。

　　縣裏十分惱火。這裏成了一個大釘子戶，一塊硬骨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組織上下定決心，再硬的骨頭也要啃下來，再難攻的堡壘也要把它拿下。

　　接下來王主席聽到的是一個連著一個的壞消息。

　　退下來的副局長又被找去談話了，他那個在鄉下工商所工作的女兒，本來縣工商局已經同意近期調到縣裏來，如果他在拆遷的問題上不支持縣裏的工作，那他女兒進城的調動就不一定考慮了。

　　隔壁老李哭喪著臉說，他那個讀書時就喜歡打遊戲機的兒子，也沒考上大學，局裏原本答應在電影院給他安排一個事業崗的事，現在也要跟拆遷聯係起來考慮。

　　大家希望王主席能拿個主意。王正一在自己那個即將拆去的十幾個平方米的小客廳裏踱著方步，臉陰得像是雷雨前的天空。他那又粗又厚的眉毛擰成了一個疙瘩，半天都沒有氣響。許久，突然用力地捶了一下桌子，氣憤地說，這都成了什麽政府，做這樣下三爛的事。

　　大家都不願為了自個的事，而破壞這個團結的局麵，破壞一個大家共同努力爭取的目標。大家對王主席有著充分的信任，相信堅持下去，就能爭取到一個相對合理的條件。這個宿舍的住戶依然是鐵板一塊，頑強地堅持著。

　　兒子回來了。王正一的兒子平時不怎麽願回家，他經常挨罵。已經沒有多少機會在公眾場合發牢騷的父親轉移了戰場，家庭就是他的新陣地，兒子便是他發泄的主要對象，就是父親的出氣筒。父親不僅用他那批判的眼光、批判的語氣對外麵的事情評頭品足，作為聽眾的兒子轉眼間便成了他攻擊的對象。身為大兒子的他，在別人眼裏看起來，是個爭氣的兒子。讀書沒讓他操一分錢心，順利地考上了外省的一所名牌大學，本科畢業後，分配在縣裏教育局工作。而且兒子很得領導賞識，上班沒幾年，就是局裏的辦公室主任，馬上就要升副局長了，比他的老子強多了。這些完全可以讓一個父親感到驕傲的事情，父親不僅不感到驕傲，還對於他的進步表示失望，時而嘲諷，說別的沒學會，跟在領導P股後麵溜須拍馬倒是學會了。你做了官，也是個禍害百姓的官，這樣的官，不做也罷。兒子也火了，他再也不願忍受父親的辱罵，與老子麵對麵地幹了起來。“你有什麽，你不也就是知道批判嗎？對什麽事，你不是批判的眼光、批判的口吻？這都是那個年代的一套東西，你一直把它當個寶，不但是思維方式，還有行為做派，你抱著那一堆東西又能怎麽樣？它不僅毀了你一生的政治前途，而且讓你精神上一直痛苦。你一輩子就活在你的主義裏。”這一次，兒子是徹底地反抗他了。反抗他的兒子甩門走了，之後就很少回到家裏。

　　王正一在家裏高興的時候，喜歡高談闊論他的研究成果：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挽救了資本主義的命運，因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即將滅亡的推理，引起了資產階級統治者的重視，從而，他們從中吸取教訓，改進了社會，這才延緩了資本主義滅亡的速度。他的一些諸如此類的理論，在家裏並沒有市場，沒有人願意對這些離自己很遠的不著邊際的事情感興趣。他更多的時候，正如他的兒子所言，老是批判，老是看不慣，看不慣家裏人，看不慣很多事。對妻子雖然也有微詞，倒還注意分寸，對兒子的所作所為，便是橫加指責。他的第二個兒子前些年獨自跑到南邊闖蕩去了，很大的因素是因為不喜歡家裏的氣氛。這個家裏有太多的火藥味，這種硝煙彌漫的氛圍促使他遠遠地離開了這個家。

　　兒子回家也沒跟他說什麽，一直在跟他媽媽嘀咕。兒子走以後，他才知道，兒子被找去談話了。兒子在談話的時候，還給他看了一張紅頭文件--任職通知書，那上麵就有他的名字。但是領導告訴他，這張通過了會議的通知書暫時還不能發出，也可能不再發出。原因是他的父親對於縣裏的拆遷工程不支持，甚至是抵製。作為一個年輕的領導幹部，對於縣裏的重大經濟項目遇到的阻力是何種態度，相信他自己能夠把握。

　　堅強的王正一病倒了。妻子告訴他這個事的時候，問他怎麽辦？從妻子的目光中他能看出她的意思。王主席是斷然不能支持兒子的。他現在是這個集體的支柱，再則，他覺得這是一種交易，有點可恥。他很痛心，是為兒子、為房子，還是為了他不知道的什麽。

　　他躲著妻子的目光。妻子雖然老了，也憔悴了，但仍不失美麗。他妻子美麗的目光卻不是有遠見的目光。妻子不管跟了誰，可都比跟他強，過的日子都比現在好。不說別人，就是他的同學蘇明揚，現在已經在外省當副省長了。想著妻子，他的心就有些隱隱作痛。這麽些年，妻子對他，從沒有過任何的怨言，從來不把他跟別人比。要比，他跟誰都比不過。越是這樣，就越覺得欠了妻子的，這種欠賬是一輩子都沒法還的。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妻子用冰冰的手握著他的手，緩緩地說，我們這一輩子也就這樣了，我們能不能別去阻兒子。

　　不知道王正一在床上輾轉了多少個晚上，總之，有一天，王主席拖著病體去拆遷指揮部簽字了。第二天，他起床，眼睛突然一片漆黑，一口血噴出來，便不省了人事。

　　王主席簽字的事當天就在宿舍迅速傳開了。這些鄰居聽到這個消息，多半不相信它是真的。當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時，一些人難以接受。這一點不像是王主席做出來的事情，錯愕、懷疑，直至憤怒，大家有了種被欺騙的感覺。這個有些高大的形象隨即坍塌了，這個團結的整體頃刻間瓦解了。一些人十分不情願地到拆遷指揮部指定的地方去簽合同。

　　鄰居們知道王主席生病了，沒有誰願意來看他，這樣的行為很難讓人諒解，被認為是種背叛。王主席從家裏用擔架抬著去醫院的時候，沒有人前來問候，人們向他投過來的目光是鄙視的。

　　沒幾天，從醫院傳出了王正一突發心髒病去世的消息。

　　有的人說，他什麽話也沒來得及說就走了，走得太突然了。也有的人說，他臨死的時候，臉上充滿了笑容，他打了一下手勢，好似看見了一個美好的地方。

　　在靈堂上，以前他蹲過點的鄉下人，成群結隊地來了，他們都自覺地要為他守夜，送他最後一程。鄰居們也來了，也要為他守靈，也許他們在用這種方式來表示對王正一的原諒和愧疚。

　　兩個月以後，上麵就有了新的政策，補償的標準高了很多。隻可惜他們沒有堅持住，他們的宿舍已經被夷為了平地。

　　2014.10